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诺魔斯或称对比模式则全然不同。但这不是说其他力拒绝引力或抵制吸引。尽管这些力的确不与引力项背，但也不是产生干引力和吸引的：它们并不依赖于引力和吸引，但却证实了总是补充的或“可变影响的”事件。每当科学开拓出一个新领城一在一定条件下使其成为比形式或客体观念更重要的一个观念时，它便证明是不可简约为引力场和引力模式的，尽管并不与它们相矛盾。它证明了“更多”或“过度”，并寓于那种“过度”之中，寓于那种偏离之中。当化学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时，它总是给重力附加另一种束缚（比如电），这种束缚改变了化学等式的性质。①但我们将看到，只要稍稍考虑一下速度，就能看到克利纳门的区别形式中，或最小的偏离中，或极小限度的过度中垂直下降与曲线运动之间的差异，或直线与曲线之间的差异。平滑空间恰恰是最小偏离的空间：因此，除了在无限近似的点之间，它没有同质性，而近似点的连接又是在独立于确定路线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一个接触空间，是小触角或手工接触活动的空间，而不是和欧几里得式条纹空间一样的视觉空间。平滑空间是没有导体或渠道的一个场。一个场，一个异质的平滑空间，与一种非常特殊的多元性相结合：非长度的，无中心的，块状的多元性，它在不“计算”的情况下占据空间，“只能靠实地跑腿来探讨。”它们并不符合从某一外在空间点所能观察到的视觉条件；声音系统，甚至色彩系统，都是在这方面与欧几里得空间相对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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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与速度和迟缓、快速与重量、加速与引力相对抗时，决不能将此看作是量的对抗，或看作神话结构（尽管杜梅西尔已经确定了这种对抗的神话重要性，而且是依据与国家机器及其自然引力的关系确定的)。这种对抗既是质的，又是科学的，因为速度不纯粹是一般运动的抽象特点，而且体现为从其下落直线或引力偏离（不管多么微小）的一个运动体。缓慢与快速不是运动的量，而是两种合格的运动，无论前者有多快，或后者有多慢。严格说来，不能说一个下落的物体有速度，不管它下落得有多快；而根据下落物体的规律，它具有一种无限减速的迟缓。构成条纹空间、从一点到另一点的层流运动是重量；但快速、迅速只用于最小限度偏离的运动，因此旱现为涡流运动，它占据一个平滑空间，实际上是自身形成的平滑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物流不再被切割成平行的层面，运动也不再局限于点与点之间的一对一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引力一速度、重轻、慢快之间质的对抗就不是科学上可以量化的对抗，而是与科学相共延的一种状况，它能调节两个模式的分离和混合，它们之间可能的相互渗透，一个对另一个的控制，以及它们的相互替换。而最佳公式，即米歇尔·塞勒斯的公式，的确寓于相互替换之中，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混合或综合：“物理学可以简化为两种科学，关于路线和道路的一般理论，和关于波浪的全球理论。”①

