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但秘密的生成迫使它不能仅仅满足于以简单的容器掩盖其形式，或满足于交换容器。秘密作为秘密就必须获得自己的形式。秘密从有限的内容上升到无限的保密形式。这就是秘密达到绝对不可感知的程度，而不是与所有相对感知和反应的相互作用相联系。我们从定义清晰、定位明确和属于过去的一个内容，转移到所发生的、不可定位的某事的一个先验的一般形式。我们从被界定为歇斯底里的童年秘密（内容）转移到被界定为特别强烈的偏执狂的保密状态（形式）。而这个形式展示了秘密的两个共存因素，秘密的感知和秘密影响的行为方式；但这些共存因素已经成了它们不断重构、重组、重新填充内容的一个形式。另一方面，偏执狂痛斥那些偷取情报、偷取最隐秘思想的国际阴谋；要么在组建之前就宣布他们具有感知别人秘密的能力（具有偏执嫉妒心理的人并不通过逃避来理解别人；他们几乎预见不到逃避的意图)。另一方面，偏执狂通过他们放射或接收的辐射发挥作用，不然就忍受辐射带来的痛苦(雷蒙·卢塞尔和施莱伯尔)。通过辐射发生的影响，通过逃避或反响产生的重叠，赋予秘密一种无限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感知和行为都进入了不可感知状态。偏执式判断就像一种感知预示一样，取代了对盒子及其内容的经验探讨：先天就是有罪的，而且必然如此！（比如，《追忆逝水年华》中与阿尔伯丁有关的叙述者的进化。）我们可以概括地说，精神分析学已经从对秘密的歇斯底里式认识发展到了偏执狂式的认识。①无休止的分析：分配给无意识的越来越艰难的任务就是把自身看作秘密的无限形式，而不是包含着秘密的简单的盒子。你可以讲出一切，但在讲出一切的同时，你什么也不会说，因为要把内容与纯形式搭配起来，要求具备精神分析学的全部“艺术”。然而，当以这种方式把秘密提高到形式的高度之后，秘密就必然要经历一次冒险。当“发生了什么事？”这个问题获得其无限的坚实形式时，其回答必然是什么都未发生，形式和内容都被破坏了。消息传播得很快，人的秘密什么都不是，根本什么都不是。俄狄浦斯，法勒斯，阉割，“肉体中的裂片”这就是秘密吗？这足以让女人、儿童、精神病患者和分子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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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aul Emest Joset 清楚地指出了初创的秘密结社，即刚果的 Manbela 的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对传统政治领袖的影响，这可以导致社会权力的转换；另一方面是它与Anioto的实际关系，后者是由罪犯或豹人党（且与Manbela源出不同）组织起来的—一个幕后秘密结社：见 Les sociétés secretes des hommes - léopards en Afriquenoire, chapter 5.

秘密越是具备结构的组织化形式，它就越单薄，越无处不在，其内容就越分子化，同时，其形式也开始消解。如迦卡斯塔所说，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秘密并不因此消失，但却采纳了比较女性的地位。在施莱伯尔总统的偏执式秘密背后，如果不是生成女性、生成女人，那还能是什么呢？女人完全不像男人那样操纵秘密（除非在重构一种被颠倒了的男性秘密，即雌蕊的秘密形象时)。男人总是由于卤莽、嘴碎，由于团结、叛逆，而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然而，奇怪的是，一个女人就本性而言是透明的、清白的、迅速的，那又何以在不隐藏任何东西的情况下保守秘密呢？宫廷爱情中秘密的复杂组合也许是女性的，而且以最透明的方式运作。速度与引力。战争机器的速度与国家机器的引力相抗衡。男人采取严肃的立场，骑士般地保守秘密：“你看到了我所承担的压力：我的严肃，我的谨慎。”但结果他们还是讲出了一切一—结果证明那根本没有什么。另一方面是女人，她们讲出一切，有时讲出惊人的技术细节，但人们在结尾时所得知的与开始时一样多。她们利用速度、利用透明度而隐藏了一切。她们没有秘密，因为她们自身已经成为秘密。她们比我们更精明吗？依菲琴尼亚。生来就清白无辜。这是女孩对抗男性关于“先天有罪”的判断的辩解。……这就是秘密所能达到的终极状态：其内容被分子化了，它已成为分子，在其形式被肢解的同时成为一条纯粹运动的线条一可以说，一个特定的线条就是画家的“秘密”，一个特定的节奏细胞，一个特定的声音分子（并不构成主题或形式），就是音乐家的“秘密”。

