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换句话说，经济组织在波洛克的分析中是在历史上一成不变的，它支撑着各种各样可能的政治形式，并且与社会结构再也没有关系。由于在波洛克对后自由主义社会的分析中，社会结构与经济组织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他不得不确立起这样一个政治领域：它不仅维持并加强着阶级差异，同时还是差异的来源。阶级关系被简化为权力关系，其来源依旧晦暗不明。然而，考虑到他的起点，波洛克似乎没有什么选择，只能这样简化地分析后自由主义社会中社会生活的重新政治化。

最后，波洛克的潜在假设无法充分地把握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变化了的形态学，它的局限性在波洛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处理中凸显了出来。这一关系本身指涉着资本主义之为资本主义的那些特征，也就是说，指涉着社会形态的本质。波洛克的阐释的逻辑需要在根本上加以重审：如果市场和私有财产确实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么，理想型的后自由主义形式就不应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另一方面，撇开那些关系结构的（假定的)废除不谈，将新的形式定性为资本主义形式，内在地要求一种对作为资本主义之本质的生产关系的截然不同的规定。换句话说，这一路径应当质疑市场和私有财产是否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生产关系——即使在自由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中。

然而，波洛克并未进行这样的重审。相反，他修正了传统上生产关系的规定：他将其效力限定在自由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并假定它被一种政治分配方式所取代。其结果是一系列新的理论困难与缺陷，它们要求对传统理论进行更为激进的检讨。如果有人和波洛克一样坚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依次具有几套不同的“生产关系”，那么他就必须假定，这一社会形态具有一个尚未被其中任一生产关系所充分把握的核心。然而，将这一形态的本质与所有既定的生产关系区分开来，这意味着后者的特定性并不充分。此外，在波洛克的分析中依旧处于本质位置的“阶级”对抗，则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特质时，显得过于缺乏历史特定性了。这些缺陷表明了波洛克的出发点的不充分性与局限性，即他将生产关系仅仅置于分配领域之中。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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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洛克分析了社会生活以及统治结构的重大转型，它们联系着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分析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洞见。但是，它必须被放置在一个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上。我将指出，这一基础同时将对波洛克的悲观论的必要性提出质疑。

很明显，我认为波洛克的批判并不充分，它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为基础。我们只需指出，在国家干预主义的资本主义中，市场竞争和私有财产并未消失或失去它们的作用，那么，这一方法就会重新将一种动力学引入分析之中。（当然，这并不适用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一国家资本主义的变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缺陷之一，就是它无法为这一类社会提供充分的批判基础。)事实上，在一个不那么直接的经验层面，人们可以质疑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是否真的有可能达到一个所有市场资本主义的因素都被克服了的阶段。不过，基于市场与私有财产的持续重要性，在对国家干预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分析中重新引入一种动力学，这并未触及波洛克的悲观论的根底；它仅仅避免了当这一发展达到其终点一即这些“生产关系”的废除—时所出现的那些根本问题。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这种废除是否确实是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正如我试图展现的，撇开其静态性质以及成问题的理论基础，波洛克的方法确实表明了，依据分配领域去阐释生产关系以及价值，无法充分把握资本主义中的不自由的核心。因此，从这类阐释的角度出发去批评波洛克将是一种倒退，还不及波洛克对问题的分析所达到的高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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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见 Giacomo Marramao,“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tical Theory”。大体上，我同意贾科莫·马拉马奥将波洛克的工作与霍克海姆、马尔库塞和阿多诺相关联的看法，也同意他所说的，波洛克未能在新的资本主义阶段中找到“辩证要素”。然而，尽管马拉马奥承认，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Grossmann)的分析中的很多方面对马克思的阐释，是截然不同于支配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那种分析的（p.59ff)，但是他却没有坚持这一内涵。相反，他将波洛克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冲突的阐释，等同于马克思的阐释，由此潜在地将其接受了下来（p.67）。这使他没法从一个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局限的立场上，来支撑他对波洛克的批评，即波洛克将表面现象误当成了本质核心(p.74)。

