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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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这一视角，Clastres对印度先知的分析就可以概括为：“一方是酋长，而另一方是与他们作对的先知……先知机器运转得很好，因为kari能够荡涤步他们后尘的惊奇的印度民众……先知反抗酋长的叛逆行为通过一种奇怪的颠倒而给予前者一种无限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后者所掌握的权力。”Society against he State，pp. 184 - 185.

平滑空间或游牧空间位于两个条纹空间之间：这就是带有垂直引力的森林空间，和带有网格和普遍平行线、现已独立的植树、具有间伐艺术的农业空间。但在“之间”也意味着那个平滑空间受控于两侧，它们限制它，抵制它的发展，尽可能多地分配给它交流的任务。或相反，在“之间”也意味着它与两侧对抗，在一边烦扰森林，在另一边获得耕地，肯定一股非交流力量或像“楔子”一样掘进来的发散力量。游牧民首先把矛头对准森林和山民，然后下山对付农民。在此，我们看到的是与国家形式相对立的形式或外部形式一但该怎样解释呢？作为一个全球空间和相对空间，这个形式包含着许多成分：在森林中间伐以开发农田：设置农业网格；附属于农业和固定食物生产的畜牧业：以城乡交流为基础的商业。当历史学家探讨西方征服东方的原因时，他们基本上都提到下列使东方处于劣势的特点：砍伐而非间伐，因此极难获取甚或发现树木；“稻田和花园”式的耕种，而非植树和农田；大多数不在固定居民控制之内的畜牧业，结果造成动物劳力和肉食品的缺乏；交流量低下的城乡关系，结果使商业缺乏弹性。①结论不是说东方缺少国家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保留和重组各种外流因素，就更加需要一个更严格的代理机构。国家的构造总是相同的；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惟一正确的观点就是：每一个国家内部都携带着重要的生存时刻。国家不仅是由人民构成的，而且还由树木、田地、花园、动物和商品。所有国家都是一个合成的统一体，但是，国家的发展和组织却大不相同。在东方，这些成分要松散得多，相互脱节，因此必然造成一种固定的形式以把它们聚拢在一起：亚洲或非洲的“独裁构型”面对着不断的反叛、分离和王朝更替，但却没有影响到其固定形式。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成分之间的紧密关联使国家形式的革命改造成为可能。当然，革命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含混的。迄今为止，只有西方进行过国家改造，而东方则预示着国家的消亡，国家的废除。①东方、非洲和美洲的大帝国起而抵抗渗透进来的开阔的平滑空间，保持各成分之间的距离（诺摩斯没有成为农村，农村与城市没有交流，大规模的畜牧业是游牧民主要从事的事业，等等)：东方国家与游牧战争机器形成了直接对峙。这部战争机器可能会回归到统一的道路上来，只能通过叛逆和王朝的更替向前发展；然而，正是作为游牧的战争机器发明了废除国家的梦想和现实。西方国家大多躲在条纹空间的掩盖之下，因此有更大的余地把各个成分聚拢在一起；它们只是通过移民的中介间接地面对游牧民，而游牧民的立场则由移民那里激发或全盘采纳而来。②

