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问题I. 有没有防止国家机器（相当于国家机器的集体）构成的方法？

命题Ⅱ.战争机器的外在性也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验证(纪念皮埃尔·克拉斯特)。

原始的分隔式社会往往被界定为没有国家的社会，也就是独特的权力机构还没有出现的社会。但人们得出的结论却始终认为，这些社会还没有达到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没有达到政治分化的水平，而没有这种经济发展和政治分化，国家机器就不可能形成：其含义在于，原始人“不懂得”这么复杂的机器。皮埃尔·克拉斯特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打破了这种进化论假设。他不仅怀疑国家是一种有归属的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且认为原始社会很有可能故意避免或防止我们认为他们所不理解的那个怪物的诞生。防止国家机器的形成，不让这种形成成为现实，可能是一些原始社会机制的目标，即便它们并未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当然，原始社会有头人。但头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国家是由权力机构的保持或保留来界定的。国家的主要关注是保留。因此，有必要建立特殊结构以使头人成为国家人，但分散的、集体的机制也同样必要，以防止头人成为国家人。预防机制，妨碍机制，是头人制的组成部分，使有别于社会整体的一种机器未能实现。克拉斯特描写了头人的境遇，他没有制度化武器，只有声望，除了集体欲望感外，没有其他说服手段和规则。头人与其说是掌权者，毋宁说是领导者或明星，总是处于被人们否定或抛弃的危险之中但克拉斯特进而把原始社会的战争看作是抵制国家形成的最有效机制：战争维护了分散的割据群体，武士本人也陷人了累积战利品的过程，最终将走向孤独，走向有名无权的死亡。①克拉斯特因此在援引自然规律的同时颠倒了它的主要命题：正如霍布斯所清楚地看到的，国家反对战争，所以战争是针对国家的，并使国家无法实现。不应该因此得出结论说战争是一种自然状态，恰恰相反，战争是用来避免和防止国家形成的一种社会模式。原始战争并不产生国家，正如原始战争并非起源于国家一样。而用交换来解释则与用国家来解释没什么两样：甚至在允许交换失败的情况下，战争非但源自交换，反倒限制了交换，把交换限制在“联盟”的框架内；战争防止交换成为国家的一个因素，成为群体融合的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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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命题的重要性首先是使人注意到了集体的禁止机制。这些机制可能微不足道，起着微观机制的作用。这在团伙或帮伙现象中清晰可见。比如，雅各·莫尼埃引用了波哥大的街头孩子帮，他们用三种方法防止头儿获得固定的权力：帮伙成员聚在一起，共同进行偷窃活动，集体分享赃物，但却分开吃住：第二，而且尤为特殊的是，帮伙的每一个成员都伴有一个、两个或三个其他成员，这样，如果他与头儿发生争执，他便不会孤立，而能建立自己的联盟，使整个帮伙面临解体的危险：最后是松散的年龄限制，大约在15岁时，其成员就必须离开帮伙。①如果不抛弃进化论的视角，即把这些帮伙或团伙看作基本的、缺乏组织的社会形式，就不能理解这些机制。甚至在动物帮伙中，领导权也是一个复杂的机制，不是用来巩固强者的地位，而是用来禁止建立稳固的权力的，热衷于内在关系的构架。②我们很容易就能把“高度社会性的生活”形式与最高度进化的男人和女人的“社会性”形式加以比较：具有高度社会性的群体类似于帮伙，通过声誉的扩散而非权力的集中运作，比如社会团体（普鲁斯特清楚出地表明了这种高度社会性的价值与社会价值并不是对应的)。尤金·苏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性的纨绔子，正统派谴责他经常光顾奥尔良家族，他常说：“我不是站在那个家族的一边，而是站在帮伙的一边。”帮伙，团伙，是块状团体，与围绕权力机构的树状团体相对立。所以，一般团伙，甚至从事盗匪或高度社会性生活的团伙，都是战争机器的变形，它们在形式上有别于国家机器或同类，但却建构了中央集权的社会。我们当然不会说战争机器是由纪律界定的：当国家挪用了军队之后，纪律就成了军队不可或缺的特点。战争机器也遵循其他规则。