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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这样就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自行增殖着。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①
这里,马克思显然将资本描述为一个自行运动的实体,也即主体。以此,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体确实存在于资本主义中,但他并未将其等同于任何社会群体,如无产阶级,也未将其等同于人性。相反,马克思依据社会关系的结构对其进行了分析,这些结构由客体化的实践形式所建构,并被资本(以及价值)的范畴所把握。他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关系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类型—它们拥有了黑格尔赋予精神的那种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所设想的历史主体存在于资本主义中。
从马克思对资本概念的初步规定中可以清楚地看见,资本无法以物理的、物质的方式加以充分理解,也即理解成楼宇、资料、机器及资本家持有的货币;相反,它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不过,即使从社会层面上来理解,上面的引文也表明,马克思的资本范畴无法依据私有财产,依据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统治而得到充分的理解。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试图通过精神这一概念所表达的东西,应该被理解为由资本范畴所表达的社会关系。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具有一种特定的、辩证的以及历史的性质,它无法仅仅依据阶级来加以理解。他同时指出,这些关系为黑格尔的概念本身建构了社会基础。上述两点都标志着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性质—因而同时也是其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批判的性质—上的一次转变,这在其对主客体关系这一认识论问题、对历史主体的问题以及对整体性概念的处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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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Capital, vol.1,pp. 255-256(斜体由引者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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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依据资本范畴对历史主体所进行的阐释,标志着他从一种首先依据阶级关系来理解的社会关系理论,转向了一种由价值和资本这些范畴所表现的社会中介形式的理论。两者的区别关联着我在本章中所讨论的两种社会批判形式的区别,也即要么将资本主义理解为现代社会内部的阶级剥削与阶级统治体系,要么认为资本主义建构了现代社会本身的结构。对马克思而言,“主体”是这一结构的概念性规定。如我们所见,黑格尔的理念化的主体概念,与马克思所谓这一概念的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前者是抽象的、超人的,而后者是具体的、人类的。事实上,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考虑到黑格尔的主体概念确实具有一定的历史与社会的合法性,这一主体不是一种具体的人类社会的角色,不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相反,马克思所分析的历史主体包括了客体化关系和资本主义特有的主客体范畴形式,其“实体”是抽象劳动,即劳动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介活动的特殊性。由此,马克思的主体和黑格尔的一样是抽象的,而且不能被等同于任何社会角色。此外,它们都以独立于个人意志的方式在历史中展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试图依据一种发展的辩证法来分析资本主义,这种辩证法独立于个人意志,并因此将自己表现为一种逻辑。他考察了这一辩证逻辑如何作为异化的社会关系的现实表达而展开,这些关系由实践所建构,并以准独立的方式存在。他并未把这种逻辑作为一种错觉或仅仅作为人们缺乏知识的结果。正如他所指出的,知识本身并未改变这些关系的性质。①我们将会看到,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这种发展的逻辑最终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而非人类社会的特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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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体,资本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主体”。黑格尔的主体是超历史的,并具有认识能力;而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它是历史特定的,并且不具有认识能力。资本,作为一种特定实践形式所建构的结构,反过来也能建构社会实践与主体性的形式;不过,作为主体,它没有自我。它是自我反思性的,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形式,它可能会引起自我意识,但与黑格尔的精神不同,它自身并不具有自我意识。换句话说,主体性与社会历史主体必须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区别开来。
将主客同一体认定为社会关系的确定性结构,这对于一种主体性理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这表明,马克思抛弃了主一客体的范式与认识论,走向了一种社会意识理论。也就是说,由于他并未简单地将主客同一体的概念(黑格尔试图克服古典的主客二分法的认识论)等同于某种社会角色,马克思改变了认识论问题的方式。他将知识问题的关注焦点,从有认识能力的个人(或超个人)主体及其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转向了社会关系的形式,这种形式被视为社会主体性与客体性的规定。知识的问题现在成为了社会中介形式与思想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正如我在下文中将要涉及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内含着对古典认识论问题本身进行社会地、历史地分析的可能性,它体现在自主性的主体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尖锐对立中。①对古典的主客二分法的这种批判是为马克思在其成熟期批判理论中所发展的方法所独有的。它与其他批判方式不同,比如说,它不同于那些基于现象学传统的批判。其他的批判方式否认无实体的、去语境化的主体的观念,它们认为,“在实际上”人们总是身处于某种特定语境之中的。不同于简单地将古典主客二元论摒弃为错误思维的结果(它依旧没有回答这一反驳立场所持的“高级的”看法从何而来的问题),马克思的路径试图历史地对它们进行解释。他根据其背景的性质,给出了它们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在他的分析中,这些思想形式是与结构化了的以及结构性的社会形式相关的,后者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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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167.