① Paul Alphandéry 在其经典著作 (La chrétienté et l'ideé de croisade, [Paris: AlbinMichel，1959]）中提出的一个精彩命题是，过程中的变化、停止和迂回是圣战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支圣战军队在我们看来是一支现代军队，如同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军队，绝对被动地行军，遵守一个外交官和其他官员的意志。这样一支军队知道自己的去向，而当犯错误时，却又不是由于缺少反思。一部注重差异的历史接受比较现实的圣战军队的形象。这支圣战军队无拘无束地、有时无政府地生存下来……这支军队从内部获得动力，借助一种复杂的一致性而未发生任何偶然事故。征服君士坦丁堡肯定是有原因的，也是必然的，具有宗教意义的，与其他圣战没什么两样”（vol. 2，p. 7)。Alphandery特别表明，无论在哪里，攻打异教徒的思想都是早期出现的，与解放圣地的思想相伴而生。(vol. 1，p.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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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中世纪起，现代历史学家对东西方的这种矛盾进行了精彩分析（而且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兴起于西方，而非其他地方？)。见Fermand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 – 1800, trans. Miriam Kochan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67), pp. 97 - 108; Pierre 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ne du Xve siécle(Paris: PUF, 1969), pp. 334 – 339 ( “Why Earope? Why not China?"); Maurice Lombard,Espaces et réseaux du haut Moyen Age (The Hague: Mouton, 1971), chapter 8 (and p. 219:“东方的砍伐在西方叫做间伐。因此，统治中心从东方向西方转移的第一个深刻原因是地理上的：森林间伐证明比荒漢一绿洲更有潜力”)。

国家的基本任务之一是给它统治的空间加上条纹，或把平滑空间用作交流工具，使其服务于条纹空间。不仅要征服游牧生活方式，而且要控制移民，更普遍地说，是要建立控制整个“外部，”控制横亘全世界的所有流动的一个权利地带。如果能够容忍，国家不会从各种流动捕捉的过程中分离出来，包括人口、商品或商业、金钱或资本等流动。方向明确后，仍然需要固定的路线，以便控制速度，调节流通，相对稳定运动，细致地衡量主体和客体的相对运动。保尔·维里利奥的命题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此。他表明，“国家的政权是城邦（polis），即对公路的管理，”城市的大门，征税和收费都是设置的障碍，过滤流动的人群，“抵抗”包括人、动物和货物在内的“移民帮伙的渗透力量。”①引力（gravitas）就是国家的本质。这决不是说国家根本不懂速度；而是说，它要求运动，甚至最快的运动，也不要成为占领平滑空间的一个运动物体的绝对状态，而要成为在条纹空间内从一点到另一点的一个“被运动物体”的相对特点。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分解，重组和改造运动，或调节速度。国家成为城市勘察员，改造者，或公路交通：从这个观点看，国家承担了工程师的角色。速度和绝对运动并不是没有规律的，但那是诺摩斯的规律，是利用诺摩斯的平滑空间的规律，是居于这个空间的战争机器的规律。如果游牧民构成了战争机器，那就是通过发明绝对速度，通过与速度“同日而语”而构成的。每当出现与国家相对立的运作——不服从、骚动、游击战或革命行为—时，都可以说战争机器复活了，一股新的游牧潜力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平滑空间或在仿佛平滑的空间中生存的恢复（维里利奥探讨了“占据街道”的骚乱和革命命题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对一切有可能超越它的力量的反应就是给空间加上条纹。国家在挪用战争机器的时候不能不赋予其相对运动的形式：作为运动调节器的堡垒就是这种情况。堡垒正是游牧民遇到的障碍，绝对涡流运动就是被这种障碍和躲闪破坏的。反之，当一个国家未能成功地给内部和相邻空间加上条纹时，横亘那个国家的流动就必然采取与它开战的战争机器的姿态，即平滑空间里的敌意和叛逆（尽管其他国家也能够渗透它们的条纹）。这就是中国走过的道路：在14世纪末，尽管在造船和航海业技术非常高明，但中国拒不理睬巨大的航海空间，目睹商业流动与海盗联手，致使自身无法行动，只能在政治上故步自封，大规模地限制商业，而这只能进一步加强商业与战争机器的联手。①

