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未必会在不远的将来出现。①

波洛克认为，资本主义计划经济，而非社会主义，最有可能是大萧条的结果：“正在走向终结的并非资本主义，而是其自由主义的阶段。”②在波洛克思想的这一阶段，在计划时代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被削减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与社会所有制的区别。对于这两者而言，自由市场经济都将被国家管理所取代。

不过，以财产形式为基础所做的区分也存在问题。在描述资本主义对危机的反应时，波洛克提到了生产力的急剧下降，以及由于国家干预“镣铐在松动”—“生产关系”被修正了。③他声称，一方面，两者都有可能在不触及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私有财产及其增殖——的前提下得以发生。④另一方面，他注意到持续的国家干预多多少少严格限制了个人所有者的资本处置权，与此相关的趋势是，所有权和有效的管理之间逐渐分离，这一趋势在“一战”前就已出现。由此，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中的决定性作用显得有些含糊。在1941年的文章中，波洛克有效地摈弃了这一概念，并且完整地发展了关于政治的首要性的理论。

在《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秩序吗?》等文章中，波洛克将新出现的社会秩序分析为国家资本主义。他在这里所用的方法是去构造理想型：在1932年，他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而在1941年，他则将极权的与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对立起来，作为新秩序的两种首要理想型。(1941年波洛克把苏联描述为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在极权主义形式中，国家落在一个新的统治阶层手中，这个阶层混合了商业的、国家的与党的领导官员①；在民主主义形式中，国家由人民所控制。波洛克的理想型分析聚焦于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剥去那些为极权主义所特有的方面，他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关系的根本转变的分析，可以被认为是为一般的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了一个政治一经济的维度，而这一维度在霍克海姆、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那里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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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emerkungen,"p. 350.

②同上。

③ 同上书，p.338。

④ 同上书，p.349。

⑤同上书，pp.345-346。

⑥ Pollock, "State Capitalism,"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9 (1941); "Is National Socialism."

⑦"State Capitalism,"p. 200.

⑧ 同上书，p. 211nl。

据波洛克的看法，国家资本主义秩序的核心特征，是政治领域取代了经济领域。国家取代市场，发挥平衡供需关系的功能。②尽管市场、价格体系和工资依旧存在，但它们不再起到调控经济过程的作用。②更进一步说，即便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依旧被保留下来，它的经济作用也已经被有效地废除了，因为对个人资本的处置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个体资本家手中被转交到了国家那里。④资本家变成了单纯的食利者。国家设计了一套普遍的计划并迫使它完成。结果是，私有财产、市场规律和其他经济“规律”—比如利润率的平均化及其降低的趋势——都不再保有它们之前的核心作用。在国家资本主义中不存在自治的、自动的经济领域。因此，行政管理的问题便取代了交换过程的问题。⑦

在波洛克那里，这一转型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他坚持道，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之下的所有社会关系都由市场所规定，人与阶级在公共领域中作为准自治的行动者彼此遭遇。撇开这一体系的低效与不公，市场关系意味着控制着公共领域的那些律令之间是彼此约束的。法律具有双重的合理性，既用于统治者又用于被统治者。这样一种非个人的法律领域，促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分隔，同时，按照其含义，也促成了资产阶级个人的形成。社会地位是由市场与收入造成的。雇员们由于对饥饿的恐惧和对更好生活的期待而被迫工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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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State Capitalism," p. 201.

②同上。

③同上书，pp. 204-205;“Is National Socialism,”p. 444。

④"Is National Socialism," p. 442.

⑤"State Capitalism," pp. 208-209.

⑥ 同上。

⑦同上书，p.217。

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家成为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决定者。等级制的官僚政治结构占据了社会存在的中心。市场关系被一种等级命令制所取代，其中，一种片面的技术理性主宰了法律的位置。在实际上，大多数人成了政治机关的雇佣员工；他们缺乏政治权利、自我组织的权力以及罢工的权利。工作的动力一方面来自政治恐怖，另一方面来自对心灵的操控。个人与团体不再是自治的，从属于整体；由于他们的生产力，人们更多地被作为自己的手段，而非目标。然而，这一点被遮蔽了起来，因为他们失去的独立性得到了补偿：一些为早先的社会规范所不容的行为现在被社会接受了，尤其在性方面。这种补偿拆除了私人领域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围墙，并由此导致了进一步的社会操纵。③

