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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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思想

① Gisèle Brelet, “Musiqu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 in Histoire de la musique, ed. Roland Manuel, “Pléiade"(Paris: Gallimard, 1977), vol. 2, pp. 1166.

① 亨利·米勒为 Varèse 写的一个文本，The Air - Conditioned Nightmare (NewYork: New Directions, 1945), pp. 176 - 177.

生成强度，生成动物，生成无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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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原理Ⅰ. 战争机器外在于国家机器。

命题Ⅰ.这种外在性首先在神话、史诗、戏剧和游戏中得到验证。

乔治·杜梅西尔在对印欧神话的确定性分析中表明，政治主权或统治有两个头领：一个是魔术师一国王，另一个是法官一牧师。王和祭司，国王和婆罗门，罗穆卢斯和努马，伐楼拿和米特拉，君主和立法者，立约者和组织者。毫无疑问，这两极的对立是针锋相对的，如同模糊与清晰，暴力与和平，敏捷与笨重，无法无天和规规矩矩，“约束”和“合同”，等等。②但这种对立只是相对的；它们作为变换的一对儿，仿佛表现了一的分化，或本身构成了一个主权统一。“同时既是对抗的又是互补的，相互需要，因此没有敌意，没有冲突的神话：在任何一个层面上的详细描述都自动要求另一个层面上的同源描述。二者合起来穷尽了功能场。”它们是国家机器的主要因素，通过一对一的步骤运作，分配二元差异，构成一个内在性环境。这是使国家机器变成层次等级的一种双重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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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lected from Gilles Deleuze and Féle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y Brian Massumi (London and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p. 351 – 423. Notes from pp. 552 - 564.

② Georges Dumézil，Mitra - Varuna(Paris:Gallimard，1948). 关于约束与合同，见 pp. . 118 - 124.

将要看到的是，战争并不包括在国家机器中。国家要么支配不通过战争渠道的暴力—用警察和狱卒代替军队，没有武装，也不需要武装，通过直接的、魔幻般的抓捕、“捕捉”和“绑缚”来防止一切战斗；要么就建立一支军队，但前提是依法把战争与军事组织的功能融合在一起。①至于自在的战争机器，似乎不能化简为国家机器，它外在于国家主权并先于法律；它源于别处。战神因陀罗与伐楼拿作对，就如同与米特拉作对一样。②他不能被化简为一个或另一个，就如同他不能构成第三个战神一样。他就像一个纯粹的无法衡量的多元体，一个帮伙，转瞬即逝的变形力量的一次突发。他解开绳索就像背叛帮伙一样。他用喧闹抵抗主权，用快速抵抗引力，用秘密抵抗公开，用权力抵抗主权，用机器抵抗装备。他是另一种正义的见证，有时令人难以置信地残酷，有时又无与伦比地仁慈(因为他解开了绳索……)。③最重要的是，他是与女人、与动物等其他关系的见证，因为他看到了有关生成的全部事物，而不是把二元分配置于“国家”之间：它证实了武士的一种生成动物，一种生成女人，这既外在于条件的二元性，又外在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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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的第一极（伐楼拿，天王，罗穆卢斯）通过魔幻般的束缚、抓捕和直接捕捉运作：它不展开战斗，没有战争机器，它束缚，仅此而已。其另一极（米特拉，宙斯，努马）利用军队，但用法律和制度规则限制军队，使之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部件：因此，玛尔斯-提瓦兹并不是战神，而是“司战争之神’。”见 Dumézil, Mitra - Varuna, pp. 113ff., 148ff., 202ff.

