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绵延只是两个倾向之一，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之一；但是，就全部存在而言，如果它区别于自身，那么，它真的不包含另一半的秘密了吗？它怎么还能离开它与之相区别的自身的外部，即那另一种倾向呢？如果绵延区别于自身，那么，它所区别的东西就肯定仍然是绵延。这并不是像分化混合物那样去分化绵延的问题：绵延是简单的、不可分化的、纯粹的；而是别的问题：简单的东西不分化自身，它区别自身。自我区别是简单事物的本质或差异的运动。因此，混合物分解成两个倾向，一个是不可分化的，但不可分化的倾向却把自身区别成两个倾向，另一个是分化的原则。空间被分解成物质和绵延，但绵延将自身区别为矛盾和张弛，张弛是物质的原则。有机形式分解成物质和生命冲动，而生命冲动又分解成本能和智力，智力是物质转换成空间的原则。混合物的分解和简单事物的区别显然不是相同的：差异方法把这两种运动结合起来。但现在我们必须就这种区别力提出问题。这将引导我们走向纯粹的内在差异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最终决定将表明区别于绵延的东西何以仍然是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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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绵延与同时性》中，柏格森把绵延归结为一股奇异的包容自身的力量，根据注意力的性质，这股力量既能把自身区别为不同的差异流，又可以使自身集中在单一的流动上。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虚拟性这个根本概念出现了，并将在《物质与记忆》中得到深入探讨：绵延，不可分化的东西，并不是确实不可分化的东西，而是在分化自身的过程中发生性质变化的东西，而发生这种性质变化的东西界定了虚拟性或主体。最终，我们将在《创造进化论》中找到必要的信息。生物学向我们展示了作用着的差异过程。我们之所以探讨差异概念，是因为它不能被化简为程度或强度，也不能化简为他性或矛盾：这样一种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其概念本身不是生物学的。生命是差异过程。在此，柏格森考虑的与其说是胚胎的差异，不如说是种属的差异，也即进化。在达尔文那里，差异和生命的问题在进化的概念中变成同一的了，尽管达尔文本人并没有真正提出生命差异的概念。依据某种机械方法，柏格森表明生命差异是一种内在差异。但是，那种内在差异也同样不能看作是种简单的决定：一个决定可能是偶然的，或至少它的存在相关于某一原因、目的或机会，这样它才暗示一种存在的外在性。此外，几种决定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联想的关系，或增补的关系。生命差异不仅不会成为一种决定，反而会成为它的反面。它本身将趋向于非决定。柏格森始终坚持认为生命形式的属性是不可预测的：“不可确定的，即是说，不可预测的。”在柏格森那里，不可预测的和不可确定的并不是偶然的，相反是本质的，是偶然性的反面。在把差异变成一个简单决定的过程中，我们要么把它交到偶然性的手上，要么就必然把它作为某事物的功能，而同时还将其置于与生命的偶然关系之中。但变化的倾向并非与生命处于偶然的关系中；此外，变化本身并非是偶然的，生命冲动“是变种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说，差异不是一个决定，而是在与生命的本质关系中的一种区别。毫无疑问，区别来源于生命在物质中遭遇的抵制，但它首先来源于生命本身携带的内在爆发力。“生命倾向的本质就是扩散自身，通过纯粹的成长事实创造不同的方向，每一个方向都将接受一定量的冲力”：虚拟性的存在在于它通过分解自身来实现自身，在于它被迫分解自身以便实现自身。自我区别是虚拟性借以实现自身的运动。生命区别自身，这样我们才发现我们面前的不同的进化路线，而在每一条路线上我们都面对着原始程序。但它仍然只区别于它自身，以至于在每一条路线上，我们也将发现一些机器，一些通过不同方式获得的相同的器官结构。序列的偏差和一些机器的同一性：这就是整个生命的双重运动。区别的概念同时设定了虚拟的简单性，它于中实现自身的序列的偏差，以及它在这些序列中产生的基本结果的相似性。柏格森解释了何种程度上的相似才能成为重要的生物学范畴：它是区别于自身的同一性，它证明一个相同的虚拟在序列的偏差中实现自身，它表明变化中存在的本质就如同偏差表明的在本质中发生作用的变化本身一样。“把两个完全不同的序列事件加在一起，有多大的可能性使两种完全不同的进化得出相同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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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柏格森又回到了这个区别的过程上来：二分法是生命的法则。但新的东西也随之出现了：除了生物学的区别外，还有一种正当的历史区别。