① 关于秘密的精神分析学概念，见 Du secret，Nouvelle revue de psychanalyse， no. 14(Fall，1976)；在这个话题上对弗洛伊德观点的发展，见 Claude Girard，“Le secret aux origins," pp. 55 –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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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曾经有一个作家描写过秘密，那就是亨利·詹姆斯。在这方面，他经历了整个进化过程，如同对艺术的完善一样。他开始时寻找秘密的内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半开放的，转瞬即逝的内容。然后，他提出可能有一种无限的秘密形式，它甚至不再要求什么内容，它已经克服了不可感知的东西。但他提出这种可能性只是为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秘密存在于内容还是存在于形式之中？回答已经显而易见：既不在形式，也不在内容。①詹姆斯是彻底卷入不可抗拒的生成女人之中的作家之一。他从未停止放弃追求他的目标，发明必要的技术。把秘密的内容分子化，把秘密的形式线性化。詹姆斯探讨了这一切：从秘密的生成孩子（总要有一个发现秘密的孩子：《梅西所知》），到秘密的生成女人（通过透明的保密，只不过是几乎不留踪迹的纯粹线条；令人瞩目的《黛西·米勒》)。詹姆斯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接近普鲁斯特；正是他提高了那声呼喊：“先天的清白！”（黛西所要求的不过是一点尊敬，她甚至能为那点尊敬献出她的爱………)，与把阿尔伯丁送入地狱的“先天有罪”对立了起来。这个秘密的关键与其说是其三个状态（儿童的内容，男性的无限形式，纯粹女性的线条)，毋宁说是与其相联系的生成，秘密的生成孩子，生成女性，生成分子一这恰恰是在秘密失去其内容和形式时，在不可感知的东西、秘密隐藏的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隐藏、最终被感知的地方发生的。从灰色的外在性到灰色的内在性。俄狄浦斯经历了三个秘密：斯芬克斯的秘密，他渗透到了斯芬克斯的盒子里；沉重地压在他身上的作为自身罪孽之无限形式的秘密；最后是科罗诺斯的秘密，在这里，人们无法接近他，他与纯粹的逃亡和放逐路线交融在一起，已经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了，或如一个能剧老演员那样，只有一个女孩的面具来掩盖他所缺乏的脸了。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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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ernard Pingaud 基于亨利·詹姆斯的代表性文本“The Figure in the Carpet”(The Novels and Tables of Henry James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07 – 1917], vol.15)表明，秘密是如何从内容跃到形式，并逃避了二者的：Du secret，pp. 247-249. 人们常常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评论这个文本；最重要的是J. - B. Pontalis 的Après Freud(Paris:Gallimard，1968)。但在界定无意识和语言的层面上，精神分析学仍然是一个必然隐蔽的内容的囚徒，也是一个必然象征的形式（结构，缺场的原因……）的囚徒。这就是在审美和文学应用上它何以没有抓住作者内心的秘密和属于作者的秘密的原因。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俄狄浦斯的秘密：他们关注前两种秘密，而不关注后两种，而后两种却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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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话，不撒谎，不隐藏什么：他们是透明的秘密，像水一样不可渗透，实际上是不可理解的。而另一些人保守秘密，却总被泄露出去，即便给它围上一道厚厚的墙壁或赋予它一个无限的形式，也无济于事。