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些其他规则更好些，而只是说它们激活了武士本质上的无纪律性，对等级专制的质疑，通过抛弃或背叛进行的永久讹诈，和极具挥发性的荣誉感，所有这些再度阻碍了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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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ierre Clastres,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trans. Robert Huriey (New York: Ur-izen, 1977), and “Archéologie de la violence: la guerre dans les sociétés primitive” and “Mal-heur du guerrier sauvage" in Recherches d'anthropologie politique (Paris: Seuil, 1980), pp.171-208，209-248.在后一篇文章中，克拉斯特描写了原始社会中武士的命运，分析了防止权力集中的机制（Mau也以相同方式表明了互赠礼物的社交聚会也是防止财富聚敛的一个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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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论证何以不能令我们完全信服呢？我们且来看一看克拉斯特的论点。他表明既不能用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用政治力量的分化来解释国家。相反，正是国家促进了大规模项目的进行，制定了剩余法，组织了相应的公共服务。国家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区别开来。我们不知道如何用国家的先决条件来解释国家，哪怕依靠辩证法。国家似乎是以帝国的形式拔地而起的，而不是逐渐构成的。它在当时当地的出现就好比天才的绝笔，如同雅典娜的诞生。克拉斯特还表明，战争机器是针对国家的，要么针对它事先就防止的潜在国家的形成，要么针对它旨在毁灭的实际国家。毫无疑问，战争机器在游牧武士“半开化的”组合中比在原始社会“未开化的”组合中得到了更全面的体现。无论如何，国家不可能是战争的结果，在战争中，征服者借助他们的胜利把新的律法强加在被征服者身上，因为战争机器的组织是针对实际的或虚拟的国家形式的。战争结果就如同经济进步或政治力量一样不能说明国家的起源。克拉斯特正是在这里看到了断裂：即在“原始的”反国家社会与“恶魔的”国家社会之间，它的形成已无法解释了。克拉斯特按照拉博埃西的方法着重探讨了“自愿服务”的问题：人民为什么想要或渴望服务？这种愿望当然不是本能的或不幸的战争的结果。他们的确拥有反国家的机制：那么国家何以产生呢？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国家为什么会取得胜利呢？克拉斯特越是深刻地追问，就越感到缺乏解决问题的手段。①他有意把原始社会看作是实体，自足的实体（他坚信这一点）。他把原始社会形式的外在性变成了一种真实的独立性。因此，他仍然是进化论者，并假设一种自然状态。按照他的说法，只有这种自然状态才是实在的社会现实，而非纯粹的概念；进化是突变，而非发展。一方面，国家拔地而起，一下子成熟起来；另一方面，反国家的社会却使用非常特殊的机制防止国家的诞生，阻止国家的兴起。我们认为，这两个都是合理的，但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有一句老话说：“从氏族到帝国，”或“从帮伙到王国。”但没有人说这就是进化，因为帮伙和氏族与帝国一王国一样都是有组织的。我们不能在这两个术语之间造成断裂，从而把进化的假设抛在后面，就是说，赋予帮伙以自身的充足性，而赋予国家以更加神奇、更加怪异的层创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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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cques Meunier, Les gamins de Bogotà (Paris: Lattès, 1977), p. 158 (“black-mail for dispersion”) and p. 177：如果必要的话，“其他街道上的孩子们可以通过复杂的相互侮辱和沉默，把他必须离开的想法转告给他。”莫尼埃强调了成员在退出帮伙后命运所受危害的程度：不仅是健康原因，而且因为他发现很难融入犯罪团伙，那是一个等级森严、权力集中、过分注重权力机构的社会，他感到极不适应。(p. 178)关于儿童帮伙，另见 Jorge Amado的小说，Capitdes de areia(S6o Paolo:Livraria Martins, 1944)。

② 见 1. S. Bemstein, “La domininance sociale chez les primates” in La Recherche, no. 91 (July 1978).