② Dumézil, The Destiny of the Warrior, trans. Alf Hiltebe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③关于战神“解开绳索”、与魔幻束缚和法律合同作对的功能，见Dumzil，Mitra - Varuna，Pp. 124 – 132. 又见杜梅西尔著作中对“喧闹”的分析。

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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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对应性。无论在哪方面，战争机器都属于有别于国家机器的另一类、另一本质和另一本源。

姑且举一个有限的例子，在博弈论的语境下比较战争机器与国家机器。我们且从棋子的角度来看象棋和围棋中棋子与其所用空间的关系。象棋是国家游戏，宫廷游戏：中国皇帝下象棋。象棋的棋子是被编码的；它们具有内在性和各种内在属性，由此而衍生出它们的运动、处境和对峙。它们是有个性的；马就是马，卒就是卒，象就是象。每一个都是被赋予了相对权力的陈述的主体，这些相对权力在表述的主体身上，即在下棋者或游戏的外在形式上集中体现出来。对比之下，围棋是弹丸，是圆片，是简单的数学单位，只具有一种无名的、集体的或第三人称的功能：“它”下一步棋。“它”可能是男人，女人，一只虱子，一头大象。围棋棋子是一个非主观化的机器组合的各个因素，没有内在属性，只有环境属性。因此，这两种情况下的关系非常不同。在内部环境中，象棋棋子相互之间以及与对方棋子之间的关系是双向单声部的，起着结构的功能。另一方面，围棋棋子只有外部环境，或与星云或星座的外在关系，它根据这种关系履行插入或定位的功能，如划定边界，围攻和突破重围等。一个围棋棋子可以匹马单枪共时地攻破整个星座。而一个象棋棋子却不能（或只能历时地打败对方）。象棋的确是战争，但却是制度化了的，有规则的，被编码了的战争，有前线、后方和战斗。但围棋却是没有战线的战争，既没有对峙也没有撤退，甚至没有战斗：纯粹的策略，而象棋则是符号学。最后，空间也决非相同：在象棋中，问题是为自己安排一个封闭的空间，是要从一点走向另一点，是要以最小量的棋子占领最大数量的方格。在围棋中，问题是要把自己安排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占据空间，保持在任何一点上都能跳起的可能性：运动不是从一点到另一点，而是永久的，没有目标或目的地，没有起点或终点。围棋的“平滑”空间与象棋的“条纹”空间相对立。围棋的诺摩斯（nomos，法则）对立于象棋的国家，法则对立于城邦。其差别在于，象棋给空间编码和解码，而围棋则全然不同，对空间进行分域或解域（把外部当作空间地域；通过建立第二个临近地域加固第一个地域；通过从内部打破敌人的地域而对敌人进行解域；通过放弃、去往别处而对自己解域……)。另一种正义，另一种运动，另一种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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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了，仿佛命运之神，没有理由，没有考虑，没有借口………”“在某种意义上，那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径直攻入首都。不管怎么说，他们就在这里；他们的人数好像每天早上都在增加。”①卢克·德·休什分析了一个班图神话，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同的阴谋：空格罗是土著皇帝和公共事务管理者，公务员和警察，把他的同父异母妹妹们送给了狩猎者比迪，比迪帮助他后，离开了。比迪的儿子心怀叵测，与父亲一起走了，回来时从外部带来了那个想象不到的东西，一支军队。他杀死了空格罗，建立了一个新国家。②在魔幻的君主国家与包括军队制度在内的法制国家“之间”，我们看到了来自外部的战争机器的闪现。

