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一种解码的、节奏的、方向的、自治的、可动的、计算的数：战争机器就仿佛游牧组织的必然结果（摩西曾经历过这种组织及其一切后果)。现在有些人急着要批判这种数组织，将其谴责为军事的、甚或集中营一样的社会，在那里，人只不过是被解域了的“数”。但那是骗人的。为恐怖而恐怖。人的数组织当然不会比线性的或国家的组织更残酷。比之把人民当作将要修剪的树木或将要构型的地理形状，把人民当作数还不算太坏。此外，把数当作数字，当作统计数字，这适合国家的被计算的数，而不适合计算的数。集中营的世界既靠谱系和地域，也靠计算来运作。问题不在于好坏，而在于特殊性。数组织的特殊性取决于游牧生活方式和战争机器的功能。计算的数既不同于谱系符码，也不同于国家的多元符码。一方面，数组合从谱系中选择、抽取能进人游牧生活方式和战争机器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引导这些因素对抗国家机器，把一种机器和一种生活方式与国家机器对立起来，以一种解域化切割国家的线性地域和地域或解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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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把数和方向与战争机器相关联的最深刻的古代文本之一，Seu-ma Ch’ie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rans.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vol. 2, pp. 155 – 193 (“The Account of the Hsiung - nu")。

② Frank Herbert, Children of Dune (New York: Berkley Books, 1977), p. 212. 我们可以援指朱丽亚·克里斯蒂娃在界定计算的数时提到的特征：“排列，”“多元与偶然的分布，”“无穷一点，”“严格的近似值”等。Seneio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sémanalyse (Paris: Seuil, 1969), pp. 293 - 297.

计算的数，游牧或战争的数的第一个特点是，它总是复数，清楚表现的数。每一次都是数的复合体。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它不指大的、同质化的量，与国家的数或被计算的数一样，但却以准确清楚，换言之，以其在自由空间内的异质分布产生了巨大效果。甚至当国家军队在处理大数时（尽管基数“10”占绝对优势）也不放弃这个原则。罗马军队是由数字构成的一个数，清晰的表现致使各个部分都变成活动的了，几何图形也在不断变化、改造。复数或清楚的数不仅包括人，而且包括武器、动物和运输工具。因此，基数单位就是集合单位，比如，人一马一弓，1x1x1，锡西厄人就是按照这个公式取胜的：而这个公式变得越发复杂，以至于有些“武器”聚集或表示若干人或动物，如战车需要两匹马和两个人，一个人驾车，另一个人射箭，2x1x2=1；或如重甲步兵改革中著名的双柄盾，它把人链焊接在一起。无论单位多么小，表现都是清楚的。计算的数总是同时有若干基数。它也必然考虑到外在的但却包含在数字之内的代数关系，表示一个谱系或部落成员中战士的比例，后备军的作用，人员、质料和动物的保养。后勤学就是处理这些外在关系的技术，这些外在关系与内在的策略关系一样都是战争机器的必要组成部分，换言之，是相互关联的战斗组织的构成。这两方面一起构成了表现战争数字的科学。每一个集合体都具备策略的一面和后勤的一面。

论游牧学ー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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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计算的数还有一个更加秘密的特点。无论在哪里，战争机器都表示代数复制或加倍的一个奇异过程，仿佛它沿着两个非对称的、不相等的序列运作。一方面，谱系的确是按照数组织来改组的；一组复合数被强加在谱系之上，以便让新原则占据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人是从各个谱系中同时抽取出来的，以构成一个特殊的数团体——仿佛谱系一团体的这个新的复合数，如果不构成本身也是数的团体，就不能成功一样。我们认为，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战争机器的本质，是数的自治所必需的运作：团体的数必须有其对应物，即数的团体；数必须据两种互补运作而加倍。为了使社会团体数字化，数必须构成一个特殊团体。当成吉思汗在草原上进行他的伟大组合时，他按照数字安排谱系和每一宗族的战士，把他们置于一个密码和一个头人的领导之下（十人队由十人队队长领导，百人队由百人队队长领导，千人队由千人队队长领导)。他还从每一个数字化的宗族中抽取了少数人，组成他个人的卫队，也就是包括部下、代表、信使和外交官在内的一个能动组织(antrustions)。①一个永远不能没有另一个：双重解域，第二个是对较高权力的解域。当摩西进行建设荒漠的伟大工作时一他当时受游牧民的影响比来自耶和华的影响还大—他统计了每一个部落的人口，按数量把他们组织起来。他还颁发了一道法令，规定在那个特殊时代，部落里第一个出生的婴儿属于耶和华。由于这些初生婴儿太小，他们在数中的角色就转给了特定的部落，即利末人，这些利末人组成了数团体来特别保护方舟；又由于利末人在数量上少于各部落初生婴儿的总数，所以，部落可以通过赋税买回多余的初生婴儿（这是最基本的后勤学)。战争机器如果没有这个双重序列就不会发生作用：这种复合数既能取代线性组织，又能驱除国家的地域组织。战争机器的权力是根据这个双重序列定义的：权力不再以局部和中心为基础，不再依靠中心的潜在共鸣和各个局部的多元编码，而取决于数内部的关系，并独立于量。冲突或权力斗争也是这个双重序列的结果：在摩西的部落与利末人之间，在成吉思汗的noyans和antrustions之间。这不仅是各个宗族为获得以前的自治而提出的抗议，也不是为控制国家机器而计划的斗争。这是战争机器固有的一种冲突，存在于它的特殊权力之中，存在于加之“头人”权力的特殊限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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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oris Iakovlevich Vladimirtsov, Le régime social des Mongols , trans. Michel Carsow(Paris:Maisonneuve，1948). 术语 antrustions借自撒克逊政权，其国王的护卫是由法兰克人组成的。

