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作为平滑空间的大海是战争机器的一个特殊问题。如维里利奥所表明的，关于现存舰队的问题正是针对大海提出来的，换言之，这是以在任何一点上都可能发生的旋涡运动占领一个开放空间的任务。在这方面，关于节奏、关于节奏之起源的最新研究似乎并不完全令人信服。我们得知，节奏与波动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指一般“形式”而言，尤其是“有格律的、有节奏的”运动的形式。②然而，节奏与格律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尽管原子主义者德谟克利特是在形式的意义上谈论节奏的作者之一，但应该记住，他是在非常准确的浮动条件下讨论节奏的，而且原子构成的形式基本上是没有节奏的大集合体，平滑的空间，如空气，大海，甚至地球。有格律的节奏这种东西的确存在，通常与堤坝之间河水的流动或条纹空间形式有关；但也有没有格律的节奏，这往往相关于一股流水的上涨，也就是流体占据平滑空间的方式。这两种科学——游牧、战争机器科学和官方、国家科学—之间的对立或张力极限在不同时刻、不同层面反复出现。安妮·凯里恩的著作使我们辨别出两个这样的时刻：一个是12世纪哥特大教堂的建设，另一个是18和19世纪桥梁的建设。①哥特建筑的确是与一种意志分不开的，那就是要建立比罗马教堂更久远、更高大的教堂。更久远，更高大……但这个区别不仅仅是量上的；它也标志着质的变化：静止关系，即形式问题，已渐渐进入背景，让位于能动关系，即物质力量。切割技术将石头变成了能够固定和协调冲力、建造更长、更高拱型的材料。拱型已不再是形式，而是石头连续变化的一条线。这就仿佛哥特式建筑征服了平滑空间，而罗马建筑则仍然部分位于条纹空间之内（其中，拱型依赖平行支柱的并置)。但是，石头切割一方面与地面上的平面投射不可分割，这种投射起到平面极限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又与一系列连续的近似值（平方）或大面积石头的不同放置方式不可分割。当然，要想找到这种做法的基础，就必须诉诸于欧几里得的原理科学：数和等式被认为是能够组织面积和容积的智力形式。但是，根据传说，伯纳德·克莱尔沃很快就因为太“难”而放弃了这一尝试，转向了可操作的阿基米德几何，当时被界定为小科学的一种投射性和描写性几何，它与其说是数理学(matheology）毋宁说是数理描写（mathegraphy）。他的徒工，那位僧侣泥瓦工加林·德·特洛伊斯谈到一种可操作的运动逻辑，能使“新手”学画，然后“穿透空间”切割容积，这样，“切割线就能推动平衡”(le trait pousse le chiffre)。① 不是再现，而是生成和穿越。这种科学的特点不是缺乏等式，而是等式起到的不同作用：它们不是组织质料的绝对优秀的形式，而是由材料在最佳条件下的质的微分中“生成”“冲力”。17世纪著名数学家德扎尔格把阿基米德几何的整个潮流推向了顶峰，但也使其暂时停滞。和大多数同人一样，德扎尔格很少著述；但通过行动和留下的纲要、草图和设计而发生了巨大影响，而且都集中在问题一事件上：“哀悼，”“切割石头的草图，”“解决锥体与平面相遇时发生的事件的草图，”……然而，德扎尔格遭到了巴黎议会的谴责，受到国王大臣们的抵制，他的视角实践遭到查禁。②官方或国家科学只通过模板（平方的对立面）容忍和利用石头切割，条件是要恢复固定的形式模式、数和测量法的重要性。官方科学只容忍和利用静止的视角，这个视角服从于一个中心黑洞，因而失去了探测和流动能力。但德扎尔格的这次冒险或事件与那位“哥特”徒工在集体层面上经历的事件没什么两样。因为不仅以帝国形式出现的教会需要严格控制这种游牧科学运动（它让圣殿骑士负责决定教堂的位置和材料，管理工地，掌管建设)，而以皇族形式出现的世俗国家却反过来把矛头对准圣殿骑士，出于许多理由禁止行会，其中至少有一条是禁止这种可操作的小几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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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Serres (La naissance de la physique，pp. 105 - 107) 从这一观点出发分析了Alembert - Bermoulli对立。一般说来，重要的问题在于两种空间模式之间的差别：“地中海盆地缺水，因此，善用水者就是统治者。于是出现了以导体为主导的物理学界，克利纳门也似乎成了自由，因为那恰恰是拒绝被迫流动的泛滥。这是科学理论所不能理解的，是水利大师们所不能理解的……于是阿基米德就成了伟大人物：浮体和军事机器的大师”（p. 106)。

