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所以，客体的另一部分是由实存所决定的。数学家们问道：由所谓的原始功能再现的另一部分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积分决不是微分（differentiation）的反面，而恰恰构成了原始的区分（differenciation）过程。微分决定了理念的虚拟内容，理念就是问题；而区分（通过局部积分）表达了这个虚拟部分的实现和问题的解决。区分就如同差异的第二部分，而为了表示客体的完整或积分，我们要求复杂的微分/区分概念，即 different/ciation 的概念。这里的t和 c是区别性特征，或个人的语音差异关系。每一个客体都是双重的，而不使其两个部分相象，一个是虚拟形象，另一个是实存形象。它们是两个不平等的部分。微分本身已经有了自身的两个方面，对应于关系的变体和取决于每一变体的价值的特征。然而，区分反过来也有两个方面，一个涉及实现变体的质或各种属性，另一个涉及实现特征的数量或不同部分。比如，作为差异关系系统的遗传因子可以同时具体化为属和构成属的各个有机部分。一般说来，没有不指称一个空间的质，限定这个空间的特征对应于在那个质中具体体现的差异关系。拉威尔（Lavelle）和诺盖(Nogué）的著作表明了属于质和方式的空间的存在，这些空间是按照特征建构的，因此，质的差异总是包含在一个空间差异(diaphora)之中。此外，画家的反映让我们了解到关于每一种颜色的空间，以及这些空间在一件作品内部的排列。属的区别仅仅体现在每一个属的各个部分也是相区别的。区分总是属和部分的区分，但也是分隔或组织。那么，区分的这两个方面何以与前述微分的两个方面相关联呢？一个客体的两个不同部分何以能吻合呢？质和属具体实现了关系的变体；有机部分实现了相对应的特征。然而，它们相互吻合的准确性最好还是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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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相互补充的观点来看待。

一方面，完全决定实现了奇点的微分，但只证明了这些奇点的存在及其分配。这些奇点的性质只能由相邻积分曲线的形式来说明，换言之，通过实存的或区分的属和空间来说明。另一方面，充足理由的本质方面一可决定性，相互决定，完全决定一在逐步决定中发现其系统统一。实际上，相互决定并不表示倒退，也不表示一个标识性时间，而是可证实的进步，在这种进步中，必须逐步保证相互的条件，并建立起关系。决定的完整性也意味着相邻领域的进步。在从A到B再从B到A的进程中，我们并未像在简单的重复中那样倒退到起点；恰恰相反，从A到B再从B到A的重复是一条进步轨道，或是整个问题领域的描写。那就像维特拉斯（Vitrace）的诗，其中每一个不同步骤（写作，梦想，忘却，寻找对立面，幽默，最后是通过分析重新发现）都逐步决定作为一个问题或一个多元结构的整首诗。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结构都根据这一逐步发展而拥有纯粹逻辑的、理想的或辩证的时间。然而，这个虚拟时间本身决定着一个区分的时间，甚或是实现的节奏或不同时间，这些节奏或时间与这个结构的关系和奇点相对应，而从这些关系和奇点的角度来看，决定从虚拟到实体的进程。在这方面，下面四个术语都是同义的：实现，区分，综合和解决。虚拟的本质就在于，实现就是被区分。每一次区分都是一种局部综合，或局部解决，然后，这些局部综合或解决再与总体解决或总体综合中的其他解决和综合关联起来。就有机物的情况来看，实现的过程之所以看起来既是局部部分的区分，是整体环境的总体构成，同时又是在有机物构成的领域内所提出问题的解决，原因就在于此。一个有机物如果不是对一个问题的解决那就什么都不是，正如其被区分的每一个器官一样，如眼睛解决的是光的“问题”；但是，在有机物内部，任何器官都必须

自在的差鼻与虚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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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置于一个内部环境之内，被赋予一种总体有效性或综合调节能力，否则便不能被区分。（这里，就生物的情况而言，对立与矛盾、障碍与需要等否定形式，比之将要建构的有机物或要解决的问题的迫切性，都是次要的和派生的。)

