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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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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40 | PRINTED_PAGE=227

有必要指出，资本主义劳动的具体的或是说有用的维度所具有的社会性质，不同于劳动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活动的历史特殊维度一也即抽象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生产力，即“劳动的生产能力”，是指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④它由生产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科学的应用、劳动人口拥有的技能以及其他因素所决定。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劳动的具体维度所具有的社会性质由社会组织与社会知识所赋予，并将它们包含在内；用我的话说，即是“作为生产性活动的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它并不限于直接劳动的耗费。在马克思的分析里，生产力表达了这一社会性质，表达了人类获得的生产能力。它源于劳动的具体维度，而非其建构了历史特殊社会中介的维度。

对价值这一资本主义中支配性的财富形式的规定，截然不同于对物质财富的规定。价值的独特之处在于，尽管它是一种财富形式，它却没有直接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表达了由劳动所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并未直接进入价值的建构。作为一种社会中介，价值是由（抽象)劳动独自建构的：它是资本主义劳动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所具有的历史特殊社会维度的对象化形式，是异化关系的“实质”。由此，价值量并不直接表达被创造出来的产品的量，也不直接表达被利用的自然力的能量。相反，它仅仅是抽象劳动时间的产物。换句话说，尽管生产力的提高确实带来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它却并没有提高每单位时间的价值。作为一种财富形式，同时也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形式，价值并不直接表达人类获得的生产能力。（在之后讨论马克思对资本范畴的理解时，我将考察这些生产能力，这些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的规定，如何成为了资本的属性。)如果价值仅仅是由劳动所建构的，如果价值的尺度只有直接劳动时间，那么，不同于物质财富的生产，价值的生产就必然与直接人类劳动的耗费相连。

第五章 抽象时间

227

① Capital, vol. 1, pp. 134, 136-137.

②同上。

③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4: Marx and Engels: 1874-1883 (New York, 1975), p. 81.

④ Capital, vol. 1, p. 137.

⑤同上书，p.130。

⑥ 同上书，p. 13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41 | PRINTED_PAGE=228

如我们所见，价值与物质财富的这一区别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中非常关键。而在继续讨论之前我要指出，马克思同时也认为，这一区分并不显现在直接经验的层面。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它在马克思死后经过编辑而出版)中的意图之一就是要表明，在他的价值理论本身的基础上，这一理论看上去似乎是错的—尤其，价值似乎不仅由劳动所建构。举例而言，马克思在第三卷中讨论地租的目标之一就是去展现自然如何变得好像是价值的创造中的一个因素；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质和劳动一般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正如价值和物质财富的区别变得模糊一样。①

(因此，要完整展现马克思对自然和对资本主义矛盾性质的发展的阐述，就需要阐明，一种范畴性的区别—如价值和物质财富的区别——事实上是社会地运作的，尽管行动者未必意识得到它。人们在表象形式的基础上行动，这一形式掩盖了资本主义的深层本质结构。我们必须揭示人们如何重构这些深层结构。这样一种阐述将同时表明，在它们的表象形式的中介下，这些结构不仅结构了具有社会建构性的实践，还为社会整体赋予了一种特定动力和特殊限制。然而，因为我的目标仅仅是依据其基本范畴，澄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所以，我无法在本书中充分展开这些问题。)

228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Marx, Capital, vol. 3, trans. Davi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England, 1981), pp. 751-97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42 | PRINTED_PAGE=229

价值与物质财富之间的区别表达在价值的两个维度中，同时，它也影响着价值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问题。马克思对机器的处理，应该被放在他对价值作为一种不同于物质财富的历史特殊财富形式的分析中加以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尽管机器确实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加，它们并没有创造新的价值。相反，它们仅仅转移了生产它们时的价值量（直接劳动时间），或者它们间接地降低了劳动力价值（因为它们降低了工人的消费资料的价值)，并因此提高了资本家可能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价值量。①机器没有创造新的价值，这既不是一个悖论，也不意味着一种还原论的立场：这种立场坚持认为马克思将直接人类劳动的首要性确立为财富的本质的社会构成，无视技术的发展。相反，它是建立在物质财富与价值的区分上的，这一区分为马克思奠定了基础，使他得以分析表达在商品形式中的两种社会维度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机器生产的潜能在马克思对这一矛盾的理解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在第一章我考察了《大纲》的某些篇章，这些篇章表明，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非工业生产与资产阶级分配关系间的矛盾，而是存在于生产领域自身内部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我指出，他的分析是对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和生产的批判，而非从“劳动”的立场出发给出的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最初所给出的价值与物质财富的区分完全符合并加强了这一阐释。事实上，人们可以从他对两种财富形式的区分出发，或者从价值、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复杂关系出发，推论出《大纲》中所给出的基本矛盾。