② 见 Benveniste,“The Notion of Rhythm in Its Linguistic Expression" in Problems in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Mary Elizabeth Meek (Carol Gables, Fla. : University of MiamiPress，1971)，Pp. 281-288.这个文本常常被认为是定论的，但在我们看来似乎模棱两可，因为它使人想起德谟克利特和原子主义，但没有提及水利问题，还因为它把节奏看作是对身体形式的“次要的特殊处理”(p. 286)。

① Anne Querrien, Devenir fonctionnaire ou le travail de l'Etat (Paris: Cerfi). 我们援 引了这部书以及凯里恩未发表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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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凯里恩在18世纪的桥梁建造中看到的同一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否正确呢？毫无疑问，条件已经非常不同了，因为根据国家标准的劳动分工到此时已成为既定事实。但事实仍然是，负责桥梁和公路建设的政府部门仍然在中央管理的严格控制之下，桥梁仍然是积极的、能动的、集体实验的客体。特鲁丹在家里组织了非凡的、开放的“全体会议”。派罗奈特把源自东方的一个灵活模式作为灵感：桥梁不应该阻塞河流。至于沉重的桥体，粗而均匀的桥墩构成的条纹空间，他用细而不均匀的桥墩、矮矢拱和拱顶代替，减轻了桥的重量，使整体发生了连续性变化。但他的尝试很快就遇到了原则性反对。国家任命派罗奈特为该校的董事长，采用的往往是过时的方法，禁止实验，而非鼓励已经取得的成就。桥梁和公路学校的整个历史表明这个旧的平民“身体”是如何服从于矿业学校、公共旅游学校和技术学校的，同时，它的活动也越来越规范化。①于是，我们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集体身体？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大的集体身体是各相区别的等级机制，他们一方面喜欢权力或功能垄断，另一方面又派出地方代表。他们与家庭有特殊关系，因为他们把位于两端的家庭模式和国家模式连接起来，视自身为官员、职员、经理或农民的“大家族”。然而，在这些大的集体身体中，还有某种不适合这种图式的东西在起作用。这不仅仅是对特权的固守。还有把自身构成战争机器、遵循其他模式的才能—甚至严重畸形的才能，这是另一种动力，一种抵抗国家的游牧野心。比如，一个非常古老的“游说”问题，带有流动轮廓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立场非常模糊，一方面想要“影响”国家，另一方面又要促进战争机器，不管出于什么目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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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Raoul Vergez, Les illumines de l'art royal. Huit siécles de compagnonnages(Paris: Julliard，1976)，p. 54. 英译者注：在当下的语境中，trait 指艺术家遵循的切割线和正在进行的建构的草图。Vergez做了下列界定：“trait是衍生于几何的一种绘图诗，用地面上画出的准确草图指示建筑计划，表明各个部分，高层和其他投射的部分，一个容积的三维度。”p. 86.]

