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牧民的影子。①

显然，每一种情况都是有争议的，如关于马镫的争论。②问题在于，一般很难把游牧民的发明与他们从所交往的、征服的或吞并的宗主国接受的东西区别开来。在宗主国的军队与游牧民的战争机器之间有如此多的灰色区域、中间地带和综合，以至于许多事物都是源自宗主国的。马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而且与马镫不同的是，这已没有什么疑问了。当然，锡西厄人是马刀的传播者，将用法教给了印度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但他们也是最初的受害者，是在接受的时候开始使用的。马刀始于中国的秦汉代，是当时惟一能铸钢和炼钢的国家。③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现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困难。甚至考古学家也难免对游牧民持有仇恨或轻蔑的态度。就马刀的情况而言，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它的宗主国来源，最好的评论家都认为无论如何不可能是锡西厄人——穷苦的游牧民——发明的，而熔铸钢铁必然是在定居的环境里进行的。但为什么还要遵循古老的中国官方的说法呢？即军队里的逃兵向锡西厄人泄露了秘密。如果锡西厄人根本不懂怎么使用的话，那么“泄露秘密”又有什么意义呢？谴责逃兵吧，为什么不呢？你不可能秘密地制造原子弹，就如同你没有能力仿制、在不同条件下使用、或将其移交给其他组合，却还要制造马刀一样。宣传和传播是发明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条路线上的一个转折点。熔铸钢铁首先是金属制作者的发明，那又何以说必然具有定居的或宗主国的主体的属性呢？一般认为，这些金属制作者必然受国家机器的控制，但也享有某种技术的自主权和在社会上的秘密生产，所以，即便在受控制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属于国家，就如同他们不属于游牧民一样。没有什么泄露秘密的逃兵，而只有金属制作者，他们传出了消息，使其使用和宣传成为可能：一种全然不同的“背叛。”最后，使这种讨论如此艰难的（有争议的马镫和没有争议的马刀），不仅由于对游牧民的偏见，还由于缺乏翔实的有关技术谱系的概念（从特定角度界定一条技术路线或连续及其多样发展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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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ynn White，Jr. 实际上不倾向于把革新归于游牧民，有时也把广泛的技术谱系追溯到惊人的源头上来：他认为热气和叶轮技术源自马来亚（Medieual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p. 95 and note)：“因此，一系列技术激励可以通过中世纪晚期重要的现代科学和技术追溯到马来亚的森林。一种次要的但却相关的马来亚发明，即火活塞，可能对欧洲关于气压及其应用的理解发生过重大影响。”

②关于特别棘手的马镫问题，见 Lynn White，Jr.，Medieu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 Chapter 1.

③ 见 A. Mazaheri, “Le sabre contre l'épée,” Annales 13, no. 4 (October - December 1958), pp. 669 – 686.

说金属制作是一种科学，这毫无意义，因为它发现了恒定规律，如金属的熔化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金属制作与几条变体路线密不可分：陨石与本土金属之间的变体：矿石与金属比例之间的变体；天然合金与人工合金之间的变体：对金属进行的各种运作之间的变体；实施具体运作的各种属性之间的变体，或产生于具体运作的结果的变体（比如，根据产地和冶炼程度可以确定有12种铜的变体源自苏美尔)。①所有这些变体都可以归为两类：不同秩序以及与这些秩序相关的作为毁形或变形过程的运作的个性或时空个体性；与这些个性和运作相对应的不同层面的情感属性或表现特点(硬度，重量，色彩等)。姑且回到马刀或铸钢的例子上来。这意味着第一个个性的实现，即高温下铁的熔化；然后是第二个个性，即连续的碳化：与这两个个性相对应的是表现的特点不仅有硬度、尖锐和平滑，还有具体操作留下的以及铸钢的内在结构所导致的起伏不平的图案。铁剑与各种不同个性相关，因为它是锻造的，不是铸造的或模制的，是淬火的而不是气冷的，是单件而不是批量生产的。它的表现特点也必然相当不同，因为它刺穿而不是切削，从正面而不是从侧面攻击；甚至表现的设计也完全不同，即镶嵌。①只要我们发现一组个性，可以通过某种运转延长，并且聚敛，使那些运作聚合在一个或若干可指定的表现特点之上，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机械群，或技术谱系。如果这些个性或运作在不同的质料或相同的质料中分散而非聚合，我们就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群：这恰恰是源自匕首的剑和源自刀的钢马刀的情形。每个群都有自己的个性和运作，自己的属性和特点，这决定着欲望与其技术因素的关系（马刀产生的影响不同于剑产生的影响）。