①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引力并不是主导模式的惟一特性：除了引力外，还有热（在化学中，燃烧始终伴随着重量）。尽管如此，问题还是在于懂得“热力场”是在何等程度上偏离引力空间的，或相反，在何等程度上与引力空间相融合的。Monge是个典型例子：他开始时把热、光和电归为“可变的影响体”，是“特殊物理学”关注的对象，而一般物理学则关注广延性、引力和运动。只是在后来他才把所有这些场归在一般物理学的名下（Anne Querr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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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两种科学或两个科学步骤之间加以区别：一种包括在“再生产”之中，另一种包括在“追随”之中。第一种涉及再生产、重复和再重复；第二种涉及巡回，是巡回、流动科学的总和。流动随时都可以归结为技术形态，或归结为科学的应用和证实。但这不是所要说明的情况：追随与再生产根本不是一回事，人们决不是为了再生产而追随。再生产、推导或演绎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官方科学的组成部分，它把时空差异当作众多的变量，其恒定形式恰恰是由规律抽象出来的：为了让相同现象在引力和条纹空间内反复发生，就必须获得相同的条件，或在不同条件和可变现象之间保持相同的恒定关系。再生产意味着某一固定观点的永久性，它外在于所再生产的东西：即在堤坝上观看水的流动。但追随的理想目标并不是再生产。仅仅有别干、而非优好于所生产的东西。当寻找某一质料、或某一质料的“奇点”，而不能去发现一个形式时；当逃避引力而进入一个速度场时；当不再思考流层朝固定方向的流动而卷入涡流时；当献身于变量的连续变化而非从中抽取恒量时，你必须追随。于是，大地的意义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围绕某一观点，在某一领域，依据一套恒定关系，不断以合法的模式重新分域；但随着流动模式的出现，解域的过程构成并扩展了地域本身。“先去看看你那棵老植物，仔细观察雨水的流向。现在雨水已经把种子冲走了。注意雨水冲出来的沟壑，确定水的流向。然后，找到离你那棵植物最远的一棵植物。在这两棵植物之间的全部野生植物就都是你的了。以后，……你可以扩大你的地盘。”①巡回的、流动的科学包括在一个向量场上追随一股流动，奇点就像许多“事故”（问题）一样撒播在这个向量场上。比如，原始金属学何以成为给予铁匠以准游牧地位的一种流动科学？可以反驳说，在这些例子中，问题仍然是通过中间渠道从一点走向另一点（即便是奇点），而且仍然可能把流动切割成流层。但这只能把流动的步骤和过程与一个——总是被官方科学规范化了的—条纹空间相联系，这个空间剥夺了这些步骤和过程的模式，将其用于自己的模式，仅仅将其局限于“技术”或“应用科学”的范围内。作为一般规则，一个平滑空间，一个向量场，一种非长度的多元性总是可以译成、而目必然译成一种“比较”：不断把一个拥有足够维度的欧几里得的相切空间置于平滑空间的每一点之上，借此重新把平行引入两个向量之间，仿佛多元性就潜伏在这个同质的、条纹的再生产空间中一样，而不是继续在“实地探讨”中去追随它。①这是逻各斯或律法对诺摩斯的征服。但这种基本运作的复杂性证明了它必须要克服一些抵制。无论何时，只要流动步骤和过程回归自己的模式，点就会恢复奇点的位置，排除所有一对一的关系，流动就会重新产生曲线和涡流运动，排除向量之间的任何平行，而平滑空间则再次征服接触的属性，阻止它保持同质和条纹状态。总是有一股潮流阻止流动或巡回科学在再生性质的官方科学中达到完全内化。有一种流动科学家总要接受国家科学家的挑战、整合或联合，甚至要接受科学和技术的合法系统内的某一低微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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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rres, La naissance de la physique, p. 65.

① Carlos Castaneda, The Teachings of Don Ju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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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流动科学浸透着更多的非理性步骤、神秘和魔幻的方法。它们只在有待于确定归属时才那样做。而就官方科学而言，它们也给自己环绕上一道圣洁和魔幻的光环。而这两个竞争模式之间最明显的东西则是，流动或游牧科学并不打算让科学拥有自治权，哪怕一种自治的发展。它们没有自治发展的工具，因为它们的一切运作都服从于直觉和建设的感性条件—追随物流，规划和连接平滑空间。一切事物都位于一个客观的、与现实本身共延的浮动地带。不管多么精密或严格，“近似性知识”都取决于感性的和可感的评价，这种评价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还要多：问题框架依然是其惟一的模式。对比之下，官方科学的正当任务，它在理论或原理上的权力是把所有运作与直觉条件隔绝开来，使其成为真正的内在概念或“范畴”。这恰恰是解域在这种科学中意味着在概念机器中重新分域的原因。如果没有这种范畴的、绝对命题的机制，区别性运作就会限于追随现象的进化；此外，由于实验是开放的，是基础建设，所以，将其确立为稳定模式的坐标将永远不会出现。这些要求中有些是依据“安全”状况来转译的：奥尔良和博韦的两座大教堂在12世纪末倒塌了，而控制计算又很难启动流动科学的建设。尽管安全是国家理论规范和政治理想的基本因素，但仍有其他重要因素。由于其全部步骤，流动科学很快就超越了计算：它们寄寓超越再生产空间的那个“多余”空间里，很快就遇到了从那个观点来看不可逾越的问题，而最终通过真实生活的运作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的办法来自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使问题变成非自治性的了。对比之下，只有官方科学才有随意支配的衡量权，并用这种权力限定概念机制或科学的自治性（包括实验科学的自治性）。因此，才必须让同质性空间伴随流动空间，否则，物理学就将依赖空间中的特定点。但这与其说是转译，毋宁说是建构：恰又是流动科学所不从事、也没有工具从事的那种建构。在这两种科学的互动场上，流动科学局限于制造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一系列集体的非科学活动，而科学的解决却取决于官方科学，通过将其引人理论机制和工作组织而改变了问题的性质。这相似于柏格森理论中的直觉和理智，在此，直觉提出问题，只有理智才具有在形式上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直觉只满足于将这种问题投放到人类追求质料的质的活动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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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bert Lautman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黎曼空间是如何容纳欧几里得连接的，使其在任何时候都能限定两个相邻向量的平行；在这种不去实地探讨多元性的情况下，多元性就“仿佛潜伏在拥有足够维度的欧几里得空间”中一样。见Lesschemas de structure (Paris: Hermann, 1938), pp. 23 – 24; 43 - 47.