一方面，正如我在之后将会更为详尽地阐明的，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基于劳动组织的变化、技术的发展和科学在生产中不断增长的运用，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伴随着先进的技术生产，物质财富日益成为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的产物，这一生产力源自于科学与技术创造财富的潜力。直接人类劳动时间的耗费不再与这种财富的生产之间保有任何有意义的关系。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物质财富生产得越来越多本身并不意味着创造出了更多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规定形式的价值。事实上，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讨论中，两者间的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如前所述，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提高单位时间内的价值量。由于这一原因，所有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如科学与技术的应用，都没有提高单位时间内产出的价值量，但是，它们极大地提高了产出的物质财富量。①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核心矛盾的基础在于，不论生产力如何发展，价值依旧是资本主义中财富和社会关系的规定形式；然而，由价值所引发的生产力所具有的物质财富生产潜力，越来越使价值变得不合时宜。

第五章 抽象时间

229

①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Martin Nicolaus (London, 1973), p. 70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43 | PRINTED_PAGE=230

这一矛盾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直接人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价值与资本的社会形式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可能性，其中，直接人类劳动将不再是财富的首要社会源泉。另一方面，在这些社会形式中，直接人类劳动依旧是生产方式所必需的，并且变得日益碎片化与原子化。（在本书第三部分，我将讨论这一持续的必要性的结构基础，以及它对分析生产过程的物质形式而言具有什么意义。)根据我的阐释，马克思并未无视技术的发展，而在直接人类劳动和社会财富间确立必然的关联。相反，他的内在批判认为，这一关联是资本主义自身所确立的。

因此，马克思在《大纲》中勾勒的资本主义矛盾可以被理解为价值与物质财富间日益增长的矛盾尽管它看起来不是如此，因为这两种财富形式的区别在社会的“表面”、直接经验的层面上被模糊了。最终，现在已经很清楚的是，人们只有把价值理解为一种以人类劳动时间的耗费为尺度的历史特殊财富形式，才能把握马克思对这一矛盾的分析。马克思在价值和社会财富间所做的区分证明了我的论断，即他的价值范畴并不意在表明社会财富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直接人类劳动的产物；也不是说，在资本主义中，这一超历史的“真实”被各种神秘化的形式所掩盖了；更不是说，在社会主义中，这一人类存在的“真实”将公开地呈现出来。马克思确实试图证明的是，在表面之下，资本主义中支配性的社会财富形式事实上是由（抽象)劳动所独立建构的，但是，他的批判对象是这一“本质”形式本身，而不仅是将其掩盖起来的表面形式。借由讨论价值与物质财富的区分，我已然表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功能并不简单地是去“证明”资本主义中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手段创造了社会剩余。相反，它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劳动所起到的社会综合作用的历史批判，由此指向了废除这种劳动的可能性。

230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为了简洁与清晰，在这里我没有考虑剩余价值或劳动的强化问题。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44 | PRINTED_PAGE=231