① Henri Limet, Le travail du metal au pays de Sumer au temps de la Ille dynastie d'Ur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60), pp. 33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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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总有可能在个性层面上进行分析，把一个群延长到另一个群，并把二者连结起来。在极限处，总要有一个单独的种系发生谱系，处于理想的连续状态的一个单独的机械群：质料运动的流动，质料在连续变体中的流动，传达了个性和表现的特点。这种运作和表现的流动既是天然的，也是人工的：就好比人与自然的统一。但与此同时，如果不加以划分和区别，它就不会在此时此地实现。我们将把一个组合称作一组个性和特点，它们衍生于流动，经过选择、组织和分层而达到天然和人工的聚合（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组合就是可证实的发明。组合也可以构成极大的星群，如“文化，”甚或“时代”；在这些星群内，组合仍然在区分群或流动，将其分成许多不同的群，但属于特定的秩序和特定的层面，在理想的质料运动的连续中引入选择性断裂。组合把群切割成不同的被区别的谱系，同时，机械群又跨越所有这些谱系，抛下一个，再拣起另一个，或使其共存。嵌入群侧的某一个性，如碳化合物，将由一个特定的组合带到表面上来，对它进行选择、组织和发明，在这个过程中，群的全体或部分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得以通过。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区别出一些不同的谱系。其中有些是种系发生谱系，在不同年代和文化的组合之间跨越了漫长的里程（从吹矢枪到大炮？从祈祷轮到螺旋桨？从瓦罐到发动机？)；其他的是个体发生谱系，它们内在于一个组合，与其他因素连接，不然就让某一因素在一段延搁之后进入另一个性质不同但却属于同一个时代或文化的组合（比如，马掌就遍及所有农业组合)。因此，有必要考虑组合对群的选择行为，而群的进化反应则是从一个组合到另一个组合的地下线索，或者停止组合，将其拉向前来打开。生命的冲动吗？勒罗伊-古尔汗走得最远而趋于建立一种技术生机论，把一般的生物进化作为技术进化的模式：一种普遍倾向，嵌有全部的个性和表现特点，跨越对其进行折射或甄别的技术和内部环境，而每一个个性和特点则进行保留，选择，聚合，引起聚敛，和发明。①的确有一个变化着的机械群，它创造了技术组合，而组合又发明了不同的群。是利用群，还是利用组合，一种技术谱系将据此而发生很大变化；但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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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这些路线，Mazaher卓有成效地表明了马刀和剑属于两个不同的技术谱系。尤其是带波纹的大马士革钢根本不是产于大马士革，而源自希腊或波斯语，意思是钻石，指对铸钢的处理方法，试图使它与钻石一样坚硬，而这种钢表面的图案则源自水泥（“真正的大马士革钢是在从未受过罗马统治的中部地区生产的”）。但在另一方面，大马士革的金银镶花的确产自大马士革，只用指金属（或构架）镶嵌，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模仿大马士革钢的处理方法。