回忆与生成，点与区。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生成物，但却没有生成人呢？首先，这是因为人是多数的，而生成物是少数的；一切生成都是生成少数。我们所说的多数，指的不是相对的大量，而是指对一个状态或标准的判定，相关于这个状态或标准的较大的量或最小的量都可以说是少数：白人，成年男性，等等。多数意味着一种主导状态，而不是反面。这不是要知道蚊子或苍蝇是否比人还多的问题，而是要知道“人”何以构成了一种宇宙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人必然地（分析地）构成了多数。政府中的多数假定选举权，这个多数不仅是在拥有这个权利的人当中确立的，而且针对不拥有这个权利的人行使的，不管这些人的数量有多大。同样，宇宙中的多数是假定被事先给予了人的权利和权力的。①在这个意义上，妇女、儿童，还有动物、植物和分子，都是少数的。也许正是与人的标准相关的女人的特殊处境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生成物，由于是少数的，所以总是要经过一个生成女人的过程。重要的是，不要把作为生成或过程的少数（minoritarian）与作为集合体或状态的少数（minority）混为一谈。犹太人、吉卜赛人等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构成少数，但这个少数本身不能使他们成为生成物。在少数状态中，人们重新分域，或允许自身被重新分域。但在生成过程中，人被解域。如黑豹党人所说，甚至黑人也必须生成黑人。甚至女人也必须生成女人。甚至犹太人也必须生成犹太人(这当然不仅仅是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这就是实况的话，那么，生成犹太人就必然像影响到犹太人一样影响到非犹太人。生成女人就必然像影响到女人一样影响到男人。在某种意义上，生成中的主体总是“男人”，但只有在进入了生成少数的过程时，他才与多数身份分割开来。如在亚瑟·米勒的小说《焦距》或罗塞的影片《克莱因先生》中：正是非犹太人成了犹太人。在与标准身份割裂后，他们就完全卷人了这个生成过程之中。相反，如果犹太人本身必须生成犹太人，如果女人必须生成女人，如果儿童必须生成儿童，如果黑人必须生成黑人，那是因为只有少数才能用做生成的积极媒介，但在这种状况下，它就不再是可以根据多数加以定义的集合体了。因此，生成犹太人，生成女人等等，意味着两个同时性运动，根据一个运动，条件（主体）从多数退出来，而根据另一个运动，条件（媒介或代理者）从少数中诞生。有一个不对称的和不可分解的生成区，一个联合区：两个“克莱因先生，”犹太人的和非犹太人的，他们都进入了生成犹太人的过程（《焦距》中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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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多数这一思想的模糊性，见 Kenneth Arrow 的两个著名命题：the Con-dorcet effect 和 theorem of collective decisionc

