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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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着那个民族，只能通过那个民族才能存在，尽管它还没有到来。“我们缺乏那股终极力量，缺乏一个能够承受我们的民族。我们正在寻找那种民众支持。”每一个思想都已然是一个氏族了，即国家的对立面。而思想的这种外在性的形式与内在性的形式根本不是对称的。严格说来，对称只存在于内在性的不同的极或焦点之间。但思想的内在性的形式一总是外在于自身的那股力量，或终极力量，那个n次幂根本不是与国家机器所激发的映像相对立的另一种映像。相反，它是毁灭那个映像及其复制品、那个模式及其繁殖、把思想从属于真理、正义、权利（笛卡儿的真理、康德的正义、黑格尔的权利等）模式的每一种可能性的一股力量。“方法”是普遍意识的条纹空间，指出了必须从一点到另一点所要遵循的路线。但外在性的形式把思想置于-个平滑空间之中，它必须毫无顾忌地占据这个空间，对此，没有可能的方法，没有可构想的再生产，而只有接替、间奏、再生。思想就如同吸血鬼；它没有映像，不能构成模式，也不能复制。在禅的平滑空间中，箭头不是从一点指向另一点，而是在任何一点上，有待于指向任何其他一点，而且随着箭手和靶子的更换而改变。战争机器的问题是接替的问题，哪怕用简陋的工具进行接替，而不是建筑学模式或丰碑的问题。一个不断接替的流动民族，而不是一个模式化社会。“自然推动像箭头一样的哲学家进入人类；它没有目标，但希望箭头将扎在某处。但它无数次落空，并为这个事实感到沮丧。………就自然所采用的手段而言，艺术家和哲学家证明了自然的目的性，尽管他们也卓越地证明了这种目的的智慧。他们只击中了少数人，尽管他们应该击中每一个人—甚至对这些少数人，也不是用哲学家和艺术家的力量击中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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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别想到了两个激发情感的文本，也就是说，在这两个文本中，思想具有真正的伤感力（反逻各斯和反民族精神的)。一个是阿尔托的文本。在给雅克·瑞维埃尔的信中，他解释说，思想的运作依据中心的塌倒，它只能由于无能采纳某种形式而存在，只在质料中释放表现的特点，在纯粹外在性的环境中边缘地发展，如同不可能普遍化的奇点和不可能内在化的环境那样发生作用。另一个是克莱斯特的文本，“论言语中思想的逐渐形成。”文中，克莱斯特把概念的中心内在性谴责为控制工具—不但控制言语，控制语言，而且控制情感、环境、甚至机会。他把这种思想与作为进程和过程的思想区别开来，一种怪异的反柏拉图式对话，一种兄妹之间的反对话，其中，一方在不知情的时候说话，另一方在还不明白的时候接话：克莱斯特说这是情感的思想，就仿佛战争机器中的一位将军，如同充满电荷的一个纯粹强度的物体。“我混合无法表现的声音，延长过渡的时期，在不必要的时候使用同位语。”争取一些时间，然后也许放弃，或等待。不控制语言的必要性，在母语中充当外国人的必要性，是为了把言语引向自身，“把不可理解的东西带到世界上来。”这就是外在性的形式，兄妹之间的关系，思想家的生成女人，女人的生成思想：拒绝控制的情感，构成战争机器的情感。思想在与外在力量搏斗，而非聚集在一个外部形式之下：思想接力式地运作，而非构成一种映像；一种事件一思想，一种个体性，而非主体一思想；一种问题一思想，而非本质一思想或原理；吸引一个民族的思想，

① 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不合时宜的沉思》，R. J. Hollingda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77 -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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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用于政府管理的思想。每当“思想家”射箭的时候，是否总要有一个国家人，国家人的影子或映像，来给他建议和忠告，并给他设立一个靶子或“目标”呢？雅克·瑞维埃尔毫不犹豫地回答阿尔托说：努力研究，不间断地研究，形势会好起来的，你会成功地找到一种方法，学会清楚地表现你的实际思想（普遍意识）。瑞维埃尔不是国家首脑，但在《新法语杂志》上他决不是最后一个错把自己当成文字王国里的秘密王子的人，或权利国家中德高望重的老翁。楞次和克莱斯特都反抗歌德，那位了不起的天才，所有文人中可证实的国家人。但那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克莱斯特和阿尔托的文本本身变成了丰碑，成了激发模仿灵感的模式比其他模式要阴险得多的一个模式—一因为它们相当于人为的口吃和无数的踪迹。

