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马克思指明了他自身的社会世界的矛盾性质，由此，他得以发展出一种具有认识论一贯性的批判，并最终超越早期唯物主义形式的困境。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三则提纲中描述了这种困境②：批判社会的理论假定人及其意识形式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因此，这一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它自身的存在可能性。马克思的批判将这一可能性置于其范畴的矛盾性质中，这些范畴意在表达其社会世界的本质关系结构。同时，它们也试图把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形式。因此，这一批判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内在的：它展现了其自身语境的非统一性，因此，这一批判得以将其自身解释为内在于它的分析对象的一种可能性。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个最有力量的方面，是它能够将自身作为其考察对象的一个历史特定方面，而非作为一种具有超历史效力的实证科学：后者构成了一个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因此是虚假的）例外，超越于其分析的各种社会形式与意识形式的互动影响之上。马克思的批判并未采用一个外在于其对象的立场，因此它是自我反思的，并具有认识论的一贯性。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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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知识与人类旨趣》(trans. JeremyShapiro[Boston,1971])中,哈贝马斯批评黑格尔将批判意识与绝对知识等同起来，认为这削弱了批判的自我反思。哈贝马斯认为，这一等同源自于黑格尔的下述假定：主体与客体(包括自然)之间是绝对统一的。然而，他并未进一步思考超历史的辩证法即使已将自然被排除在外———对认识论的自我反思所具有的负面意义。见p.19ff。

②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5: Marx and Engels: 1845-1847 (New York, 1976), p. 4.

第三节抽象劳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的分析位于其批判理论的核心，这一论点对于本书所给出的阐释具有关键意义。我已经指出，马克思的批判始于对商品作为一种具有二重性的社会形式的考察。他将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结构性社会形式的二重性的基础，建立在商品性劳动的二重性质上。在这里，我们必须对这种二重性质，尤其是被马克思称为“抽象劳动”的那一维度进行分析。

马克思区分了具体的、有用的劳动与抽象人类劳动，前者生产使用价值，后者构成价值。这一区分并非意指两种劳动，而是指商品社会中同一种劳动的两个方面：“由此可见，商品并不包含两种不同的劳动；但是，同一种劳动被规定为不同的并与自身相对立，取决于它是与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关，还是与作为其纯粹的客观表现的商品价值相关。”①不过，在讨论商品性劳动的这种二重性质时，马克思的内在论述模式使人们很难理解这一区分对他的资本主义批判分析而言所具有的重要性。此外，他在《资本论》第一章中对抽象人类劳动的定义也很成问题。它们似乎表明，抽象人类劳动是一种生物学的残余物，它被解释为人类生理机能的耗费。举例而言：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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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Marx, Das Kapital, vol. 1 (1st ed., 1867), in Iring Fetscher, ed., Marx-Engels Studienausgabe, vol. 2 (Frankfurt, 1966), p. 224.

② Capital, vol. 1, p. 137.

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这只是耗费人类劳动力的两种不同的形式。①

然而与此同时，马克思明确表示，我们所处理的是一个社会范畴。他将抽象人类劳动——它建构了商品的价值维度——称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②。因而，尽管作为使用价值，商品是物质的，但作为价值时，它们则是纯粹的社会对象：

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但是如果我们记住，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③

更进一步，马克思明确强调这一社会范畴应被理解为历史特殊的—正如前文引过的这一段落所说：“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④

然而，如果抽象人类劳动的范畴是一种社会规定，那它就不是一个生理学范畴。此外，我在第一章中对《大纲》的阐述和上述段落同样表明，将价值理解为社会财富的历史特殊形式，对马克思的分析而言相当关键。如果是这样，那么它的“社会实体”就不可能是一个超历史的自然残余物，普适于所有社会形态中的人类劳动。正如伊萨克·I.鲁宾（IsaakI.Rubin)指出：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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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p. 134-135.

②同上书，p.128（斜体由引者所为）。

③同上书，pp.138-139。

④ 同上书，p.174n34。

下述两者中只能有一者是正确的：第一，如果抽象劳动是人类机能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那么价值就同时具有一种物化的物质性。第二，如果价值是一个社会现象，那么抽象劳动也必须被理解为一个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形式相关联的社会现象。生理学概念上的抽象劳动，和它创造的价值的历史特性之间是不可调和的。①

于是，问题就成了如何超越马克思给出的对抽象人类劳动的生理学定义，并分析其内在的社会与历史意义。此外，一种充分的分析不仅需要表明抽象人类劳动具有社会性质，还必须考察价值背后的历史特定社会关系，以此解释为什么那些关系呈现为—因而被马克思表述为—生理学的，也即超历史的、自然的，因此是历史空洞的。换句话说，这一路径将把抽象人类劳动的范畴当作马克思的分析中的“商品拜物教”—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呈现为物的关系，因而似乎显得是超历史的背后最初与首要的规定来加以考察。这一分析将表明，对于马克思而言，即便是“价值”与“抽象人类劳动”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本质”范畴，也都是物化的—不仅它们的范畴性表现形式（如交换价值）是如此，在更为外在的层面上，价格与利润也是如此。这一点极其关键，因为它证明了，马克思在分析各种范畴性表现形式背后的本质形式时所使用的诸范畴，并不意在成为本体论的、具有超历史效力的范畴，相反，它们意在把握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形式。然而，由于它们的独特性质，这些社会形式呈现为本体论的范畴。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则是去揭示作为一种本质形式的抽象人类劳动“背后”的那种历史特殊的社会现实形式。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一特殊现实以这样一种独特形式存在:这一形式的基础是本体论的，因此不具有历史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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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Isaak Illich 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trans. Milos Samardzija and Fredy Perlman (Detroit, 1972), p. 135.