撇开波洛克的理想型分析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它具有一种意料之外的启发意义：它认识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所具有的问题。在从“劳动”的角度出发对分配领域进行片面批判的框架中，马克思的范畴是无法批判性地把握住社会整体性的。不过，只有当市场失去其作为分配者的核心角色之后，这一点才在历史上凸显出来。波洛克的分析表明，任何建立在传统阐释的基础上的把由政治管理的社会秩序定性为资本主义的尝试，都是含糊的。它同时也说明，单单废除市场和私有财产，也即单单有工业生产的“自我实现”，并不构成人类解放的充分条件。因此，波洛克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处理无意中表明，市场和私有财产并非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社会范畴的充分规定，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而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不是充分的批判性范畴。对由它们所表达的东西的废除，无法建构普遍自由的条件。

波洛克的分析恰恰凸显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的这些局限，同时也表明，马克思观念中的矛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标志—并不等同于社会对抗。一个对抗性的社会形式可以是静止的，而矛盾这一观念则必然意味着一种内在的动力。波洛克的分析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对抗性的形式，同时它不具有这种动力。因此，他的分析促使我们注意到社会矛盾的问题，这一问题必须得到结构性的定位，它超越了对阶级和所有制的思考。最后，波洛克拒绝将以最抽象的方式出现的新形式简单地视为未完成的社会主义形式，这使得他能够揭示它的新的、更为负面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统治方式。

波洛克和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确实在一个决定性的方面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彼此决裂。波洛克的基本洞见之一是，就其本身而言，一个在私有财产消失后的中央计划体系并不是解放性的，即使这种分配形式充分适用于工业生产。这一点内在地质疑了把“劳动”的理念作为普遍人类解放的条件这一想法—不论这里的劳动是指工业生产方式中的劳动形式，还是由劳动建构的社会整体性。不过，波洛克的分析受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根本命题的过多限制，以致无法建构一种充分的批判。因为波洛克采纳了对分配方式的片面强调，所以，他与传统理论的决裂，并未真正克服传统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劳动之本质的基本假设。相反，他保留了“劳动”的观念，但暗暗地翻转了他对“劳动”的作用的评估。在波洛克那里，历史的辩证法已经走到尽头：“劳动”实现了它自身。整体性被实现了，但结果却绝不是解放。他的分析指出，上述结果必然根源于“劳动”的性质。之前的“劳动”被视为自由的核心，而现在它则被内在地视为不自由的来源。正如我将论述的，这一翻转在霍克海姆的著作中被表达得更为明确。我所考察的乐观主义的立场和悲观主义的立场之间共享着一种将资本主义劳动理解为“劳动”的想法，这种理解还不及马克思成熟期对李嘉图与黑格尔的批判所达到的层次。波洛克保留了这一观念，并继续把资本主义矛盾视为生产与分配之间的矛盾。由此他总结道，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内在的矛盾。他的分析带来了一种对抗性、压抑性的社会整体性的概念，它在本质上是非矛盾性的，并且不再拥有一种内在的动力。这一概念质疑了人们赋予“劳动”和整体性的实现这二者的解放性作用，但是在根本上，它并未超过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的水平线。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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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霍克海姆的悲观论转向

在波洛克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作为一个非矛盾性整体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社会，也即社会批判的对象，在性质上发生了转变，这带来了批判本身的性质转变。我会考察这一转变及其诸多问题，为此，我将思考波洛克的分析对霍克海姆的批判理论所具有的意义。批判理论的这一转型，常被描述为政治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工具理性批判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取代。①它常常被理解为这样的一种转变，即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分析曾经只关注社会生活的某一个领域，而现在，它的关注对象变得更广泛与更深入。而我的讨论指出，这一看法需要得到修正。我们已经看到，正如波洛克所述，批判理论的出发点是一种对马克思的基本范畴的传统理解，再加上我们认识到，这些传统的范畴已经由于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变得不再充分适用。不过，由于这一认识并未导致对马克思的范畴本身的彻底重新理解，因此，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扩展，便包含了一系列严重的理论困难。同时，它也使得这一理论越来越无法把握那些曾经处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考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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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见 A. Arato, Introduction, in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pp. 12, 19。