思想的古典映像，它所造就的条纹化的精神空间，渴望普遍性。它实际上以两种“普遍性”运作：一个是作为存在之终极本原或包容一切的地平线的整体，另一个是作为把存在改变成我们的存在的原则的主体。①绝对统治与共和。在这两个之间，现实与真理的全部变体都在条纹的精神空间中找到了位置，都被置于存在与主体的双重视点之下，致力于实现一种“普遍方法。”现在，我们就不难描写拒绝这种映像、以其他方式行事的游牧思想了。游牧思想拒绝一种普遍思维的主体，相反，它与一个单一种族结盟。它并不置身于一个包容一切的总体，相反，置身于一个没有地平线的环境之中，如平滑空间，草原，荒漠，或大海。这里所确立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充足性，即在界定为“氏族”的种族与界定为“环境”的平滑空间之间。荒漠上的一个氏族，而非在包容一切的存在的地平线之内的普遍主体。肯尼思·怀特最近强调了种族一氏族（凯尔特人，感到是凯尔特人的人）和环境一空间（东方，戈壁滩…）之间的这种非对称的互补性。怀特表明，这个奇怪的合成，凯尔特人与东方人的结合，激发了一种正宗游牧思想，它贯穿于英国文学，构成了美国文学。①我们即刻看到了危险，伴随这种做法而来的深刻含混，仿佛每一种努力和每一种创造都注定臭名远扬一样。怎样才能防止把种族的主题变成种族主义、统治和包容一切的法西斯主义、或一个教派、一种民间故事等微观法西斯主义呢？怎样才能防止东方的一极变成一种幻觉，不致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激活各种法西斯主义，还有各种民间故事、瑜珈、禅和空手道呢？当然，旅行并不足以能逃避幻觉，而诉诸于真实或神话的过去也当然不能避免法西斯主义。但恰恰在这里，进行区别的标准是简单的，实际混合的不管是什么，都必将在特定层面上、特定时间内将他们混淆起来。种族一氏族只存在于被压迫种族的层面，忍受着压迫的痛苦：只有低级的、少数的种族；没有统治的种族；种族不是依纯洁性界定的，而是依一个主导系统给予它的不纯洁界定的。杂种和混血是种族的真实姓名。兰波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一直属于低贱的种族……我永远属于低贱的种族……我在布列塔尼海岸……我是一个野兽，一个黑鬼……我属于一个遥远的种族：我的祖先是古斯堪的纳维亚人。”②同样，种族不是可以重新发现的东西；东方不是可以模仿的东西：它只存在于对一个平滑空间的建构之中，正如种族存在于对栖居和跨越某一平滑空间的氏族的建构之中一样。所有思想都是一种生成，一种双重生成，而非主体的属性和整体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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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尔·雅斯帕尔的一本奇书《笛卡儿与哲学》(Berlin:W. de Gruyter，1956)，讨论这一观点，并接受了它的含义。

① Kenneth White，Intellectual Nomadism. 这部未发表的著作的第二卷叫《诗歌与氏族》。

② Arthur Rimbaud, A Season in Hell, trans. Louise Varése (Norfolk, Conn. : New Directions, 1952), pp. 9, 13, 17,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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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Ⅱ.战争机器是游牧民的发明（它外在于国家机器，有别于军事机构)。这样，战争机器就有三个方面：空间地理方面，数学或代数方面，和情感方面。

