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第一个也是最原始的巡回者是匠人。但匠人既不是狩猎者，农民，也不是畜牧者。他们也不是扬场者或陶工，这些人只把技艺当作次要活动。匠人是追随质料流动，把质料流动当作纯粹生产活动的人：因此采取金属形式，而非植物或动物形式。他们不属于土地，或表层土壤，而属于底土。由于金属是纯粹的质料生产活动，所以，追随金属的人都是物体的生产者。如V．戈登·恰尔德所表明的，金属制造者是第一个专业匠人，并在这方面构成了一个集体（秘密结社，行会，雇佣工协会)。匠人一金属制造者是巡回者，因为他们追随底土的质料流动。当然，金属制造者与“其他人”有关，与属于土壤、大地、天空的人有关。他们与固定群体的农民有关，与给这些群体制定多元法典的宗主国的天朝官员有关。事实上，他们要生存就离不开这些人；他们要维持生计就必须依靠宗主国的农业存货。①但在工作中，他们又与森林居民有关，并部分依赖于他们：他们必须在森林附近建立厂房，以便获得必要的木炭。在他们的空间里，他们与游牧民有关，因为底土把平滑空间的表层与条纹空间的大地联合起来了：在由宗主国统治的农民居住的冲积山谷里没有矿场；因此有必要跨越沙漠，走近山区：控制矿场的问题总是与游牧民有牵连。每一个矿场都是一条逃亡路线，都与平滑空间相沟通—今天也有类似的原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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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 V. 戈登·恰尔德的主要论点之一。The Prehistory of European Ciilization(London:Cassell， 1962)：金属制造者是第一个专业匠人，他靠创造农业剩余维持生计，铁匠与农业的关系不仅与工具的制造有关，而且与他们拿取或接受的食物有关。如Giaule所分析的多更神话的变体样，多更神话就体现了这种关系，神话中，铁匠接受或偷取粮食，将其藏于锤子当中。

考古学和历史奇怪地对控制矿场的问题保持沉默。有些宗主国拥有强大的金属制造组织，但没有矿藏；近东缺少锡，所以有必要制造青铜。大量的金属以铸模形式运来，而且是从非常远的地方运来的（如锡是从西班牙甚至康沃尔运来的）。这种复杂情况不仅意味着一个强大的宗主国贵族阶级和长距离的商业流通；而且意味着一种变幻的政治，其中，国家面对一个外部，各相迥异的民族相互对峙，要么就在控制矿藏的某些特殊方面（如采掘，烧炭，厂房，运输）达到共识。只说有战争和采矿远征，“从中国的疆土到不列塔尼的海岬，到处都是一种欧亚综合的游牧民矿场，”并说“自从史前时代起，游牧民就与古代世界主要的金属制造中心有联系，”①这还不够。所需要的是更好地了解游牧民与这些中心的关系，与他们自己雇佣或经常接触的铁匠的关系，与作为金属制造的民族或群体的邻居的关系。高加索山脉和阿尔泰山脉的情况怎样？西班牙和北非如何？矿藏是流动、混居和逃亡的根源，历史上很少有相同的情况。其至当宗主国严密控制它们的时候（如中国和罗马帝国），也同样存在着秘密开采的运动，矿工与游牧民、野蛮人或农民联合造反的情况。神话研究，甚至对铁匠地位进行的民族学研究，都使我们偏离了这些政治问题。神话和民族学在这方面都没有正确的方法。最常提出的问题就是别人对铁匠的“反应”如何，结果，人们只能得出普通的结论，即感情的复杂性。据说铁匠既受到尊敬，又为人们所惧怕，同时又遭到嘲弄—或多或少受到游牧民的嘲弄，或多或少受到定居者的崇敬。①但这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没有看到铁匠的特殊性，也没有看到他们与游牧民和定居者的非对称关系，这是他们所造成的那种情感（金属情感）。在检验其他人对铁匠的感情之前，有必要评价作为他者的铁匠本身；以及他们与定居者和游牧民的不同情感关系。