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工具理性批判（等等)之间的区别，不能仅仅被视为赋予了社会生活的特定领域以相对不同的重要性。劳动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处于核心位置，这不是因为他假定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或是人类社会的本质，而是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的抽象性和方向性动力是其核心标志，并且坚持道，这些基本特征可以依据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历史特殊性而得到理解与阐明。借由他对这一历史特殊性的分析，马克思试图澄清，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形式与统治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并为它建立社会基础。为此，他的批判将资本主义表现为一种具有内在矛盾性，并因此具有内在动力的整体。就此而言，如果一种对政治体制和工具理性的批判要取代（而非延伸或补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它必须同样能够说明社会形态的历史动力性，也即说明内在于其考察对象的本性之中的矛盾性。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进一步说，上文所述的批判理论的焦点转移，正与如下的假设有关：后自由主义社会的整体性不再具有矛盾性，因此，它也不再具有任何内在的历史动力。这一分析不仅导致了一种根本上的悲观论立场，同时，它也削弱了批判理论成为一种具有自我反思性的内在批判的可能性。此外，它反过来证明其自身是具有历史问题的。

通过检视霍克海姆写于1937年和1940年的两篇文章，我将阐明上述论点并考察批判性质的转变；在与这一转变相关的那种分析中，国家资本主义被作为一个非矛盾性的社会。在他的经典文章《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里，霍克海姆依旧将批判理论的基础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质之中。他的前提条件是，主客体的关系应当依据对两者的社会建构来理解：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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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社会实践总是包含着可用的与已用的知识。因此，被感觉到的现实在被具有认知能力的个人有意识地吸收之前，就被人类的理念与概念所共同决定了。……在文明的更高阶段，自觉的人类实践不仅无意识地决定了认知的主体方面，而且越来越能够同时决定客体。

这一方法意味着，思想是被历史性地决定的，因此，它要求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同时建立社会历史基础。根据霍克海姆的看法，传统理论表达了这样的事实，即尽管在一个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整体性中，主体和客体总是内在地互相关联的，但是，这种内在关联没有表现在资本主义中。因为这一社会中的社会综合体形式是中介性的与抽象的，人类协同活动的建构物被异化了，并因此显出一种准自然的真实性。这一异化的外在形式找到了它的理论表现，比如在笛卡尔式的假设中，主体、客体与理论的关系本质上是永恒不变的。④霍克海姆断言，这种思想与存在之间的本质化的二元论使得传统理论无法理解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此外，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综合体形式是这样的：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显得并不相关，不构成一个整体，它们是碎片化的，以一种中介性的、似乎是偶然的方式与彼此发生关系。结果这造成了一种幻想，仿佛生产活动的各个领域是彼此独立的，就好像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所具有的幻想的自由一样。①因此，在传统理论中，科学与理论的发展被认为是思想或是独立学科的固有作用，而不再依据现实的社会进程而加以理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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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Max Horkheimer,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 in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et al. (New York, 1972), pp. 188-243.