所有这些的惟一危险是，虚拟性可能会混同于可能性。可能性对立于真实性；因此，可能性所经历的过程是一次“实现”。对比之下，虚拟性并不对立于真实性；它本身就包含着完整的现实。它所经历的过程是实存的过程。这里，仅仅看到措辞的不同就是错误的：这是生存本身的问题。每当我们提到可能性和真实性的问题时，我们就不得不把生存看作野蛮的爆发，总是在我们背后发生的一种纯粹行为或跳跃，屈从于全体的法则或不屈从任何法则。如果非存在已经是可能的了，已经包括在那个概念之中、具有那个概念所给予它的作为一种可能性的全部特征的话，那么，在存在和非存在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吗？生存与生存的概念相同，但却在那个概念之外。因此，生存必定发生在空间和时间之中，但空间和时间被看作是无厉害关系的环境，而不是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内生产的生存。差异不再是别的什么，而是由概念决定的否定因素：要么是可能性为了实现而相互强加的局限性，要么就是可能之于真实的现实的对立。对比之下，虚拟性标志着理念的特征：生存正是在现实的基础上依据内在于理念的时间和空间生产的。

可能性与虚拟性进而由这样一个事实区别开来：一个指概念中的同一性形式，另一个指理念中的纯粹多元性，把同一性当作先在条件根除出去。最后，仅就可能性向“实现”敞开这一点而言，它被解作真实性的形象，而真实性则被认为相象于可能性。当生存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用相象叠加相象时，之所以很难理解生存究竟为概念附加了什么，其原因就在于此。这就是可能性的缺点：正是这个缺点把可能性谴责为据事实生产的，反动地按照与它相象的东西的形象构造的。相反，虚拟性的实存总是通过差异、趋异或区分发生的。实存打破了作为过程的相象性，就如同它打破了作为原则的同一性一样。实际术语从来不相象于它们所具体化的虚拟性：质和属不再相象于它们所具体化的差异关系，正如部分不再相象于它们所具体化的特征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实存和区分总是真正的创造。它并非产生于某一先存可能性的任何局限。如一些生物学家所示，谈论“潜力”与借助总体力量的简单局限性来定义区分是相互矛盾的，仿佛这个潜力与一种逻辑可能性是不可区分的一样。一个潜力或虚拟客体的具体化就等于在不相象的情况下创造与一个虚拟多元性相对应的趋异路线。虚拟性占据了有待完成的一项任务或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的现实：这个问题为解决问题指明了方向，准备了条件，生成了方法，但并不相象于那个问题产生的条件。柏格森正确地指出，从区分的观点看，甚至在进化的趋异路线上出现的相象性(如作为“类比”器官的眼睛)首先也必须与生产机制中的异质性相关联。此外，差异对于同一性的服从，以及差异对于相似性的服从，也必然在同一个运动中被推翻。然而，这种没有相象性、甚或没有创造性区分的对应究竟是什么呢？把创造性进化与物质和记忆联合起来的柏格森图式是以巨大的记忆库开始的，它是由“锥体”的各个部分的虚拟共存构成的一个多元性，其每一个部分都是所有其他部分的重复，同时又仅仅通过关系秩序和特征分配而与它们相区别。因此，这种记忆虚拟的实存以创造趋异路线为形式，每一条都对应于一个虚拟部分，都代表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但也是被区分的属和部分的特定环节所特有的关系秩序和特征分配的具体实现。虚拟领域中的差异与重复就是作为创造的具体化和区分运动的。因此，它们替代了可能的同一性和相象性，这种同一性和相象性只能激发一种伪运动，被解作抽象局限的虚假的实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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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的差异与虚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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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思想

哲学的意义与任务

被近年来的实践誉为“结构主义者”的作者们也许只有下面的共同点：根本不把意义看作现象，而看作表面效果和位置效果，而且是由结构序列内部空洞的正方形的流通生产的（木乃伊的位置，国王的位置，盲点，漂浮的能指，价值零度，舞台下的或缺场的原因，等等)。结构主义，无论有意与否，都在赞颂有关斯多噶和卡罗尔灵感的新发现。结构实际上是生产非形体意义的机器。但当结构主义表明非意义及其永久位移生产了意义，而且产生于本身并不“意指”的诸因素的各自位置时，我们根本不应该将其与所说的荒诞哲学相比较：卡罗尔是这样做的；加缪不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荒诞哲学来说，非意义在与意义的一种简单关系中与意义相对立，所以，荒诞总是由意义的不足和缺乏（没有足够的……）来限定的。相反，从结构的观点来看，总是有太多的意义：由谬误作为自身的一个缺失而生产和多次生产的一种过度。一个零度音素由于没有确定的音位价值，所以，雅各布森就根据音素缺失的对立而非音素本身来定义之。同样，非意义不具有任何特定意义，对立于意义的缺失，而非对立于它过度生产的意义——不保持一些人所简化的它与产品的简单排斥关系。非意义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在给予意义的过程中，它也是意义缺失的对立面。这就是我们必须解作“非意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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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lected from 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trans. by Mark Lester with Charles Stiva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71 - 73, and pp. 179 – 180.