① Clastres，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p. 169：“国家的出现导致了野蛮人与文明人之间巨大的形态分化；它造成了一道不可弥补的鸿沟，据此，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为在对面，时间变成了历史。”为了说明国家的出现，克拉斯特首先举出人口的因素（“但用人口决定论代替经济决定论已是无可置疑的了”；p. 180)，然后又提出战争机器疯狂杀人的可能性；更出乎意料的是，他还举了某种预言话语的作用，这种话语最先是用来对付“头人”的，产生了一股新的巨大力量。但我们显然不能事先判断克拉斯特可能从这个问题中得出的详尽结论。关于预言话语可能起到的作用，参照 Hélène Clastres，La terre sans mal，le prophètisme tupi - guaruni(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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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说，国家始终是存在的，相当完美，相当完整。考古学家的发现越多，就有更多的帝国被挖掘出来。关于原始国家的假设似乎得到了证实：“国家显然可以追溯到人类最远古的时代。”很难想象在边远或难以控制的地区里会有与宗主国家没有联系的原始社会。但重要的是相反的假设：国家本身总是与外部保持着某种关系，而独立于那种关系则是不可思议的。国家的律法并不是整体（国家社会）或虚无（反国家社会）的律法，而是内部与外部的律法。国家是主权。但主权只统治能够内化的、能够局部占有的东西。不仅没有普遍国家，国家的外部也不能被简约为“外交政策，”也即各个国家间的关系。外部是在两个方向同时出现的：巨大的世界规模的机器在一个特定时刻向整个世界扩展开去，这与国家相比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如“跨国”商业组织，综合产业，甚至像基督教、伊斯兰教、某些预言或救世运动等宗教构型)；但也有帮伙、边缘或少数族群等局部机制，肯定了分隔式社会与国家权力机构相对抗的权利。今天，现代世界给我们提供了这两个方向长足发展的例子：世界规模的宇宙机器，以及一种新原始主义，马歇尔·麦克卢汗描写的一种新的氏族社会。这两个方向在所有社会领域、所有时期都同样存在。它们甚至部分融合。比如，一个商业组织也是一伙劫匪或海盗，他们的部分发展或许多活动都是重合的。宗教也是以帮伙形式开展活动的。显而易见的是，帮伙，与世界性组织一样，也暗示了不可简约为国家的一种形式，这种外在性的形式必然呈现为松散的、多形态的战争机器。它是迥异于“律法”的一种法则。国家形式是一种内在性的形式，具有再造自身的倾向，它超越变体而与自身相认同，在其极限内很容易辨认，而且总是寻求公共认可（不存在带面具的国家)。但战争机器的外在性的形式在于它仅仅存在于自身的变形之中；它既存在于产业革新之中，也存在于技术发明之中；既存在于商业流通之中，也存在于宗教创造之中，因此也存在于仅在次要程度上允许国家挪用的一切流动和潮流中。它不依赖于独立，而依赖于在一个永久的互动领域内的共存和竞争，我们必须构想外在性和内在性，变形的战争机器和认同的国家机器，帮伙和王国，宏大机器和帝国。同一个领域也在国家中划出内在性的界限，但却以国家无法捕捉的或与国家相悖的语言描写它的外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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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Ⅲ.战争机器的外在性也受到认识论的验证，这暗示了一种“游牧科学”或“少数科学”的存在和保持。

有一种科学或科学的处理方法似乎很难加以分类，其历史甚至更难追溯。我们所说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但也不是历史上的官方科学或法律意义上的“科学”。据米歇尔·塞勒斯最近发表的一本书，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修的原子物理学，阿基米德的几何学，都是这种科学的标志。①这种怪异科学的特点似乎有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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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它用水的模式，而非固体理论，把流体当作特殊案例；古代原子论离不开流动，流体就是现实本身，或黏性。

