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不仅仅是军事的历史。但这也许太过于依据运动的量来思考问题，而不是寻求质的模式。两种理想的动力模式是工作和自由行动。工作是克服阻力的动力原因，它作用于外部，为了结果而消耗，而且不停地更新。自由行动也是动力原因，但没有要克服的阻力，它只作用于运动物体自身，不为了结果消耗，而且不停地连续进行。无论其程度如何，第一种情况下的速度是相对的，第二种情况则是绝对的（永久运动的思想）。在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力的应用点，这股力是被认为“一”（引力）的一个物体的重量的结果，同样重要的还有这个应用点的相对位移。在自由行动中，最重要的是物体的诸因素逃避引力、绝对占据一个连续空间的方式。武器和武器的运用似乎与自由行动的模式相关，而工具则与工作模式相关。线性位移，从一点到另一点的位移，构成了工具的相对运动，但构成了武器的绝对运动的，却是对一个空间的涡流式占领。这就仿佛武器在运动，自我推动，而工具则是被运动的。工具与工作之间的这种关联是模糊的，除非是我们刚刚定义的那种动力的或真正的工作。工具并不限制工作，而恰恰相反。工具决定着工作。还必须说，武器显然意味着原因的更新，在结果中的消耗或消失，对外来阻力的抵制和力的位移等。赋予武器以魔力，使之与工具的束缚形成对比，这是徒劳的：武器和工具服从于相同的规律，而正是这些规律决定着它们的共同领域。但一切技术背后的原则都是要表明技术因素是抽象的，完全遭到破坏，只要不将其与它事先假定的组合相关的话。与技术因素构成基础关系的是机器：不是技术机器，技术机器本身就是诸因素的集合，而是社会或集体机器，在特定时刻决定技术因素，及其用法、扩展、理解等的机器组合。

机械群正是通过这些组合的中介进行选择，归类，甚至发明技术因素的。因此，只有对其建构组合加以定义之后才能谈论武器或工具。我们之所以说武器和工具不仅仅在外部形态上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也没有相互区别的内在特点，原因就在这里。它们具有与各自的组合相关的内部（而非内在）特点。促成自由行动模式的不是武器本身及其物理方面，而是作为武器之形式因的“战争机器”的组合。促成工作模式的不是工具，而是作为工具之形式因的“工作机器”的组合。当我们说武器与速度向量不可分割时，当工具与引力状况相关时，我们不过是在说明两种组合之间的一种差异，一种站得住脚的区别，即便在它本身的组合中，工具在抽象意义上“更快些，”武器在抽象意义上“更重些。”工具本质上相关于力的生成、位移和消耗，其规律寓于工作之中，而武器只涉及力在时空中的实施和显示，与自由行动是一致的。武器并非飞来之物，显然需要生产、位移、消耗和对抗。但这方面相关于武器和工具的共同领域，并不涉及武器的特殊性，当只考虑力自身，不再将其与别的因素而只与数、运动、空间或时间，或当给位移附加上速度时，武器的特殊性才出现。①具体地说，这样的一件武器与工作模式无关，而与自由行动模式有关，其前提是，工作的条件是在别处完成的。简言之，从力的观点来看，工具相关于引力位移、重量和高度系统，而武器则相关于一个速度永久运动的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速度本身就是一个“武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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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工具还是对武器，集体的和机械的组合一般来说都比技术因素重要。武器和工具是结果，不过是结果而已。人们常常说一件武器一旦脱离了与其紧密相关的战斗组织之外，便什么都不是。比如，“重甲步兵”的武器只依靠作为战争机器之一种变化的方队而存在：当时惟一的新武器，双柄盾牌，是由这种组合创造出来的；其他武器以前就存在，但在其他组合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性质。①构成武器系统的始终是组合。矛和剑是在青铜时代根据人一马组合的需要出现的。人一马组合加长了匕首和矛头，造出了最早的步兵武器，晨星球和砍斧便过时了。马镫的出现又促成了一种新型的人一马组合，导致一种新型的矛和新武器；而这个人一马一镫的组合本身是可变的，依据是否相关于游牧时代的普遍状况，或是否于后来重新用于封建时代的定居状况，而产生不同效果。工具的情况完全相同：一切都取决于工作的组织以及人、动物和质料的组合。因此，重犁只是“深耕”占主导的组合的特殊工具，马作为役用动物而取代了牛，土地也历经三年一次的替耕，而经济也成为社区的了。在此前，重犁也可能存在，但在其他组合的边缘而没有显出任何特殊性，它与浅耕的区别性特征也没有开发出来。②