Gérard Desargues, Oeuares (Paris: Leiber, 1864). 见 Michel Chasles, Aperçu historique sur l'origine et le dévelopment de methods en géométrie . (Brussels: M. Hayez, 1837）—trans.该书在德扎尔格、蒙格和庞斯莱等“现代几何学创始人”之间确 立了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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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ne Querien，Devenir foncionaire，pp. 26 - 27：“国家是建立在实验的废墟之上的吗？……国家并非在建设中，其建设场所一定是短命的。设备是要发挥功能的，而不是由社会来建造：从这个观点出发，国家的建设只涉及那些为工资而实施或指挥的人，有义务遵循既定实验模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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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身体（corps）不能简约为一个机体（organism），正如身体的精神不能简约为机体的灵魂一样。精神并非好于灵魂，而是挥发性的；而灵魂有重量，是引力中心。我们是否要回想一下集体的身体和身体的精神的军事起源呢？“军事”并不是重要的部分，重要的是遥远的游牧起源。伊布恩·卡尔登把游牧战争机器定义为：家族或谱系外加身体的精神。战争机器与家族的关系非常不同于它与国家的关系。在战争机器中，家族是一个帮伙向量，而不是基本细胞；一个谱系据特定家族在特定时刻的才能从一个家庭传到另一个家庭，以实现最大限度的“男性家族的团结”。这里，决定家族在国家机体中的位置的不是家族的公开影响，而恰恰相反；决定它在战争身体中之重要性的恰恰是其秘密力量，或团结的力量和相应的谱系流动性。②这与对有机权力的垄断或局部再现都没有关系，但却与游牧空间中一个涡流身体的潜力有关。当然，一个现代国家的许多伟大身体几乎不能视为亚哈族。相反，我们要说的是，集体的身体总是有一些边缘或少数，重新构成了相当于战争机器的东西有时以难以预测的形式，存在于建造桥梁或大教堂、表现判断、谱曲或制定一门科学、一门技术等组合中…船长的集体身体通过军官组织和高级军官的机体下达命令。作为机体的国家总有与自己的集体身体发生矛盾的时候，当这些身体要求某些特权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面对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东西，一个短暂的革命时刻，一次实验性起义。一种混乱局面：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都有必要分析倾向和极端，运动的性质。突然间，公证员的集体身体一下子像亚哈或印第安人一样兴起来了，接着就是重新组合和重新组织：你决不会知道接着还会发生什么的一出喜剧（有时甚至会听到“警察和我们在一起！”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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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Daniel Dessert and Jean - Louis Journet, “Le Lobby Colbert. Un royaume, ou une affaire de famille?" Arnales, 30, no. 6 (Novemher – December 1975), Pp. 1303 - 1336.

② 见 Ibn Khaldūn, The Mugaddimah :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trans. Franz Roeen-thal(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这部杰作的重要主题之一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问题及其含混性。伊布恩·卡尔登把游牧主义（游牧生活方式，而非族群）与定柄或城市生活方式加以对比。这种对比的第一个方面是被顺倒了的公开与秘密的关系：游牧战争机器不同于国家城市居民的公开性相反，不仅有保密制度，而且，在第一种情况下，“名望”是以秘密的团结为基础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秘密服从于社会名望的需要。第二，游牧主义保持了家族及其谱系的纯洁和流动性，而城市生活则导致了家族的不纯洁，同时又死板和固定：团结对这两极具有不同的意义。第三，而且是主要的一点，游牧家族调动一种团体精神，并融入其中，即他们所说的asabiyah，或ikhtilat，阿拉伯语中的“社会主义”一词就派生于此（IbnKhaldūn强调指出部族头领其实没有什么“权力”，他不支配任何国家束缚)。另一方面，在城市生活中，团体精神成了权力的一个方面，并为“独裁”所用。

胡塞尔谈到一种讨论模糊性的原几何学，也就是讨论流浪和游牧等形态本质的科学。这些本质不同于感性事物，也不同于理想的、官方的或帝国的本质。研究这些本质的原几何学本身就是模糊的，就词源意义上说是“漫游者”：它既不像感性事物那样不准确，也不像理想的本质那样确切，而是既模糊又精确（“在本质上而非偶然地不准确”）。圆是一个有机的、理想的、固定的本质，但圆的性质却是模糊的、不稳定的，不同于圆或圆的东西（花瓶，车轮，太阳）。一个定理数是一个固定本质，但它的变形、扭曲、消融、增大，它的一切变体，都构成了问题数，既模糊又精确，是“透镜状的，”“伞状的，”或“锯齿状的。”可以说，模糊的本质从物中抽取一种不仅仅是物性的决定性，这就是形体存在，它甚至暗示着身体的精神。①但是，胡塞尔为什么将其看作一种原几何学呢？看作一种不彻底的观点而非一门纯科学呢？他为什么把纯本质屈从于向极限的过渡，而任何向极限的过渡又都属于这种模糊呢？毋宁说，我们有两种形式上不同的科学观念，而就本体而言，在一个单一的交互作用的领域内，官方科学在继续利用模糊或游牧科学的内容，而游牧科学则继续切削官方科学的内容。在极限处，最重要的是不断变化的界限。在胡塞尔（以及康德的著作中，尽管取向相反：圆的性质是圆的“图式”）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对游牧科学之不可简约性的非常准确的理解，但同时也有对国家人的关注，或对支持国家的人的关注，以保持官方科学在立法和宪法方面的重要地位。每当这个地位得到承认时，游牧科学便被说成是前科学或超科学或亚科学。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无法理解科学与技术、科学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了，因为游牧科学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或实践，而是一个科学领域，它提出了这些关系的问题，并以完全不同于官方科学的观点解决了这些问题。国家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理想的圆，但战争机器也有必要制造圆的东西。因此，有必要确定游牧科学的特点，以便理解它所遭遇的压制和“包括”它在内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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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塞尔的主要文本包括Ideas，trans. W. R. Gibson(New York：HumanitiesPress, 1976), part I, sec. 74, and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trans. John P. Leavey, Jr., ed. David B. Allison ( Stoney Brook, N. Y.: N. Hayes,1978)（德里达写了重要评论，pp. 118-132)。关于模糊而又精确的科学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援引Michel Serres的公式，尤其是他关于叫做 salinon的几何数的评论：“它精确，模糊。不是准确、确切或不确切。只有度量学是确切的。”（Nais-sance de la physique, p. 29) Gaston Bachelard 的著作 Essai sur la connaissance approchée (Paris:Vrin，1927）仍然是关于模糊的精确性在步骤、程序及其在科学中的创造性作用方面的最佳研究。