命题V.游牧生存方式必然使战争机器的空间条件成熟起来。

游牧民有一个领域；他遵循习惯的路线；他从一点走向另一点；他并非无知于点（水点，居住点，聚会点，等等)。但问题是，游牧生活的本质是一条原则，不过是一个结果。首先，虽然点决定路线，但却严格地从属于它们所确定的路线，是固定不动的事物的反面。到达水点只是为了被抛在后面；每一个点都是一个驿站，而且只能作为一个驿站而存在。一条路线总是在两点之间，但这个之间已经全部协调起来，获得了自治和自身的取向。游牧民的生活是间奏曲。甚至居住的条件也是根据永远赶他们上路的轨道来构想的。①游牧民从根本上不同于移民：移民原则上是从一点走向另一点，即便第二点是不确定的，未曾预见的，或未曾定位的。但游牧民只是作为结果，作为实际的必然，才从点走向点；原则上，点对他来说是轨道上的驿站。游牧民和移民在许多方面是相混的，可以构成共同体；他们的原因和条件也没有明显的差别（比如，在麦地那与穆罕默德会合的人可以选择发游牧或流浪的誓约，也可以发逃亡或移民的誓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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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ny Milovanoff, “La secinde peau du nomade," Nouvelles littéraires, no. 2646(July 27，1978)，p. 18:“在阿尔及利亚撒哈拉边界上的拉巴游牧民使用 trigā 这个词，一般指道路，也指织带，用来固定帐篷绳索的带子……在游牧思想中，居住与某一地域无关，而相关于某一巡回路线。游牧民拒绝占有他们所路过的土地，而用绵羊毛和山羊毛建构一个环境，在暂时占据的地盘上不留一丝痕迹……因此，羊毛，柔软的质料，便给予游牧生活一种统一性……游牧民停留于旅行的再现，而非停留于所跨越空间的组织。他们从空间走向空间……羊毛多形态主义。”

其次，尽管游牧路线遵循小道或惯行路线，但却不能发挥固定路线的功能。固定路线是要把一个封闭空间分配给人，每人分得一份，并调节份与份之间的交流。游牧路线恰好相反：它把人（或动物）分布在一个开放的空间内，一种不确定的、没有交流的分布。诺摩斯代表律法，但那是因为它原来就是分布，就是一种分布模式。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分布，并不分成份儿，在一个空间内没有边界，也没有封闭。诺摩斯是一个大惊小怪的集体的凝聚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与法律或城邦相对立，而是落后的山村，山坳，或围绕城市周围的模糊地区（“或是诺摩斯或是城邦”）。②因此，这也是第三点，在不同空间之间存有重大差别：固定的空间是条纹状的，有墙，封闭的圈子，圈子之间有道路；而游牧空间是平滑的，只有被轨道涂抹和取代的“特点”。甚至沙漠上的薄层也相互滑动，发出一种不可模仿的声音。游牧民自行分布在一个平滑空间内；他占据，居住，拥有那个空间；那是他的地域原则。因此，根据运动来定义游牧就是错误的。汤因比非常正确地指出，游牧民恰好是不运动的人。移民身后留下的是一个无形或充满敌意的环境，而游牧民则不离开，不愿意离开；他固守着由渐小的森林遗留下的平滑空间，草原或荒漠在扩大，而面对这种挑战，他发明了游牧生活方式。①当然，游牧民也移动，但却是坐着移动，他移动时坐着（贝都因人在马背上奔驰，膝盖顶着马鞍，坐在竖起的脚底上，“绝妙的平衡”)。游牧民知道如何等待：他具有无限的耐力。不动与速度，紧张与冲锋，一个“静止的过程”，作为过程的静止一克莱斯特提出的这些特点也是游牧民的突出特点。因此，有必要把速度与运动区别开来：运动也许非常快，但并不说明它有速度；速度也许非常慢，其或是不动的，然而仍然是速度。运动是外延的；速度是内包的。运动表指一个被看成“一”的物体的相对性质，从点走向点：相反，速度构成一个物体的绝对性质，这个物体的不可简约的部分（原子）以涡流的方式占据或填充一个平滑空间，而且可能在任何一点上一跃而起。（因此，没有相对运动而集中在一个地方进行精神旅行，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这是游牧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简言之，我们通常说只有游牧民才有绝对的运动，也就是说，有速度；涡流或旋涡运动是

① 见 W. Montgomery Watt, Mohammed at Medin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85 – 86, 242.