在波洛克看来，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市场和私有财产，即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关系，都被有效地废除了。但是，其社会、政治和文化后果未必是解放性的。波洛克用马克思的范畴表述了这一看法，他声称，国家资本主义中的生产，不再是商品的生产，而是以使用为目标。然而，后面这个规定并未保证生产服务于“将人类解放为一个和谐的社会的需求”④。

波洛克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非解放性质，并断言回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考虑到上述两点，那么问题就成了国家资本主义能否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种可能性不再能够被认为内在于当下社会之中，也即不再是由自动运行的经济之下的一种内在矛盾的展开而带来的。因为在波洛克看来，经济已经完全置于管理之下了。他声称，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相反，命令经济有各种方法来检查萧条的经济原因。①波洛克一再强调，不再有任何经济规律或作用能够阻碍或限制国家资本主义发挥作用。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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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tate Capitalism," p. 207; "Is National Socialism," pp. 443, 447.

②"State Capitalism," p. 206.

③“Is National Socialism,”pp. 448-449.在很多方面，波洛克对这一主题的简要评论都预示了之后在马尔库塞那里以压抑性的去升华概念而得到更为充分发展的内容。

④"Is National Socialism, " p. 446.

⑤同上书，pp. 452-455。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就没有可能被克服呢？波洛克给出了一个常识性的解答，他初步概述了一种关于政治危机—政治合法性的危机的理论。在波洛克看来，国家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作为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出现的。因此，新社会秩序的首要任务，将是在保留旧社会结构的基础的同时，保证完全的就业，以及使得生产力能够无障碍地发展。国家取代市场，意味着大规模失业将直接带来一场政治危机，这会为体系带来问题。国家资本主义必然需要充分的就业，来确立自身的合法地位。

国家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变种遭遇了额外的问题。这一秩序代表了对抗性社会的最糟糕的形式，“其中，统治阶级对权力的兴趣，使得人们无法充分运用生产力来满足自己的福祉，同时也无法控制社会的组织与行动”④。由于这一对抗的严重性，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不会允许一般的生活标准有一点点的提升，因为这种提升将会使得人们有空间去批判性地反思自己的状况，而这将导致革命精神的出现，及其对自由与公正的要求。⑤

因此，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所面对的问题是，保持充分就业，促进技术进步，同时不允许生活标准有任何提升。在波洛克看来，只有一种持续的战争经济可以同时实现这些任务。和平是对极权主义形式的最大威胁。在和平经济中，尽管有对大众的心理操控和恐怖，体系也无法维持自身。①它无法容忍高的生活标准，也无法经受大规模失业。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维持一个高的生活标准，但波洛克认为这一形式是不稳定的、短暂的：要么阶级差异会发生作用，这样一来，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将走上极权主义形式之路；要么对国家的民主控制将废除阶级社会的最后残留，由此走向社会主义。②然而，后一种可能性似乎不太会在波洛克的框架中实现，其中，他指出了经济的可管理性，并意识到，一种军事“备战”政策将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导致持续的战争经济，这正是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志。波洛克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无法为他的希望—即建立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主义一提供基础。他的立场在根本上是悲观的：对新秩序的克服，无法内在地源自体系本身；相反，它依赖于一个不太可能的“外在”环境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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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Is National Socialism, " p. 454.

②"State Capitalism, "p. 217.

③ 同上书，p. 203。

④ 同上书，p. 223。

⑤同上书，p.220。在政治首要性的时代，波洛克似乎仅仅依据外在的操纵和一种模糊的由生活水准的提高带来的解放可能性，来思考大众意识。看上去，在处理由国家决定的社会时，他不具有这样的概念，即社会意识是这一形式的一个内在方面。（尽管在他对由市场决定的社会的思考中，或许不是这样。)我们可以说，波洛克没有充分展开社会主体性与客体性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仅仅厘定了批判性思考所需的最为外在的“物质条件”，但没法说明为什么这一思考在特定方向上是具有批判性的。

第三节波洛克的论述的前提与困境

在波洛克的分析中，有些方面是成问题的。他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考察指出了其动态发展与历史性。它展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如何为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即一个计划经济的社会提供了可能性。然而，波洛克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却缺乏这一历史维度；相反，它是静态的，仅仅描述了一些理想型。波洛克致力于构造的政治危机论确实试图去发现那些不稳定的、冲突的时刻，但它们却没有联系着任何内在的历史动力，而只有在这种动力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出现另一种社会形态。由此，我们必须思考，为什么对波洛克而言，以“经济的首要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阶段是矛盾性与动态性的，而以“政治的首要性”为特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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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tate Capitalism, "p. 220.

