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直到此时，霍克海姆尚未提出，社会经历了如此根本的变化，以至于经济领域已经为政治领域所取代。恰恰相反，他指出私有财产与利润依旧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现在，人们的生活甚至更为直接地被社会生活的经济维度所决定，这一维度所具有的未加束缚的动力，以一种愈来愈快的速率造就着新的发展与不幸。③批判理论的考察对象的上述转变，以及对自觉的统治与操纵的日益强调，联系着如下的观念：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间接的、被遮蔽的统治形式—不再扮演它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所扮演的那种角色。然而，这一转变尚未导向如下看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已经被克服了。霍克海姆的批判依旧是内在批判。不过，它的性质随着“二战”爆发而发生了改变。与这一变化相关的是，表达在波洛克的政治的首要性这一观念中的理论评估的变化。

在写于1940年的《威权主义国家》④一文中，霍克海姆将新的社会形势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当下的威权主义国家”⑤。这里他所持的立场基本上与波洛克相一致，尽管霍克海姆更为明确地将苏联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最完整形式，并将法西斯主义视为一种混合的形式，因为剩余价值的获取和分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以旧有的利润为名，流向了工业巨头和大土地所有者。所有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都是压迫性的、剥削性的和对抗性的。⑦同时，尽管他预言，国家资本主义将不会遭遇经济危机，因为市场已经被克服了，但是，他仍旧声称，这一形式最终是暂时性的，而非稳定的。①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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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orkheimer,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pp. 234-237.

②同上书，pp.234-235。

③ 同上书，p.237。

④ Horkheimer,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 in Arato and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pp. 95-117.

⑤同上书，p.96。

⑥ 同上书，pp.101-102。

⑦同上书，p.102。

在讨论国家资本主义可能的暂时性时，霍克海姆对生产力的解放潜能表达了一种新的具有深刻歧义性的态度。在这篇文章中的一些段落里，霍克海姆依旧认为生产力（依传统的阐释)具有潜在的解放性；但他指出，生产力将得到有意识的控制，以符合统治的要求。②生产、分配与管理的日益合理化与简单化导致了现存政治统治形式不合于时代，最终使其变得不合理。由于国家日益落伍于时代，它必须更具威权性，也就是说，它必须更加依赖武力与持久的战争威胁来维系它自身。③霍克海姆确实预见了这一体系的可能的崩溃，他将其基础置于官僚体系对生产力的限制中。他断言，出于统治的利益，而非出于满足人类需求的目的去利用生产，将会导致危机。然而，这一危机将不会是经济危机（就像市场资本主义的例子），而会是一种与持续的战争威胁相关联的国际政治危机。④

以此，霍克海姆确实提及了加诸生产力之上的束缚。然而，他所描述的实然与或然之间的鸿沟，假若不是由这些束缚造成的，那便不过是凸显了这一体系本身的对抗性与压迫性：它不再具有一种内在矛盾的形式。霍克海姆并未将他所述的国际政治危机作为这一体系的可能的否定形式的浮现之日；相反，他将这一危机呈现为一个危险的后果，它要求着这种否定。霍克海姆谈到了崩溃，但没有详述其前提条件。相反，他试图阐明那些在国家资本主义中未能实现的或者被破坏了的那些民主的、解放的可能性，他希望人们会因为他们的苦难及生存的威胁而反对这一体系。

此外，先前那篇文章的主要倾向是，它坚持在发达的生产力（依传统理解)和威权主义政治统治之间不存在矛盾，甚至不存在必要的分离。与之相反，霍克海姆如今以怀疑的笔触写道，尽管生产力的发展有可能增加解放的可能性，在事实上，它却已然导向了更大的压迫。①生产力在摆脱了市场与私有财产的束缚后，并未成为自由和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源泉：“随着计划的一点点实现，我们原本以为，压迫也会一点点成为多余。但相反，随着计划的施行，更多的压迫出现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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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orkheimer,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pp. 97, 109-110.