游牧科学和工作的关系与官方科学和工作的关系并不一样。这不是说游牧科学中的劳动分工还不那么彻底；而是完全不同。我们知道国家与熟练工人、以及由泥瓦工、木匠、铁匠等游牧或巡回身体之间存在的问题。稳定的室内办公劳动力调节着劳动流动的运动，给它提供渠道和管道，构成了有机意义上的公司，而其他劳动则依赖于当场（劳役队）或在土著（慈善工厂）雇佣的强迫人力一这一直是国家的重要事务之一，主要是为了征服帮伙流浪和身体游牧运动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哥特建筑的例子，回想一下熟练工人广泛的旅行，在远近建筑大教堂，分散在各地的建筑工地，利用国家所不方便利用的积极和消极劳动力（流动和罢工）。国家的反应就是接管这些建筑工地，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异为模式，把所有的劳动分工综合划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理论劳动和实践劳动。在游牧科学中，如在官方科学中一样，我们看到了“平面”的存在，但决不是以相同的方式。哥特建筑工人的基础平面对立于建筑师的测量平面，后者不是在场地，而是在纸上。黏性或构造平面与另一个平面相对立，那就是组织或构型。面积石头切割与模板石头切割相对立，后者意味着再生产模式的确立。可以说，不仅不再需要熟练或合格的劳动，而且反倒需要一种非熟练的或不合格的劳动，即解除资格的劳动。国家并不授权给知识分子或概念工作者；相反，国家迫使他们成为严格的从属器官，他们只有一种想象的但却足以剥夺其权力的自治性，他们的工作只是再生产或行使权力。这并不能保证国家平安无事，这次是它自己生产的知识分子的身体，但却断言提出新的游牧和政治主张。无论如何，如果国家总是发现有必要压制游牧和少数科学，如果国家反对模糊科学和那种可操作性几何，这不是因为这些科学的内容不准确或不完善，或因为它们的魔幻或独创性，而是因为它们意味着与国家标准相对立的一种劳动分工。其差别不是外在的：一种科学或科学观念参与社会组织的方式，尤其是导致劳动分工的方式，也是那种科学的组成部分。官方科学是与“形式质料”模式分不开的，这种模式一方面暗示一种组织质料的形式，另一方面意味着一种为形式准备好了的质料。事实表明，这个图式与其说源自技术或生活，毋宁说源自被分化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后来又分化为知识分子与手工劳动者的一个社会。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一切质料都被赋予了内容，同时，一切形式都付诸于表现。游牧科学似乎更易于内容与表现之间的联系，而这两个术语每一个都包含着形式和质料。因此，在游牧科学中，质料决不是事先准备好的，因此也不是同质化的质料，而本质上潜伏着相异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内容的一种形式)。它们都不是规范的表现，因此与相关的特点不可分割（这些特点构成了表现的质料）。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图式。通过回忆最一般的游牧艺术的特点，我们可以对这一境遇有所准备。在游牧艺术中，支柱与装饰之间的互动关联取代了质料一形式的辩证关系。从既是技术又是艺术的游牧科学的观点出发，劳动分工是绝对存在的，但并不利用形式一质料的双重性（哪怕是在一对一对应的情况下)。相反，它遵循质料的各个特性与表现的特点之间的关联，并寓于这些关联的层面，不管这些关联是自然的还是强迫的。①这是另一种工作组织和通过工作组织的社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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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lbert Simondon在分析和批判形式一质料图式及其社会前提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形式对应于发号施令者对自身的看法，当他发号施令时，这种形式的表现必须是肯定的：因此形式是可表现事物的秩序”)。Simondon把形式一质料图式与一种能动图式对立起来，这就是被赋予了独特力量的质料或以某一系统为基础的积极条件。其结果则完全不同于关于科学与技术之间关系的观念。见L'individuet sa genèse physico - biologique (Paris: PUF, 1964)。