从国家角度看，战争人的创新性及其怪癖必然以否定的形式出现：愚蠢，畸形，疯狂，不合法性，篡权，罪孽。杜梅西尔分析了印欧传统中武士的三条“罪过”：反国王，反牧师，反国家法律（比如，包括男人和女人在内的性犯罪，甚至对国家制定的战争法的违背)。①武士所处的位置使他能背叛一切，包括军事功能，不然就什么都不懂。结果，历史学家，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苏联的，都遵循这一否定传统来说明成吉思汗何以什么都不懂：他“不懂”城市现象。这并不难启口。问题就在与国家机器的关系上，战争机器的外在性显见于各处，但仍然难以概念化。仅仅证明战争机器外在于国家机器是不够的。有必要把战争机器看作一个纯粹的外部形式，而国家机器则构成了我们习惯上当作模式的内在形式，或我们借以构成思维习惯的模式。其复杂的原因在于，战争机器的这种外部力量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与国家机器的两个头领之一相混淆。有时，它与国家的魔幻暴力相混淆，在另一些时候则与国家的军事制度相混淆。比如，战争机器发明了速度和保密制度；但这与国家的速度和保密制度完全相同，尽管是相对次要的。所以，把政治主权的两极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这两极的互动关系，与战争权力混为一谈就是极其危险的。杜梅西尔对罗马皇帝的谱系进行了综述：首先是在整个序列中反复发生的罗穆卢斯-努马的关系，在这两种同样合法的统治者之间还有一些变体和交替。但还有一种与“坏国王”的关系，图鲁斯·霍斯提里乌斯，塔奎尼乌斯·苏波布斯，不安定的、不合法的武士骤然兴起。②这也令人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的国王：甚至暴力、谋杀和罪恶都没有妨碍国家生产“好”国王；但像理查三世这样令人不安的人物溜了进来，从一开始就宣告了他要重新发明战争机器并要推行战争机器的意图（畸形的，阴险的，背叛的，他宣布的“秘密封闭意图”完全不同于对国家权力的征服，①与女人的另一种—一种另外的关系)。简言之，无论何时，一旦战争力量的爆发与国家统治路线相混淆，麻烦就出现了；这时，只能通过否定的范畴来理解战争机器，因为在国家之外一切都已荡然无存。但是，一旦回到外部环境，战争机器就被看作另一类，另一性质，另一来源。必须认为它位于国家的两个头领之间，位于两种表述之间，而要想从一种走向另一种，就必须经过战争机器。但在二者“之间”，在那个例子中，即便是县花一现，它也宣告了它的不可简约性。国家不拥有自己的战争机器：它只能挪用以军事制度为体现的战争机器，这种战争机器会接二连三地给它带来麻烦。这说明国家之所以不信任军事制度，是因为军事制度继承了一种外在的战争机器。卡尔·封·克劳斯维茨概述了这种情况，他把绝对战争的流动看作国家出于政治需要而片面采纳的一个理念，而且或多或少是合格的“导体”。

①第一句引文出自尼采，Ihe Genealogy of Morals，second essay，sect. 17，trans.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1967)， p. 86. 第二句出自 卡夫卡, “An Old Manuscript,"The Complete Stories, ed. Nahumn N. Glazer (New York: Schocken, 1983), p. 416.

② 卢克·德·休什强调了空格罗行动的公开性，以对立于比迪父子的秘密行动；尤其明显的是，前者在公开场所吃饭，而后者在用餐时从不露面。以后我们将看到战争机器与秘密的重要关系，这既是原则问题，又是结果：间谋活动，策略，外交。评论家们常常强调这一关联。Le roi iare ou l'origine de l'État (Paris:Galli-mard, 1972).

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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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印度神因陀罗、斯堪的纳维亚英雄斯塔卡瑟鲁斯和希腊神赫拉克勒斯的三种罪孽的分析，见杜梅西尔，Mythe α qpopee，vl. 2，pp. 17 - 19(Paris:Gallimard, 1971). 见 The Destiny of the Warrior.

