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在先前的章节中，我考察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市场与私有制和工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分析之中所包含的一些基本假设。随着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这类分析所具有的局限与困境日益显现出来。在本章中，我将更为细致地考察这些局限，我将批判性地检视以“法兰克福学派”或“批判理论”之名而日益为人所知的那一理论派别的一些基本面向，这一派别被认为是对上述历史发展的最为丰富与有力的理论回应之一。①

阿多诺、霍克海姆、洛文塔尔、马尔库塞、波洛克，再加上那些聚集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及其《社会研究杂志》周围的作者们，一起构造了批判理论的基本框架。他们试图发展出一种根本的社会批判，以充分适用于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带来的转变。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部分影响下（尽管卢卡奇将无产阶级等同于历史主客同一体的看法并未得到采纳），他们一开始就对马克思的理论抱有一种复杂的理解，将其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中社会、经济、政治诸生活方面的内在关系的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性的分析。在遭遇并解读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中的重大转变时，他们发展出了一种对工具理性和对自然之支配的批判，一种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一种对政治统治的批判，并将这些置于他们思考的中心。这些尝试在相当程度上拓宽并深化了社会批判的视界，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能否胜任批判后自由主义现代社会的工作提出质疑。不过，在试图构建一种更为充分的批判时，批判理论遭遇了严重的理论难点与困境。随着20世纪30年代末发生的理论转向，这些困境变得愈发明显。当时，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开始被视为一个受到完全控制的、严整的、单向度的社会，不再为社会解放提供任何内在的可能性。

第三章

①本章中的一些论点首见于 Barbara Brick and Moishe Postone, “Critical Pessimism and the Limits ofTraditional Marxism,"Theory and Society 11 (1982)。

我将阐述这一悲观论转向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我将指出，它们说明尽管批判理论建立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局限性的意识之上，但它未能跳出这一批判的那些最根本的假设。因此，对于这一理论转向的分析，一方面将澄清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将说明一种对现代社会而言更为充分的批判理论所需的条件。

我在考察批判理论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悲观主义看法时，将会尝试澄清其理论基础，这一尝试所依据的，正是我之前所讨论的那种区分：一方是从“劳动”出发的社会批判，另一方是对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的批判。由是，这一路径将不会把批判理论的悲观论仅仅置于其宏观的历史背景中来加以思考，这一背景包括了革命在西方的失败、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以及战后资本主义的性质。它们当然使得一种悲观主义的反应显得可以理解，但是，批判理论的悲观论分析的独特性，无法仅仅依据这些历史事件，乃至“二战”与大屠杀而得到充分的理解。虽然这些事件确实对理论具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对这一分析的理解，依旧需要一种对其根本理论假设的理解，那些重大的发展正是以这些假设为基础而得到解释的。①我将展现，批判理论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出现与加剧的悲观主义理论回应，是如何深刻地根植于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性质与过程的传统假设之中的。批判理论的建构者很早就认识到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变化了的形态学所具有的意义，并对它的一些方面做出了敏锐的分析。然而在他们的阐释中，这一变化建构了一种新的社会整体性形式，其中没有任何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也因此不具有任何内在的历史动力，来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兴起提供可能。①因此，我所说的悲观论并非偶然，它并非仅仅表达了对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变动的可能性的怀疑。相反，它是批判理论对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深远变化的分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必然的悲观论；它所忧虑的是废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的历史可能性—而不仅是其发生的必然性。②这一悲观论分析，意味着批判理论的基础本身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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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历史变动对批判理论的直接影响，一个更为集中的讨论见 Helmut Dubiel, Theory and Politics: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eory, trans. Benjamin Gregg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85)。关于批判理论的更为—般的处理，见 Martin Jay's pioneering work,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Boston and Toronto, 1973);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 1978) ; Seyla Benhabib, Critique, Norm, and Utopia: On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Social Theory (New York, 1986) ; David Hel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London, Melbourne, Sydney, Auckland, Johannesburg, 1980); Douglas Kellner, 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 Modernity (Baltimore, 1989); Rolf Wiggershaus, Die Frankfurter Schule (Munich and Vienna, 1986)。