②同上书，pp. 102-103。

③同上书，pp.109-111。

④ 同上。

一种充分适用于发达生产力的新的分配方式造成了负面的结果。霍克海姆声称：“国家资本主义有时显得像是对无阶级社会的一种戏仿。”这一说法意味着，压迫性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解放性的社会主义具有同样的“物质”基础。这表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困境正在触及它的边界。然而，面对这一困境，霍克海姆(和波洛克一样)没有重审这一理论的基本设定。相反，他继续将生产力等同于工业生产方式。④结果是，他不得不重估生产，以及重审历史与解放的关系。现在，基于生产力的发展，霍克海姆激进地质疑一切社会起义：“资产阶级的变革确实有赖于时机的成熟。他们的成功，从宗教改革到法西斯主义法律革命，都联系着那些标定了资本主义进程的技术与经济成就。”⑤

在这里，他从负面的角度评估生产的发展，将其作为资本主义文明中统治的发展。霍克海姆此时开始转向一种悲观论史学。因为，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驱动的历史发展规律仅仅导向了国家资本主义，所以，一种基于这一历史发展的革命理论——它要求“加强迈向计划的第一步，更为合理地进行分配”——所能做的，只是加快转向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速度而已。结果，霍克海姆将以下两个方面赋予社会革命，以此重新界定了解放与历史的关系：

革命带来了脱离自发性也会发生的东西：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生产的计划管理和对自然的无限控制。它也带来了离开积极的反抗、离开持续进行的实现自由的努力而无法发生的东西：剥削的终结。

第三章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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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orkheimer,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pp. 106-107, 109, 112.

②同上书，p. 112。

③同上书，p. 114。

④ 同上。

⑤同上书，p.106。

⑥同上书，p.107。

然而，霍克海姆将这两个方面赋予革命，意味着他退回到了那种以需求与自由的二律背反为特征的立场。他的历史观彻底走向了决定论：如今他表述了一种完全自动化的发展，其中，劳动将实现自身—但不会成为解放的源泉。解放建立在纯唯意志论的基础上，被作为一种意志对抗历史的行为。②如上所述，霍克海姆现在假定，所有人的自由都能完全实现的生活与所有人的自由都被否定的生活，两者的物质条件是相等的。因此，这些条件在本质上与自由的问题无关。它们是自动地出现的。要质疑这些假定，我们无须反对他的主张，即自由从来不是自动实现的。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的看法，霍克海姆并未质疑如下的前提条件，即一种在私有财产消失后的、公共计划下的工业生产方式，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充分物质条件。他也没有考虑过，工业生产本身，由于被资本的社会形式所塑造，是否最好从社会的角度来加以思考。如果后者属实，那么，实现另一种生产形式和实现自由一样都不是自动的。然而，霍克海姆从未进行过这样的重新思考，他不再将自由作为一种历史特定的可能性，而认为其在历史上，因而也是在社会上，都是不确定的：

批判理论……让历史面对那种始终显现其中的可能性。……生产资料的改进不仅可能促进压迫，也可能消除压迫。但是，紧随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后而来的结果——就像当初紧随卢梭或《圣经》而来的结果一样——始终是那句适时的洞见：“现在抑或百年”，恐惧终会结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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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orkheimer,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p. 107.

②同上书，pp.107-108,117。

③ 同上书，p.106。

这一立场强调，更高的自由度永远是可能的，但其历史不确定性使得人们无法去考察各种社会历史语境、不同的自由概念和特定的语境中所能实现的解放类型（而非程度）之间的关系。用一个霍克海姆的例子来说，这一立场并未追问，托马斯·闵采尔(ThomasMünzer)或马丁·路德所实现的那种自由，与今天所设想的自由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①霍克海姆的历史概念是不确定的：我们不清楚，他所说的是上文所述的资本主义历史，还是历史本身。这种特定性的缺乏，联系着那种作为自然之主宰的、具有历史不确定性的劳动概念，后者支撑着霍克海姆更早的对生产发展的正面态度，以及稍后的负面补充。