① André Leroi - Courhan, Milieu et techniques (Paris: Albin Michel, 1945), pp. 356ff. Gilbert Simondon在讨论短序列时曾提及“技术谱系的绝对来源”问题，或 “技术本质”的创造问题：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cts techniques（Paris:Aubier， 1969), pp. 41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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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怎样界定进入组合又离开组合的这种质料运动，这种质料能量，这种质料流动，这种变化着的质料呢？这是一种抵制分层的、解域的质料。我们认为，胡塞尔把思想向前推进了决定性的一步，他发现了一个模糊而物质的本质领域(换言之，本质是不定的，次准确的，然而又是严格的)，将其与固定的、公制和形式的本质区别开来了。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模糊的本质明显区别于有形的质料，正如它们明显区别于形式本质一样。它们构成了模糊的集合体。它们相关于一种物质性，这种物质性不能混同于智力的、形式的本质，也不同混同于感性的、有形的、看得见的物质状态。这种物质性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它与通往极限的通道不可分割，这些通道表示状态的变化；与毁形或变形的过程不可分割，这些过程在一个本身次准确的时空里运作，以事件的方式行动（摘除，添加，投射…………)；另一方面，它与表现的或内涵的属性不可分割，这些属性可能在程度上有高有低，而且是根据可变的情感（抵制，硬度，重量，色彩……）生产的。因此，有一种流动的重叠，事件一情感，它们构成了模糊的质料本质，但又与定居者无关，即与“衍生于本质的事物的固定本质，”“形式本质构成的事物”无关。毫无疑问，胡塞尔倾向于把模糊的本质说成是本质与感觉、事物与概念之间的中介，与康德的图式颇为相象。圆形是不是圆形的可感事物与圆的概念本质之间的中介，一种图式的或模糊的本质呢？实际上，原形只作为一个入口情感（不是平的，也不是尖的）并作为一个极限过程（生成圆形）而存在，必须经过可感的事物和技术代理、磨石、车床、轮、纺车轮槽等的中介才能存在。但它仅仅是“中间的”，而“中间的”东西往往都是自治的，一开始就在事物之间、在思想之间自行延伸，从而在思想与事物之间确立一种全新的关系，二者间的一种模糊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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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登提出的一些区别可以与胡塞尔的区别相提并论。西蒙登揭示了质料一形式模式在技术上的不足，因为这种模式假定一个固定形式和一个被认为是同质的质料。规律的理念保证了这种模式的连贯性，因为规律把质料服从于这种或那种形式，反之，又在质料中实现了从形式推导出来的一个特定属性。但西蒙登表明，这种形式质料模式把许多能动的、情感的事物抛在了一边。另一方面，对有形的或可构型的质料来说，我们必须加上一整个运动的能量物质性，携带着个性或个体性，而这些个性或个体性似乎已经成了类型学的而非几何学的隐含形式，并与毁形的过程结合起来：比如，锯木头时引导锯木运作的纤维的起伏和扭转。另一方面，对衍生于形式本质的质料的本质属性来说，我们必须加上可变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时而产生于运作，时而反倒使运作成为可能：比如，木头或多或少都有孔洞，或多或少都有弹性和抵抗力。无论如何，这是向木头屈服的问题，然后，按着它的方向把运作与一种物质性联系起来，而不是把一种形式强加在质料上：人们所说的话与其说是服从规律的一种质料，毋宁说是具有诺摩斯的一种物质性。人们所说的话与其说是能够把属性强加在质料之上的一种形式，毋宁说是构成情感表现的物质特点。当然，总有可能把逃避模式的东西“翻译”成那种模式；因此，可以把物质性的变化力与适于固定形式和恒定质料的规律相互联系起来。