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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论述有许多层面。我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层面,也即《资本论》第一卷中所发展的范畴,如商品、价值、资本与剩余价值,这些范畴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结构。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他试图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及其“运动规律”,也即资本主义中的生产以及所有社会生活方面的不断变动的过程。马克思指出,社会现实的这一层面无法借由价格和利润这些“表面的”经济范畴得以阐明。同时,他展开他的资本主义深层结构范畴的方式也表明,那些看似与这些结构性范畴相矛盾的现象事实上正是它们的表现形式。由此,马克思试图证明他对深层结构的分析,同时,他也表明社会形态的“运动规律”在直接经验现实的层面上被遮蔽了起来。
此外,价值层面的分析与价格层面的分析这两者的关系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理论建构(它从未彻底完成)②,一种关于深层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的行为与思想间的互相建构的理论。这一过程为这些深层结构的表现形式所中介,它构成了上述行为与思想的语境:日常行为与思想既以深层结构的外在形式为基础,又反过来重构了这些深层结构。这样一种理论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如何为个人所建构,如何被个人所接受—尽管这些个人并未意识到它们的存在。①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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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3, pp. 157-159.
②《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经恩格斯的编辑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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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述过程中,马克思同样试图表明,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关于日常“一般意识”的理论依旧属于外在表现的层面,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考察对象是价值与资本这两者的神秘化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正是在第三卷中,马克思才完成了他对斯密和李嘉图的批判,以及他对狭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举例而言,李嘉图以如下方式开启他的政治经济学:
土地产品—即将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在地面上所取得的一切产品——要在土地所有者、耕种所需的资本的所有者以及以进行耕种工作的劳动者这三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分配。但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全部土地产品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义下分配给各个阶级的比例极不相同。…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
李嘉图对分配的片面强调,以及将财富等同于价值,这些都意味着他将一种超历史的劳动与财富的本质作为前提。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对这一前提进行了解释,他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具有社会与历史特殊性的结构形式,如何在表面上呈现为一种自然的、超历史的形式。由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劳动所具有的历史特定的社会作用被如下事实所掩盖:个体资本单位所获得的利润不仅源自于劳动,同时受事先存在的整体资本(即各种“生产要素”)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工资形式进一步遮蔽了价值只能由劳动创造这一事实:工资似乎补偿了劳动的价值,而非劳动力的价值。结果,利润看上去似乎并非最终来源于劳动。马克思继而展现了资本如何以利息的形式将自己表现为一种自我生产的、独立于劳动的东西。最后,他展现了地租这一将剩余价值分配给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形式,是如何表现得好像与土地具有内在联系的。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理论所基于的那些经验范畴—利润、工资、利息、地租等—都是价值和商品性劳动的表现形式,它们遮蔽了它们所代表的东西的历史与社会特殊性。《资本论》第一卷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物化“本质”,随后转向了日益神秘化的外在层面;在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分析后,在第三卷末尾处,马克思总结了这一分析,他考察了他所谓的“三位一体”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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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理论类似于布尔迪厄所勾勒的那种实践理论(Outline ofaTheory ofPractice, trans.RichardNice[Cambridge,1977]),后者处理了“客观结构和认知与激励结构之间的辨辩证关系,前者生产出后者,而后者又再生产出了前者”(p.83),并试图“解释一种由实践者未知的规律所客观地控制的实践,同时,它也试图解释这样一种机制:它无意使两者相一致,却生产出了两者的一致性”(p.29)。我则试图借由一种社会历史知识论,以及对“客观结构”的表现形式的分析,来中介上述关系。这种尝试与布尔迪厄的路径很类似,但并不等同。