① Maurice Lombard, Les métaux dans l'ncien monde du Ve au Xle siécle (The Hague: Mouton, 1974). pp. 75.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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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游牧或定居的铁匠。铁匠是流动的，巡回的。在这方面尤为重要的是铁匠生活的方式：他们的空间既不是定居者的条纹空间，又不是游牧民的平滑空间。铁匠可能有一个帐篷，可能有一幢房子；他们把它们当作“矿床”（藏身之所，家，矿物储藏)，他们就和金属一样，藏身于洞穴，他们的工棚一半或全部建在地下。他们不是天生的穴居人，但技艺和需要使他们成了穴居人。②埃利·富尔的一篇名文描写了印度巡回民族的地下发展，他们在空间中打孔，创造了与这些突破相对应的奇异形式，也就是非有机生命的生命形式：“在海岸，在山下，他们遇到了一道巨大的岩石墙。然后，他们走进去；他们在那块岩石里生活，恋爱，工作，死亡，出生，过了三四个世纪后，他们再从里面走出来，成群结队，跨过大山。他们留下了一块空洞的岩石，里面的走廊四通八达，墙壁上斧凿刀刻，在自然或人工的柱子上留下了上万个可怕或迷人的图象。……这里，人顺从地表白了他的力量和他的虚无。他没有苛求确定的理想形式。……他从无形中抽取出粗糙的有形，悉听无形的安排。他利用了岩石的突凹表面。”①金属制造的印度。穿透大山，而不是攀越山峦；挖掘土地，而不是条纹占据；在空间中钻洞，而不是保持它的平滑，把大地变成了瑞士奶酪。[爱森斯坦]影片《打击》中的一个镜头展示了一个有孔洞的空间，令人不安的一群人站起身来，一个接一个地从自己的洞里钻出来，仿佛来自一个全方位矿场一样。该隐的符号就是底土的肉体和情感符号，穿越定居者空间的条纹土地和平滑空间的游牧地表，而不在任何一个空间里停留，巡回者的流浪符号，金属制造者的双重偷窃和双重背叛，在躲避农业的同时也躲避畜牧业。我们要为这些在历史中探幽的金属民族保留该隐的名号吗？史前的欧洲曾留下了战斧人的足迹，他们来自大草原，仿佛一支脱离游牧生活的金属民；还有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宽口陶器人，他们以铃状陶器著称，是脱离石器农业的一个分支。②奇怪的民族，长头人和圆头人，混杂而散居于整个欧洲。是他们保存了矿场，在欧洲的空间里四处钻孔，构成了欧洲的空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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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铁匠的社会地位曾是人们详尽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对非洲铁匠的研究， 见 W. B. Cline, “Mining and Metallurgy in Negro Africa," General Series in Anthropology, no. 5 (1937); 和 Pierre Clément, “1e forgeron en Afrique noire," Revue de géographie humaine et d'ethnologie，no. 2 (April - June 1948)，pp. 35 - 58. 但这些研究几乎都没有 结论：较严密的定义—“蔑视，”“满意，”“惧怕”等反应—也更加模糊和重 叠，见 Clément的表格。

② 见 Jules Bloch, Les Tziganes, Que sais - je?, no. 580 (Paris: PUF, 1969).Bloch确切地表明了与穴居人相比，定居者与游牧民之间的区别是次要的了。