但这必须经过某种曲解才能做到，包括从连续变化的状态根除可变的因素，以便从中抽取固定点和恒定关系。于是摆脱了可变量，甚至改变了等式的性质，这些等式已不再内在于物质运动了（不平等性，不充分性）。问题不在于这种转译是否在概念上合理实际上是合理的—而在于在转译中失去了那些直觉的东西。简言之，西蒙登批判了形式质料说，因为这种模式把形式和质料当作两个各不相关的术语，仿佛两根半条锁链的头不再能连接一样，仿佛一种简单的模制关系，在其背后是永远变化和连续的调整，而这已经不再可能掌握了。①对形式质料模式的批判是以“形式与质料之间一个中介和中间维度的地带”为基础的，这是一个能量的分子维度，是通过质料利用自身的物质性向自身敞开的一个空间，是通过形式推出自身特点向自身敞放的一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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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再回到这样一个定义上来：机器群是物质性，或是天生的，或是人为的，或同时既是天生的又是人为的。它是运动中的质料，流动中的、变化中的质料，携带着表现特性和特点的质料。这具有明显的结果：就是说，只能追随这种质料流动。毫无疑问，追随所包含的运作只能在一个地方进行：建造平面的艺术家追随木料，追随木料的纤维而不改变地点。但这种追随只是一个更普遍的过程之中的一个特殊序列。匠人有义务以另一种方式追随，也就是去寻找木料所在的地方，而且是寻找带有正确纤维的那种木料。否则，就必须让人把木料带给他们：仅仅因为商人接管了反向旅行的一个环节，匠人就免去了那次旅行。但匠人只有在同时也是勘探者时才是完整的，而把勘探者、商人和匠人区别开来的那种组织为了把匠人变成“工人”而早已损毁了他们。因此，我们将把匠人定义为决心要以这种方式追随质料流动的人，一个机器群。匠人是巡回者，是流动者。追随质料的流动就是巡回，就是流动。那是行动本能。当然，存在着二级巡回，在二级巡回中已不再是人们勘探和追随的质料的流动了，而是，比方说，一个市场。然而，所追随的总是一次流动，即便流动不总是质料的流动。最重要的是，存在着派生于另一种“状况”的二级巡回，即便必然是由那种“状况”所引起的。比如，一个季节性畜牧者，无论是农场主还是饲养者，都必须在土地贫瘠之后改变土地，要么就随季节改变；但是，季节性畜牧者只能把追随土地流动放在第二位，因为他们从事的轮作意味着他们从一开始就要回到他们所离开的点上去；当森林再生，土地复原，气候发生变化之后，他们必须回去。季节性畜牧者并不追随流动；他们循环；他们只追随进入循环的那个流动部分，即便是逐渐加宽的部分。季节性畜牧者只就结果而言是巡回的，或当他们的土地或草原枯竭之时，当轮作如此宽泛以至于流动逃避了循环之时，才是巡回的。甚至商人也是季节性畜牧者，因为商人的流动服从于出发点与到达点之间的轮作（去取一带回，进口一出口，买一卖等)。不管相互含义是什么，在流动与循环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已经看到，移民又属于另类。游牧民基本上不被定义为巡回者或季节性畜牧者，也不被定义为移民，即便游牧民最终也将成为这些人。游牧民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占据和拥有一个平滑空间：正是这方面决定了他们作为游牧民的本质。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只有在迫于平滑空间的需要时，他们才成为季节性畜牧者或巡回者。简言之，不管游牧、巡回和季节性畜牧之间混合的事实如何，这三种情况的基本概念却都是不同的（平滑空间，质料流动，轮作）。只有依据不同概念，我们才能对这种混合加以判断——就生产的时间，生产的形式和生产的秩序加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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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模制一调整关系，以及模制隐藏或收缩作为物质运动之本质的调整运作，见 Simondon，Du mode d’existence，pp. 28 - 50 （“调整就是以连续永久变化的方式进行模制，”p. 42)。西蒙登清楚地表明，形式质料模式不是从技术运作获得力量，而是从包括那种运作的工作的社会模式中获得力量。（pp.47-49)