因此，数字构造，或计算的数，包含着几种运作：最初集合或组合的计算（谱系），被抽取出来的亚组合的联合（十人队、百人队等的组成)，和通过替换对应于联合组合的另一组合的构型（特殊团体）。在游牧生活方式中，这最后一种运作最多样化和最具创新性。当战争机器被国家挪用时，甚至国家军队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实际上，如果对社会团体的代数化把特殊团体的构型作为其对应物，那么，本身具有代数性质的特殊团体就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得以建构：（1）从特殊的宗族或部落，其统治权最终将具有新的意义（如摩西与利末人的情况）：（2）从每一个宗族的代表，他们最终将充当人质（初生婴儿，实际上，亚洲和成吉思汗都属于这方面的例子)；(3)从一种完全不同的因素，外在于基础社会的人，奴隶、外国人或另一种宗教的信徒（早在撒克逊时代，国王就用法兰克奴隶组成特殊团体：但伊斯兰教是最好的例子，甚至激励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学范畴，即“军事奴役”：埃及的马穆鲁克人，来自大草原的奴隶，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苏丹购买的高加索人，或来自基督教社区的土耳其禁卫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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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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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不是“作为儿童扒手的游牧民”这一重要主题的来源吗？显然，尤其在最后一个例子中，特殊团体是作为战争机器中权力的决定因素来建构的。战争机器和游牧生活方式必须要同时避免两种情况：宗族贵族地位的恢复和宗主国职员的构成。国家本身往往把奴隶当作高级职员来使用，这使所有事情复杂化了。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做法的原因有多种，而且，尽管军队集两种倾向于一身，但这两种倾向却来自不同的出处。源自游牧民的战争机器中，奴隶、外国人或俘虏与宗族贵族和国家的职员和贵族截然不同。他们是“代表，”使者，外交官，间谍，战略家和后勤人员，有时也是铁匠。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说成是“苏丹的怪念头。”相反，有可能产生怪念头的是战争头领，这种特殊的数团体，只在与诺摩斯相关时才具有价值的这种密码，其客观存在和必要性就说明了这一点。战争机器本身既是一种解域，又是一种生成。特殊团体，尤其是奴隶一异教徒一外国人构成的团体，在变成士兵和信教者的同时，在之于宗族和国家的关系上又是被解域者。你只有生来是个不信教者，才能变为信教者；你只有生来是个奴隶，才能变为士兵。人为了这个目的建立了特殊学校和机构：特殊团体是战争机器本身的一个发明，国家始终在利用它，将其完全用于自己的目的，因而变得难以辨认，要么就以贵族职员的形式，或以特别团体的技术专家的形式，或以既抵制同时又同样服务于国家的“团队精神”，或在既服务于同时又替代国家的代表中恢复这个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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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是图阿雷格人的一个特殊的铁匠团体，叫做伊那登(“他者”)，原来人们以为伊那登是苏丹奴隶，在撒哈拉的犹太人或圣路易的骑士的后代。 见 René Pottier,“Les artisans sahariens du métal chez les Touareg,”in Techiqueset civilizations, vol. 1 (Métaux et civilizations), no. 2 (1945), pp. 31 − 40.