① 在柏格森的著作中，直觉与理智的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处于永久的互动之中。布立干的命题也与此相关：两个数学元素的二元性，即“问题”和“总体综合”，只有在进人互动场后才能发展，在这个场内，总体综合界定“范畴，”而没有这些范畴，同题就能得到普遍解决。见Le délin des absots mathématico -log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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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Ⅱ.有没有从国家模式中抽取思想的方法？

命题IV.战争机器的外在性最终得到了精神学的证实。

思想内容有时由于过于墨守成规而受到批判。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形式本身。这种思想已经与它从国家机器借来的模式相一致，因此，其目标和道路，导体，渠道，机构等整个研究方法都是由国家机器界定的。于是就有了掩盖一切思想的思想映像；这是“精神学”（noology）的特殊对象，仿佛由思想发展而来的国家形式。这个映像有两个头，与主权的两极相对应：一个是真实思想的绝对统治，以魔幻的抓捕、围攻或束缚为运作方式，构成了某一基础（虚构信仰模式）的效率；另一个是自由精神的共和国，根据条约或契约运作，构成了立法和执法组织，执行某一本原（逻各斯）的律法。这两个头在古典思想映像中总是相互干扰：“自由精神共和国的王子就是最高存在的理念。”而如果这两个头相互干扰，那不仅仅因为它们之间有许多中介和转化，因为第一个为第二个铺平了道路，第二个利用和保存了第一个，而且因为它们相互间既是对抗的又是互补的，相互不可或缺的。然而，为了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它们“之间”就并非不可能发生性质完全不同的、把映像隐藏在外部、并于外部发生的事件。①但当我们了解到真理的绝对统治和自由精神的共和时，把自身局限于这个映像就似乎不简单是隐喻的问题了。这是思想作为原则、作为内在性的形式、作为一个地层而构成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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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cel Detienne, Les maîtres de vérité dans la Grèce archaïque ( Paris: Maspero,1973)。他清楚地表明这两个思想极端与杜梅西尔提出的主权的两个方面相对应：君主或“海上老人”具有宗教魔力的讲话，以及城市的对话式讲话。在这两极关系中，不仅有希腊型思想的主要人物（诗人，物理学家，哲学家，诡辩学家等等)，Detienne还在两极间插入了一个特殊团体，即导致过渡或进化的军人。