② Emmanuel Laroche, Histoire de la racine“Nem" en grec ancien (Paris: Klinck-sieck，1949)．词根“Nem”表示分布，不是分配，即便二者是有联系的。在田园的意义上，动物的分布是在一个无限界的空间内进行的，意味着没有土地的分配：“在荷马时代，牧人的占地与土地分配无关；在梭伦时代，当农业问题突出之时，那是用完全不同的语汇表现的。”“到草原上去”不是指分配，而是指分散，指动物的重新划分。只是在梭伦时代之后，诺摩斯才用指法律和权利基础上的原则，后来就与法律成为一体了。在此之前，在法制的城市或城邦与诺摩斯控制的郊区之间还有一种选择。在Ibn Khaldūn的著作中也谈到一种类似的选择：作为城市生活的hadara，与作为诺摩斯的 badiya（不是城镇，而是城市时代之前的乡村，平原，草原，山脉，或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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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m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abridged by D. C. Somerwell，vol. 1，pp. 164 - 186：“他们投靠草原，不是要逃到草原的边界以外，而是要在那里安居乐业”(p. 168)。

其战争机器的本质特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游牧民没有点、路或土地，尽管在表面上似乎拥有这些。如果可以把游牧民称作被解域者，那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像移民那样此后还有分域，或像长期居民一样依靠别的东西（长期居民与大地的关系是以别的东西为媒介的，如财产制度，国家机器)。相反，对游牧民来说，正是解域构成了与大地的关系，甚至达到依赖解域进行分域的程度。大地解域的是它自身，从而给游牧民提供了地域。大地不再是大地了，而成为纯粹的土地或支撑。大地不是在根据地球的相对运动解域的，而是在特定地点，在森林退缩、草原和荒漠延扩的地方。胡巴克认为，用普遍的气候变化（这是移民迁徙的原因）来解释游牧生活方式，不如用“地方气候的蔓延”，这是正确的。①游牧民就在大地上，在向四面八方侵蚀扩张的平滑空间里。游牧民在这些空间里栖居；他们不离开那里，亲手扩展它们；他们造就了荒漠，就如同荒漠造就了他们一样。他们是解域的向量。他们通过一系列局部运作、不断变换方向而造就了一片又一片荒漠，一片又一片草原。②荒漠不仅有绿洲，那就像固定的点一样，而且有临时的块状植物，根据局部降雨情况而改变地点，不断地改变着巡回的方向。③用来描写沙漠的术语也用来描写冰川：大地与天空之间没有分界线；中间没有距离，没有视角或轮廓；可视性受到了限制；然而，一种非常精密的类型学靠的不是点或物体，而靠的是个体性，以及关系的组合（风，雪或沙的波动，沙的沙沙声或冰冻的吱嘎声，以及二者的触觉性质)。这是一个触觉空间，确切说是“多触觉”空间，比视觉空间要响亮得多。①方向的可变性和多声部性是块状平滑空间的一个本质特点，这个特点改变了方向的绘制。游牧民，游牧民空间，是局部确定的，而不是受限制的。既被限制又进行限制的是条纹空间，相对全球的空间：它的各个部分是受限制的，它们的方向是不变的，取向是相互的，界限是可分的，也是可相互关联的。起限制作用的东西（城垛或城墙，而不再是边界线）就是与它所“包含”的平滑空间相关的这个集合体，它减缓或阻止平滑空间的发展，限制它或将其置于外部。甚至当游牧民达到这种全球效果时，他也不属于这个相对的全球，人们在那里从一点走向另一点，从一个地区走向另一个地区。相反，他处于绝对的局部地区，以局部显示的绝对地区，而且是在一系列变换方向的局部运作中生产出来的，其中包括沙漠，草原，冰川和大海。

① 见 Pierre Hubac, Les nomads (Paris: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1948), Pp. 26 -29（尽管胡巴克往往把游牧民与移民相混淆)。

②关于海上或群岛上的游牧民，Joee Emperaire写道：“他们并没有抓住整个巡回路线，而只是抓住了局部，把不同的连续阶段按顺序并置起来，从一个营地到另一个营地旅行。他们在每一个阶段都估计巡回的长度和连续的方向变化。”Les nomads de la mer (Paris: Gallimard, 1954), p. 225.