诚然，游牧民没有历史；他们只有地理。而且，游牧民被如此彻底地征服，以至于历史成了记载国家胜利的历史。结果，我们目睹了一种普遍批判的兴起，说游牧民不能进行任何革新，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冶金术上的，政治的还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学家，资产阶级，或苏维埃分子（Grousst或Vladimirtsov)，都认为游牧民是人类值得可怜的一部分，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对技术不闻不问；对农业、城市和国家只知道破坏或攻占。然而，如果游牧民没有高超的冶金技术的话，就很难理解他们何以在战争中取胜（认为游牧民从宗主国的叛徒那里获得技术武器和政治咨询，这极不可能)。除了以游牧组织和战争机器的名义，很难理解游牧民何以能从事破坏城市和国家的活动，而游牧组织和战争机器在定义上又不是无知的，而具有肯定的特点，特殊的空间，以及打破谱系和排除国家形式的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种构型。历史始终把游牧民排除在外。曾有人尝试把战争机器归属一个军事范畴（“军事民主”的范畴），把游牧生活方式归属一个固定栖居的范畴（“封建主义”的范畴)。但是，这两种假设设定了一个地域原则：要么宗主国挪用战争机器，把土地分给武士，作为地位的俸禄(假采邑)，要么财产本身在成为私有之后在拥有者中设定从属关系，建立军队（真采邑和领地）。①在这两种情况下，数都从属于一种固定的“财政”组织，以便决定哪一片土地该割让出去，也决定受益者本人所应交付的税额。毫无疑问，游牧组织和战争机器处理的都是相同的问题，都涉及土地和税收（在这方面，游牧武士是大革新家，尽管在理论上却相反)。但他们发明了一种地域性和一种“活动的”财政组织，以证实数字原则的自治性：这两种制度可能会混淆或综合，但游牧制度的特殊性仍然是把土地服从于被移位和利用的数，把税收服从于这些数的内在关系（比如，在摩西制下，税收就在数团体与数的特殊团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简言之，军事民主和封建主义决不能说明游牧民的数建构，反而证明了它们在固定政权中的幸存。

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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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VII.游牧生活方式具有战争机器的武器的“影响力”。

总是可以根据用法（毁灭人类或生产物品）来区别武器和工具。但是，尽管这种外部区别说明了某种技术客体的次要用途，但并未排除这两个组合之间的可逆性，以至于难于在武器与工具之间分辨出内在差异。按照安德鲁·勒罗伊-古尔汗的定义，双方都有各种各样的击打工具。“多少年来，农业工具和战争武器始终都是相同的。”①有些人谈到被置于源头的一个“生态系统”，其中，工作工具和战争武器在作用上是互换的：仿佛二者共用同个机械群。然而，我们仍然感到有许多内部差异，即便不是固有的，就是说，不是逻辑的或概念的，即便与逻辑和概念相近似。作为第一个近似值，武器具有一种特殊的投射关系。可以投射或被投射的东西从根本上说都是武器，而其关键是推进。武器是发射的；“问题”这个概念与战争武器相关。工具的投射机制越多，它就越像是武器，无论在潜力上还是在简单的象征意义上，都如此。此外，工具常常弥补它们所具有的投射机制，否则便用于其他目的。当然，无论投射的还是被投射的，弹道武器在严格意义上仅仅是其中的一种：但是，其至手动武器也要求手和胳臂的使用不同于工具所要求的那种使用，如武术中的投射动作。另一方面，工具总是内向的，内投的：它在一段距离外准备好质料，以便使其处于平衡状态，或把它用作一种内在性的形式。这两种情况指的都是一段距离外的行动，但其中一种是向心的，另一种是离心的。也可以说工具遇到了阻力，被征服或被使用，而武器则与反攻有关，被避开或被发明（反攻实际上是战争机器中加速和发明的因素，甚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量的对抗或防御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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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封建主义与所谓的军事民主一样都是军事制度；但这两种制度都把军队融人到某种国家机器中（对封建主义来说，那是卡洛林王朝的土地改革）。Vldimirtsov 提出了对草原游牧民的封建阐释，而Mikhail Griaznov(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Southern Siberia，trans. James Hogarth，New York: Cowles，1969) 则倾向于军事民主。但VIdimirtsov的主要论点之一是，游牧民的组织之所以是封建的，原因恰恰在于其分化的程度，或融入它所征服的帝国的程度。他本人谈到，开始时，蒙古人并没有把夺取的土地组织成采邑，无论真假。