②同上书，pp.200-201。

③同上书，pp.199,204,207。

④ 同上书，p.211。

⑤同上书，p.231。霍克海姆所说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不是在政治行动的层面上，而是在更为根本的社会建构的层面上。

霍克海姆断言，思想与存在的充分性的问题，必须依据这样一种理论来处理，其中，它们是由社会活动所建构的。在霍克海姆看来，康德开启了这一路径，但其方式是理念化的：康德宣称，当感性外观被感知到或被自觉地评估时，它们已经被超验主体，即理性活动所赋形。④霍克海姆指出，康德的概念具有一种双重性：它们一方面表达了统一性与意向性，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一个模糊的与无意识的维度。在霍克海姆看来，这一二元性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但并非以一种自觉的方式；它对应着“现代时期人类活动的矛盾形式”⑤:“人们在社会中的合作，是他们的理性的存在方式…但与此同时，这一过程，连同其结果，与它们本身相异化，并且，伴随着对劳动力和人类生活的一切的浪费，它成为一种无可选择的自然力，一种超越人类控制的命运。”⑥

霍克海姆将这一矛盾的基础奠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在他所呈示的理论框架内，人类集体生产建构了一个可能是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整体。而由市场调节的社会关联形式和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阶级统治，则为这一社会整体赋予了一种碎片化的、不合理的形式。⑦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就在于盲目的、机械的发展需求，在于将发达的、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用于特殊的、冲突的利益，而非用于普遍利益。根据霍克海姆对资本主义轨迹的描述，以商品形式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在其早期阶段表现为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一致；当这一体系出现并渐渐巩固时，它带来了人类力量的拓展、个人的解放和对自然的逐渐加强的控制。然而，随后这一体系的动力却带来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不再深化人类的发展，却日益造成阻碍，将人类带向一个新的野蛮状态。①在这一框架下，生产被社会所整体化，但却因为市场和私有财产，而在其发展中被异化、碎片化，并日益遭到抑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阻碍了整体性去实现自身。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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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orkheimer,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p. 197.

②同上书，pp.194-195。

③同上书，p.202。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p.204。

⑥ 同上。

⑦同上书，pp.207,217。

⑧同上书，pp.213,229。

霍克海姆声称，正是在这一矛盾的条件下，批判理论才得以可能。批判理论并不把现实的碎片化作为必要前提而接受下来，相反，它试图将社会把握为一个整体。这必然要求我们去理解社会的内在矛盾，理解那些分裂了整体性并阻碍其实现为一个合理整体的东西。对整体的把握带来了一种意愿，希望以一种合理的人类状况取代其现存形式，而非仅仅做出修正。②这样，批判理论既不接受既定的社会秩序，也不接受对这一秩序的乌托邦式批判。霍克海姆将批判理论描述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内在分析，这种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它将揭示实然与或然之间不断增长的差异。④

理性、社会生产、整体性和人类解放彼此交织在一起，并在霍克海姆的文章中提供了历史批判的出发点。对他而言，一种充分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的合理的社会组织——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念，是一种内在于人类劳动中的可能性。⑤如果说在过去，生产人口中的大部分人的悲剧，部分地来源于低水平的技术发展（因此感觉上是“合理的”），那么现在就不再是这样了。负面的社会状况，如饥饿、失业、危机和军事化，现在仅仅是因为“社会关系不再适用于当下，但生产却依旧在其中进行着”。这些关系如今阻碍了人们“利用控制自然的智力与物质手段”②。就生产力的潜力而言，由过时的、特殊主义的关系所导致的普遍的社会悲剧显得并不合理。这一潜力带来了这样的可能性，即经过合理计划的社会管理与发展，将会取代资本主义特有的盲目的、由市场调节的管理形式，并揭示出后者的不合理性。①最后，在另一层面上，一个以劳动为基础的合理的社会组织的历史可能性，同样表明了当下社会中主客体的二分关系是不合理的：“在当下的、混乱的经济中，思想与存在、理解与感受、人类需求与其满足之间的神秘对应性—一种在资产阶级时代貌似是偶然的对应性—将在未来的时代中，变成合理的、意图及其实现之间的关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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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orkheimer,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pp. 212-213, 227.