现在已经很清楚，许多理论未能区分价值与物质财富，这限制了它们用马克思的范畴来分析当代发展的可能性。在关于技术与价值之关系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价值的范畴常常被等同于一般社会财富的范畴，因此，主流趋势倾向于认为，要么劳动永远是财富的唯一社会源泉，因此将物质财富纳入价值之下；要么价值不单单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可以被科学与技术知识的应用所直接创造出来的，因此将价值纳入物质财富之下。譬如说，保罗·沃顿(Paul Walton)和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在为马克思的路径辩护时，就强调了劳动独特的价值创造能力。然而，他们未能考虑到这一财富形式的特殊性。他们认为劳动，由于其特殊的属性，是社会财富的超历史的唯一源泉。①然而，他们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何机器不能生产价值在这里它被简单地理解为财富。与之相反，在试图解释当今科学与技术创造财富的明显可能性时，琼·罗宾逊批评马克思坚持认为只有人类劳动才能生产剩余价值。①不过，罗宾逊同样将马克思的价值与资本的范畴阐释为财富一般，而非财富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因此，她并未区分是什么生产了物质财富，以及是什么生产了价值。相反，她将资本物化为财富本身：“我们更有理由说，资本以及科学在工业中的应用，都内在地具有生产性，同时，私有财产制度发展为垄断，其有害性正在于，它们阻止我们充分获得我们所需的那种资本。”②罗宾逊的路径将价值和资本等同于物质财富，它必然以一种传统的方式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等同于私有制。

第五章 抽象时间

231

① P. Walton and A. Gamble, From Alienation to Surplus Value (London, 1972), pp. 203-20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45 | PRINTED_PAGE=232

将马克思的价值范畴确立为一种具有超历史效力的财富范畴，或者反过来，将其日渐增长的悖时性解释为这一范畴的理论不充分性的标志，这两种做法都混淆了价值与物质财富。以上路径抽空了马克思的价值范畴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无法把握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深层基本社会形式的矛盾性质的概念。它们倾向于将生产方式视为一种本质上是技术的过程，受到各种社会力量与机制的影响；同时，它们倾向于将生产的历史发展视为一种线性技术发展，它有可能受到外在社会因素（如私有制）的限制；而非一种内在的技术一社会过程，其发展是矛盾的。简而言之，这一类阐释在根本上误解了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的本质。

马克思对价值与物质财富的区别的分析，对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质的概念非常重要。他指出，对于科学与技术的财富生产潜力而言，价值事实上并不充分适用，然而，它却依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与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定。这一矛盾根植于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它结构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内在张力，这一张力为资本主义社会广泛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现象赋予了形式。在本书第三部分，我将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动力，并依据其内在张力，讨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体构形。我将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应依据脱离社会“生产关系”的技术“生产力”来理解，而应依据价值与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来理解；这就是说，它是资本主义劳动的两个维度的物质化表现，也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的物质化表现。①(我还将提出，这一矛盾提供了一个分析的起点，以在一个非常抽象的层面上，分析不同的社会运动所表达的需求与意识的历史转型问题。)

②同上书，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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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Joan Robinson, 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 (2d ed., London, Melbourne, Toronto, 1967), p. 1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46 | PRINTED_PAGE=233

我将依据一种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来阐释资本主义的动力，这一辩证法根植于这一社会的结构性社会形式的二重性。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首先考察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关联的抽象时间形式，并思考我对马克思的时间范畴的讨论所具有的社会认识论意涵。

第四节抽象时间

在讨论价值量时，我考察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的”方面以及“必要的”方面。但我们面对的是哪一种时间呢？众所周知，时间的概念具有文化与历史的分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循环时间概念和线性时间概念间的区别。举例而言，G.J.惠特罗（G.J.Whitrow)指出，在欧洲，一种以钟表日历为尺度的线性前行的时间概念，只是在最近几个世纪才普遍地取代了循环的时间概念。①我将涉及各种形式的时间（以及各种时间概念)，并以另一种方式对它们进行区分—也即时间是一个应变量还是自变量—以考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范畴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时间的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与这一社会的历史动力性质之间的关系。

第五章 抽象时间

233

① 克劳斯·奥费在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晚近的变化时，将资本主义劳动的两个维度处理为两种劳动。他对它们的区分，是基于它们的产品是否是为市场生产的。(见ClausOffe,“Tauschverhältnis undpolitische Steuerung: Zur Aktualität des Legitimationsproblems,"in Strukturprobleme des kapitalistischenStaates[Frankfurt,1972],pp.29-31。)他将抽象劳动定义为“生产性的”，也即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将具体劳动定义为“非生产性”劳动。奥费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和服务业的发展包含了一种“具体劳动”的增长，它既不生产商品，本身也不是商品。这导致了一种资本主义元素和非资本主义元素的二元论（p.32)。在奥费看来，尽管这种“具体劳动”形式可能对价值的创作来说终究是有用的，但它们并不限于商品形式，因此，这侵蚀了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合法性。