我将检视这一必然的悲观论的基本前提，为此，我会考察波洛克与霍克海姆写于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的一些文章，它们在批判理论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我将考察以下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是波洛克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化的分析；二是在1937年与1941年之间，霍克海姆对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的理解所发生的变化。围绕着社会矛盾这一主题，我将展现波洛克在20世纪30年代的工作，如何为霍克海姆的理论中的悲观论转向及其对社会批判之理解的变化，提供了内在的政治经济前提。更为一般地，基于对波洛克的考察，我将讨论批判理论的政治一经济维度与它的社会、政治与认识论维度之间的内在关系。①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波洛克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阐释，确实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并点出了其作为一种解放理论所具有的局限；但是，他的路径并未带来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假设的深刻重审，因此，它依旧囿于其中的一些假设。之后我将指出，当霍克海姆采纳了一种在本质上与波洛克相同的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分析时，他的批判理论的性质便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削弱了其在认识论上自我反思的可能性，并导致了其根本上的悲观论。在霍克海姆的悲观论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以传统马克思主义前提假设为基础的路径所具有的理论与历史局限。

第三章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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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对矛盾问题的讨论中，我将处理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形式和动力，而非直接处理阶级斗争和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分析中的资本主义历史辩证法包括但不限于阶级斗争。由此，一种坚持认为社会整体性不再具有内在矛盾的立场，已经超越了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入整体性之中的论断。

②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部分代表了一个例外。他依旧试图寻找一种内在的解放可能性，即使他将后自由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单向度的整体性。譬如在《爱欲与文明》(NewYork,1962)中，他试图借由将矛盾转移到精神形态的层面上，来寻找这一可能性。见 Eros and Civilization, pp. 85-95, 137-143。

通过分析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所具有的局限，以及分析批判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依旧囿于其中，我意在质疑后者必然的悲观论。②我对批判理论的理论困境的分析，指明了一个重构批判社会理论的方向，它将在一个根本上不同的社会批判形式的框架中，保留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方法的一些重要方面。它与哈贝马斯最近的工作有所不同，后者试图在理论上复兴一种具有解放意图的批判社会理论的可能性，其构造同样针对着批判理论的理论困境而展开③，不过它依赖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局限的不同理解。事实上，在这一分析以及我对马克思理论的初步重建的基础上，我将指出，哈贝马斯本身也采纳了一些批判理论的传统前提，这一点削弱了他重建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努力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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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波洛克的政治一经济预设对霍克海姆的批判社会理论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杰里米·盖恩斯给出了一个类似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他对由这一理论所中介的这些预设和阿多诺、洛文塔尔、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富有启发的考察。见JeremyGaines,“Critical AestheticTheory”(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rwick, 1985)。

关于波洛克的政治—经济分析和批判理论的其他维度之间的关系，见Andrew Arato,Introduction, in A. Arato and 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p. 3; Helmut Dubiel, Einleitung, Friedrich Pollock: Stadien des Kapitalismus (Munich, 1975), pp. 7, 17, 18; Giacomo Marramao,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tical Theory," Telos 24 (Summer 1975), pp. 74-80;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pp. 152-158。

② 我对批判理论的根本的悲观论的批判，意在考察传统的阐释在分析资本时的局限。它并不意味着，在实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上，一种更充分的社会批判理论必然带来乐观的评估。

③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1984), pp. 339-399.

第一节 批判与矛盾

在考察这一根本的悲观论之前，我必须简要地阐述一下矛盾这一观念，及其在一种内在的社会批判中的核心性。如果一种理论，比如说马克思的理论，对于社会而言是批判性的，并且假定人们是为社会所建构的，那么，为了保证其逻辑一致性，这一理论就无法从一个或隐或显地外在于其社会整体的立足点出发。相反，它必须认为其自身是内嵌于其语境之中的。这种理论是一种内在的社会批判。它不能将其规范性的立足点置于其考察对象（也即批判本身所处的语境）之外—事实上，它必须认识到，去语境化的阿基米德点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由是，这种社会理论所使用的概念，必须与其语境联系起来。当这一语境本身成为考察的对象，那么，这些概念的性质便内在地受限于它们的对象的性质。这意味着，一种内在的批判从不站在其对象之外，苛求它“是”什么，比方说，苛求一种超越性的“应然”。相反，它必须能够将这种“应然”置放在其自身的语境之内，作为现存社会的内在的可能性。这样一种批判同样必须在下述意义上是内在的：它必须有能力反思性地把握自身，并将其自身之存在的可能性奠基于其社会语境的特质之中。也就是说，如果它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就必须能够将其自身的立足点奠定在它自己用来把握其对象的那些社会范畴之中，而非仅仅假设或假定出这一立足点。换句话说，用来把握存在之物的方式，必须能够包含对其进行批判的可能性：这一批判必须能够说明，其社会语境具有这样的性质：这一语境为一种朝向自身的批判性立场提供了可能性。由此，一种内在的社会批判必须表明，它的对象，即它自己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那个社会整体，不是一个统一性的整体。进一步说，如果这种批判试图将历史发展的基础建立在社会层面上，并且避免通过假设一种超历史的进化式发展来表达具体的历史，那么，它必须表明，社会的根本关系结构能够提供一种持续的方向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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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结构，即其深层社会关系具有矛盾性，这一观念为那种内在的历史批判提供了理论基础。它使得内在批判得以阐述一种内在于社会形态的历史动力，一种超越自身的辩证动力—指向可实现的“应然”，它内在于“实然”之中，并成为批判的出发点。依据此种路径，社会矛盾既是内在的历史动力的前提，又是社会批判的存在本身的前提。后者的可能性内在地关联着由社会所产生的、其他形式的批判性距离及反抗的可能性在大众层面上亦然。也就是说，社会矛盾这一观念，同时带来了一种关于大众反抗形式的历史构建的理论，这些形式指向了对现存秩序的超越。因此，社会矛盾这一观念的重要性，便远甚于其狭隘的经济学阐释，即社会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础。正如我在上文中指出的，社会矛盾无法被简单地理解为工人阶级与剥削阶级的社会对抗；相反，它所指的是一个社会的真正肌理，是内在于其社会关系结构之中的一种自我生产的“异质性”—因此，它无法构建一个稳定的统一性的整体。