② 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的立场可以视为卢卡奇的片面的对立面。卢卡奇在主体性意义上将黑格尔的精神等同于无产阶级,而阿尔都塞则宣称,马克思的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这一观念,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换句话说,被阿尔都塞以客观主义的方式超历史地假定为历史的东西,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则被分析为历史特定的、持续的社会关系结构。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的立场都无法充分把握资本的范畴。见 Louis Althusser, “Lenin before Hegel,”in Lenin and Philosophy, trans. BenBrewster (New York and London, 1971), pp. 1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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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与卢卡奇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挪用相当不同,因为前者没有认定某种具体的、自觉的社会主体(如无产阶级);这种主体在历史中自我展开,通过一个自反性的客体化过程而获得了完整的自我意识。这样做无疑会将“劳动”确立为主体的构成性实体,它受到资本主义关系的阻碍而无法实现自身。正如我在对“李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指出的,这里的历史主体会是一个资产阶级主体的集体化版本,通过“劳动”建构起自身以及外部世界。“劳动”的概念与资产阶级主体(不论它被阐释为个人还是某个阶级)具有内在的关联:它们以本体论的形式表达了一个历史特定的社会现实。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与上述立场所持的前提条件截然不同(尽管它依旧在社会主义传统中盛行一时)。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关系是外在于主体、阻碍了主体的充分实现的东西;相反,在他的分析中,正是这些关系建构了主体。这一根本区别与之前所论及的区别有关: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诸范畴所把握的那些准客观的结构,既未遮蔽“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亦未遮蔽“真正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相反,这些结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关系,由于它们的独特性质,它们建构了黑格尔所谓的历史主体。这一理论转向意味着,马克思的理论既未确立亦未断言某种历史元主体(它将在未来社会中实现自身)的观念,如无产阶级。事实上,从一种关于集体(资产阶级)主体的理论走向一种关于异化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这一转变内含着对上述观念的批判。这是批判视野的一次重大转型的一个方面:它从一种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批判转向了一种对资本主义劳动的独特性质的社会批判,前者的出发点变成了后者的批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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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尽管马克思放弃了主一客体模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却被忽略了。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他有理由转向一种交往行动理论,这一理论试图为一种批判理论奠定基础:它既具有解放意图,又不依赖于古典主一客体模式所具有的主体性与认知性的工具意味—在他看来,这一模式损害了马克思主义(见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of Society,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1984], p. x1)。然而,正如我在下文将指出的,马克思确实给出了一种对主一客体模式的批判—他转向了一种关于社会中介的历史特殊形式的理论。在我看来,这一理论为社会批判理论所提供的基础,要好于哈贝马斯所转向的那种超历史的进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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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到整体性的概念时,这一转变更为显著。它不应被含糊地理解为一般的“全体”。对黑格尔来说,精神建构了一个一般的、同质化的整体性,它不仅存在于历史进程的起点,同时,当它展开后,它也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精神的完全展开与自我实现是其发展的终点。我们已经看到,传统的假设中对资本主义劳动与社会关系的思考,采纳并赋予了黑格尔式的整体性概念一个“唯物主义”的解释:社会整体性是由“劳动”所建构的,但显然,资本主义关系把它遮蔽、碎片化,并阻碍了它的自我实现。它代表了资本主义批判的出发点,并将在社会主义中被实现。
然而,马克思将资本作为历史主体的规定范畴,意味着整体性已经成为其批判的对象。正如下文将要讨论的,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社会整体性是资本主义形态的一个本质特征,也是异化的一种表现。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由一种同质性的社会“实体”所建构的;因此,它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而存在。其他社会形态不具有这样的整体性:它们的根本社会关系不是同质性的。它们无法以“实体”的概念来加以把握,无法由一种单一的结构性原则而展开,也没有展现一种内在的、必然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断言,资本,而非无产阶级或人类,是整体性主体。这清楚地表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中所包含的,不是整体性的实现,而是其废除。因此,驱动着这一整体性的展开的矛盾,也必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可以说,它驱动着整体性走向可能的历史废除,而非走向其实现。也就是说,这一矛盾通过指向对整体性的超越,表达了其在时间上的有限性。(我将在后文中讨论此种对矛盾的理解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之间的差异。)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理解为整体性的废除,而非实现,这一看法联系着他对社会主义的观念,也即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历史的开端,而非终结。