一个女人必须生成女人，但却是在所有男人的生成女人之中。一个犹太人必须生成犹太人，但必须是在非犹太人的生成犹太人之中。生成少数只有在一个被解域的媒介或主体与其因素相似的情况下才存在。生成的主体除非作为一个多数的被解域的变体，否则并不存在。我们可能被任何东西，被最出乎意料的、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抛入生成之中。除非有一些细节开始膨胀，把你带走，否则，你就没有偏离多数。《焦距》的主人公是普通美国人，他由于需要一幅眼镜才使鼻子显得有些像闪族人，而正是因为“这副眼镜”他才被抛入非犹太人生成犹太人的奇怪冒险之中。凡事都可以这样做，但最终都证明是政治。生成少数是政治，那就必然促成一种权力劳动，一种主动的微观政治学。这是宏观政治学的反面，甚至是历史的反面，历史的问题在于如何赢得或获得多数。如福克纳所说，要避免成为一个法西斯，惟一的选择就是成为黑人。①与历史不同的是，生成不能根据过去和未来加以概念化。生成革命仍然无视于革命的未来和过去等问题；它在二者之间穿过。每一个生成都是一个共存区。所谓的非历史社会存在于历史之外，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于再生产不可变的模式，或被固定的结构所控制，而是因为它们是生成的社会（战争社会，秘密结社等等）。历史只是多数的历史，或是依据多数定义的少数的历史。然而，就不可感知的东西的进展而言，“如何赢得多数”则完全是一个次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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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目换一个方式说：不存在生成人，是因为人是一个克分子实体，而生成物则是分子。表面的功能向我们表明了人借以构成多数的形式，或是多数赖以建立的标准：白人，男性，成人，“理性”，等等，简言之，就是普通的欧洲人，表述的主体。根据树状规律，跨越所有空间或整个屏幕的正是这个中心点，它在每一个转弯处都树立一个对立面，表面特征就是根据这个对立面得以保留的：男性—（女性），成人一（孩子)，白人一（黑人，黄种人，或红种人），理性—（动物）。这个中心点，或称第三只眼，具有在二元机器中组织二元分配的属性，能在主导的对立条件下繁殖自身，同时，整个对立又在中心点产生共鸣。“多数”的构架是多余的了。人通过中心点的位置、其频率（它必然要借助每一个主导点来繁殖）、其共鸣（在它内部把所有的点都连结起来）而把自身建构成巨大的记忆。在克分子系统的集合体中，把一点与另一点连接起来的线，都是由符合频率和共鸣等记忆条件的点来界定的，因而都是树状系统的组成部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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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William Faulkner, Intruder in the Dust (New York: Vintage, 1948), p. 216。在谈到内战后的南方白人时（不仅穷白人，还有过去的有钱白人），福克纳写道，“我们正处于1933年以后的德国人的处境，他们没有其他选择，而只有成为纳粹，不然就成为犹太人。”

构成树状的东西就是线对点的从属。当然，孩子、女人和黑人都有回忆；但把这些回忆收集起来的记忆仍然是一种男性的多数动因，把这些回忆当作“童年的回忆，”当作婚姻的或殖民的回忆。确定点的连接或点的共边而非在点与点之间建立一种关系是可能的：这样，你所拥有的是幻想而非回忆。比如，一个女人可以有一个女性点毗邻一个男性点，一个男人可以有一个男性点毗邻一个女性点。然而，这些杂点所构成的构架并未使我们在真正生成的方向走出多远（比如，根据精神分析学，双性恋决不排除男性的主导和“法勒斯”的多数)。只要一条线连接着两个相距的点，或由两个毗邻的点构成，那就不能打破树状图式，就不能接近生成或分子。一条生成线不是由它所连接的点界定的，也不是由构成它的点界定的；相反，它在点之间穿过，从中间穿过，垂直地跑向最先看到的点，与

①线对点的从属显见于树状图式中：见 Julien Pacotte，Le réseau arborescent, schème primordial de la pensée(Paris:Hermann，1936)，而中心或等级系统的地位，见 Pierre Rosenthiehl and Jean Petitot, “Automate asocial et systèmes acentrés," Comnunications，no. 22(1974)，pp. 45- 62. 多数的树状图式有如下图：