②同上书，pp.219,225。

③ 同上书，p.220。

征的阶段却不是。

通过思考波洛克对经济的理解，这一问题可以得到阐明。波洛克假定，政治的首要性要先于经济。在这里，他将经济理解为准自动的、由市场调节的供需平衡，其中价格机制引导着生产与分配。①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利润与工资在经济过程中引导着资本的流动与劳动力的分配。②市场居于波洛克对经济理解的核心。他断言，当国家取代了市场，经济“规律”便失去了它的主要作用。这表明，在他看来，这些规律仅仅源自市场模式的社会管理。在一个范畴性的层面上，即在他对商品的阐释中，我们也能看到市场在波洛克经济观念中的核心位置：只有当某种货物在市场上得以流通，它才成为商品，不然它就是个使用价值。显然，这一路径意味着马克思的价值的范畴—也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范畴—仅仅依据市场而得以阐释。波洛克也仅仅依据分配方式来理解经济领域以及马克思的各种范畴。

据此，波洛克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解释为工业生产与资产阶级分配方式（市场、私有财产)之间的矛盾。因此，他坚持道，生产的日益聚集与集中使得私有制日益失去其作用并脱离时代要求，而周期性的危机则表明，“自动的”管理模式不再和谐，经济规律的无政府式运作造成了与日俱增的破坏。④于是，这种矛盾导致了一种动力，它既要求着也造成了资产阶级分配方式被一种以计划为特征的形式所取代，以及对私有财产的有效清除。

根据这种阐释，当国家取代市场成为分配的执行者，经济领域在根本上就被悬置了。由此，根据波洛克的说法，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失去了它的研究对象：“之前的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去解决交换过程的问题，而在国家资本主义中，他们碰上的只有行政管理的问题。”①换句话说，借由国家计划，一个自觉的社会管理与分配方式已经取代了非自觉的经济方式。支撑着波洛克的政治的首要性这一观念的，是一种对经济的理解，这一理解假定分配方式具有首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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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State Capitalism," p. 203.

②"Is National Socialism, "p. 445ff.

③"Bemerkungen,"p. 345ff.

④"Die gegenwärtige Lage," p. 15.

现在应当清楚了，根据这一阐释，为什么国家资本主义不具有内在的动力。一种内在的动力意味着一种发展的逻辑，它超越于自觉的控制之上，其基础是一种内在于体系的矛盾。在波洛克的分析中，所有无意识的社会需求与管理的结构都根源于市场。结果是，市场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运动规律”的基础。此外，波洛克还坚持道，计划本身就意味着完全的自觉控制，因此，它不受任何经济规律的限制。这样一来，国家计划对市场的取代就必然标志着任何盲目的发展逻辑的终结：历史的发展现在得到了自觉的管理。更进一步，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理解为分配与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现在市场与私有财产越来越不适用于发达工业生产状况意味着，以计划和对私有财产的有效废除为基础的方式，必然充分适用于这些状况。这种理论从传统的以分配为导向的对生产关系的阐释入手，在它的框架内，这些新的“生产关系”与工业生产方式之间不再存有内在的社会矛盾。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矛盾性质的观念，便被归属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由此，波洛克的政治的首要性这一观念，便指向一个对抗性的社会；这一社会不具有内在动力，以导向对自身的否定，导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波洛克理论的悲观论的根源在于，他将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分析为一个不自由的但不具有矛盾性的社会。

波洛克的分析表明，以分配方式的首要性为前提而对社会形态进行的批判是有问题的。依据波洛克的理想型分析，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价值被废弃而私有财产被有效地废除。而这些社会关系的废除并未必然地为一个“好的社会”奠定基础；恰恰相反，它有可能并确实会导致更严重的压迫与专制形式，而以价值的范畴为手段将不再能够对这些形式做出充分的批判。更进一步说，根据他的阐释，克服市场意味着商品的生产体系被使用价值的生产体系所取代。而波洛克指出，这未必会带来解放；它不一定意味着“将人类解放为一个和谐的社会的需求”正被满足。然而，只有当价值和商品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奠定的内在动力能够导向其历史否定的可能性时，这些范畴才被认为是充分适用于这一社会形式的批判性范畴。它们必须有效地把握住这一矛盾性社会的核心，这样，它们的废除才意味着自由的社会基础。波洛克的分析表明，当马克思的范畴被理解为分配方式时，它们无法充分把握资本主义的不自由的基础。但是，他没有重审这些范畴的局限性的来源，即对分配方式的片面强调；相反，他保留了这一强调，同时内在地限制了马克思的范畴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而言的有效性。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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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tate Capitalism,"p. 217.