1. 所论的模式是一种生成和异质性，与稳定的、永恒的、同一的、不变的因素相对立。把生成本身当作模式，不再是次要特点，不再是模仿，这是一个“悖论”。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但只是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才提出的，并用官方科学的名义把它驱除出去了。对比之下，在原子主义中，这种异质性的模式，异质性中的通道或生成模式，恰恰是由著名的原子偏差来提供的。作为最小角度的克利纳门(clinamen）只有在直线与曲线、曲线与其切线之间才有意义，并构成了原子运动的最初曲度。克利纳门是原子偏离直线的最小角度。②它是导向极限的通道，一次穷尽，一个似是而非的“穷尽”模式。这也适用于阿基米德几何，其中，被界定为“两点之间最短距离”的直线恰好是微积分中界定曲线长度的一个方法。

1. 在层流中，已不是从直线到其平行线的运动了；③而是从曲线偏差到旋流和涡流在一个斜面上的形成：相对于最小角度的最大斜面。从旋流到涡流：换言之，从原子的团伙或帮伙到大旋涡式的组织。①这个模式是涡流；它在开放的空间里运作，在整个过程中，物流是被分配的，而不是为线性物和固体物划分封闭的空间。这是平滑的（向量的、投射的、拓扑的）空间与条纹的（长度的）空间之间的差别：在第一种情况下，“空间在不计算的情况下被占领，”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为了占领而计算空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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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Serres, La naissance de la physique dans le texte de Lucrèce. Fleuves et turbulences(Paris:Minuit，1977). 塞勒斯是最先提出文中前三点的，第四点是从前三点 中推导出来的。

②据塞勒斯，克利纳门，或原子的偏差，是“导致旋涡形成的最小角度、而且是在层流中偶然出现的”(La naissance de la physique，p. 14)。克利纳门是一条曲线与其切线之间的角度，或“所能制造的最小角度，防止从构成它的两条线之间产生任何东西……换言之，这个角度与曲线同时出现”(p.18)。“克利纳门是一个微分”（p. 12)。

③ “当我们用层来划分流动时，不管层多么小，它们之间仍然保持着严格的平行运动，这时，流动就变成了层流。”Serres，ibid.，p. 12.

4.最后，这个模式是问题的，而非原理的：数只是从它们所受影响的角度来考虑的：分段，消融，添加，投射。不必从种到类进行细致划分，或从固定性质到派生属性进行演绎，而是从问题到决定和解决问题的事故。这涉及各种肢解、变形、走向极限，在这些运作中，每一个数都指一个“事件”，而非仅仅一个性质；正方形不再独立于面积而存在，立方体不再独立于体积而存在，直线不再独立于长度而存在。原理属于理性秩序，而问题是情感的，离不开在科学内部的变形、生产和创造。尽管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会说，问题不是“障碍”，而是跨越障碍，是投射，换言之，是战争机器。这种运动恰恰是官方科学要努力加以限制的，因此，它便尽可能缩小“问题因

①旋流（Tuba）“指多，大量，混淆，和骚乱。”涡流（Turbo）“是圆形运动……旋转的锥型或旋涡式螺旋。”“物的起源和秩序的开端仅仅包括从旋流到涡流的微妙运动。”Serres，ibid.，pp. 38 - 39.

② 这是布莱兹在音乐的两种时空之间所做的区别：在条纹空间里，测量可以是规则的，也可以是不规则的，但总是可以指定的；在平滑空间里，间隔或断裂是“可以随意制造的。”Boulez on Music Today，trans. Susan Bradshaw and RichardBennett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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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范围，将其附属于“原理因素”。①