同时,它也联系着马克思的如下理念: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所带来的,是对一种特定的社会中介形式的克服,而非对社会中介本身的克服。从另一层面来看,这表明成熟期的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无法被解释为一种世俗形式的本质性的末世论概念。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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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资本建构了历史主体这一观念同时表明,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领域不应被视为一个因为在资本主义中受到阻碍而无法彻底实现的整体性领域。事实恰恰相反,一个在体制上整体化的政治形式,应当被认为是这样一种政治表现:它对应着作为整体的资本,臣属于资本的强制与压抑,而非克服了资本。由此,整体性的废除带来了可能的、截然不同的、非整体性的社会管理形式及其对应的政治形式。
乍看起来,资本作为历史主体的规定似乎否认了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然而,这却符合那种依据异化的社会关系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向性动力的分析。也就是说,社会关系是由结构化的实践形式建构的,它获得了一种准独立的存在状态,并使得人们服从于特定的准客观的强制。这一阐释中所包含的解放性的可能,是那种或明或暗地将历史主体等同于工人阶级的阐释所无法提供的。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阐释将阶级或人类确立为历史主体,它似乎由于强调了实践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而强化了人类的尊严;但是,它只是看上去具有解放性,因为对主体的彻底实现的呼唤,只能意味着一种异化的社会形式的彻底实现。在另一方面,很多当下流行的姿态也是如此,它们否认整体性的存在,以解放的名义批评对整体性的肯定。①这些路径将整体性仅仅作为特定理论立场的造物,忽视了异化的社会结构的现实存在,因此,它们既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趋势,也无法构造一种对现存秩序的充分的批判。有些人仅仅为了肯定整体性而断言它的存在,另一些人认识到社会整体性的实现将会有害于解放,并因此否认整体性的存在。从我的角度出发,这两者是相反相成的。两者都是片面的,因为它们以相反的方式,在实然与应然之间确立了超历史的等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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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整体性的批判具有历史特殊性,它没有混合实然与应然;它没有以本体论的方式来处理整体性问题;也就是说,它既未在本体论上肯定整体性的超历史存在,又未否认整体性的存在(根据资本的存在,它只能是神秘化的)。相反,它依据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形式来对整体性做出分析。在黑格尔那里,整体性展开为主体的实现;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整体性成为作为具体的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实现。在马克思的批判中,整体性具有历史特殊性,其展开的方式指向了其被废除的可能性。马克思将主体历史地解释为资本,而非某个阶级,其目的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在社会的基础上,并由此给出他的批判。②
马克思的论述在《资本论》中辩证展开的结构,应当被视为对黑格尔的一次元评论。马克思不是将黑格尔“应用”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上,而是依据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将黑格尔的概念语境化了。也就是说,马克思成熟期对黑格尔的批判内在于《资本论》中诸范畴的展开之中—与黑格尔展开这些概念的方式相比,它不言自明地提示了这些表述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照马克思的分析,黑格尔的辩证法、矛盾与主客同一体这些概念表达了资本主义现实的根本方面,但没有充分把握它们。①黑格尔的范畴既没有阐明资本这一异化的生产方式的主体,也没有分析这些形式所具有的历史特殊动力,即它们被其特殊的内在矛盾所驱动。相反,黑格尔将精神确立为主体,将辩证法确立为普遍的运动法则。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要说的是,黑格尔确实把握了抽象的、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但没有理解其历史特殊性。相反,他以一种理念化的方式体现并表达了它们。不过,黑格尔的观念论确实表达了这些形式,即使并不充分:它以主客同一体的范畴将它们展现了出来,使它们似乎拥有了自己的生命。这种批判性的分析与某种唯物论截然不同,后者只会简单地以人类学的方式颠倒这些理念化的范畴,它无法对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异化的社会结构做出充分的分析,那些社会结构确实统治着人们,并且确实独立于人们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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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尤其在法国,这些立场在过去十年中变得越来越普遍,马丁·杰伊对它们做过一次有效的概述。见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pp. 510-537。
② 一种类似的论述,见 Iring Fetscher, “Vier Thesen zur Geschichtsauffassung bei Hegel und Marx,”in Hans Georg Gadamer, ed., Stuttgarter Hegel-Tage 1970 (Bonn, 1974), pp. 48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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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克思的成熟期批判不再是一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人类学的颠倒;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其唯物主义的“辩护”。马克思显然试图表明,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正在于其理念化的性质②:它表达了一种由社会关系结构所建构的社会统治方式,由于这些结构是异化的,因此它们获得了一种相对于个体而言准独立的存在状态,又因为它们特殊的二元性,而具有了辩证的属性。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主体是异化的社会中介结构,它建构了资本主义形态。