毫无疑问，生物学区别在生命自身发现了生命原则，但它同样与物质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它的产品仍然是分离的，相互外在的。“它们所呈现的物质形式（种属）阻止它们相聚，以防把比它们更强烈的、更复杂的、更圆满进化的原始倾向再度恢复。”对比之下，在历史的层面上，正是在相同的个体、相同的社会里，通过分解而构成自身的那些倾向才得以进化发展。从那个观点来看，它们的进化是成功的，但却是在相同的存在中：人将尽可能朝着一个方向走，然后再转向另一个方向。这篇文章非常重要，是因为柏格森在这样的文章中很少承认历史与生命的特殊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人，只有人，才能意识到差异，并将其提到自觉的高度。如果差异本身是生理的，那么，对差异的意识就是历史的。诚然，我们不必夸大对差异的这种历史意识的功能，按柏格森所说，这种意识与其说促成了新事物，毋宁说解放了旧事物。意识已经存在，随差异而存在，并存在于差异之中，绵延本身就是意识，生命本身就是意识，但这是据权利而言。如果历史就是激活意识的东西，或者说是激活自身、将自身置于事实之中的场所，那么，这仅仅是因为这种与生命相认同的意识是睡眠，是麻木的质料，是被抹掉了的意识，而不是根本没有意识。柏格森的意识根本不是历史的，历史只不过是意识在经历了质料之后重新出现的惟一地点。因此，在差异本身与差异意识之间原则上应该存有一种认同：历史永远只是事实，差异与差异意识之间原则上的认同是记忆：记忆最终将向我们表明纯粹概念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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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我们必须再次看到，区别的过程又是何以把柏格森的方法与辩证的方法区别开来的。柏拉图与柏格森之间的最大相似之处在于二者在思考差异的时候创造了种差异哲学，而不是将其化简为矛盾，差异还没有达到予盾点。但分离点，不是惟一的、而是最重要的分离点，似乎必然存在于柏拉图的终极原则中：只有善才能说明事物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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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让我们理解自在的事物，如苏格拉底坐在监狱里的著名例子所示。因此，在柏拉图的二分法中，善是选择原则。在柏拉图那里没有直觉，而只有善激发的灵感。在这个意义上，柏格森至少有一个文本是柏拉图式的：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他表明，为了重新发现对实在的真实表达，我们必须提出关于功能的问题。每一种才能都有什么用途？比如，“制造神话”的才能有什么用途？在此，物的差异来自它的用途，它的目的，它的目标，即善。但是，我们知道，对实在的切割或表述仅仅是方法的最初表达。主宰物的分配的显然是物的功能，物的目的，以至于在这个层面上，它们似乎从外部接受自在的差异。但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柏格森既批评了终极性概念，又没有阻止对实在的表述：物自身及其相对应的目的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一方面被看作它在空间中形成的混合物，另一方面被看作其纯粹绵延的差异和简单性。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谈论目的了：当差异成了物自身时，就没有必要说物从其目的性获得差异性了。因此，柏格森的差异概念使他能够避开对终极性的依赖，这与柏拉图恰好相反。我们也可以用柏格森的一些文本预测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而他实际上进一步发展的恰恰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不是柏拉图的。在柏格森那里，而且多亏了他的虚拟观，物首先与自身相区别。据黑格尔所说，物与自身相区别，是因为它首先区别于它所不是的东西，甚至于使差异达到矛盾的程度。对立与矛盾之间的区别在这里对我们无关紧要，矛盾只不过把整体呈现为反面。无论如何，在这两种情况下，决定的游戏取代了差异。“不能让人同时采取两种对立观点的这种具体现实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这个现实并不涵盖在两个对立概念之下。”因此可以说，按照这两种观点，物得到了重构，比如，绵延就是一与多的综合。但是，如果柏格森反对柏拉图主义是因为它停滞在差异的静态的外在观念上，那么，他反对矛盾的辩证法就是因为它仍然坚持纯粹抽象的差异概念。“两个矛盾概念的]这种综合所能呈现的既不是程度的多样性，也不是形式的变种：它是或不是。”既不包含程度又不包含细微差别的东西是一个抽象物。因此，矛盾的辩证法本身缺乏差异，而差异则是细微差别的逻辑。最后，矛盾仅仅是柏格森所拒斥的许多回顾性幻觉之一。