霍克海姆把国家资本主义理解为这样一种形式，其中，资本主义的矛盾得到了克服，由此，他逐渐意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解放理论的不充分性。但他依旧受限于其前提条件，以至于无法重新思考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它将带来一种更为充分的历史理论。这种二元理论姿态，既表现在解放与历史的悖论性对立中，也表现在霍克海姆与他早先的辩证性自我反思性的认识论之间的背离中。如果解放不再基于一种历史特定的矛盾之上，那么，一种具有解放意图的批判理论，也将走到历史之外。

我们先前看到，霍克海姆的知识论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社会建构是“劳动”的结果，而在资本主义中，劳动是碎片化的，并且因为生产关系的阻碍而无法充分地展开。现在他则开始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不过是一种压迫性发展的马达，他将其范畴性地表述为：“商品概念的自我运动导致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正如在黑格尔那里，感觉材料的确定性导致了绝对知识。”②由此，霍克海姆得到了他的结论，一种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其中，范畴间的矛盾导致了主体自我展开式地实现为整体性（而非导致整体性的废除）只能导致对现存秩序的肯定。然而，他没有以一种可以超越这一秩序的局限性的方式来构造自己的立场，正如马克思对黑格尔和李嘉图的批判所做的那样。相反，霍克海姆翻转了他早先的立场：“劳动”与整体性，之前还是批判的出发点，现在则成为了压迫与不自由的基础。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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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orkheimer, "The AuthoritarianState, ”p. 106.

②同上书，p. 108。

这造成了一系列的断裂。霍克海姆不仅将解放置于历史之外，而且，为了挽回解放的可能性，他感到不得不引入一种概念与对象间的分离：“理想与现实的同一性是普遍的剥削……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差别而非概念本身—是革命实践之可能性的基础。”①这一步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霍克海姆想要连接他对普遍的人类解放的激情与他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它是这样一种秩序，其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已经被克服了。（尽管，如我们所见，这一分析在1940年并不十分明确。)如前所述，一种内在的社会批判假定，它的批判对象—也即作为其背景的社会整体—和把握对象的范畴都不是单向度的。然而，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被克服这一信念意味着，社会对象已然是单向度的了。在这一框架中，“应然”不再是矛盾性的“实然”的内在方面，因此，一种把握实然的分析，其结果必然是肯定性的。由于霍克海姆不再认为整体具有内在矛盾性，因此，他确立起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来为另一种可能的现实留下空间。这一立场在某些方面与阿多诺的整体性观念—它必然是肯定性的—相一致。这样一来，霍克海姆削弱了他自己的论述在认识论上的一贯性。

霍克海姆关于商品概念的自我运动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同一性的论述表明，他并非忽然采纳了概念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这种立场。相反，他的论述说明，概念事实上是充分适用于它们的对象的，但却是在一种肯定性的而非批判性的意义上。考虑到这种立场的基本前提，如果这一理论依旧要保持其自我反思性，那么，一个概念一旦不再全然符合其对象，它就不再是这一概念的彻底规定。霍克海姆的立场—批判的基础外在于历史—必然将不确定性确立为批判的基础。本质上，这一立场所说的是，因为整体性并未包括所有的生活，所以，解放的可能性，不论多么晦暗，都没有灭绝。然而，它无法指向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特定的否定可能性，也无法认为自身具有一种特定的可能性，因此，无法将自身作为一种对其社会整体的充分的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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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orkheimer, "The Authoritarian State,"pp. 108-109.