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奥费的路径与马克思的路径有所不同。马克思的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范畴，并不意指两种不同的劳动；此外，生产性劳动的范畴也并不等同于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范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中的两个维度的辩证法，指向一个以非常不同的劳动形式为基础的社会的历史可能性；然而，奥费对非资本主义劳动的呼唤，却并不代表这种具有质性差异的形式。奥费的意图，似乎是要通过进一步辨明服务行业特有的工作内容及其重要性，来解释公众对现存劳动形式的不满（p.47)。对于服务业的一些特殊部分来说，这或许是对的，但作为一个普遍的解释，这一论述站不住脚，因为，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领域，显然是看护、清洁、厨卫、家务等领域。（见Harry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1974], p. 372。)奥费论述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及其社会合法性的基础是市场，而随着国家与服务行业的发展，市场被日渐削弱。他的基本假定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被充分地把握为一种对其合法性形式的批判—这一合法性的基础可以被认为是市场。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47 | PRINTED_PAGE=234

我用“具体的”一词来称述各类作为事件之功能的时间：它们指代着并被理解为自然的交迭与人生的周期，以及各类特定的任务或过程，譬如煮饭所需的时间或一次祷祝所需的时间。②在西欧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兴起之前，主导性的时间概念是各种具体时间形式：时间不是一个自治的、独立于事件的范畴，因此，它具有质性的规定，可以被认为是好的或坏的，神圣的或世俗的。③具体时间是一个比循环时间更宽泛的范畴，因为一些线性时间概念在本质上也是具体的。譬如犹太教的历史观念，它被定义为弥赛亚的出埃及、流亡以及降临，或是基督教概念中耶稣的降世、受难与再临。具体时间的特征并不在于它的方向，而在于它是一个应变量。譬如说，在传统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历史观念中，上述这些事件并不发生在时间之中，而是结构、规定了时间。

与具体时间相关的计量方式并不依赖于连续不断的定量时间单位，相反，它们要么基于事件譬如重复性的自然事件，像是太阳、月亮周期或是季节，要么基于变化的时间单位。后一种时间计量方式它很可能最初起于古埃及，广泛地传播至古代世界、远东、伊斯兰世界，并主宰欧洲直至14世纪—用长度不一的单位来将日和夜区分为一定数量的片段。④也就是说，白天的时间与黑夜的时间各自被等分为十二个“小时”，其长度随季节而变化。①只有当昼夜等分时，白天的一“小时”才等同于夜间的一“小时”。这些可变的时间单位常常被称为“可变”时间或“临时”时间。②这种时间计量形式似乎关联着那些被农业的、“自然的”生活工作节奏所支配的社会生活，它们依赖着季节与日夜的交迭。对时间的度量与涉及其中的时间类型之间存在关系。时间单位并非是定量的，而是可变的，这一事实表明这种时间形式是一个应变量，是事件、现象或行动的一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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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G. J. Whitrow, The Nature of Time (Harmondsworth, England, 1975), p. 11.

② E. P. Thompson,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Past and Present 38 (1967), p. 58. 汤普森的文章具有丰富的民族志与历史材料。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表明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时间的看法、时间的尺度、劳动与时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

③ Aaron J. Gurevich, "Time as a Problem of Cultural History," in L. Gardet et al., Cultures and Time (Paris, 1976), p. 241.

④ Whitrow, The Nature of Time, p. 23; Gustav Bilfinger, Die mittelalterlichen Horen und die modernen Stunden (Stuttgart, 1892), p. 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48 | PRINTED_PAGE=235

另一方面，“抽象时间”，也即我所谓均一的、连续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是独立于各种事件的。抽象时间的概念在14世纪与17世纪之间日益开始支配西欧，其最鲜明的表达，是牛顿所构造的“绝对的、真实的、数学的时间，它均匀地流动，与任何外在因素无关”③。抽象时间是一个自变量；它建构了一个独立的框架，运动、事件、行动发生其中。这种时间可以被分割为等同的、定量的、无性质的单位。