铁匠不是游牧民中的游牧民，也不是定居者中的定居者；不是游牧民中的半游牧民，也不是定居者中的半定居者。他们与别人的关系产生于他们内部的巡回性，产生于他们的模糊本质，而非相反。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特殊性，他们的这种巡回性，他们所发明的带孔洞的空间，他们才能够与定居者沟通，与游牧民沟通（也与其他人沟通，与季节性畜牧者和森林人沟通)。他们本身就是双重的：一种杂交，一种合金，一种孪生构型。如格里奥尔所说，多更铁匠不是“不纯”而是“混杂，”而正是因为混杂，所以才同族通婚，才不与纯者通婚，纯者拥有简化的后代，而他们则重新构成一种孪生的后代。①恰尔德表明，金属制造者必然是双重的，他们存在两次，一次被东方帝国的机器所捕捉，并在那里维持生计，另一次是在爱琴海的世界，在那里，他们比较自由，流动性较大。但这两个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不能简单地把他们与各自的特殊环境相联系。金属制造者属于某一宗主国，是工人，因此必定先有一个金属勘探者，不管他在多远的地方；这个勘探者与商人联系，由商人把金属带给第一个金属制造者。此外，金属要经过每一个部分的加工，而铸模是他们普遍共有的：我们必须想象一些联系紧密的部分，而不是从一个孔到另一个孔构成的一条变化路线，一个长廊的流动的连锁矿场。这样，金属制造者与游牧民和定居者的关系就也能建立他们与其他金属制造者的关系。②混居的金属制造者，武器和工具制造者，都与定居者沟通，同时也与游牧民沟通。孔洞空间本身也与平滑空间和条纹空间沟通。实际上，机器群或金属线穿过所有这些组合：再也没有比这种质料运动更解域的了。但是，其方式却大相径庭，而这两种沟通并不是对称的。在美学领域，沃林格认为这条抽象线采取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种是野蛮的哥特艺术，另一种是有机的古典艺术。这里，我们认为，机器群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联合方式：它总是与游牧空间相关，而同时又与定居者空间结合。在游牧组合和战争机器这一边，它是种块状，有空隙，轮廓，地下通道，枝干，开口，特征，孔洞等。在另一边，定居者组合和国家机器实施一种对群的捕捉，把表现特征变成一种形式或符码，使所有孔洞发出共鸣，堵住了逃亡路线，把技术运作从属于工作模式，把树状联合的整个政体强加在这些关联之上。

① Elie Faure, Medieval Art, vol. 2 of History of Art, trans. Walter Pach (Garden City, N. Y. : Garden City Publishing, 1937), Pp. 12 – 14.

② 关于这些民族及其秘密，见 V. Gordon Childe的分析，The Prehistory of Europear Society, Chapter 7 ( “Missionaries, Traders and Wariors of Temperate Europe"), and The Dau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Knopf, 19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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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urice Griaule and Germaine Dieterlen, Le renard pale, vol. 1 (Paris: Institut d'ethnologie, 1965), p. 376.

② Robert James Forbes的著作，Metallurgy in Antiquity (Leiden:Brill, 1950),分析了不同的金属时代，以及生存于“矿物阶段”的各种金属制造者：“采矿者，”负责勘探和采矿：“冶炼者，”生产原金属或合金]；和“金属工作者，”[生产小器具，如金银匠（pp.74-76)。在铁器时代，专业系统越加复杂了，在游牧民、巡回者和定居者中都有变体。

原理II.游牧战争机器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巡回金属制造则是与其相对应的内容的形式。