其次，武器和工具（大概）并不“倾向于”拥有相同的运动和速度关系。保尔·维里利奥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强调了武器一速度的这种互补性：武器发明了速度，或者说，速度的发现发明了武器（武器的投射性质就是其结果）。战争机器释放了速度的向量，它如此特殊以至于需要一个特殊的名称；它不仅具有破坏力，而且是“流动的”（等于诺摩斯)。这种观点有许多优势，其中之一就是提出了区别狩猎与战争的一个新模式。不可否认的是，战争并非衍生于狩猎，狩猎也没有促进武器的生产：战争要么产生于武器与工具相互混淆和逆转的领域，要么就以自身的优势与日常应用已经区别开来的、已经构成的武器。如维里利奥所说，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决不是狩猎者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而恰恰相反，当人捕捉到被猎动物的力时，他便进入了与人的一种全新的关系，即战争关系（敌人，而不再是猎物)。因此，说战争机器是畜牧的游牧民的发明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动物的饲养和训练既不能与原始狩猎相混，也不能与固定的家畜相混，而实际上是投射和弹道系统的发现。战争机器不是进行一打一击的暴力，也不是构成“一劳永逸”的暴力，而是通过饲养和训练而构成了一整套暴力经济，换言之，是持续暴力，甚至是使其无限延续的一种方式。“流血，直接杀害，与暴力的无限制使用，也即与暴力经济相悖…暴力经济不是畜牧狩猎者的经济，而是被猎动物的经济。骑在马背上时，人保存着运动能量，即马的速度，而不再保存蛋白质（动力，而非肉体）……而在狩猎中，狩猎者的目标是通过系统的屠杀阻止野生动物的运动，驯猎者[开始]通过训练保存运动，骑马者参与运动，掌握方向，加快马的速度。”技术动力将促进这种倾向的发展，但是，“骑马是武士的第一种投射，他的第一种武装。”①于是就有了战争机器中的生成动物。这是否是说战争机器在骑马和骑士出现之前并不存在呢？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战争机器意味着速度向量的释放，而且，这个向量已经变成了自由的、独立的变量。这在狩猎中并不发生，在狩猎中，速度基本上相关于被猎的动物。这种竞赛向量完全可能在步兵中得到释放，而不依靠骑马。此外，骑马也是可能的，但却是作为运输工具，甚至搬运工具，而与自由向量无关。无论如何，武士从动物身上借鉴的是动力的观念，而非猎物的模式。他不把猎物的观念概念化而应用到敌人身上，而把动力的观念抽象化，应用到自身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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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 F. C. Fuller, Armament and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5),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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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aul Virilio, “Métempsychose du passager," Traverses, no. 8 (May 1977), Pp. 11-19. 然而，维里利奥断言，狩猎间接地过渡到了战争：当妇女充当了“运输或搬运”动物时，这已经使狩猎者进入了超越狩猎的一种“同性争斗”的关系。但维里利奥本人似乎让我们在速度与位移之间加以区别：速度是投射者和抛射者，而位移则是运输和搬运。战争机器是根据第一种观点定义的，而第二种则与公共领域有关。比如，马不是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如果它只用来驮人，即人必须下马战斗的话，战争机器是由行动而非运输来定义的，即便运输反作用于行动。

这即刻引出两种反对意见。根据第一种，战争机器具有的重力和引力与速度同样重要（重与轻的区别，防御与攻击的不平衡，松弛与紧张的对立)。但要表明战争中非常重要的“时间推延”现象，甚至僵持和紧张等现象在某些情况下与纯粹速度的关系，其实并不难。而在非战争期间，它们又与国家机器利用战争机器的状况相关，即通过安排一个条纹空间而把对立的力平衡起来。速度是可以作为弹道的属性，一颗子弹或炮弹的属性而被抽象出来的，这本身宣告了武器、士兵和僵持的末日（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僵持）。但力的平衡是一种抵制现象，而反攻则意味着用突发的速度变化打破平衡：对所有的速度向量加以重新组织、通过消灭人员和武器而重新创造运动的平滑空间的，正是坦克。①

与此相对的意见更加复杂：它认为，速度的确似乎是工具以及武器的组成部分，决不是战争机器所特有的。动力的历史

① J. F. C. Fuller，Armaments and History，pp. 137ff. 福勒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设想是以大炮为基础的防御战。但炮口对准了炮口，形成了僵持局面。通过“不断加强的炮火”（p.138)来调动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弹坑使战地更加难以平复。英国人、尤其是福勒将军得出的结论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即用坦克：坦克，也就是“大地飞船”(p. 139)，在陆地上重建了一个海洋或平滑空间，“把海洋战术用于陆地作战”（p.140)。作为普遍规律，军事反拨从来不是按种类的：坦克是对大炮的反拨，直升机是对坦克的反拨，等等。这弥补了战争机器中的革新因素，它与工作机器中的革新因素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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