① Max Gluckman ( Custom and Conflict in Africa, Glencoe, Ill.: Free Press,19591）对非洲专制国家的分析证明了马克思关于亚洲专制国家的思考：固定形式与长期叛乱的共存。国家“转型”的思想似乎的确是西方的。而另一个思想，即国家“消亡”的思想大多属于东方，属于适合游牧战争机器的状况。有人试图把这两个思想作为革命的连续阶段，但它们之间存有很大差别，很难调和起来。它们反映了19世纪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股潮流的对抗。西方的无产阶级本身持有两个观点：夺取政权，改造国家机器（劳动力的观点），和立志或希望国家消亡(游牧化权力的观点)。其至马克思也不仅仅把无产阶级定义为异化的，而且也定义为解域化的。从第二个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是西方游牧民的后代。不仅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诉诸干起源于东方的游牧思想，而且连资产阶级也很快就把无产阶级与游牧民等同起来，把巴黎比作游牧民经常光顾的一座城市（见Louis Chevalier，Laboring Classes and Dangerous Classes in Pari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y, trans. Frank Jellenck [New York: H. Fertig, 1973], pp. 362 - 366))

② 见 Lucien Musset，Les invasions. Le second assaut (Paris: PUF，1965)，如丹麦人的三个发展“阶段”的分析，Pp.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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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aul Virilio, Speed and Politics, trans. Mark Polizzotti (New York: Semiotext[e]，1986)，pp. 12 - 13 and passim.. 离开与之相接触的外部流动，和它所调节的流通，“城市“就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特殊的建筑群，如城堡，也是有据可查的改造者，它们的内部空间允许对运动的分析、延长和恢复。维里利奥结论说，问题与其说是关闭公共道路，毋宁说是管理或控制运动。福柯已经选择了这个方向，分析了作为手术者和过滤器的海军医院；见 Discipline and Puish，trans. A. M.Sheridan Smith (New York: Vintage, 1975), pp. 143 – 146.

实际情况要比我们所揭示的复杂得多。在平滑空间中，海洋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典型的水利模式。但在所有平滑空间中，海洋是第一个被条纹化的，被改造成了陆地的附属，有固定的路线，恒定的方向，相对的运动，和一整套逆水的渠道和管道。西方争得海上霸权的一个原因是它利用国家机器给海洋加上了条纹，把北方的技术与地中海结合起来，吞并了大西洋。但这种做法导致了一个最出乎意料的结果：即相对运动的繁殖，条纹空间中相对速度的强化，其结果是平滑空间或绝对运动的恢复。如维里利奥所强调的，海洋成了存在中的舰队的场所，在那里，人们不再从一点到另一点，而是占领从某一点开始的空间：不但没有给空间加上条纹，反倒以永远运动的解域向量占据了它。这一现代策略从海洋转到了天空，那是一个新的平滑空间，但也转到了被视作沙漠或海洋的整个地球。作为改造者和捕捉手，国家并不仅仅使运动相对化，而且重新开始了绝对运动。它并不仅仅从平滑空间走向条纹空间，而且重建了平滑空间；在条纹空间之后重建了平滑空间。当然，这种新的游牧生活方式是伴随着全球规模的战争机器而来的，而战争机器的组织超过了国家机器，发展成能源、军事工业和跨国集团。我们说这是一个备忘录，提醒我们平滑空间和外部形式并不具有不可抗拒的革命号召力，但却据其相互作用和具体的实施条件或设施而发生根本的意义变化（比如，整体战争、民众战争，甚或游击战争相互借用方法的情况）。①