波洛克的分配的首要性这一传统假设，为他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处理带来了严重的理论困难。正如我们所见，在波洛克看来，资本主义如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在市场与私有财产消失后继续存在。然而，根据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定义，市场与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的两个根本特征。那么，当这些“生产关系”消失之后，是什么东西赋予这一阶段以资本主义的特质?波洛克做出了如下的描述：“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后继者………国家承担了私人资本家的重要职能……利润收益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不是社会主义。”①乍看起来，在波洛克把后自由主义阶级社会规定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的关键，是他所谓的利润收益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尽管在波洛克那里，这种利益必须从属于普遍计划，“没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政府能或者会摒除盈利的动机”:②废除它将会摧毁“整个体系的性质”③。看起来，“整个体系”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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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tate Capitalism," p. 201.

② 同上书，p.205。

③ 同上。

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对利润的考量。

然而，波洛克并未澄清这一点。他没有对利润进行分析，以此确定新的社会形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相反，他以一种非决定性的方式处理这一范畴：

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另一个被改变了的方面是，对权力的动机取代了对利润的动机。显然，后者是前者的一种特殊形式……然而，区别在于…对权力的动机首先联系着统治集团的权力地位，而盈利动机仅与个人相关。①

有些立场内在地认为，权力关系源自对权力的动机。撇开这些立场的缺陷不谈，很明显，这一路径仅仅强调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性，而没有进一步阐明其资本主义维度。在波洛克那里，经济领域不再扮演首要角色这一点，反映在他基本上将利润作为一个空洞的东西。经济范畴（利润）成为政治范畴（权力)的一个次级分支。

波洛克将后自由主义社会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依据是，这个社会依旧是对抗性社会，即一个阶级社会。②然而，“资本主义”一词需要比社会对抗更为具体的定义，因为所有发达的社会历史形式都是对抗性的—只要社会剩余物从其直接生产者手中被拿走，并且其使用没有照顾到所有人的福祉。此外，“阶级”一词同样需要更具体的定义，它并不仅仅指涉那些存在于这种对抗性关系中的社会群体。相反，正如我将展现的，马克思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概念，只有被视为一个具有内在矛盾性与动力性的体系中的范畴，才能实现其充分的意义。换句话说，社会对抗与社会矛盾并不相等。

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必然意味着，被政治所管理的东西是资本主义。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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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tate Capitalism," p. 207.

② 同上书，p. 219。

因此，它要求一种关于资本的概念。但是，在波洛克那里却没有这种考量。他使用“国家资本主义”一词的策略性意图似乎是清楚的—为了强调废除市场与私有财产并不足以使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然而，波洛克没能奠定充分的基础，以将后自由主义的对抗性社会定性为资本主义社会。

此外，波洛克的立场无法解释持续至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阶级对抗的根源。他对经济领域的理解模糊了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背后的物质条件的区别。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建立在市场与私有财产之上的体系必然意味着一个特定的阶级体系；对这些生产关系的克服，被认为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经济前提。一种根本上不同的社会组织必然是一个根本上不同的经济组织。波洛克是从与此相同的、关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结构的前提入手的，然而，在他对后自由主义社会的处理中，经济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内在关联却被切断了。虽然他把国家社会主义描述为一个阶级体系，但是，他却认为其(广义上的)基本经济组织是与社会主义相同的：中央计划，以及在发达工业生产条件下有效地废除私有财产。然而，这意味着一个阶级体系与一个无阶级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与它们的经济组织之间的根本区别无关的。相反，这一区别仅仅是其行政管理方式与目标的结果。基本社会结构由此独立于其经济形式。波洛克的路径意味着，社会结构与经济组织之间不再有任何关系。

这一悖论性结论潜藏在波洛克的理论起点中。假若根据分配方式来理解马克思的范畴以及生产关系的观念，那么结论不可避免地是：当市场和私有财产被克服时，经济发展的辩证法将走到尽头。随后出现的由政治调节的经济组织则代表了分配方式的历史终结。因此，阶级社会在这种状况下继续存在，就绝非以这一分配方式为基础—这一分配方式可能同样构成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基础。就此而言，阶级对抗也并非根源于生产领域。正如我们所见，在对马克思的范畴的传统阐释中，生产关系的转变带来的，不是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是一种使自身适用于这一生产方式的“调整”。人们认为，这一生产方式已经达至其终极历史形式。在这一框架中，阶级社会的持续存在既无法在生产中，也无法在分配中找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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