霍克海姆的批判理论若要保持其自我反思性，只有将其所假定的概念与对象间的肯定性关系，嵌入另一套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之中，这套概念依旧有能力在理论上为批判与历史变革提供内在可能性。然而，霍克海姆并未进行这种思考，而这种思考可以在另一层面上，以一套更为本质性的、“抽象的”、复杂的范畴，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给出批判。相反，霍克海姆为了将自由的可能性保留在一种假定的单向度的社会整体中，而确立了概念与事实的不同一性，由此，他削弱了对其自身的批判进行自我反思式解释的可能性。他所谓的概念与现实的脱节，使得他自己的立场与传统理论的立场相接近，而后者正是他在1937年所批判的。当时他指出，理论没有被理解为它所存在的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是被赋予了一种虚假的独立位置。霍克海姆对概念与现实之脱节的理解神秘地盘旋在其对象之上。它无法解释自己。

由这一悲观论转向所带来的认识论困境反过来凸显了霍克海姆早期认识论中的缺陷，虽然它看上去是连贯的。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一种包罗万象的社会批判的可能性，以及克服资本主义形态的可能性，都建立在这一社会的矛盾性质的基础上。而这一矛盾被阐释为社会“劳动”与某些社会关系间的矛盾，这些关系使社会“劳动”的整体性实现碎片化，并抑制了它的充分发展。在这种阐释中，马克思的范畴，如价值与资本，表达了那种抑制性的社会关系，并且终究是外在于“劳动”概念本身的。然而，这意味着，在这种阐释里，商品与资本的范畴并未在把握社会整体性的同时表达其矛盾性质。相反，它们仅仅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维度即分配关系，最终会与另一个维度即社会“劳动”彼此对立。换句话说，一旦马克思的范畴仅仅依据市场与私有财产来加以理解，那么它们从一开始在本质上就是单向度的：它们没有把握住矛盾，而仅仅把握住了其中的一个方面。这意味着，即使在霍克海姆的早期文章中，批判也是外在于这些范畴的，而非以它们为基础。这是一种从由这些范畴所表达的社会形式的“劳动”出发而展开的批判。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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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精致版本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它将马克思的范畴作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特定形式—中所内含的对那些范畴的片面理解，反映在卢卡奇所用的“物化”一词上。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书的阐释范围，我还是应当指出，这一术语代表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与韦伯的理性化概念之间的融合—这两种路向都是单向度的。韦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留下的暖昧遗产，经由卢卡奇的中介，既包含了“横向”扩展马克思的范畴的范围，以囊括被更为狭隘的正统阐释所忽视的社会生活维度，同时也包含其“纵向”的平展。在《资本论》中，这些范畴是一种矛盾的社会整体性的表达，它们具有双重维度。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物化概念，则意味着一种单向性；因此，对现存秩序的可能的特定否定，就无法根源于把握了它的那些范畴之中。

撇开这一明显的辩证性质，霍克海姆早期的批判理论也未能成功地将自身批判的基础建立在概念之中。这一工作要求恢复马克思的范畴的矛盾性质，要求重新将这些范畴概念化，以此将劳动的历史特定形式纳入其中，作为规定之一。这种努力将建构起更为充分的商品与资本的范畴，在根本上不同于任何以超历史的方式将“劳动”作为一个准自然的社会过程的看法；那些看法认为“劳动”仅仅关乎依赖于人类协同劳作的对自然的技术统治。如果没有这种重审，那么对资本主义的自我反思性的分析要具有批判性，就只有将其自身的基础建立在范畴性形式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中，而非建立在商品与资本的诸范畴性形式本身中。前者建构了一种肯定性批判，后者则是一种否定性批判的范畴性条件。

霍克海姆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出发点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概念对现实而言的充分性内在地就是肯定性的一但仅仅具有整体性的一个维度。批判的基础外在于这些范畴，建立在“劳动”的概念中。当“劳动”不再作为解放的原则时，考虑到废除市场与私有财产所造成的压迫性后果，先前提到的这一理论的缺点，便公开呈显为一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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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然而，这一困境说明了出发点本身的不充分性。在讨论波洛克时我指出，在他将后自由主义社会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企图中所具有的缺陷表明，通过市场与私有财产来规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始终是不充分的。与此同时，霍克海姆的自我反思性社会理论所具有的缺陷表明，一种批判理论的不充分性是建立在一种“劳动”的观念上的。两者的缺陷都说明，我在之前的章节中所批判的李嘉图式与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在概念上是互相关联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之间的对应，建立在李嘉图式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然而，单纯克服这些资产阶级分配关系并不意味着克服资本，而是意味着一种更为具体的资本整体存在方式的出现，它由庞大的官僚组织，而非自由主义形式来中介。同样，一种以“劳动”的观念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终究是对展开了的整体性的肯定。马克思试图揭示由资本主义劳动所中介的社会关系，并继而塑造劳动的具体形式，然而，居于李嘉图一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核心位置的“劳动”概念却意味着，中介活动被以肯定性的方式加以把握，被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对立面。其结果是一种仅仅对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而言充分有效的批判，它的出发点也仅仅是一种无法克服资本的历史否定形式国家资本主义。