① 关于这两个模式之间的一般区别，“自由行动，”“消耗的力/保存的力，” “真实效果/形式效果”等，见Martial Guéroult's Dynamique et métaphysique leibnizienne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34), pp. 55, 119ff., 222 –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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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是充满激情的，是欲望的合成。欲望与自然或自发的决定没什么关系；欲望只有进行组合和被组合之分。一种组合的理性，其效率，如果不是组合所激活的激情在发生作用，就根本不存在。欲望构成激情，激情也构成欲望。德田已经表明，希腊方队与价值的全部逆转不可分割，也与从根本上改变了欲望与战争机器之间关系的情绪变化不可分割。这是人下马的情形，人与动物的关系被步兵组合中人之间的关系所取代，预示了农民士兵、市民士兵时代的到来：整体的战争性爱本能发生了变化，一种集体的同性本能将要取代马人的动物性本能。毫无疑问，当一个国家挪用战争机器的时候，它总是要对公民进行教育，如同训练工人和士兵一样。但是，如果一切组合真的都是欲望组合，那么，问题则是，战争和工作组合本身不能从根本上调动不同阶层的激情。激情是欲望的实现，而且据组合的不同而不同：正义不是相同的正义，残酷不是相同的残酷，怜悯也不是相同的怜悯。工作领域离不开形式的组织和发展，而与此相应的是主体的形成。这是“作为工人形式”的激情的领域。感觉（feeling）意味着对质料的评价与其抵制，形式的方向（和“意义”）与其发展，力的经济与其位移，即一整个引力场。但战争机器的王国恰好相反，是情感（affects）的王国，只与自在的运动物体相关，与速度和速度在各元素之间的构成相关。情感是情绪（emotion）的主动宣泄，是反攻，而感觉则是始终被位移、被推迟的一种抵制情绪。情感是像武器一样的外抛射：感觉是像工具一样的内接收。情感与武器之间有一种关系，这不仅见于神话，也见于武功歌，以及武侠或言情小说。武器就是情感，情感就是武器。从这个观点来看，最绝对的不动性，纯粹的紧张，就是速度向量的组成部分，由这个向量携带着，把行为的僵化与运动的加速联系起来。骑士上马时还在睡觉，然后像离弦的箭一样飞驰而去。克莱斯特最卓越地把这些突发的紧张、昏厥、悬念与战争机器的最快速度融合在一起。他向我们呈现了技术因素的生成武器，这是与激情因素的生成感情同时发生的（彭忒西勒亚的公式）。武术总是让武器服从于速度，而更重要的是服从于精神（绝对）速度；因此，它们也是紧张和僵持的艺术。情感经过这两个极端。因此，武术并不像国家事务那样固守某一法典，而是依照路数，也就是情感的许多道路；按照这些路数，人们学习使用武器，也学习“不用”武器，仿佛情感的力量和培养是组合的真正目标，武器仅仅是附带工具。学习消解物体，消解自己，这是战争机器的固有因素：武士的“不做，”主体的消解。一种解码运动贯穿战争机器，而多元编码则把工具与工作组织和国家组织连接在一起（工具决不可以不学；人们只能弥补所缺乏的工具)。的确，武术不断发掘引力中心和位移的规律。那是因为这些路数不是最终的路数。不管他们走得多远，他们始终没有离开存在的领域，而只是把另一种性质的绝对运动转译成普通空间—不是在虚无而是在虚空中，在平滑的虚空中实现的空间，那里已不再有什么目标：攻击，反攻和冲锋陷阵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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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cel Detienne, “La phalange, problèmes et controverse," in Problèmes de la guerre en Grèce ancienne ( Civilisations et sociétés, no. 11), ed. Jean - Pierre Vernant (The Hague:Mouton，1968)，pp. 119-143：“在某种意义上，技术是内在于社会和精神 的。”(p. 134)