但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游离了这样一个问题：机器群，质料的流动，何以本质上是金属的或金属制造的？我们再次看到，只有基于不同的概念，我们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表明在巡回与金属制造（解域）之间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基本关系。然而，我们引自胡塞尔和西蒙登的例子既关系到金属，也关系到木料和泥土。此外，难道草、水、牧群的流动不也构成了那么多的运动群或质料吗？现在，我们更容易回答这些问题了。这就仿佛金属和金属制造把隐藏或埋藏在其他质料和运作中的东西强加给意识、提交给意识一样。差别在于，在别处，运作是在两个临界之间发生的，一个临界构成了为运作准备的质料，另一个则是将要具体实现的形式（如泥土和模子）。这个形式质料模式由此产生其普遍价值，因为标志着运作之结束的具体形式可以作为一个新的运作的质料，但在固定秩序中却标志着一系列的临界。另一方面，在金属制造中，运作总要跨越这些临界，致使一种有力的物质性从准备的质料中充溢而出，而一种质的变形或形变则从形式中充溢而出。①比如，淬火在铸造之后，在形式固定之后发生。或举另一个例子。在模铸过程中，在某种意义上，金属匠是在模型内部工作。再如，熔化而后模铸的钢材要经历一系列的脱碳。最后，金属制造可以选择熔化和重新使用质料，给质料以铸模的形式：金属的历史是与这种特殊形式分不开的，而这又不能混同于存货或商品：金融价值于此产生。更普遍地说，金属制造的“还原”思想表现了与所准备的质料相关的一种物质性，以及与所实现的形式相关的一种变形的双重解放。质料和形式在金属制造中呈现最坚硬的形式；然而，连续的形式将被连续发展的形式所取代，而质料的多样性将被连续变化的质料所取代。如果金属制造与音乐具有本质关系，那不仅是因为铸造的声音，也因为在这两种技艺中，有一种超越形式而把形式的连续发展带入自身、超越可变的质料而把质料的连续变化带人自身的倾向：一种加宽了的色差保存了音乐和金属制造；音乐工匠是第一位“改造者”。①简言之，金属和金属制造所揭示的是质料本身的生命，质料的生命状态，毫无疑问，这是到处都存在的一种质料生机论，但一般情况下却被形式质料说隐藏或覆盖起来，使之无法辨认和分解了。金属制造是质料流动的意识或思想，而金属是这种意识的对应物。正如泛金属论所表现的，金属与质料的整体是共延的，而质料的整体又与金属制造是共延的。甚至水、草和各种木料，动物，都含有盐和各种矿物质。并非一切都是金属，但金属无处不在。金属是所有质料的导体。机器群是金属制造，至少有一个金属头，如巡回探测针或导向装置。而思想更多地产生于金属，而非产生于石头：金属制造就人头而言是小科学，“模糊”科学，或质料的现象学。无机生命的惊人思想—也就是沃林格所思考的野蛮思想②——是发明，金属的本能。金属既不是物，也不是有机体，而是无器官的身体。“北方或哥特的线”主要是一条界定这个身体的矿物或金属线。金属制造与炼金术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像容格所认为的那样，依赖于金属的象征价值，及其与有机灵魂的对应，而依赖于所有质料中内在的身体力量，依赖于伴随着质料的身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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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蒙登感到金属制造的问题没有什么吸引力。他的分析实际上不是历史的分析，而喜欢处理电子方面的例子。但是，从历史上说，没有金属制造就没有电子。因此，西蒙登尊重金属制造：“金属制造并不完全是应用形式质料模式进行的分析。形式的固定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而要经过几次连续的运作；钢的铸造和淬火在严格意义上分别先于和后于形式的固定；然而，铸造和淬火都是构成客体的运作。”(L'individu，p. 59)

①不仅要把神话考虑进来，而且还要考虑实证历史，如在音乐形式的进化中“铜管”的作用：再如，电子音乐中“金属合成”的构成（RichardPinhas)。

②威廉·沃林格根据几何线定义哥特艺术，认为它是有生命的“原始”艺术。但这种生命力不是有机的，如在古典世界中那样：线“不表示有机表现……但却是最大的生命力……因为线缺乏所有的有机材料，作为一种表现，它的生命表现必须脱离有机生命……在这种被赋予生命的几何哥特建筑被赋予生命的数学的前奏—中，运动的伤感力把我们的感性聚焦于一种非自然的努力。”Form in Gothic (London: Putnam's and Sons, 1927), pp. 41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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