根据李约瑟的研究，独立于现象的时间概念仅仅出现在现代的西欧。④这种理解与一种关于运动的理念相关：运动是空间的变动，在机能上依赖于时间。这种理解在古希腊、伊斯兰世界、中世纪前期的欧洲、印度或中国都不存在。(尽管在中国有定量时间单位。)将时间分割成可公度的、可交替的片段，这种做法对古代与中世纪早期的世界来说很陌生。因此，抽象时间是历史特殊的—问题是，它在什么样的条件中出现？

第五章抽象时间

235

① 巴比伦人和中国人显然都有一种将一天细分为定量时间单位的系统，见JosephNeedham,WangLing, and Derek de Solla Price, Heavenly Clockwork: The Great Astronomical Clocks of Medieval China(2d ed., Cambridge, England, 1986), p. 199ff; Gustav Bilfinger, Die babylonische Doppelstunde: Einechronologische Untersuchung (Stuttgart, 1888), pp. 5,27-30。不过我在后文中将会简要地解释，这些定量时间单位不能等同于现代的定量钟点，也不意味着时间是一个自变量的概念。

② Whitrow, The Nature of Time, p. 23; Bilfinger, Die mittelalterlichen Horen, p. 1.

③ Isaac Newton, Principia, as quoted in L. R. Heath, The Concept of Time (Chicago, 1936), p. 88. 牛顿当然区分了绝对时间和相对时间。他将相对时间称为“某种感性的、外在的东西……通过运动来度量时间长度……它常常被用来代替真实时间，如一小时、一天、一个月、一年”（同上）。然而，他并未对这两种单位进行区分。这意味着，牛顿将相对时间视为绝对时间的感性近似值，而非另一种时间形式。

④ Joseph Needham, 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 Mass., and Hong Kong, 1981), p. 108.

⑤ Gurevich, "Time as a Problem of Cultural History," p.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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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时间的起源应该在资本主义的史前史、在中世纪晚期里寻找。它与一种特定的、结构化的社会实践形式有关。在14世纪欧洲社会的某些领域，这一形式引发了时间的社会意义的一次转型。而到17世纪末，它已然开始占据社会支配地位。更具体地说，抽象时间概念的历史起源，应当依据这种时间随着商品性社会关系形式的传播而建构的社会现实来理解。

如上所述，和古代一样，在自中世纪至14世纪的欧洲，时间并不被理解为是连续的。一年根据季节和黄道带（其中每一宫都被认为会对人施加特定的影响①)来划分；一天则依据可变的古钟点来划分，这成为教会的时序法典，即教会钟点的基础。②在中世纪的欧洲所保有的时间是教会时间。③这种时间计量方式在14世纪发生了激烈的转型：根据比尔芬格的研究，在欧洲文学中，现代的或者说是定量的钟点出现在14世纪上半叶，到15世纪初，它已经开始普遍地取代古代的可变钟点和教会钟点了。④时间计量方式从以可变钟点为基础转向以定量钟点为基础，这一变化内在地标明了抽象时间即作为自变量的时间的出现。

时间计量方式转向了一种可公度、可替换的不变钟点体系，这一变化与13世纪末或14世纪初机械时钟在西欧的发展密切相关。用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的话说，时钟“将时间从人类事件中分离了出来”。不过，抽象时间的出现不应仅仅依据技术的发展，譬如机械钟表的发明来解释。相反，机械钟表的出现必须被理解为一个社会文化过程，它

236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Whitrow, The Nature of Time, p. 19.

② David S.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83), p. 403n15; Bilfinger, Diemittelalterlichen Horen, pp. 10-13.据古斯塔夫·比尔芬格的研究，教会时间的起源，是罗马人将一天分为四个钟点，这些钟点以“时间性”钟点为基础，到了中世纪早期，又加入了两个新的时间点。

③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 75; Jacques Le Goff, "Merchant's Time and Church's Time in the Middle Ages," in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hicago and London, 1980), pp. 29, 30, 36.

④ Bilfinger, Die mittelalterlichen Horen, p. 157.

⑤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p. 8, 75; Bilfinger, Die mittelalterlichen Horen, p. 157; Le Goff, "Labor Time in the 'Crisi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n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p. 43.

⑥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34),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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