命题IX.战争不必把战斗作为目标，更重要的是，战争机器不必把战争作为目标，尽管战争和战斗可能是其必然结果(在特定条件下)。

我们现在依次来谈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战斗是战争的“目标”吗？也可以问：战争是战争机器的“目标”吗？最后，在何种程度上说战争机器是国家机器的“目标”？前两个问题的语义含混当然是由“目标”这个术语引起的，但暗示了它们对第三个问题的依赖。我们还是逐个来谈这几个问题吧，哪怕只是举例子。第一个问题，即战斗的问题，要求即刻区别两种情况：一是战争机器寻求战斗时，二是战争机器实际上避免了战斗时。这两种情况决不是指进攻和防御。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战争（根据以福熙为发展顶峰的一种观念）的确是以战斗为目标的，而游击战显然是以非战斗为目标的。然而，战争向运动战、向总体战的发展也从进攻和防御的观点对战斗观念提出质疑：非战斗的概念似乎能够表示闪电战的速度，以及即刻反攻的反速度。①相反，游击战的发展意味着战斗所必须有效地寻求的一个时刻和各种形式，与外部和内部的“支持点”有关。当然，游击战和战争本身往往在方法上相互借鉴，而这些借鉴对双方都是相同的（比如，陆地游击战往往借鉴海战战术)。我们只能说，战斗与非战斗是战争的双重目标，根据一种标准这与进攻和防御、甚至与战争本身和游击战并不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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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我们才把问题进一步回溯，追问战争本身是否是战争机器的目标。这一点并不明显。战争（不管有无战斗）都旨在消灭或俘虏敌人力量，战争机器大可不必以战争为目标(比如，“突袭”可以是另一个目标，而不是特殊的战争形式)。但更普遍地说，我们已经看到，战争机器是游牧民的发明，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平滑空间的构成因素，是对这个空间的占领，是在这个空间之内的位移，以及民族的相应构成：这是战争机器惟一可证实的正面目标（诺摩斯）。让荒漠和草原扩展；不要驱赶那里的人民。如果必然要引起战争的话，那是因为战争机器与国家和城市发生了冲突，作为（条纹）力量与其正面目标发生对峙：从那时起，战争机器就把国家、城市、国家和城市现象看作敌人，把消灭它们作为目标。正是在这个时刻，战争机器变成了战争：消灭国家力量，毁灭国家形式。阿提拉或成吉思汗的冒险都清楚地展示了从正面目标到反面目标的这种进展。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战争既不是战争机器的条件，也不是战争机器的目标，而必然伴随或完成战争机器：从德里达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战争是对战争机器的“增补”。甚至可能发生的是，这种“增补”是通过进步的、充满焦虑的感悟理解的。摩西的冒险就是很好的证明：由于把埃及国家抛在后面而进入了荒漠，他开始借鉴希伯来游牧民的过去，听从岳父的建议，建构战争机器。这是正义的机器，已经具有了战争机器的性质，但还没有把战争作为目标。摩西逐渐地、分阶段地意识到，战争是那个机器的必然增补，因为它将遭遇或必须跨越城市和国家，因为它必须派遣特务（武装观察），然后也许做出极端的事来（灭绝种族的战争）。犹太人民对此感到疑惑，恐怕他们不够强大；而摩西也有疑虑，因此在实现这种增补之前就退却了。所以，担负起战争重任的是约书亚，而不是摩西。最后，从康德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战争与战争机器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但却是“综合的”（耶和华使这种综合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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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 E. Lawrence 的著作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1935) and “The Science of Guerilla War,"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4th ed. (1929), vol.10，Pp.950-953，仍然是最重要的论游击战的著作；它们都自称是“反福熙”理论，详尽阐述了反战斗的概念。但这种反战斗有一段历史并不完全依赖于游击战：(1)传统上对战争中的“战斗”与“演习”的区别，见Raymon Aron，Penser laguerre. Clausewitz （Paris: Gallimard，1976)，vol. 1， Pp. 122- 131；(2) 运动战在所论战斗中起到的作用和重要性（早在Marshal de Saxe时代，以及拿破仑战争中关于战斗问题的争论)；(3)最后，近代对以核武器为名的战斗的批判，起到了阻挠的作用，传统力量现在只能进行“试验”或“演习”；见戴高乐派的非战斗观点，以及Guy Brossollet，Essai sue la nonbataille（Paris：Belin，1975)。近来向战斗观念的回归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战略核武器发展等技术因素，而意味着政治上的考虑——战争中战斗（或非战斗）的作用正是依此而定的。