② 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ed. P. Sraffa and M. Dobb (Cambridge, England, 1951),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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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利润(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一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富的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①
马克思的批判的终点由此变成对李嘉图的起点的溯源。与他的内在批判相一致,马克思对理论(如李嘉图的理论)的批判方式不再采取一种反驳的形式,相反,他将这些理论嵌入他自己的理论之中,用他自己的分析范畴赋予这些理论以合理性。换句话说,他在自己的范畴中,为斯密和李嘉图对劳动、社会与自然所做的根本假定找到了基础:他解释了这些假定的超历史特性。同时他也进一步表明,这些理论的具体论证所依据的“材料”,是一个更深刻的、历史特定的结构的具有误导性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逐渐进入其“表面”,以此证明,他的范畴性分析不仅可以解释问题,也可以解释李嘉图对问题的回答。由此,他表明了后者不足以用来把握社会整体性的本质。通过阐明作为李嘉图理论之基础的外在表现形式,马克思试图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给出一个充分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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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3, pp. 968-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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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斯密与托伦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倾向于将价值规律的效力加诸前资本主义社会模式,这并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糟糕的想法。相反,这一想法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一种特殊性为基础的:它的本质与“资本、雇佣劳动、地租等比较高级和比较复杂的形式”似乎并不相合。如果我们无法在理论上穿透表层,将其关系规定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特有的社会本质,那么就会导致我们一方面把价值超历史地应用于其他社会,另一方面仅仅根据资本主义的“虚假的外表”来对它进行分析。
马克思转向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反思性路径,其结果之一是,对那些将历史特定之物确立为超历史之物的理论的批判,开始占据他的考察的核心位置。当他声称自己发现了资本主义体系历史特有的核心时,马克思就不得不去解释,为什么这一历史规定性并不显而易见。我们可以看到,位于他的批判的这一认识论维度之中心的,正是其关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结构以“拜物”形式出现这一论述也就是说,这些结构以“客观的”和超历史的方式出现。马克思指出,他所分析的历史特定结构以超历史的外在形式展现自身,这些表现形式成为许多理论—尤其是黑格尔与李嘉图的理论一的考察对象;在此基础上,他得以在社会与历史层面上解释并批判这些理论,这样一些思想形式表达了但未充分理解那些位于其历史语境(资本主义社会)核心处的特定社会形式。马克思的内在批判的历史特定性意味着,真正的“错误”在于,这些具有暂时效力的思想形式缺乏自我反思,无法认识它们自身的历史特定基础,因此将自身视为“真理”,也即认为自身具有超历史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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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层面上,马克思的论述在三卷《资本论》中的推进方式,正展现了批判唯物主义理论的唯一充分有效的方法:“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①马克思的论述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他从价值与资本—也即从“现实生活关系”的范畴——中引出了被政治经济学家与社会行动者所“天国化”了的外在表现形式(成本价格、利润、工资、利息、地租等)。因此,他试图在证明其深层结构性范畴的效力的同时,解释其外在形式。
从他用以分析资本主义本质的诸范畴的展开过程中,马克思逻辑地推导出了那些貌似与这些范畴相矛盾的现象,同时,他证明了其他的理论(以及其中涉及的大多数社会行动者的意识)都被这一本质的神秘化的表现形式所束缚。由此,马克思令人惊叹地展现了其批判性的严谨与有力。
历史特殊性与内在批判
对马克思的成熟期理论而言,范畴的历史特殊性具有核心意义,这标定了他与其早期作品之间的重要区别。②对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性质而言,这一朝向历史特定性的转变具有深远意义—这些意义内在于其成熟期批判的出发点中。在《大纲》的翻译序言中,马丁·尼古劳斯(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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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494n4.