按照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的论说方式把这两种科学模式加以对比是有所裨益的。①一种可以称作比较模式，另一种可以称作对比模式。比较模式是官方科学采用的合法或立法模式。寻找规律包括抽取恒量，即便这些恒量仅仅是变量（等式）之间的关系。表现变量的一个不变形式，恒量的一个可变质料：这就是形式质料图式的基础。但对于作为游牧科学因素的对比模式来说，相关的区别是质料力量而非质料形式。这里，问题并不在于从变量中抽取恒量，而在于把变量置于一种连续变化的状态中。如果仍然有等式，那也是变化等式，不等式，区别性等式，不能简约为代数公式，与变化的可感直觉不可分割。它们决定质料中的特性，而不是构成一般形式。它们通过事件或个体性达到个性化，而非通过作为质料和形式之合成的“客体”。模糊的本质也不外乎个体性。在所有这些方面，在逻各斯与诺摩斯之间、在法律与诺摩斯之间有一种对立，从而引发出这样一种评论，即法律仍然具有“道德色彩”。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模式丝毫不懂得力和力的作用。法律懂得力和力的作用，这在与比较模式相对应的同质空间中显而易见：同质空间决不是平滑的空间；相反，它是条纹空间。支柱的空间。它由于身体的下落、垂直的引力、质料在平行层的分布、以及流层和流层的运动而留下了条纹。这些平行的垂直线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维度，能够四下扩散，形成各种其他维度，在各个方向给所有空间留下条纹，从而使其达到同质化。两点之间的垂直距离为另外两点之间的水平距离提供了比较模式。普遍引力成了法中之法，为两个身体之间的一对一对应制定了规则。每当科学发现新领域时，它都以同样的方式把它作为引力场来加以形式化。甚至化学也仅仅由于对重量观念的理论阐述而成了官方科学。欧几里得空间是以著名的平行假设为基础的，但所论的平行线首先是引力平行线，与引力投向假定填满那个空间的一个身体的所有因素的力相对应。当这些平行力的共同方向被改变时，或当身体旋转时，仍然不动的则是这些平行力的应用点（引力中心）。简言之，引力似乎位于带条纹的、同质的、核心空间的一个流层的基础之上；它为叫做衡量标准和树状的繁殖奠定了基础，这些繁殖的维度独立于所处环境，借助于单位和点（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运动）得以表现。这不是形而上学的关怀，而是有效的科学关怀，经常让19世纪的科学家追问是否所有的力都不能简约为引力，或简约为给引力以普遍价值（所有变量的恒量关系）和一对一的规模（一次只两个身体）的吸引形式。这是一切科学的内在形式。

① 在《蒂迈欧篇》第28-29节中，柏拉图兴致勃勃地谈到了生成不简单是模仿或再生产的必然特征，而本身是把同一性（theIdentical）和一致性（the Uni-fom）加以对立的模式。他说，这种假设的目的在于拒斥它自身；因为，如果生成真的是一个模式，那么，所要消失的不仅仅是模式和模仿、模式和再生产的双重性，而且，模式和再生产的概念也会失去意义。[德勒兹在“柏拉图与幻象”中发展了这一观点——英译者注

②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68), sec. 630 (1885), p.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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