② Dummezil，Mitra - Vanuna，p. 135。杜梅西尔分析了这些混淆的危险和原因，这是由经济变量造成的。见pp. 153，159。

身陷政治主权的两极之间，战争人似乎是过往时代的、遭谴责的、没有未来的人，只是以自己的愤怒对付自己。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然后是埃阿斯，他们的后代以足够的力量宣布独立于阿伽门农，那个旧城邦之人。但在尤利西斯面前，他们却无能为力。尤利西斯属于新兴的现代国家人，第一个现代国家人。正是尤利西斯继承了阿喀琉斯的武装，把它们用于其他方面，使之服从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埃阿斯。埃阿斯由于蔑视女神而受诅咒，而犯罪。①把战争人的境遇描写成怪异和遭罚者的，最好的作家莫过于克莱斯特。在《彭忒西勒亚》中，阿喀琉斯已经摆脱了权力：战争机器已经传给了亚马孙人，一个没有国家的女族，她们的正义、宗教和爱都是专以战争方式组织的。作为斯库忒斯人的后代，亚马孙人像闪电一样在希腊和特洛伊这两个国家“之间”崛起。她们扫清一切障碍。阿喀琉斯被带到他的对手彭忒西勒亚面前。在不明不白的斗争中，阿喀琉斯无法抵制他对彭忒西勒亚的爱，无法抵制与战争机器结婚，因此也无法不同时背叛阿伽门农和尤利西斯。然而，他早已属于那个希腊国家了，而对彭忒西勒亚来说，如果她本人不背叛本族的集体律法，防止“选择”敌人、因此也防止进入一对一的关系或二元差异系统的帮伙律法，她也无法与阿喀琉斯进行那场情感战争。

① Richard III, act I, scene I, line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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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作品中，克莱斯特赞扬了战争机器，把它与国家机器对立起来，进行一场从一开始就失败了的斗争。毫无疑问，阿米尼乌斯歌颂打破了帝国联合武装的日耳曼战争机器，将其与罗马国家永远对立起来。但洪堡王子却只生活在梦中，由于几平成功地违背了国家法律而遭世人唾骂。至于克尔哈斯，他的战争机器充其量不过是土匪。在国家胜利时，战争机器的命运只能是下面这种选择吗？要么是由国家机器规训的军事机构，要么把矛头对准自己，成为孤独的男人和孤独的女人的双重自杀机器？歌德和黑格尔都是论述国家的思想家，都把克莱斯特视为怪物，而克莱斯特从一开始就失败了。那么，何以说他身上存在着最异乎寻常的现代性呢？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中包含着秘密、速度和情感的因素。①在克莱斯特的作品中，秘密已不再是以内在性为形式的内容了；相反，它变成了一种形式，与总是与外在于自身的外在性的形式相认同。同样，感觉也从“主体”的内在性中根绝出来，被疯狂地抛向外部，进入纯外在性的环境，这种环境赋予它们难以置信的速度，一股飞流急下的力量：爱或恨，都不再是感觉而是情感。而这些情感都是武士（熊，母狗等）生成女人、生成动物的例子。情感就像箭一样穿透身体，它们是战争武器。情感速度的解域。甚至梦（洪堡的梦，彭忒西勒亚的梦）也被一个接力和插入系统外化了，被属于战争机器的外部联系外化了。破碎的指环。这个外在性因素——这个主导一切的、克莱斯特在文学中发明的、他第一个发明的因素—将赋予时间以新的节奏：无休止的连续紧张或昏迷，突发的紧张或繁忙。紧张症是：“这种情感对我来说太强烈了，”而突发的紧张则是：“这股情感力量占据了我，”所以，自我现在不过是一个映像，它的行动和感情都失去了主体，也许到了死亡的程度。这就是克莱斯特的个性公式：一连串的疯狂逃亡和紧张的僵化，其中，主体的内在性已经荡然无存。克莱斯特作品中有许多东方的东西：日本相扑摔跤手，看起来纹丝不动，而出手又太快让人难以看见。围棋棋手。现代艺术中有许多因素来自克莱斯特。歌德和黑格尔是紧次于克莱斯特的老人。有没有可能在战争机器停止存在、被国家征服的时刻，它却又最充分地展示了它的不可简约性，又分散在思想、爱情、死亡或创造机器之中，而这些机器又以生命力或革命力量向征服它们的国家发起挑战？已经被攻克、遭谴责、被利用的战争机器是否已经在这个过程中采纳了新形式，改头换面，证实了自身的不可简约性和外在性，并利用了纯粹外在性的环境，致使西方的国家人或西方的思想家继续简约为自身之外的某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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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埃阿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见 Jean Starobinski 的分析，Trois Fureurs(Paris:Gallimard，1974)。斯塔罗宾斯基清楚地提出了战争和国家的问题。

①Mathieu Carrierre在一篇尚未发表的克莱斯特研究中分析了这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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