② 在本书中我不会详细讨论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和他的晚期作品之间的差异。不过,我对他的成熟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处理将表明,他的早期作品中的许多明确的主题与概念(如对异化的批判,对工作、游戏、休闲等狭隘定义之外的人类活动形式的可能性的关注,以及男女关系的主题)依旧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居于核心位置。不过,正如我在对异化概念的讨论中所指出的,只有当马克思清晰地发展出来一种以对资本主义劳动特殊性的分析为基础的历史特殊社会批判时,这些概念才能得到充分的处理以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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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aus)注意到了这一转变,他指出,马克思的导论部分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开头,因为其中所使用的范畴不过是用唯物主义术语转译的黑格尔式范畴。举例而言,黑格尔在《逻辑学》开头提到了纯粹的、无定性的存有,它直接引出了其对立面:无。而马克思在其导论开头则提到了(一般的)物质生产,它也引出了它的对立面:消费。在导论中,马克思表明了他对这一起点的不满,而在完成草稿之后,他便在以“价值”为题的部分(他将其放在末尾)中开始重写。这次他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开启论述—商品,这一起点被他保留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①在写作《大纲》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一种原理,随后他便以此来结构他的论述方式。在《资本论》中,它被作为马克思展开其资本主义形态诸范畴的起点。马克思从一个超历史的起点走向了一个历史特定的起点。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商品”范畴不单指向一个对象,更指向一种历史特殊的、“客观的”社会关系形式—一种结构性的同时也是被结构了的社会实践形式,它建构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关联形式。这种形式的特点在于,它具有一种历史特定的、内在于社会体系之核心的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商品范畴是一种双重形式,一种非同一的整体。由它出发,马克思试图展开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包罗万象的结构,展开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展开遮蔽了这一社会的深层结构的那些直接社会经验的要素。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内,商品是位于资本之核心的本质范畴;他展开这一范畴,意在阐明资本及其内在动力的本质。
在转向历史特殊性之后,马克思开始将他早先关于社会矛盾以及内在历史逻辑的那些超历史的概念加以历史化。现在,他将它们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的概念,它们来源于“不稳定的”物质与社会要素的二重性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形式(如商品与资本)所具有的特点。在对《资本论》的分析中我将指出,这种二重性如何在马克思那里被外在化,并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依据一种历史特殊的矛盾来描述他的考察对象,并指出辩证法的基础源于支撑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那些独特社会形式的二重性质(劳动、商品、生产过程等),由此,他明确拒绝了一种关于人类历史的内在逻辑的理念,拒绝了任何超历史的辩证法形式,不论它是否包含了自然或是为历史所限。在马克思的成熟期作品中,历史辩证法并不来源于主体、劳动与自然的互动,也不来源于主体的“劳动”的物质对象化对其自身所进行的反思性工作;相反,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矛盾本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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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tin Nicolaus, Introduction, in Grundrisse, pp.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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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历史的辩证法必然具有某种本体论的基础,它要么是存有本身(恩格斯),要么是社会存有(卢卡奇)。然而,根据马克思的历史特殊分析,现实或一般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矛盾的与辩证的这一观念,现在被证明无法得到解释,不存在基础;它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定。①换句话说,在依据资本主义基本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来分析历史辩证法时,马克思已将其从历史哲学领域中移出,并置入了一种历史特殊社会理论的框架之中。
从超历史的起点转向历史特殊的起点意味着,不论是其各种范畴还是理论的形式本身都是历史特殊的。马克思转而开始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他自己的社会语境—诸范畴进行历史特殊性分析。鉴于马克思假定,思想是内嵌于社会之中的,由此,这一转向便包含了一种关于他自身的理论的历史特殊性的观念。考察对象的历史相对化同样反映在理论本身之中。
这就要求有一种新的、自我反思式的社会批判。其自身的立场无法被超历史地或是超验地给定。在这样一种概念框架中,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包括马克思的理论—具有绝对的、超历史的效力。同时,这种外在的、特权性的理论立场的不可能性,不应被理论形式本身所暗中取消。出于这一原因,马克思不得不以一种严格的内在性方式来建构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论述,使用这一社会自身所提供的概念来对其现状进行分析。批判的立场内在于其社会对象;它的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质,这一性质指向了其历史否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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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M. Postone and H. Reinicke, "On Nicolaus,"Telos 22 (Winter 1974-1975) pp.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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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方式应被理解为这样一种尝试:它试图发展一种批判分析的形式,这一形式既符合其考察对象的历史特殊性(也即其自身的语境),也反过来符合其诸概念的历史特殊性。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试图重构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整体性:他从一种单一的结构性原理—商品—出发,辩证地推演出货币与资本的范畴。就他的新的自我认识而言,这种论证方式本身表达了它所考察的社会形式的特殊性。举例而言,这种方式本身表明,资本主义的特质之一是,它作为一个均质的整体而存在,因此,它可以从一个单一的结构性原理出发而被推演出来。同时,论述的辩证性质也表明,各种社会形式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被建构起来,而这一方式本身就为辩证法奠定了基础。换句话说,《资本论》试图建构的论述并不具有一种独立于其考察对象的逻辑形式一其考察对象正是论述本身的语境。马克思这样描述这种论述方式: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