将自身区别为两种不同倾向的东西是一种虚拟，因此也是实现自身的绝对简单性。我们用这两种倾向的特殊因素将其作为对实在的东西加以构造，但这些特殊因素却只是其自身发展所创造的。我们认为绵延区别于自身，因为它首先是两种对立决定的产物。我们忘记了它区别于自身是因为它首先有别于自身。一切又回归到柏格森对否定因素的批判上来：在不加否定的情况下达到差异的概念，同时又不包含否定因素一—这就是柏格森付出的最大努力。在对虚无或矛盾的批判中，以及在对混乱的批判中，他试图表明，用他者来否定现实只是肯定地实现虚拟，因而使虚拟同时包含否定和肯定。“在此，斗争仅仅是进步的表面。”因此，正是由于忽视了虚拟，我们才相信矛盾，相信否定。两个术语之间的对立仅仅是虚拟的实现，这个虚拟包含着两个术语：就是说，差异比否定、比矛盾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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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不管多么重要，它都不是最深刻的。如果是，那就没有理由谈论差异的概念了：区别是种行为，一种实现。所区别于自身的东西首先是与自身不同的东西，就是说，是虚拟。区别不是概念，而是客体的生产，它们在概念中找到了理由。但是，如果不同于自身的东西真的必须是这样一个概念的话，那么，虚拟就必须具有一致性，一种客观的一致性，以使它区别于自身，以使它生产这种客体。在题献给拉韦松的重要文章中，柏格森解释了用来确定颜色的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抽取颜色的抽象和一般概念，从红色中抽取出使其变成红色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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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从蓝色中抽取出使其变成蓝色的东西，从绿色中抽取出使其变成绿色的东西：于是得出一个概念，由于许多客体拥有同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就成了一个类型。有一种概念和客体的二重性，而客体与概念的关系是一种涵盖的关系。于是，人们停留在空间区别的层面上，停留在外在于物的差异状态。另一种方法是用聚光镜透视颜色，把颜色聚集在一点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获得的是“纯白光”，“体现色泽之间的差异”。这样，不同的颜色便不再被涵盖在一个概念之下了，而变成了概念本身的细微差别或程度，差异本身的程度，而不是程度的差异。其关系也不再是涵盖的关系了，而是参与。白光仍然是普遍的，但却是具体的普遍，使我们能够理解特殊，因为它本身就位于特殊的极端。正如物变成了概念的细微差别或程度一样，概念本身也变成了物。我们可以说，它是普遍的物，因为客体在那里被不同程度地勾画出来；但也是一个具体的物，不是种类或一般性。严格说来，同一个概念不再有若十个客体了，由于概念与物本身相认同，于是，与其相关的客体之间便出现了差异，而非相似性。这就是内在差异：概念成了差异的概念。这种高尚的哲学目标要求什么呢？我们必须放弃在空间中思维：空间区别实际上“不包含程度”。我们必须用时间差异代替空间差异。时间差异的特殊性就是要使概念变成具体的物，因为物包含着许多细微差别或程度，它们自行出现在概念的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格森才把差异以及概念置于时间之中。“事实上，如果精神的最卑贱功能就是把物绵延的连续时刻捆束起来，如果它因此而接触到物质，并因此而首先区别于物质，我们就能想象在物质与充分发展的精神之间存有无限的程度。”主体与客体、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区别是时间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区别是程度问题，但不是简单的程度差异。因此，我们看到，虚拟是何以成为纯粹的差异概念的，这样一个概念又能变成什么：这样一个概念是程度或细微差别的可能共存。如果我们不管这种明显的悖论，而像柏格森那样称记忆为这种可能的共存，那么，我们就必须说生命冲动没有记忆深刻，而记忆又没有绵延深刻。绵延、记忆、生命冲动构成了概念的三个显然不同的方面。绵延是与自身的差异；记忆是差异的不同程度的共存；生命冲动是差异的区别。这三个步骤界定了柏格森哲学的系统结构。记忆的意义在于给绵延自身的虚拟性一-种客观一致性，从而使其成为一种具体的普遍，使其实现自身。当虚拟性实现自身时，就是说，当它区别了自身时，它就通过了生命，呈现为生命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差异真的成了生命。但是，虚拟性只能用与它相共存的程度来区别自身。区别只是分离在绵延中共存的东西。在深刻的意义上，对生命冲动的区别就是差异自身的各个程度。