①关于中国和阿拉伯的航海，它们失败的原因，以及这个问题在东西方“档案”中的重要性，见 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pp. 300 - 309，and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re, pp. 145 –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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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VI. 游牧生存必然暗含着战争机器的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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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维里利奥给存在中的舰队及其历史意义下了精彩的定义：“存在中的舰队……是永远出现在海上的一支不可见的舰队，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击……新的暴力观念是暴力不再来自直接的对峙………而来自不同团体的不平等属性，在选定时刻内对一定数量的运动的评价，对这些运动的动力效应的永久证实……因此，这已不是跨越大陆或海洋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的问题。存在中的舰队…创造了没有时空目的地的错置观念……战略潜水艇不必开往特定的地方：在控制海洋的同时，它仍然保持不可见的状态……实现绝对的、不受干扰的、循环的航海，因为它既不涉及出发，也不涉及到达……如列宁所说，如果策略意味着选择应用力的点。’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今天，这些点’已经不是地缘策略的据点了，因为从任何特定地点来看，我们可以到达任何其他点，不管它在哪里…局部地理位置似乎绝对失去了战略价值，相反，这同一个价值也被归属干向量的局部地理位置的解除，而这又是一个永久运动的向量”；Speedand Politics，pp. 38，40-41，134-135。维里利奥的文本在每一方面都具有重要性和创新性。对我们来说，惟一的难点就是他把在我们看来非常不同的三组速度同化起来了：（1）游牧民的速度，或革命倾向（骚乱，游击战争）；（2）由国家机器调节的、转化的、挪用的速度（公路管理）；（3）由世界性的整体战争组织或星球多元武装所重申的速度（从存在中的舰队到核策略）。维里利奥根据其互动关系把这些速度等同起来，概括了速度的“法西斯”性质。然而，使这些区别成为可能的正是他自己的分析。

十，百，千，无数：所有军队都保留这种十进制的组合，以至于每当它们相遇时都要假定一个军事组织的存在。难道这不是军队给自己的士兵解域的方式吗？军队是由排、连、营组成的。数量可据功能、组合而各不相同。它们可能采纳完全不同的策略；但数总是与战争机器相关的。问题不在于量，而在于组织或构成。当国家创造军队时，它总是把这条原则应用于数组织上，但它所做的一切就是采纳这个原则，同时利用战争机器。如此奇特的一个思想—人的数组织却来源于游牧民。征服了游牧民的希克索斯人把这个思想带到了埃及。当摩西带领子民出埃及时，他听从了身为游牧民的岳父叶忒罗的劝告，从而构成了战争机器，其各个成分在《圣经·民数记》中均有描写。诺摩斯从根本上说是数的，代数的。当希腊几何学与印度一阿拉伯的数学形成对比时，后者显然意味着与逻各斯相对立的一种诺摩斯：这不是因为游牧民“会”数学或代数，而因为数学和代数起源于深受游牧民影响的一个世界。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了三种主要的人类组织：线性的，区域的，数的。我们依靠线性组织定义所谓的原始社会。氏族谱系实际上是各个行动环节；它们连接又分化，根据所论的祖先、任务和环境而有所变化。当然，数在决定谱系或创造新谱系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一如同大地的作用一样，因为一个氏族环节与一个部落环节重合了。大地首先是动力谱系得以刻写其上的质料，而数则是刻写的工具：谱系刻写在大地上，并用数构成了一种“大地测量学”。随着国家社会的到来，切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常说地域原则变成主导原则了。人们还可以说解域化，因为大地变成了一个物体，而非与谱系相结合的一个积极的质料因素。财产恰恰是人类与大地之间的解域化关系；无论财产构成了属于国家的、由线性群体连续占有的货物，还是本身变成了属于私人的、因而构成了一个新的群体的货物，它都属于这种解域化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依据国家的两极)，对大地的一种多元符码化取代了大地测量学。当然，谱系非常重要，数也具有了自身的重要性。但运动到前台的是一种“地域”组织，所有环节，无论是谱系，大地，还是数，都被吸纳到对它们进行符码化的一种天文空间或几何扩展之中但决不是以古代帝国或现代国家的方式。古代国家给空间盖上一个顶部，一个有深度和层次的等级空间，而（始于希腊城邦的）现代国家则以内在的中心、可分化的同质成分、对称和可逆转的关系发展了一种同质性延伸。不仅仅天文的和几何的两种模式紧密地混合起来，甚至在未混合之前，它们也意味着谱系和数向衡量权力的屈服，如帝国空间或政治扩展所表明的。①数学，数，总是在国家机器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早在官僚帝国时代就如此，而且拥有人口普查、征税和选举这三种联合运作。这甚至对现代的国家形式也是事实，现代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应用了介于数学科学与社会技术之间的全部计算技术（有一整套以政治经济学、人口学、工作组织等为基础的社会微积分)。国家的这个数学成分在对各种质料的处理上发挥了特殊威力：包括基本质料（原材料），精选的次要质料，或由人口构成的终极质料。因此，数始终控制着质料，控制着质料的变体和运动，换言之，使其服从于国家的时空框架—或是帝国空间，或是现代扩展。①国家具有地域原则，或解域原则，从而把数与衡量量值联系起来（逐渐复杂的衡量方法导致了多元符码化)。我们不认为在国家中会发现数的独立或自治状态，尽管会看到其发展的全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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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ean-Pierre Vernant 特别分析了希腊城邦与同质性集合扩展之间的关系，Mythe et pensée chez les Grecs (Paris: Maspero, 1971 - 1974), vol. 1, part 3. —旦与古代帝国关联起来，或与古典城邦之后的构型关联起来，问题必然要复杂得多了。这是因为所论的空间非常不同。但数仍然服从于空间，如Vemant就柏拉图的理想国所暗示的。毕达哥拉斯或新柏拉图派的数观包括帝国的天文空间，而非同质性扩展，但仍然把数置于从属地位；正因如此，数才是理想的，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计算”。