当然，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建立在内在社会矛盾—它构成了其社会领域的特征—基础上的经典批判社会理论。我将在下面论及马克思是如何将资本主义社会分析为一个具有内在矛盾以及方向性动力的社会的，以及这些基本特征是如何根植于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之中的。借助它们，马克思一方面以一种具有自我反思性、具有认识论一致性的方式，为自己的批判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与所有那些认为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内在发展逻辑的观念分道扬镳。

如上所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不仅在于这一社会的现实与理想的对立之中。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内在批判，意味着这一批判的首要目的是去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等价交换—的真实面目，并揭示它们所掩盖的肮脏现实——如剥削。显然，这是与之前所述的那种从“劳动”的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关的。①但是，以分析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为基础的批判具有不同的性质。它并非仅仅试图看穿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以此将这一表面（“资本主义的”)与由“劳动”所建构的深层的社会整体性批判性地对立起来。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开的内在批判，将这一深层整体性本身—而非仅外在层面—分析为资本主义的特征。这一理论试图以一种指向对整体可能的历史克服的方式，同时把握表层与深层现实；在另一层面，这意味着它试图同时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与理想，同时标明两者的历史特定性。以这样的方式历史地描述理论的对象，意味着历史地描述这一理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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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社会批判同样有实践的方面：它将自己理解为社会与政治转型的促动者。内在批判拒绝肯定既定秩序、肯定“实然”的立场，也拒绝对既定秩序的乌托邦式批判。因为这一批判的出发点并不外在于其对象，恰恰相反，它是其对象内部的可能性；这一批判的性质既非理论鼓动亦非实践鼓动。社会与政治行动的真正结果，往往由它们所发生的环境决定，不论这些行动的理由和目标是什么。由于内在批判在对它自身语境的分析中，揭示了它的内在可能性，所以，它促使了这些可能性的实现。在实际中把潜能揭示出来，这有助于行动以一种自觉的方式去改变社会。

内在社会批判的充分性取决于其范畴的充分性。如果批判的根本范畴(如价值)被认为是充分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范畴，那么，它们必然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进一步说，作为一种历史批判的范畴，它们必须表现出它们能够把握这一社会的内在动力的基础。这些基础将导向这一社会的历史否定的可能性—导向作为内在于“实然”的历史可能性的“应然”的出现。与此相关，如果我们假定社会具有矛盾性，那么，我们用来表达其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的范畴，就必须能表达这一矛盾。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看到的，这一矛盾必然指向了对现存整体性的超越。只有当范畴本身表达了这一矛盾时，这种批判才能得以避免成为肯定性的批判。换句话说，以一种实然之物来批判另一种实然之物，无法真正超越现存的整体性。充分的、否定性的批判不以实然为基础，而以将来的可能性为基础，后者是内在于现存社会中的潜在可能。最终，一种具有解放性意图的内在社会批判的范畴，必须充分地把握资本主义中不自由的特定基础，只有这样，对这些范畴所表达的对象的历史废除，才意味着社会与历史自由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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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种内在的批判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一理念可见TheodorAdornoin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trans. Glyn Adey andDavid Frisby (London, 1976), p. 115。一般而言，批判理论及其同情者都强调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的内在性质。但是，他们将这一内在批判理解成：以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资产阶级的理想为基础，来评判它的现实。见 Steven Seidman, Introduction, in Seidman, ed., Jürgen Habermas on Society and Politics(Boston,1989),pp.4-5。后一种理解表明了批判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还是局限于从“劳动”出发的传统批判的一些基本前提。