②同上书，pp.207,217。

③ 同上书，p. 216。

④ 同上书，pp.207,219。

⑤同上书，pp.213,217。

⑥ 同上书，p. 213。

⑦同上。

霍克海姆所勾勒的内在的辩证批判，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在认识论上更为精致的版本。生产力被等同于社会生产过程，其潜能的实现被市场与私有财产所阻碍。根据这一路径，这些关系分裂并遮蔽了由劳动建构的社会整体的整体性与关联性。劳动仅仅被霍克海姆等同于对自然的控制。他质疑了劳动的组织和应用方式，而非劳动的形式。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结构的建构，是劳动的结果，这种劳动既中介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也中介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对霍克海姆而言，上述建构仅仅是“劳动”的后一种中介作用的结果。他以理性与公正的名义对现存秩序的批判所具有的出发点，是由“劳动”提供的。霍克海姆认为，解放与理性之实现的基础，在于“劳动”的自我实现及其公开呈显为社会整体性的建构者。③由此，阻碍这一公开呈显的关系结构便成了批判的对象。相对于马克思的批判，这一立场更接近于前文所述的那种李嘉图一黑格尔综合体。

之后，当霍克海姆开始认为生产关系已经逐渐适用于生产力时，这种对“劳动”与整体性的肯定性看法便让位于对人类支配自然的后果的更为负面的评价。然而，自始至终，他都仅仅依据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理解生产过程。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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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orkheimer,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 pp. 208, 219.

② 同上书，p. 217。

③在《黄昏》（Dämmerung，一般被认为写于1926年到1931年间，出版于1934年，化名HeinrichRegius)中，霍克海姆批判了“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格言，认为它是支持资本主义现状的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他认为这一格言在一个未来的合理社会中将是合法的。他的批判质疑了以这一格言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合法性，而非劳动是社会生活的根本建构原理这一观念。见Horkheimer, Dawn and Decline, trans. Michael Shaw (New York, 1978), pp. 83-84。

霍克海姆后来的悲观论转向并不能过于直接与排他地联系上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以及法西斯主义对工人阶级组织的挫败，因为霍克海姆写《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的时间远远晚于国家社会主义掌权之时。尽管如此，他依旧认为社会形态是具有本质矛盾的，也就是说，他依旧在发展一种内在批判。尽管他对政治环境的评估无疑是悲观的，但这一悲观论尚未获得一种必然性。霍克海姆声称，由于工人阶级的受挫、意识形态上的狭隘性及其腐败，批判理论暂时由一个小团体来承担。①不过，他依旧将批判理论的可能性奠基于当下秩序中的矛盾，这一点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整合与挫败本身，并不标志着社会形态不再具有矛盾性。换句话说，霍克海姆的矛盾观念指向了一个比表面的阶级对抗更深入的社会结构的层面。因此他认为，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要素，批判理论是作为与被统治阶级相团结的那种动力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但它并不直接等同于这一阶级。②如果批判理论仅仅是被动地去构造这一阶级当下的情感与想象，那么它在结构上就与科学规训毫无二致。批判理论依据内在可能性来处理当下，因此，它无法仅仅以既定现实为基础。④霍克海姆此时的悲观论，显然与社会主义变革在可见的未来发生的必然性有关。但是，在他的分析中，这一变革的可能性依旧内在于矛盾的资本主义现状中。

霍克海姆确实指出，资本主义变化了的性质要求批判理论的要素也发生变化。他也着手勾勒为一小撮掌权者所有的自觉的社会统治的新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来自于资本急剧增长的积聚与集中。随后他指出，这一变化与文化领域中的一种历史趋势有关，这一领域逐渐失去了它先前的相对自主性，变得更加直接地嵌入社会统治的框架之中。①霍克海姆在这里为一种批判奠定了基础，其焦点是政治统治、意识形态操纵与文化工业。但他坚持道，这一理论的基础并未改变，因为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并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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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orkheimer,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pp. 214-215, 241.

②同上书，p. 215。

③ 同上书，p.214。

④ 同上书，pp.219-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