这种阿基米德式科学，这种科学观念，在一个本质方面与战争机器密不可分：问题就是战争机器本身，而且与斜面、极限通道、涡流和投射是分不开的。战争机器似乎被投射到一种抽象知识当中，这种知识在形式上不同于与国家机器相重合的那种知识。整个游牧科学似乎怪异地发展，与官方或帝国科学完全不同。此外，这种游牧科学一直受到国家科学的要求和现状的“阻碍”、禁止或驱逐。被罗马国家征服的阿基米德已经成了一个象征。②事实是，这两种科学具有不同的形式化模式，而国家科学不断把其主权形式强加在游牧科学的发明之上。国家科学只保留了游牧科学所能为它利用的东西；它把其余的变成了一套受严格限制的公式，而没有真正的科学地位，不然就轻率地加以压制和禁止。游牧科学的“科学家”仿佛掐在了一块岩石与一个坚硬的地方之间，在给他们以滋养和灵感的战争机器与强加给他们理性秩序的国家之间。工程师这个人物（尤其是军事工程师）就其全部的矛盾情感来说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说明。最有意义的也许是边界现象，其中，游牧科学给国家科学施加压力，反过来，国家科学有利用和改造游牧科学的一些因素。露营技术，或“扎营学”就属于这种情况。扎营总是要利用抛面和斜面：国家在利用战争机器的这一维度时总要将其服从于政府和衡量规则，严格限制、控制和规定游牧科学，避免让它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引起反响（在这方面，沃邦似乎重演了阿基米德的失败)。这是描写性和投射性几何学的真实情况，官方科学将这种几何学变成了依赖于分析的纯粹实践科目，即所谓的高等几何（于是就有了蒙格和庞斯莱作为“科学家”的两难境地)。①这也是微积分的真实情况。长期以来，微积分只具有超科学地位，被标识为“哥特式假设”；官方科学只看到了它使用方便和合理虚构的价值。伟大的国家数学家们尽最大努力改善它的地位，但恰好是以下列为条件的：一切能动的游牧观念—如生成，异质性，无限小，极限通道，连续变体等都必须清除，同时将政府的、静止的、顺序的规则强加其上（于是就有了卡诺的两难境地）。最后，水利模式也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国家确实需要水利科学（关于大规模水利工程对于宗主国的重要性，不必再追溯威特福格尔的论纲了)。但国家需要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水利，因为国家需要让水服从于渠道、管道和堤坝，以防止泛滥，以限制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运动，对空间本身进行条纹化控制，使流体依赖于固体，按平行的层流流动。另一方面，游牧科学和战争机器的水利模式包括在平滑平面上的混乱分布，使之产生一种既控制空间同时又能影响各点的运动，而不是由空间所控制的从一个特定点到另一个特定点的局部运动。①德谟克利特，梅纳什姆斯(Menaechmus)，阿基米德，沃邦，德扎尔格，伯努利，蒙格，卡诺，庞斯莱（Poncelet），派罗奈特（Perronet）等：对他们每个人的特殊境遇都需要用一部专著来论述，国家科学只有在对这些科学家进行限制和规训之后，在压制了他们的社会或政治观念之后，才利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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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希腊几何集中体现了问题与原理这两个极端的对立，并以前者的相对占上风为标志：普罗克鲁斯在 Commentary of the First Book of Euclid's Elements，trans.And intro. Glenn R. Murrow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中, 分析了这两极之间的差别，把 Speusippus - Menaechmus的对立作为例子。数学也常常标志着这种张力：比如，原理总要面对问题，“直觉主义者”或“构成主义者”强调问题的微分非常不同于原理或原理方法。见 Georges Bouligand，Le dédin des absolusmathématico - logiques (Paris: Ed.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1949)。

② Paul Virilio,L'inséurité du territoire (Paris: Stock，1975)，p. 120：“我们知道，几何学的青春，自由创造性探讨的几何学以阿基米德告终……罗马士兵的剑斩断了这条线索。在扼杀了几何学的创造的同时，罗马国家为西方的几何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

①对于蒙格，尤其是庞斯莱，感性的、甚至空间再现（条纹空间）的确被克服了，但与其说是在抽象的象征权力方面，毋宁说在超空间想象或超直觉的(连续)方面。见 Leon Brunschvicg 关于庞斯莱的评论，Les étapes de la philosophiemathématique (Paris: PUF,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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