③ Wilfred Thesiger, Arabian Sands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59), pp. 112 - 113, 125, 165 –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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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绝对的东西在特殊的地方出现一这难道不是非常一般的宗教特点吗（宗教表面现象的性质、其合法性以及使其得以再生的形象的缺乏都是有待于讨论的)？但宗教圣地基本上是排斥模糊的诺摩斯的一个中心。宗教的绝对主要是包容一切的地平线，而如果这个绝对本身出现在一个特殊地点，那是为了给地球确定一个固定和稳定的中心。一神教包容一切的平滑空间（沙漠，草原或海洋）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简言之，宗教改变了绝对。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就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零件(在形式上属于“契约”，“帮伙或联盟”)，即便它在自身内部有权把这种模式提高到普遍的高度，或构成一种绝对统治。但对游牧民来说，提出问题的术语却是完全不同的：局部是不受限制的；因此，绝对不在特殊的地方出现，而成为一个不受限制的局部；地点与绝对的重合不是在一个有中心的、定向的全球化或普遍化中达到的，而是在局部运作的一个无限序列中达到的。只要局限于观点的这种对立，我们就能看到游牧民并未给宗教提供一个有利的平台；战争人总是冒犯牧师或神。游牧民信奉模糊的、流浪的“一神教”，并满足于这种宗教，满足于他们那流动的火焰。游牧民有一种绝对感，但显然是无神论的绝对。与游牧民有关的普世论宗教一—摩西，穆罕默德，甚至与聂斯脱利异端有关的基督教—在这方面总是遇到麻烦，与他们所说的顽固亵渎发生冲突。这些宗教实际上离不开一个坚定不变的方向，离不开一个专横的法制国家，甚至缺乏一个实际存在的国家。它们提倡的理想是固定化，因此更加推崇移民而非游牧生活。甚至连早期的伊斯兰教也推崇逃亡或迁徙，而不喜欢游牧。恰恰由于一些分裂运动（如Khāriji），伊斯兰教才征服了阿拉伯或柏柏尔游牧民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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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Wilfred Thesiger 关于沙漠和 Edmund Carpenter 关于冰川的精彩描写，Es-kimo(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4)：风，触觉和沙漠的性质；视觉数据的次要特点，尤其是游牧民对作为正统科学的天文学的漠视；但总是有少数科学的全部性质变量和踪迹。

然而，仅仅在宗教与游牧生活方式这两种观点之间确立简单的对立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对一神教来说，其最深层的意向就是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普世或精神国家，但也不是不存在着矛盾或冲突地区。它甚至超越了国家的理想限制，甚至超越了宗主国，进入一个更加模糊的地带，在国家之外的一个地带，能够发生突变或归化的地带。我们所谈的宗教是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圣战的思想则是那台机器的动力。与国王的国家人格和牧师的宗教人格相对立的是先知，在他的指导下，宗教变成了战争机器，或站在了战争机器的一边。常听人说伊斯兰教和先知穆罕默德完成了这种宗教皈依，建立了一种真正的精神实体：按乔治·巴塔耶所说，“早期伊斯兰教是从事军事活动的一个团体。”这是西方为证明他们对伊斯兰教的敌意而诉诸的一种说法。然而，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也许就是这种类型的冒险。先知们完全可能谴责游牧生活；战争机器完全可能推崇移民运动和定栖的理想；一般宗教完全可能以精神的、甚至质料的分域补偿其特殊的解域，就圣战的情况而言，这就是对作为世界中心的圣地的征服。尽管如此，当宗教发展成战争机器时，它就能够调动和释放一股可怕的游牧或绝对解域的力量，让游牧民陪伴着移民，而在潜在的游牧民的陪伴下，移民便进入了生成的过程之中，最后，它便用一种绝对国家的梦想来对抗国家形式。①而这种反抗与那个梦想一样也是宗教的“本质”部分。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标志着一系列惊人的方向变化：要到达作为中心的圣地的坚定方向往往只是个借口。但要说自私自利或经济、商业或政治因素使圣战偏离了方向，却可能是错误的。圣战这个思想本身意味着方向的可变性，即中断和变化，在把宗教变成战争机器、同时利用并促成了相应的游牧生活之时，它就具备了所有这些因素或所有这些变量。①在定居民、移民和游牧民之间保持最严格划分的必要性并不排除实际存在的混合，反倒使这些混合显得更为必要。要思考定居生活方式征服游牧生活方式的一般过程也不能不看到局部游牧化卷走固定居民和双重移民的情况(这显然有利于宗教)。

① Emile Félix Gautier, Le passé de l'Afrique du Nord (Paris: Payot, 1952), pp. 267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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