一种论证方式如果充分适于其自身的历史特殊性,就会呈现为一个“先验的结构”。马克思的论述的性质不应被认为是一种逻辑推演:它并非从某种不容置疑的第一原理出发推导出万物;这样一种论述形式暗含着一种超历史的立场。相反,马克思的论述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反思性的形式:其论述的出发点是商品,它被确立为社会形态的根本结构核心,商品的有效性不断地在论述的展开过程中被回溯性地证明:它能够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能够用来解释那些貌似与最初的范畴的有效性相矛盾的现象。也就是说,商品的范畴是以资本的范畴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分析的严谨与有力证明了它的有效性,而它正是这一分析的起点。马克思对这一过程的简要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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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 "Post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Capital, vol. 1,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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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做的分析仍然会包含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①
就此而言,马克思关于价值、自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的实际论述,应当依据《资本论》中各种范畴的充分展开来理解。也就是说,他在该书第一章中推衍出价值的存在的那些清晰论述并非意在—也不应被视为—“证明”价值的概念。②相反,这些论述被马克思呈现为这一社会特有的思想形式,而这一社会的深层社会形式正得到批判性的分析。在之后的部分中我将表明,这些论述—譬如对“抽象劳动”的最初规定—是超历史的;这就是说,它们已经被呈现为神秘化的形式。论述的形式也是如此:它代表了一种以笛卡尔为典型的思想模式,它以一种去语境化的、逻辑演绎的方式运作,揭示着变动的世界表象背后的“真实本质”。①换句话说,在我看来,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推论应当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思想形式(譬如现代哲学传统以及政治经济学)的一项持续的元评论的一部分。这一评论内在于其论述诸范畴的展开之中,因此必然把这些思想形式与其社会语境中的社会形式联系了起来。由于马克思的叙述方式试图内在于其对象,各种范畴便“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在这里,便是去语境化的。因此这一分析并未自居于其语境之外。只有在论述本身的过程中,这一批判才充分地显现出来,随着其考察对象的基本结构性社会形式的展开,这一论述展现出了其对象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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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 to L. Kugelmann, July 11, 1868, in MEW, vol. 32, pp. 552-553.
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各种商品形式必然有一种共同的非物质元素,由此,他“推衍”出了价值。他的推衍方式是去语境化的、本质化的:价值被演绎为所有商品所共通的实体的表达(此处指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实体”)。见Capital,vol.1, pp.12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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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论述的缺陷在于,马克思的反思性的内在路径很容易遭到误解。如果不将《资本论》理解为一种内在批判,那么人们就会认为,马克思是在肯定那些他试图批判的东西(譬如社会建构性劳动的历史特定作用)。
这一辩证论述模式意在成为一种充分适用于并能够表达其对象的论述模式。作为一种内在批判,马克思的分析之所以是辩证的,是因为它证明了它的对象是辩证的。概念在面对其对象时的这种充分性,意味着它既拒绝一种超历史的历史辩证法,又拒绝任何将辩证法作为一种可以应用于各种具体问题的普适方法的观念。事实上,如我们所见,《资本论》试图批判这种去语境化的、非反思的方法—不论它是辩证的(黑格尔)还是非辩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转向历史特殊性,也改变了辩证批判所表达的批判意识的性质。辩证批判的出发点被预设在它的结果之中。如前所述,对于黑格尔来说,辩证过程开始时的存有即是绝对精神,随着它的展开,它成为了其自身发展的结果。因而,当理论意识到它自身的立场之后,它所获得的批判意识就必然是绝对知识。①作为马克思的批判的出发点,商品同样预先假定了整体的充分展开;而其历史规定性则内含着整体性展开的界限。资本主义的本质社会形式标明了对象的历史性,它内含着把握了它的批判意识的历史性;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克服将同时带来对它的辩证批判的否定。因此,马克思转向资本主义基本结构性社会关系的历史特殊性,标志着他的批判理论的自反性历史特殊性—因而,两者使得内在批判脱离了绝对知识的桎梏,并开启了它批判性自我反思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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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约翰·帕特里克·默里指出,马克思推导价值的论证结构,和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对于抽象的、第一性的物质的推导很相似——物质是变化的蜂蜡表面之下的实体。同时,默里认为这一相似性表达了马克思的一个隐含的论点:见 John Patrick Murray,“Enlightenment Roots of Habermas' Critique ofMarx," The Modern Schoolman, 57, no. 1 (November 1979), p. 13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