反过来，战争的问题进一步回溯，并从属于战争机器与国家机器的关系。国家并不是第一个制造战争的机器：当然，战争也不是自然的普遍现象，一种非具体的暴力。但是，战争不是国家的目标。恰恰相反，最古老的国家甚至没有战争机器，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的统治是基于其他代理之上的（反而用来协调警察和监狱)。可以毫不冒昧地说，古老但却强大的古代国家之所以突然灭绝的神秘原因就在于一种外部的或游牧的战争机器的介入。但国家很快就吸取了教训。从普遍历史的角度，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国家将如何挪用战争机器，也就是说，国家如何根据自己的幅员、统治和目标为自己建构战争机器？担冒了哪些风险？（我们所说的军事机构或军队本身根本不是战争机器，而是国家挪用战争机器时所采用的形式。）为了理解这样一种运作的悖论性质，我们必须重申其全部假设。(1）战争机器是那种游牧发明，战争不是其主要目标，而是其次要的、增补的或综合的目标，它决心要毁灭与它发生冲突的国家形式和城市形式。（2）当国家挪用战争机器时，后者的性质和功能显然发生了变化，因为它后来被用来破坏游牧和所有国家，不然就表示国家之间的关系，致使一个国家独自使用战争机器去毁灭另一个国家，或将其目标强加于另一个国家之上。（3）正是在国家挪用了战争机器之后，战争机器才把战争作为其直接的、主要的目标，作为其“分析的”目标（而战争则把战斗作为其目标)。简言之，国家机器挪用战争机器，战争机器把战争作为目标，战争服从于国家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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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挪用的问题在历史上如此变化多端，因此必然引起各种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运作的可能性：恰恰因为战争仅仅是游牧战争机器的增补或综合目标，它才经历了那种致命的犹豫，国家机器才能够利用战争，反过来用战争机器对付游牧民。游牧民的犹豫是传奇式的：如何使用所征服的和跨越的土地？将其归还荒漠？归还高原？归还开放的草原吗？不然就让国家机器幸存下来，它能直接利用这些土地，但早晚要建立属于那个国家机器的新王朝：因为成吉思汗及其追随者能够长时期地扩张，融入所征服的帝国，同时又能保持草原上的一个平滑空间，使所有宗主国中心服从于它。这是他们的天才，蒙古的世界和平。事实仍然如此，游牧民融入了被他们征服的帝国，这种融入成了国家机器挪用战争机器的最有力因素之一：这是游牧民面对的不可避免的危险。但还有另一个危险，当国家挪用战争机器时威胁到自身的危险（所有国家都感到这种危险的重压，也感到了这种挪用给它们带来的危害)。泰摩兰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不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而恰恰是他的对手：正是泰摩兰建立了了不起的战争机器，掉转枪口，对准游牧民，但恰恰由于这个事实，游牧民才有义务建立一个更沉重的、更没有生产能力的国家机器，因为它的存在仅仅是作为挪用那个机器的一个空洞形式。①把战争机器掉转过来对准游牧民，正如游牧民把战争机器对准国家一样，也暗藏着一种巨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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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问题涉及挪用战争机器所采取的具体形式：金钱的还是地域的？职业军队还是征集的军队？特种部队还是国民军？这些形式不仅不是平等的，而且，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各种可能的混合。最相关的、最普遍的区别也许是：仅仅是战争机器的“铸造”还是正常的“挪用”？国家机器捕捉战争机器是沿着两条路线进行的：为社会铸造军人（或来自外部，或产生于内部)，或相反，根据整个公民社会的规则创建战争机器。这里仍然存在着从一种公式向另一种公式的过渡问题。最后，第三类问题涉及挪用的手段。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考虑与国家机器的基本方面有关的各种数据：地域，工作或公共工程，税收。军事机构或军队的建立意味着对战争机器的解域，也就是授予（“殖民地的”或本国的）土地，这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与此同时，财政决定着受益军人所拥有的服务和税收的性质，尤其是民政税收，在这方面，整个或部分社会都有责任维护军队。国家的公共工程必须按照“地域的分配”重新组织，其中，军队起到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修筑工事和巩固城市方面，而且在策略沟通、后勤结构、工业基础等方面（在这种挪用形式中它扮演了工程师的角色和功能)。①

①关于泰摩兰与成吉思汗之间的区别，见 René Grouseet，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trans. Naomi Walford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41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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