于是,《资本论》是同时对黑格尔与李嘉图进行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这两位思想家代表了在现存社会形态的束缚下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思想发展。马克思并非简单地将李嘉图“激进化”或将黑格尔“唯物主义化”。他的批判—开始于资本主义劳动所具有的“二重性”这一历史特殊性—在本质上是历史性的。他指出,由于李嘉图和黑格尔将他们各自的“劳动”和精神的概念确立为超历史的概念,因此,它们无法完整地把握他们的考察对象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由此,马克思的成熟期分析的展开形式,不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资本的问题中,他对商品的批判性考察也不意味着他“接管”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恰恰相反,他的论述是一种根本性的批判理论,试图将黑格尔与李嘉图的理论的合理性建立在它们各自的语境之中,即其中的社会形式所具有的独特性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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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和伊林·费切尔也提出过这一点。他们的评论见 W.Euchner and A. Schmidt, eds.,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eute: 100 Jahre Kapital (Frankfurt, 1968), pp. 26- 57。另见 Hiroshi Uchida, Marx's Grundrisse and Hegel's Logic, ed. Terrell Carver (London and Boston, 1988)。
② 见M. Postone and H. Reinicke, "On Nicolaus," Telos 22 (Winter 1974-1975), 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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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的是,马克思自己的分析试图通过对自己加以历史限制,来超越当下的整体性的局限。正如我在下文中将会论及的,他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是这样的:对思想之对象的历史特殊性的标示,反过来指向了其理论本身——把握了对象的思想本身—的历史特殊性。
总之,我所谓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可以认为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李嘉图一黑格尔综合体。在社会理论中,对黑格尔式的整体性概念的肯定,以及对辩证法的肯定(如卢卡奇所做的),两者确实可以有效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一方面,乃至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进化论、宿命论与决定论倾向。不过,它绝对无法被视为一种从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否定出发,对资本主义展开的批判。将无产阶级(或人类)认定为历史主体,这一想法在根本上和“李嘉图式马克思主义”一样,依赖于那种不具有历史差异的“劳动”观念。“劳动”被确立为超历史的社会财富源泉,同时,作为主体的实质,它被认为建构了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被认为阻碍了主体的自我实现。整体性,因为它是由“劳动”所建构的,因而变成了批判的出发点。同时,马克思的辩证法也从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社会形式所具有的历史特殊的、自我驱动的运动,转变为人类的历史创造实践的表现。任何将无产阶级或人类确立为主体的理论都意味着,建构主体的活动应当被实现,而非被克服。因此,这些活动本身无法被认为是异化的。在以“劳动”为基础的批判中,异化必然根源于劳动之外,根源于某个具体的他者对劳动的控制中,根源于资产阶级。这样,社会主义便包含着主体的自我实现,以及重新占有那些在资本主义中被私人占有的财富。这将带来“劳动”的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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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一般化的阐释中,马克思的批判的性质变成了某种“揭露”。它似乎证明了,撇开表象,“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无产阶级代表着历史主体,也即自我建构的人类。与这种立场密切相关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主义将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普遍主义理想,这些理想曾被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所背弃。
在后文中,我将尽力表明,马克思的批判何以既包括了这些揭露在内,但同时又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和现实的社会与历史建构的理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由劳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与历史辩证法,是资本主义的深层结构所具有的特征,而非那种应当在社会主义中得到完全实现的人类社会的本体论基础。由是,任何理论,只要它超历史地认为劳动独自产出了财富并建构了社会,只要它肯定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并将其与现实对立起来,只要它从“劳动”的角度出发对分配方式进行批判,都必然依旧囿于整体性的界线之内。这种批判所确立的矛盾—一边是市场与私有财产,一边是工业化的、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生产指向了对资产阶级的废除,而没有指向对社会整体性的超越。相反,它试图用一种在国家层面上对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言更为充分的形式,来克服较早的资产阶级分配关系。也就是说,它所描述的,是用一种看似更为具体的整体性形式来取代较早的、看似更为抽象的整体性形式。如果将整体性本身理解为资本,那么这种批判表明,在其深处,它将导致资本作为一种准具体的整体性而彻底实现,而非导致资本的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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