计算的数，换言之，自治的算术组织，既不是最高的抽象，也不是非常大的量。它只与游牧生活方式构成的或然状况和由战争机器构成的有效状况相关。正是在国家军队中，才出现了与其他质料相关的处理大数量的问题；但战争机器则通过计算的数处理小量的运作。当人们在空间分配某物而不是划分空间或分配空间本身时，这些数就出现了。数变成了主体。数之于空间的独立不是抽象的结果，而是平滑空间的具体性质造成的，这个空间在本身不被计算的情况下被占领。数不再是计算或测量的工具了，而成为运动的工具：正是数本身在平滑空间中运动。的确存有一种平滑空间的几何学：但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种小的操作型几何学，一种特征几何学。空间越是独立于测量学，数就越独立于空间。作为正统科学的几何学对于战争机器并不重要（它只对国家军队是重要的，对固定堡垒是重要的，但却使将军们惨遭失败)。②无论何时，只要占据一个平滑空间，数就成为一条原则，并在内部被用作主体，而非用来测量一个条纹空间。数是活动的占据者，平滑空间中可运动的因素，与条纹空间中不动的几何因素相对立。游牧民的数单位是流动的火，而非帐篷，因此也是相当固定的：“火优越于帐篷。”计算的数不再服从于长度决定或几何面积了，而只与地理方向保持着一种能动的关系：它是方向的数，而非面积或长度的数。游牧组织具有无法消除的数学性和方向性；数量无处不有，有十，有百；方向无处不有，有左，有右：数的头也是左或右的头。①计算的数是有节奏的，不是和谐的。它与节拍或韵律无关：只有在国家军队之内，由于纪律和表演的缘故，人们才踏着节拍行军；但自治的数组织在别处发现了意义，无论何时，都有必要在平原、在沙漠—在森林人和国家人的谱系失去重要性的地方一建立移位秩序。“他漫无目的地走着，脚步声与沙漠融为一体。路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曾有人从这里走过。这种走路的方式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中，以至于他想都不必想。脚步自动迈出，无从测量步伐的节奏。”②在战争机器和游牧生活中，数不再被计算了，而成为一个密码，正是由于这种能力，数才构成了“团队精神”，发明了秘密及其副产品（策略，间谍，战争计谋，埋伏，外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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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梅西尔强调了数学在政治主权的早期形式中起到的作用。他甚至将数学说成是主权的第三极。见 Servius et la Fortune和 Le troisiéme souverain (Paris: Maison-neuve，1949)。但数学是用来组织质料的；因此将质料屈从于两个主极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② Karl von Clausewitz 强调了几何学的次要作用，即在战略策略方面的作用： On War, trans. Michael Howard, Peter Paret, and Bernard Brodi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14 – 216 ( “The Geometrical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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