很容易看到由此而产生的思想是什么：永远不会自治的一种引力，制造了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的一个中心，它似乎是依靠自身的效率或依照自身的法令而存在的。但国家也获得了同样多的东西。实际上，通过以这种方式在思想中发展，国家形式获得了本质的东西：一整套舆论。只有思想能够发明具有普遍权利的一个国家，并把国家抬高到普遍律法的水平。这就仿佛把主权独自抛在世界上，跨越整个世界范围，而现在只涉及实际的或潜在的主体了。这已不是权力的外在组织的问题了，也不是陌生帮伙的问题了：国家成了分离叛逆主体的惟一原则，这些主体从自行维护国家形式的赞同主体而被迫回归自然状态。如果支持国家对思想本身是有利的，那么，国家在思想中发展，并作为独一无二的普遍形式而受到思想的认可，就也同样是有利的。国家的特性不过是一个偶然事实，就如同其可能的堕落或不完善一样。现代国家在理论上定义为“一个群体的理性和合理的组织”：一个群体拥有的惟一特性就是内在性或道德（民族精神），同时，这个群体也由于其组织而趋于普遍和谐（绝对精神）。国家给思想赋予了一种内在性的形式，而思想给那种内在性赋予了一种普遍性的形式：“世界性组织的目标是要满足特定自由国家内部的理性个体。”国家与理性之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交换；但那种交换也是一个分析命题，因为实现了的理性是与法制国家相认同的，正如国家是理性的生成一样。①在所谓的现代哲学中，以及在所谓的现代或理性国家中，一切都是围绕立法者和主体进行的。国家必须区别立法者和主体，在正当条件下允许思想把立法者和主体的身份概念化。永远服从。你越是服从，你就掌握得越多，因为你只能服从纯粹理性，也就是服从你自己………。自从哲学承担起本原的角色以来，它就始终在保佑既定权力，把能力学说追溯到国家权力的机体上去了。常识，被统一在由我思所构成的中心之上的全部能力，就是被抬高到绝对地位的国家舆论。这是最著名的康德“批判”的伟大运作，并在黑格尔主义那里得到了更新和发展。康德不断批判坏风俗，而崇尚功能。毫不奇怪，这位哲学家成了一位公共教授或国家公务员。那是国家形式激发思想映像的时刻。全面的互动。毫无疑问，这个映像本身根据这个形式的不同变体而呈现不同轮廓：它并不总是描写或指称哲学家，也不会永远描写他。从一种魔幻功能过渡到理性功能是可能的。远古帝国时代的诗人能够发挥形象训练者的作用。②在现代国家里，社会学家成功地取代了哲学家（比如，涂尔干和他的信徒们开始给共和国赋予一种凡俗的思想模式)。甚至在今天，精神分析学在一种魔幻般的回归中声称普遍意识的作用就是法律思想。此外，还有相当多的竞争者和伪造者。精神学不同于意识形态，它的研究对象恰恰是思想映像及其历史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没什么意义，思想除了可笑的引力之外，其实什么都没有。但那就是它所要求的一切：我们不必严肃对待之。因为那使其更容易为我们思考，并将永远产生新的公务员。人们越是不认真对待思想，他们就越是按国家要求去思想。的确，哪有国家人不梦想着扮演那个微不足道但又不可能的角色—即思想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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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一种关于权利的黑格尔主义，它依靠官方的政治哲学生存，并把思想的命运与国家联系起来。亚历山大·柯耶夫（“Tyranny and Wisdom,”in Leo Strauss，On Tyranny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和埃里克·韦尔（Hegel et L'Etat.Philosophie politique [ Paris: Vrin，1974]）都是其近代的代表。从黑格尔到马克斯·韦伯，是一整条反映现代国家与理性之间关系的线索，即作为理性技术和合理人类的国家和理性。如果有人反驳说这种理性在远古帝国中早已存在，是统治者的最佳状况，那么，黑格尔主义者就会回答说，合理的理性在没有每个人最小限度的参与的情况下是不会存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合理理性的形式是否不是从国家抽取出来的，并非必然使其正确，赋予其“理性”。

②关于古代作为“宗主国公务员”的角色，见 Dumezil，Servius e la Fortune (Paris: Gallimard, 1943), pp. 64ff., and Detienne, Les maûtres de vérité, pp. 17ff.

但精神学与对抗思想相对立，这些对抗思想采取暴力行动，时隐时现，在历史上是流动的。这是“私下思想家”的行动，与吉尔凯郭尔、尼采、甚或谢斯托夫等公共教授截然相反。不管他们定栖何处，那都是大草原或荒漠。他们破坏形象。尼采的《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也许是针对思想映像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的最伟大批判。然而，“私下思想家”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词儿，因为它夸大了内在性，而实际上却是外部思想的问题。①把思想直接与外部联系起来，与外部力量联系起来，简言之，把思想当作战争机器，是一种陌生的做法，其确切步骤详见尼采（比如，警句完全不同于原理，因为在文字的王国里，原理就仿佛有机的国家行动或权威判决，而警句总是等待着一个新的外部力量赋予其意义，这是必将征服它、破坏它、利用它的最后一股力量)。还有一个理由说明“私下思想家”这种说法为什么不好。尽管这种对抗思想的确证实了一种绝对孤独，但却是极端的民众孤独，就仿佛荒漠一样，是已经与即将到来的一个民族交织在一起的一种孤独，它召唤、等

① 见米歇尔·福柯对伯朗肖以及思想的内在性的形式的分析，“La penee dudehors,” Critique, no. 229 ( June 1966), pp. 523 -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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