② 关于马锥和犁，见 Lynn Townsend White，Jr.，Medical Technology and SocialChan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chapters 1 and 2。同样，亚洲的旱稻种植也属干这种情况，其掘棍、锄和犁也取决于集体组合，而集体组合也依人口密度和歇耕时间而定。这使布罗岱尔得出结论：“根据这种理论，工具是结果，而不再是原因了”；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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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从组合的观点来看，工具与符号之间存有一种本质联系。那是因为界定工具的工作模式属于国家机器。常听人说原始社会的人严格说来是不工作的，即便工作，也只从事一些非常有限的、有规律的活动；而战争人，就其作为战争人的能力而言，也不工作（赫拉克勒斯的“劳动”是为国王而做的）。技术因素一旦从其领域中抽取出来就变成了工具，应用于作为客体的大地；但与此同时，符号不再刻写在身体上了，而刻写在一个不动的客观质料之上。因为只要有工作，就必然有国家机器的抓捕活动，以及文字的符号活动。于是，组合的符号工具与工作的文字组织的符号就构成了亲和力。武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武器与珠宝存有本质联系。珠宝经历了许多次二手转用，因此，我们已经无从识别它的真相。但一旦有人告诉我们它是“原始的”或游牧的优秀技术，当我们亲眼看到这些微小的艺术杰作时，我们便豁然开朗了。这些胸针，这些金银饰物，这些珠宝，都系于一些小的可动的物体，不仅容易搬运，而且相关于只作为运动物体的物体。这些饰物构成了纯粹速度的表现，携带着本身可动的和运动的物体。它们之间不是形式与质料的关系，而是动机与支持的关系，在那里，大地不再是土地，甚至根本不再有什么土地了，因为支持已与动机一样是运动的了。它们赋予色彩以光速，变金为红，变银为白光。它们刻写在马鞍，剑鞘，盔甲，武器的把柄上；它们甚至装饰只用过一次的物体，如箭头。且不管它们所暗示的努力或劳作，它们属于自由行动的秩序，与纯运动相关，而不属于工作秩序及其引力、抵抗和消耗状况。流动的铁匠把金属制作与武器联系起来，武器也把金属制作与铁匠联系起来。金银还有许多其他功能，但除了战争机器促成的这种游牧贡献外，便不可理解了。在战争机器中，金银不是质料，而是适于武器的表现特征(整个战争神话不仅固存于金钱之中，而且是金钱的活跃因素)。珠宝是与武器相对应的情感，被同一个速度向量飞快地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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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武术的论文使我们想起那些路数虽然仍然服从于引力规律，但在虚空中一定会被超越。克莱斯特的 About Marionettes，trans. Michael Lebeck（Mindelheim:Three Kings Press，1970)无疑是西方文学中最具自发创新意义的文本之一，描写了一种类似的运动：引力中心的线性位移仍然是“机械的，”相关于更“神秘的”、与灵魂有关而与重量无关的东西。