而区别的结果则是与概念绝对一致的客体，至少作为纯粹的客体与概念相一致，因为它们实际上不过是概念本身的不同程度的补充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区别的理论才没有细微差别或程度的理论那样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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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在界定一种绝对肯定的生存模式。绵延是虚拟；这种虚拟或这种绵延的程度是真实的，因为这个程度区别自身。比如，绵延本身并不是心理的，但心理却代表绵延的某种程度，它在其他程度之间或当中实现自身。毫无疑问，虚拟本身是非活动模式，因为它的活动仅仅是区别自身，不再是自身，而同时又保持它的起源。但是，它正是在这方面才称得上是所是的模式。这是柏格森特别著名的一个命题：虚拟是纯粹的回忆，而纯粹的回忆是差异。纯粹的回忆是虚拟，因为在实际存在和已经实现的东西中寻找过去的标记是荒唐的，记忆不是对某事的再现，它什么也不再现，它就是实在，而如果我们必须要谈再现的话，那么，“它不再向我们呈现已经存在过的东西，而只是现在所是的东西，………它是现在的记忆”；实际上，它大可不必形成和构成，不必等待认知的消失，它不是随认知而产生的。过去与作为过去的现在的共存是柏格森的一个本质命题。但是，根据这些特点，当我们说以这种方式界定的回忆是差异本身时，我们是在同时说两件事。一方面，纯粹的回忆是差异，因为任何一个记忆都不同于另一个记忆，因为每一个记忆当时都是完美的，因为它同时也总是将来的实在：差异是回忆的客体，正如相似性是认知的客体一样。为了接近事物之间各不相象的这个世界，做梦就足够了；纯粹的梦者决不会离开特殊，他只能捕捉差异。但回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差异，它携带差异：因为如果当下的要求真的引入了记忆之间的相似性，那么，相反，回忆也在当下中引入了差异，就是说，它把后续的每一时刻构成了新的东西。过去保留的自身就是“后续的时刻总是包含着的前一个时刻，即前一个时刻留给后续时刻的记忆”，根据这一事实，“内在绵延就是一个记忆的延续生命，它把过去延续到现在，不论现在是否明显包含着过去不断增大的形象，或者通过其不断变化的性质，证实在旧的性质所发展起来的那个性质背后拖着的不断加重的负担。”柏格森以不同于弗洛伊德但与弗洛伊德同样深刻的方式认识到记忆是未来的一个功能，记忆和意志只不过是同一个功能，只有能够记忆的存在者才能脱离过去，脱离自身，不重复自身，从而从事新的事业。这样，“差异”一词就既指作为实在的特殊，又指所构成的新事物。回忆既是根据与其相伴的认知的关系界定的，又是根据它所延长的后续时刻界定的。把这两种感觉结合起来，就产生一个奇怪的印象：同时既作用又被作用的印象。但是，因为我的认知已经是下一个时刻了，那么，这两种感觉又怎能不结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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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谈谈第二种感觉。我们知道这个有关新奇的观点在柏格森关于未来和自由的理论中有多么重要。但我们将研究这个概念的最准确层面，即它所形成的时刻，似乎是在《时间与自由意志》的第二章。说过去保留在自身之内而被延长到当下，就等于说下一个时刻在前一个时刻还没有消失时就出现了。这设定了一个矛盾，而且是界定绵延的矛盾。与矛盾相对立的是纯粹的重复或物质：重复是某一当下的模式，只有当另一个模式消失时它才出现，是瞬间的自身或外在性，振颤，张弛。对比之下，收缩表指差异，因为就本质来说，在收缩状态下不能进行重复，因为它破坏了重复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差异是新的，是新事物自身。但我们怎样界定一般的新事物的出现呢？在《时间与自由意志》的第二章，我们将发现这个问题再次与休谟的名字联系起来。休谟追问一个纯粹的重复，相同情况的重复，虽然不能在客体中生产新的东西，却能沉思它在精神中生产的新的东西，并据此提出了因果律问题。这个“新的东西”，对n次幂的期待，就是差异。答案是：如果重复在观察它的精神中产生一种差异，那么，这是由人性的各种原则所使然，主要是习惯的原则所使然。当柏格森分析钟声或锤子的敲打时，他以同样的方式提出了问题，并以类似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在客体中生产的新东西只不过是在思考这些客体的精神中的一种“融合”，一种“相互渗透”，一种“组织”，即当下的一个事物出现时对尚未消失的前一个事物的保留，简言之，即在精神中发生的一种收缩。在休谟与柏格森之间甚至存在着进一步的相似性：同样，在休谟那里，类似的情况在想象中融合，而想象同时在理解中仍然是独特的；在柏格森那里，状态在绵延中融合，而绵延同时又保持着它们所缘自的某种外在性：柏格森正是根据这最后一点来说明空间的建构的。因此，收缩是在精神之内发生的，它就像是精神的起源，导致差异的生。此后，而且只能在此后，精神再次出于自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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