最终，结构主义在哲学中的重要性就在于它错置了前沿。当重点从失败的本质转向意义观念时，哲学似乎划分出两个阵营：一个把意义与一种新的超验性、一个新的神龛和一个经过改造的天堂联系起来：另一个在人及其深渊，在新挖掘的深度和地下世界里发现了意义。热衷于雾霭蒙蒙的天空（科恩尼格斯伯格[Koenigsberg]的天空）的新神学家们，藏身于深山古穴的新人文主义者们，都纷纷跳将出来，以神一人或人一神的名义探讨意义的奥秘。有时很难把他们相互区别开来。但今天之所以不可能进行这种区别，首先是因为我们目前对这种不确定性话语已经厌倦，不知道是蠢驴驮人还是人驮蠢驴或驮他自己。此外，我们感觉到有人把一种纯粹的反意义强加于意义之上；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是天上的还是地下的，意义总是表现为原则，储存，保留，本原。作为天上的原则，据说它从根本上被忘却和掩盖了，而作为地下的原则，据说它被深深地涂抹、转移和异化了。但在涂抹和掩盖之下，我们肩负着重新发现和恢复意义的使命，在一个未得到充分理解的上帝身上，或在未得到全面探讨的人身上重现和恢复意义。今天回荡着一条可喜的消息，即意义从来不是什么原则或本原，而是被生产出来的。它不是要发现的东西，要恢复的东西，要重新利用的东西；它是将用新的机器生产的东西。它不属于任何高度或深度，但属于一个表面效果，与表面效果不可分割，表面是它的正当维度。这并不是说意义缺乏深度或高度，而是说高度和深度缺乏表面，缺乏意义，或只能通过假定意义的一种“效果”来拥有意义。我们不再追问宗教的“本原意义”是否存在于一个被人背弃的上帝身上，或存在于以上帝的形象异化的人身上。比如，我们不在尼采身上寻找一个颠覆或超验的先知。如果有哪位作者认为上帝之死或禁欲理想之自由堕落毫无意义，因为人的虚假深度、坏的信仰和愤恨将其弥补了过来，那就是尼采。他在别的地方，在（上帝和人都不说话的）格言和诗歌之中寻找新的发现，它们都是生产意义和勘察表面的机器。尼采开创了有效的理想竞赛。我们也不在弗洛伊德身上寻找人类深度和本原意义的探险者，而把他看作一个天才的发现者，无意识机制的发现者，意义就是借助这个机制而被作为非意义的功能生产出来的。我们怎能不感到我们的自由和力量既不寓于神圣的普遍性，也不寓于人的个性，而寓于那些比神还神圣的特征之中呢？这些特征与其说是作为主体的我们，毋宁说是作为客体的我们；它们具体地赋予了格言和诗歌以生命，赋予了永久革命和局部行动以生命。这些令人神往的机器就是民族和诗歌，他们当中有什么官僚因素吗？我们只要挥霍一点；我们只要来到表面；我们只要像鼓一样蹦紧我们的皮肤，“伟大的政治”就足以开始了。一个空洞的正方形既不是人的，也不是上帝的；那些特征既不是一般的，也不是个别的；既不是个人的，也不是普遍的。所有这些都贯穿着流通、回声和事件，它们生产了更多的意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力量，是人所从未梦想过的，也是上帝所从未构想过的。今天的任务就是让这个空洞的正方形流通，让那些先于个体和非人格的特征说话——简言之，生产意义。