金属制作，珠宝制作，装饰，甚至装潢，都不构成文字，尽管它们都具有一股抽象力，在每一方面都等同于文字的抽象力。但这种抽象力是以不同方式组合的。就文字而言，游牧民不需要创造自己的制度，而借用了固定的宗主国邻居的制度，这些邻居甚至给游牧民提供了语言的音译。①“金匠和银匠都掌握优秀的原始艺术；金丝装饰和镀金镀银……锡西厄艺术，都相关于游牧和战争经济，都利用又拒绝为外来人保留的一种商业，现在趋向这种奢侈的装饰性工作了。野蛮人……不必拥有或创造一种准确的符码，如一种基本的图象表意文字—更不需要自己拥有一种字母文字，这的确会使更加先进的邻居的文字构成竞争。到了公元前4和3世纪，黑海地区的锡西厄艺术在形式上自然形成了图象格式，因此更具有线性装饰而非原型文字的性质。”②当然，你可以在珠宝、金属饰物、甚或武器上写字，但只能把一个事先存在的文字系统应用到这些物体上。如尼文字就很麻烦，因为它的起源只相关于珠宝、饰针、金属制作和小的活动物体。问题是，在早期阶段，如尼文字只具有很小的交流价值，和非常有限的公共功能。其神秘性质曾使许多人将其阐释为魔幻文字。相反，它是一种特殊构成的情感符号：（1）签名，作为拥有者或制作者的标志，和（2）简短的战争或爱情信息。它构成一种文本，装饰性的而非经典性的文本，“几乎没什么用途、一半流产了的发明，”一种替代文字。只在第二个时期，当碑文出现时，它才具有了文字价值，随着公元9世纪丹麦的改革，它与国家和工作联系起来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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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工具、武器、符号和珠宝实际上在普通领域无处不有。但问题并不在此，也不是要一一追根溯源。问题是要给组合分类，换言之，是要确定一些区别性特征，据此判断某一因素在形式上属于一种组合而非属于另一种。也可以说，建筑和烹饪与国家具有明显的亲和性，而音乐和药品则具有区别性特征，被归于游牧战争机器一类。①因此，要用一种区别性方法确定武器与工具之间的区别，这至少要从五个角度来看：方向（意义）（外抛射一内接收），向量（速度—引力），模式（自由行动一工作），表现（珠宝一符号）和激情或欲望色彩（情感一感觉）。毫无疑问，国家机器想要通过规训军队，把工作规定为基本单位，也就是把它自身的特征强加其上，而把这些领域统一起来。但是，武器和工具也完全可能被新的变形组合所利用，加入其他联盟。战争人有时会组织农民或工人联盟，但对产业或农业工人来说，最常见的是重新发明战争机器。农民为大炮制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胡斯战争期间，齐士卡用牛车拉着便捷大炮筑成了活动堡垒。当工人一士兵、武器一工具、感觉一情感具有了亲和性时，革命和人民战争的时机就已成熟，不管多么短暂。对工具的一种精神分裂式的鉴赏使工具逐渐脱离工作，走向自由行动；对武器的一种精神分裂式鉴赏把武器变成了追求和平、获得和平的工具。这同时既是反攻，又是抵抗。一切都是含混的。但我们并不认为这种含混使厄恩斯特·容格的分析失去了说服力：他把“叛逆者”描写成一个超越历史的人物，一只手拖着工人，另一只手拖着士兵，走上了一条共同的逃亡路线，在那里，你既要说“我在寻找一件武器，”又要说“我在寻找一件工具。”划定这条路线，或任何类似的东西，跨越它，走过它，因为它只有通过超越分离的路线才能划定这条路线。①毫无疑问，战争人是最不合时宜的人：他早已经变成了完全不同性质的人，军人。而工人也经历了如此多的不幸冒险……然而，战争人重又以众多的含混性出现了：他们都懂得暴力的无用性，但又维系于将要重新创造的一种战争机器，主动反攻的革命的战争机器。工人也重新出现，他们不再相信工作，而附属于将要重新创造的一种工作机器，主动反抗和技术解放的工作机器。他们不是再生的古老神话或古典人物，而是跨越历史组合的新人物(既不是历史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不合适宜的人物)：游牧武士和流动工人。在他们之前已经出现了一幅冷静的漫画，雇佣兵或流动的军事顾问，技术专家或季节性游牧民的分析家，中央情报局和IBM。但是，跨历史人物必须既抵制古老的神话，又要抵制事先建立的预示性损毁。“人们并不走回头路去抵抗神话，而是当时间震动了极其危险的帝国的基础时去重新遭遇神话。”武术和最新技术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够把工人和武士聚集起来构成一个新的类型。武器和工具共有的一条逃亡路线：一种纯粹的可能性，一次变动。天上、地下、水中的技术员相继崛起，他们或多或少都属于世界秩序，但他们不情愿地发明和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行动，这些知识和行动是为别人所用的，极易为新的组合所获得。战争与军事机器之间、工作与自由行动之间的借用总是朝两个方向发展的，总是趋向于一场更加多样化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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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Paul Pelliot, “Les systèmes d’écriture en usage chez les anciens Mongols," AsiaMajor 2(1925)，pp. 284-289：蒙古人用 Uighur手稿，叙利亚字母（是西藏人发明了Uighur书写的语音理论)；流传至今的《蒙古秘史》的两个版本中一个是汉语译本，另一个是汉语的音译。