从“劳动”的立场出发的社会批判，无法满足一种充分的内在批判所需要的这些条件。波洛克与霍克海姆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变化了的性质的分析，表明传统批判的范畴无力充分表达资本主义的内核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自由的基础，这些范畴所表达的矛盾并未超越当下的整体性，指向一个解放了的社会。然而，波洛克和霍克海姆指出了这些范畴的不充分性，却没有质疑它们的传统前提。结果是，他们没能重建一种更为充分的社会批判。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导致了批判理论的悲观论。

第二节波洛克与“政治的首要性”

在讨论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之初，我将考察波洛克基于干预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对资本主义转型所进行的分析所具有的政治一经济前提。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与格哈德·迈耶（GerhardMeyer)和库尔特·曼德尔鲍姆(KurtMandelbaum)的合作中，波洛克首次提出了他的分析，并在之后十年里对其不断加以延伸。面对大萧条以及之后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中扮演的越来越活跃的角色，再加上苏联的计划经验，波洛克总结道，政治领域已经取代了经济领域，成为管理经济与表现社会问题的核心场所。他将这一转变描述为政治相对于经济的首要性。①这个概念由此广为流传②，它意味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虽然对于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而言是有效的，但它已经与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重新政治化了的社会脱节了。这一立场似乎是20世纪资本主义转型的一个不言自明的结果。不过，正如我将指出的，它是建立在一整套有问题的假设之上的，这些假设给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分析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的批判并未质疑波洛克的基本洞见，即干预主义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影响深远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后果，但是，它确实展现了波洛克用来分析这些转变的理论框架所具有的问题，即他对经济领域的理解，以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的理解，都很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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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洛克对大萧条以来的社会秩序的理解，经历了两个愈来愈悲观的阶段。对资本主义矛盾的传统阐释构成了他分析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及其可能的历史后果的出发点。在写于1932年至1933年的两篇文章，即《资本主义的当代状况与经济重建计划的前景》和《论经济危机》中，波洛克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描述为传统意义上的不断增长的矛盾：一边是生产力（它被阐释为工业生产方式），另一边是由“自我调节的”市场进行社会中介的私人占有。⑤这一不断增长的矛盾潜藏于经济危机之下，而这一危机激烈地降低生产力（比如不开动所有机器，毁坏原料，以及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正是资本主义试图“自动地”解决矛盾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的萧条不是什么新东西。然而，萧条的严重程度，以及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本来可以用来满足一般的人类需求)与大量人口贫困之间的巨大鸿沟，标志着自由市场或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的终结。①它们表明，“当下的经济结构，已经无力运用它自己为了所有社会成员的福祉而发展出来的生产力了”②。因为这一发展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源自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动力本身，所以，任何企图在自由主义经济机制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组织的尝试，都注定要在历史上遭遇失败：“所有迹象都表明，为自由市场经济重建技术、经济与社会心理的条件的尝试，都是无用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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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riedrich Pollock, "Is National Socialism a New Order?"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9 (1941), p. 453.

②比如说，哈贝马斯就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给出了这样的立场，并在《合法性危机》中做进一步发展。见“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Ideology,'”in 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1970);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1975)。

③ Pollock,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s Kapitalismus und die Aussichten einer planwirtschaftlichen Neuordnung,"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 (1932).

④ Pollock, "Bemerkungen zur Wirtschaftskris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2 (1933).

⑤"Die gegenwärtige Lage, "p. 21.

⑥ 同上书，p. 15。

在波洛克看来，尽管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无法被重建，但它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提供了可能性，这一新秩序将有能力解决旧秩序的难题：潜藏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为一种中央计划经济提供了可能性。④不过——这里是决定性的转折点——这种经济不必是社会主义。波洛克坚持道，自由放任主义未必等同于资本主义，同时，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大量持续干预，经济状况可以在资本主义框架之中被稳定下来。⑤波洛克没有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相反，他区分了两类主要的计划经济系统：“一种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其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因此处于阶级社会的社会框架之内；一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特点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处于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框架中。”⑥

波洛克拒绝任何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理论，他强调社会主义未必紧接着资本主义而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实现不仅取决于经济与技术因素，也取决于那些负载着现存秩序的重担的人们所具有的抵抗力量。同时，对波洛克而言，由于工人阶级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日渐减低，武器技术的变化，以及新发展出来的对大众心灵与文化的统治手段等，无产阶级的大众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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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ie gegenwärtige Lage," p. 10.

②"Bemerkungen, "p. 337.

③ 同上书，p.332。

④"Die gegenwärtige Lage," pp. 19-20.

⑤ 同上书，p.16。

⑥ 同上书，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