不过，霍克海姆意识到了这一理论的不充分性，但没有重审其前提。结果是，他翻转了更早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1937年，霍克海姆依旧正面肯定“劳动”，认为它在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中，为批判思想的可能性，同时也为解放建立了基础；1940年，他开始（模糊地)将生产的发展视为统治的过程。在《启蒙辩证法》(1944)与《理性的销蚀》(1946)中，霍克海姆对生产与解放之关系的评估显然变得更具否定性：“因启蒙而来的技术手段的进展伴随着一个去人性化的过程。”①他声称，社会统治的本质发生了改变，日益成为技术官僚或工具理性他认为其基础在于“劳动”—的产物。②生产成为了不自由的源泉。霍克海姆确实断言道，当代个人的衰落和工具理性的统治，不应归咎于技术或生产本身，而应归咎于它们所身处的社会关系的形式。③然而，他关于这些形式的观念依旧是空洞的。他以一种不具有历史与社会特定性的方式来处理技术发展，将其视为对自然的统治。追随波洛克之后，霍克海姆将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对抗性的社会，其中，对权力结构的效用，而非对所有人的需求的效用，才是经济重要性的尺度。④他以还原论的方式，依据权力关系，以及依据经济领袖的特殊主义的政治实践，在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处理社会形式。这种关于社会形式的观念，只能与技术发生外在的关系，只涉及技术的使用；然而，它无法与生产形式发生内在关联。而一个对世界的工具化过程的社会解释，而非技术解释，只有在这种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够给出。因此，虽然霍克海姆声称工具理性的统治与个体性的消亡可以得到社会性的解释，并且不应被归咎于生产本身，我依旧要指出，他事实上将工具理性与“劳动”联系了起来。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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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姆所描述的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解放可能性变得非常贫瘠。在阐述马尔库塞在1941年所发展的一个理念⑦时，霍克海姆指出，或许正是那些摧毁了个体性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可以为一种新的、更少意识形态、更富人道的时代奠定基础。但他很快补充道，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征兆确实微乎其微。①在丧失了成为一种内在历史批判的可能性之后，批判哲学的任务便缩减为揭示那些沉淀在语言中的反工具主义的价值，也即去唤起人们注意文明的现实与理想间的鸿沟，并期望带来更大范围的民众自觉。批判理论不再能够勾勒那种使得更为人道的生存成为可能的秩序的社会基础。赋予语言以决定性地位，认为它能够带来解放性后果，这种努力相当孱弱③，它无法遮蔽这一事实，即理论已经沦为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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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1974), p. vi

② 同上书，p.21。

③ 同上书，p. 153。

④ 同上书，p. 154。

⑤ 同上书，p. 156。

⑥同上书，pp.21,50,102。

⑦ 见"Som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Modern Technology,"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9(1941)。其中,马尔库塞描绘了现代技术的负面的、去人性化的效果。他坚持这一技术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并不断讨论其可能的解放效果（pp.414,436-439)。不过，他也没有更为详细地规定这一所谓社会性质。他没有将现代技术的可能的解放性因素的基础放在一种内在矛盾中，而是放在了现代技术可能的正面效应中；这种正面效应，正是随着其负面内容的标准化、去质化等的发展所带来的。彻底的异化将会引发其对立面的这一看法，在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