哲学的意义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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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本体论相融合，但本体论融合的是存在的单声部(类比始终是一个神学幻想，而非哲学幻想，适于上帝、世界和自我诸形式)。存在的单声部并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存在，相反，存在是多元的和有差异的，它们总是由一个分离的综合体生产出来的，它们本身是分离的和发散的（membra disjuncta)。存在的单声部意思是说，存在是声音，它言说自身，而且是以它所言说的每一事物的单一“意义”被言说的。它所言说的东西都不是相同的，但对它所言说的每一事物而言，存在是相同的。因此，对发生于大多数不同事物的每一件事来说它都是独特的事件，是所有事件的终极事件，所有形式的终极形式，它使自身内部所有分离的形式形成共鸣和分支。存在的单声部与分离性综合的积极使用相融合，这是最高级的肯定形式。如我们在理想的游戏中所见到的，这本身就是永久回归，是对某一单一时刻内的所有机会的肯定，是为进行全部投掷的一颗独特的骰子，是所有形式和所有时代的一个惟一存在，是所有存在物的一个惟一坚持，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惟一幻影，是每一声哼唱和大海中每一滴水的惟一声音。把存在的单声部，即言说自身的存在，与被言说的存在的伪单声部混淆起来，那将是一个错误。但与此同时，如果存在不发生就不能被言说，如果存在是所有事件于中相互交流的独特事件，那么，单声部就既指所发生的事，又指被言说的事。单声部意指既发生又被言说的事件：可归于一切事物状态的属性，每一个命题都可表达的内容。单声部是认识属性（noematic attribute）与语言表达的同一，事件与意义的同一。它不允许存在生存于模糊状态之中，那是它过去常常用于类比视角的状态。单声部提高和抽取存在，以便将其区别于它于中发生的状态和它于中被言说的状态。它从诸多存在者中抽取存在，以便把存在同时带给所有存在者，使其在各个时代降临在他们身上。由于是纯粹言说和纯粹事件，单声部让语言的内在表面（坚持）与存在的外在表面（超存在）相接触。单声部存在固存于语言之中，发生在事物身上：它用语言的内部关系与存在的外部关系相抗衡。单声部存在既不是主动的，也不是被动的，而是中立的。它是超存在，即真实性、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所共有的最小存在。单声部存在是所有事件集于一体的空虚中的一个位置，是所有意义集于一体的非意义中的一个表达方式，是Aion的纯粹形式，是把事物与命题相关连的外在形式。简言之，存在的单声部有三个维度：表示所有事件的单一事件；既表示发生又表示被言说的同一个事物；表示不可能性、可能性和真实性的同一个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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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思想

哲学的意义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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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象与古代哲学

1. 柏拉图与假象

“颠倒柏拉图主义”是什么意思？这是尼采为自己的哲学规定的任务，或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是他为未来哲学规定的任务。这个规定似乎要废除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然而，这样一项计划并不是尼采所特有的。对本质和现象的双重否定可以追溯到黑格尔，或更准确地说，可以追溯到康德。尼采所说的是否是同一回事，这仍有疑问。此外，这一颠倒的公式由于抽象而处于不利地位；它没有清楚说明柏拉图主义的动机。相反，“颠倒柏拉图主义”必定是要把这种动机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追根溯源”——就如同柏拉图对诡辩论者追根溯源一样。在一般的意义上，理念论的动机源自一种挑选和择取的意志。这是“制造差异”的问题，是把“物”本身与其各种映象相区别的问题，把原件与复制品、把模式与假象相区别的问题。但所有这些表达都是相同的吗？只有当我们回到划分的方法上来时，柏拉图的规划才清楚显见，因为这种方法不仅仅是许多辩证程序中的一个。它聚集了辩证方法的全部力量，以便将其与另一种力量结合起来，从而再现整个系统。人们首先想要说的是，这种方法等于把一个种分成两类，以便把所研究的物包含在适当的类之下：这能说明《智者篇》中为了给垂钓者下定义而进行划分的过程。但这只是划分的表面，是其反讽的方面。如果认真对待这个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异议就清楚了：划分是一个不正当的三段论，因为缺乏中间条件，这会使我们得出结论，垂钓属于获取的艺术，通过捕捉而获取的艺术，等等。

① Selected from 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trans. by Mark Lester with Charles Stiva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53 -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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