成人（控着点）美人（中心点）(数子)(女人) 男性（控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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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距或共边的点构成局部关系。①点总是源点。但一条生成线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没有出发，也没有到达；没有起源，也没有终点；要说起源的缺场，把缺场的起源当作起源，这是糟糕的词语游戏。一条生成线只有中间。中间不是平均的；它是快速运动，是运动的绝对速度。生成总是在中间；只能在中间获得生成。生成既不是一，也不是二，更不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它是在中间，垂直逃向或下降到二者的边界或路线。如果生成是一个区（线一区），那是因为它构成了一个临近的和不可辨别的地带，一座无人岛，清扫两个相距或毗邻点的一种非局部关系，把人带入他者的临近性中—而边界—临近性则无视毗邻和相距。把黄蜂和兰花连接起来的生成线或区导致了共享的解域：就黄蜂来说，它成了兰花繁殖系统中的一个被解放了的因素，而就兰花来说，它成了黄蜂体内一种微生物的客体，也从其自身的繁殖系统中解放出来了。两个非对称运动的共存构成了一个区，在逃亡路线上扫清一切选择性障碍。线或区并不把黄蜂和兰花连接起来，正如它也不把它们联合或混合起来一样：它从它们中间穿过，在一个共享的临近性中把它们带走，这里，点的可分辨性消失了。生成的线系统或区系统是与记忆的点系统相对立的。生成是线借以摆脱点、并使点不可辨认的运动：块茎，树状的对立面；是从树状的分裂。生成是反记忆。毫无疑问，存在着一种分子记忆，但却作为一个组成因素而进入了一个多数或克分子系统。记忆始终具有重新分域的功能。另一方面，解域的向量决不是不确定的；它直接插入分子层面，它越是被解域，其接触就越坚固：恰恰是解域把分子因素的集合体“凝聚在一起”的。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把一个童年区或生成孩子与童年记忆加以对比：“一个”分子孩子诞生了…在一个临近地带或一个生成区，在把我们二者同时带走的一条解域线上，“一个”分子孩子与我们相共存—对立于孩提时的我们，我们回忆或幻想的克分子孩子，他的未来是成人。“这将是童年，但决不是我的童年，”弗吉尼亚·伍尔芙写道。(《奥兰多》已经摆脱了记忆，而是靠区—年龄区、时代区、自然王国区、性区来运作的，在事物之间构成了许多生成物，或许多解域线。)①我们在上文中所说的“记忆”，其实是错误的；我们实际要说的是“生成，”我们所说的是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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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A与B（距离）之间连接或共边的一条生成线：

如果线与点相对立（或区与记忆相对立，生成与记忆的能力相对立)，那也不是绝对的：一个数点系统包括了线的一些用法，而区则赋予点以新的功能。在数点系统中，点基本上指线性坐标。不仅代表水平线和垂直线，而且，垂直线与自身构成平行运动，而水平线则与其他水平线相重合。每一个点都是根据这两个基本坐标来分配的，但也由一条重合的水平线和一条错置的垂直线或平面来标志的。最后，当一点与另一点被一条线连接起来时，两个点便相接了。当线被当成这样的坐标或局部连接时，一个系统就可以说是数点系统。比如，树状系统、克分子系统和一般的记忆系统都是数点的。记忆具有数点组织，因为每一个现在都指时间流动的水平线（运动学），从一个过去的现在到实际的现在的运动，同时又指时间秩序的垂直线（地层学），从现在到过去或到对过去的现在的再现。这当然是一个基本图式，其发展必须经过一些重要的复杂过程，但却是建立在构成“说教”系统的艺术再现之上的，换言之，是一种记忆术。一方面，音乐再现画出一条水平的旋律线，低音线，其他旋律线都与这条低音线重合；点就在这些线之间的对位关系之中。另一方面，音乐再现也画出一条垂直的、和谐的线或平面，它沿着水平线运动，但不再依赖于这些水平线；它从高向低运动，界定一个能够与后续其他和音相连接的一个和音。绘画再现也具有类似形式，但是以其自己的方式：这不仅因为绘画具有垂直线和水平线，也因为其特征和色彩均以各自的理由相关于错置的垂直线和重合的水平线(比如，垂直的冷色，或白色，光和色调；水平的暖色，或黑色，色彩学和形态，等等)。仅举相对较近的例子，这显见于康定斯基、克里和蒙德里安的说教系统中，这必然意味着与音乐的偶合。

①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3, p. 236 (Wednesday, November 28, 1928)。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卡夫卡的作品，其中，童年区是作为童年记忆的对立面发生作用的。普鲁斯特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他把二者混合起来了。精神分析学家则要捕捉记忆或幻想，决不是童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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