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不过，这种鼓动性不是一种不幸，而是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变革的“必然”结果—它是用于阐释这一变革的那些前提的产物。波洛克和霍克海姆意识到了新的整体性形式—官僚制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所造成的负面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后果。社会形态的新阶段为作为一种解放理论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实际的反驳”。波洛克和霍克海姆都保留了传统理论的一些基本前提，然而，他们都没能将这种“反驳”纳入一种更为根本也更为充分的资本主义批判中。结果，他们的最终立场便具有一系列的理论缺陷。举例而言，霍克海姆和阿多诺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所发展的对理性的批判，反过来使得批判理论遭遇了困境。格哈德·勃兰特（GerhardBrandt)注意到，在《启蒙辩证法》中，“资产阶级思想的物化性质，不再像从马克思到卢卡奇对意识形态的唯物主义批判中所做的那样，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相反，现在它建立在人类与自然的互动上，建立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历史上”④。这一立场动摇了批判理论的事业；其结果削弱了如下的可能性，即这一理论能够为其自己的存在奠定社会基础，也能够为一个可能的历史变革奠定社会基础。

本书的分析，为这一困境背后的前提条件提供了一套合理的阐释。如我们所见，1937年，霍克海姆所假定的前提是：“劳动”超历史地建构了社会，商品是一个分配方式的范畴。基于这一点，他认为物化的资产阶级思想与解放理性之间的差异，是以资产阶级分配方式与“劳动”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霍克海姆后来采纳了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论，认为这种对立不再存在。劳动实现了自身—但压迫以及物化理性的统治都更为强大。如我所述，因为这一发展如今只能被归咎于“劳动”本身，所以，以“劳动”为基础的物化理性的起源，必然被置于商品形式的传播与统治之先。它必须被置于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之中。由于缺乏一种关于资本主义中劳动的特殊性质的概念，批判理论便将其后果归咎于劳动本身。由此，通常所谓批判理论从政治经济学分析向工具理性批判的转向，并不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仅仅以后者取代了前者。①相反，这一转向起源于并奠基于一种对政治经济学的特定分析，更具体地说，就是一种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理解。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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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pp. 160-161.

②同上书，pp.177-182,186-187。

③同上书，pp.179-180。

④ Gerhard Brandt, "Max Horkheimer und das Projekt einer mater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in A Schmidt and N. Altwicker, eds., Max Horkheimer heute: Werke und Wirkung (Frankfurt a. M., 1986), p. 282。勃兰特进一步指出，霍克海姆在1950年至1969年间的笔记表明，他后来开始强调社会考察 的对象的历史特殊性所具有的批判性潜力。

在波洛克和霍克海姆的分析中，社会整体性既是非矛盾性，即单向度的，又是对抗性、压迫性的；这种分析意味着，历史已经陷入停滞。我试图指出，这反过来正好标明了任何依赖于“劳动”的观念而展开的批判理论的局限性。批判的悲观论，正如《启蒙辩证法》和《理性的销蚀》所强烈表达的，不能仅仅依据其历史背景而加以理解。它也必须被视为表达了一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的自觉—我们依旧缺乏一种对辩证批判的根本重构，使它可以用来批判在经过了重大变革之后依旧存续着的辩证的社会整体性。

这一看法为当下资本主义的历史变革所强化，这一轮历史变革使得西方福利国家（以及一些东方国家)的局限以戏剧化的方式彰显无遗，同时，这些变革也可以被视为对政治首要论的一种“实际的反驳”。这反过来表明，对资本主义更早之前的重大变革而言，批判理论的准韦伯式分析显得过于线性；同时这也强烈地显示出，整体性事实上保留了其辩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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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见 S. Seidman, Introduction, in Seidman, ed., Jürgen Habermas on Society and Politics, p. 5。

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将试图为后自由主义的辩证整体性观念勾勒一个理论基础，以作为我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基点。在我的阐述中，我将试图在理论上超越批判理论的必然的悲观论，并将我的努力与哈贝马斯在同一问题上的工作区分开来。在本章中所分析的理论转向—即霍克海姆的悲观论、他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所开启的“语言论转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语境，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哈贝马斯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质疑人们赋予劳动的社会整合与建构的角色。我们可以认为，他的策略性目标在于，通过质疑劳动的中心性来克服批判理论的悲观论只要劳动被证明无法作为自由的充分基础。换句话说，他意图在理论上重建解放的可能性。在下文中，我将处理哈贝马斯早期对马克思的批判的一些方面。而现在我要指出，哈贝马斯在试图克服批判理论的悲观论的同时，保留了为波洛克和霍克海姆所共享的对劳动的传统理解，并尝试对其社会意义的范围做出限制。作为其工作起点的“劳动”观念，正是马克思批判李嘉图的原因。然而，我们可以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的分析为基础，来批判晚期资本主义。在我看来，它要比从对资本主义劳动的传统阐释入手的分析，充分有效得多—不论人们是肯定地将“劳动”作为解放，还是否定地将其作为一种工具性活动。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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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朝向对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商品

第一节一种范畴性再阐释的要求

迄今为止的讨论为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如我们所见，第一章中所引《大纲》的段落指向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前提与传统的批判截然不同。这些段落所展示的，并非日后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朴素”的分析所驱除的乌托邦想象，相反，它们是理解这些分析的关键所在。它们提供了一个重新阐释马克思成熟期批判的基本范畴的起点，这一重新阐释能够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局限。我对传统范式的前提条件的考察，已经揭示出了这一再阐释所必须满足的某些要求。