② Georges Charrière, Scythian Ar ( New York: Alpine Fine Arts Collection, 1979), p. 185.

③ 见 Kucien Musset, Introduction à la runologie (Paris: Aubier - Montaigne, 1965).

①当然，有些建筑和烹饪本身就是游牧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却属于另一种“特征”，区别干定居者的建筑和烹饪。比如，游牧民的建筑，爱斯基摩人的拱型圆顶小屋，或匈奴人的木头宫殿，都缘起于帐篷：它对定居者艺术的影响体现为拱顶和半拱顶，而最重要的是起于非常的空间，犹如帐篷一般。至于游牧民的烹饪，它一般包括早餐（食羔羊的传统源自游牧民）。正是由于这个特征，它才成为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比如，土耳其禁卫军把饭锅作为联合的点；厨师也分不同等级，帽子上还插着一根木制羹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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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Traité du rebelle （Paris:Bourgois，1981)中，容格最清楚地表明了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立场，提出了DerArbeiter中的一些观点：主动从老士兵和现代工人中间逃亡的“路线”，到另一种组合中寻求另一种命运（海德格尔对路线的探讨是题献给容格的，但却丝毫不见容格“路线”的影子)。

问题III. 游牧民如何发明或发现武器？

命题VIII.金属制作本身构成了必然与游牧生活方式汇流的一种流动。

草原上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不像他们的战争发明、防御和进攻的武器、组合和策略与技术因素（马鞍，马镫，马掌、马具等）那样为世人所知。历史检验了每一种发明，但无法抹去游牧民的踪迹。游牧民所发明的是人一动物一武器，人一马一弓的组合。这种速度的组合标志着各个金属时代的发明。希克索斯的青铜战斧和赫梯人的铁剑可以比做微型原子弹。对草原上的武器进行准确的分期是完全可能的，能够表明轻重武器的变化（锡西厄型和萨尔马西亚型）及其混合形式。铸造的钢剑往往短而弯曲，是用边刃进行侧面攻击的武器，与用尖进行正面攻击的铸铁剑包含着不同的动力空间。锡西厄人将其带到印度和波斯，后来被阿拉伯人所用。人们一致认为火药的出现，尤其是大炮的出现，使游牧民的发明无用武之地了。但这不是说他们不懂如何使用火药和大炮。土耳其军队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游牧传统，但他们广泛使用火药，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而且，更为特别的是，轻炮已经装在了活动的战车、海盗船等运输工具上。如果说大炮限制了游牧民的发展，那么，其原因则恰恰相反，这是只有国家才能进行的一种经济投资（甚至商业城市也不足以进行这种投资）。事实是，对于武器而非火药、甚至大炮来说，特定的技术谱系中总有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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