我已经考察了如下这类批判方式：它们以一种超历史的“劳动”观念为起点，仅仅依据分配方式来理解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将体系的根本矛盾定位在分配方式与生产之间。这一考察的核心在于指出，马克思的价值范畴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市场调节的财富分配形式的表达。因此，一种范畴性的再阐释必须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价值与物质财富所做的区分；它必须表明，在他的分析中，价值在本质上不是一个市场范畴，同时，“价值规律”也不仅是一种一般经济均衡规律。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中，“直接劳动时间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①。这意味着，他的价值范畴应被作为一种财富形式来考察，其特殊性是与它的时间规定相关的。要充分地重新阐释价值，必须证明价值的时间维度对马克思的批判和资本主义历史动力所具有的重要性。

第四章

与价值相关的，是劳动问题。我已经表明，如果我们认为价值范畴—因而也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依据市场与私有财产而得到充分的理解，劳动的意义就似乎是明白如话的。依据这一理解，这些关系正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组织与分配方式；换句话说，它们外在于劳动本身。因而，资本主义劳动便被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它是一种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其中，物质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发生转变，而这是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由此，对劳动的理解是以一种超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具有历史差异性的，仅仅是其社会分配与管理方式。据此，劳动与生产过程便是“生产力”，它内嵌于各种不同的生产关系之中，而后者依旧外在于劳动与生产。

一种与之不同的路径将会把价值重新构造为一种历史特殊的财富形式，它并不等于物质财富。这意味着，构造价值的劳动无法被理解为一种超历史的、存在于所有社会形态中的劳动。相反，这种劳动必须被视为具有一种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社会规定性。我将通过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这一概念的阐发，来分析这一特殊性质。这将使我得以将这种劳动与超历史的“劳动”概念区分开来。在此基础上，我将能够充分地将价值规定为一种历史特殊的财富与社会关系形式，并揭示生产过程不仅代表了生产力，同时涵括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将证明，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一个技术过程，相反，它被客体化的社会关系形式（价值、资本)所模铸。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批判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而非仅仅是对劳动剥削与社会分配方式的批判；同时，资本主义整体性的根本矛盾应被认为内在于生产领域本身，而非一种生产领域与分配领域之间的矛盾。简单地说，我将重新规定马克思的诸范畴，其中，它们得以将社会整体性真正把握为一种矛盾—而不仅仅是涉及它与“劳动”相对立，或是被“劳动”所吸收的一个维度。借由上述对马克思的矛盾的再阐释，这一以对“劳动”概念的批判为基础的路径将得以避免批判理论的困境，并且表明，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并非“单向度的”。概念相对其对象而言的充分性由此得以保持其批判性，它不再必然是肯定性的。因此，社会批判将不必如霍克海姆所想的那样，以概念与其对象之间的分离为基础，它将以概念本身、以范畴性的形式为基础。反过来，这也重新确立了批判的自反性认识论一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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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Martin Nicolaus (London, 1973), p. 704.

我已经指出，这种充分的批判的诸范畴必须不仅要把握整体性的矛盾性质，也要把握其特有的不自由的基础。对由这些范畴所表达的社会形式的历史废除，必须被表现为一种特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内含着自由的社会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统治形式是与社会劳动形式相关的。在《大纲》中，他描述了三种基本历史社会形态。第一种形态，包括其各种变体，都以“人的依赖关系”①为基础。它被社会的“第二大形态”——资本主义—历史地取代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商品形式为基础②，其特点是以物的依赖体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③建构了这一“物的”依赖性的是社会；它“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④。

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它的本质社会关系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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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rundrisse, p. 158.

②同上。

③同上。马克思将第三大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的可能的替代物的特点描述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同上）。

④ 同上书，p.164。

它们并不作为直接的人际关系而存在，相反，它们是对立于个人的一套准独立的结构，一个非个人的“物的”必要性与“物的依赖性”的领域。因而，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统治形式并不直接是社会的或个人的：“这些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①资本主义是一个抽象的、非个人的统治体系。与早先的社会形态相比，人们显得更独立了；但事实上，他们臣属于一种社会统治体系，这一体系看起来并非社会的，而是“物的”。

资本主义特有的统治形式也被马克思描述为生产对人的统治：“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②这一段落具有核心意义。说个人从属于生产也就等于说他们是为社会劳动所统治的。这意味着，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理解为少数人对多数人及其劳动的统治与控制是不充分的。在资本主义中，社会劳动不仅是统治与剥削的对象，其本身正是统治的本质基础。资本主义特有的非个人的、抽象的、“物的”统治形式显然内在地联系着社会劳动对个人的统治。

抽象统治这一资本主义特有的统治形式不应被简单地等同于市场的运作，它不仅仅意味着资本主义中在市场中介影响下的阶级统治。这种市场中心论假定阶级统治是社会统治的永恒基础，发生变化的仅仅是其作用形式（直接作用抑或通过市场作用）。这一阐释密切联系着下述立场：它们假定“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并超历史地建构了社会，并且它们仅仅对影响“劳动”的分配方式进行批判性的检验。

在我所给出的阐释中，抽象统治的概念与上述理解截然不同。它所指的是抽象的、准独立的社会关系结构对人的统治，由商品性劳动所中介；马克思试图通过价值与资本这些范畴来对其加以把握。在他的成熟期作品中，这些社会关系形式代表了异化这一自发统治的充分发展了的社会历史具体化形式。在分析马克思的资本范畴时，我将试图表明，这些社会形式支持着一种历史发展的动力逻辑，而这种逻辑正束缚、压迫着个人。这类关系形式无法依据市场来充分把握；同时，由于它们是准独立的形式，存在于个人与阶级之上，并与后者相对立，所以，它们也不能被充分地理解为公开直接的社会关系（如阶级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资本主义当然是一个阶级社会，但是，阶级统治并不是这个社会中社会统治的根本基础，相反，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统治本身变成了更高阶的、“抽象的”统治形式的一种功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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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Grundrisse, p. 164

②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