抽象劳动这一范畴对理解马克思的批判而言具有核心意义，卢乔·科莱蒂(LucioColletti)在他的《伯恩斯坦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①科莱蒂认为，当代状况已经证明了，由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提出的对劳动价值论的那种阐释是不充分的；它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简化成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由此导致了一种对经济领域的狭隘理解。②科莱蒂和鲁宾一样坚持道，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他的拜物教理论是一致的，而这一点很少为人所理解。我们必须要解释为什么劳动产品采取了商品的形式，以及为什么人类劳动表现为物品的价值。③对这一解释来说，抽象劳动的概念至关重要。然而，在科莱蒂看来，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考茨基、卢森堡、希法亭和斯威齐—都从未真正阐明这一范畴。抽象劳动或多或少地被处理为对各种形式的具体劳动的一种思想上的概括，而非对某种真实事物的表达。④然而，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价值也将同样变成一种纯粹的思想建构物。与此同时，庞巴维克就会是对的:他认为，价值就是一般化的使用价值，而非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与此具有质性区别的范畴。⑤

为了证明抽象劳动确实表达了某种真实的事物，科莱蒂考察了劳动的抽象化过程的起源与意义。其中，他尤其重视交换过程：他认为，为了交换他们的产品，人们必须使得产品彼此等价，这反过来导致了对各种具有物理差别的产品的抽象化，因此导致了对各种不同的劳动的抽象化。抽象劳动的这一形成过程是一个异化过程：这种劳动被从个体中分离出来，将自身独立为一种力量。据科莱蒂所看来，价值不仅独立于人们，同时也支配着人们。①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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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ucio Colletti, "Bernstein and the Marx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in From Rousseau to Lenin, trans. John Merrington and Judith White (London, 1972), pp. 45-110.

② 同上书，p.77。

③ 同上书，pp.77-78。

④ 同上书，pp.78-80。举例而言，斯威齐如此定义这个范畴：“正如马克思自己的用法所清楚地表明的，抽象劳动，简单地说，等同于劳动一般’。它是所有生产性人类活动所共有的。”（TheTheoryofCapitalist Development, p. 30.)

⑤ Colletti, "Bernstein and the Marx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p. 81.

科莱蒂的论述与本书的主张在某些方面是类似的。和卢卡奇、鲁宾、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Ollman）、德里克·塞耶一样，科莱蒂认为价值和抽象劳动都是历史特殊范畴，而马克思的分析所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形式和统治形式。然而，他并未真正为他对异化劳动的描述奠定基础，亦未进一步推进他的阐释所具有的内涵。科莱蒂并未从对抽象劳动的考察入手，开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更为根本的批判，因此，也未给出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以及资本主义劳动的核心意义的批判。这一工作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并认识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分析，事实上是在分析一种历史特殊的社会中介形式。只有发展出一种以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为核心的批判，科莱蒂—以及其他认同价值和抽象劳动的历史特殊性的理论家—才有可能在根本上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决裂。但是，科莱蒂依旧局限在从劳动的立场出发的社会批判之中：他写道，社会批判的作用，是对这个商品的世界进行“去拜物教化”，并由此促使雇佣劳动认识到，价值与资本的本质是其自身的对象化形式。②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科莱蒂在他文章的这一部分开头就批判了斯威齐的抽象劳动观，在这一部分的结论处，他却肯定性地引述了斯威齐在作为资本主义原则的价值和作为社会主义原则的计划之间所做的绝对的、历史抽象的对立。③也就是说，科莱蒂对抽象劳动问题的重新审视并未真正修正他所得出的结论：抽象劳动的问题事实上被简化为某种阐释细节。尽管他断言绝大多数对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阐释都是李嘉图式的，尽管他坚持作为异化劳动的抽象劳动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的核心意义，但到最后，科莱蒂却还是以一种更精致的方式再生产出了他所批判的那种立场。他的批判依旧是对分配方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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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olletti, "Bernstein and the Marx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pp. 82-87.

②同上书，pp.89-91。

③ 同上书，p. 92。

我们所面对的理论问题是去重新思考抽象劳动的范畴，以此为一种对生产方式的批判提供基础—换句话说，这种批判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确实存在根本区别，不论是以历史特殊形式，还是超历史形式。

第四节抽象劳动与社会中介

我们应当开始将马克思笔下的商品、价值、抽象劳动这些彼此关联的范畴当作一种特定的社会依赖形式来理解。（而非以某些宽泛的问题为起点—譬如，市场交换的规则是依赖于对象化劳动的相对价值量，还是关于有用性的考量，抑或其他要素。由此，我们的路径避免了将马克思的范畴过于狭隘地处理为政治经济学范畴，后者把他所试图解释的东西当成了自身的前提。）①一个以商品作为产品的一般形式，因而以价值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社会，具有一种独特的社会关联形式—人们并不消费他们自己的产品，他们生产并交换商品，以获得其他商品：

要成为商品，产品就不应作为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②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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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某种层面上，马克思的理论试图分析的是一个以产品的普遍可交换性为特征的社会底层的结构基础一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货物以及人与货物的关系，都已经是“世俗的”；也就是说，不同于许多“传统的”社会，所有的货物都被视作“对象”，人们在理论上可以在所有的货物中进行选择。这样一种理论与市场交换论有根本的不同，后者，不论是劳动价值论还是效用均衡理论，都以一种背景条件为前提，而这一前提正是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试图解释的。此外，我们看到，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意在为阐明资本的性质提供基础也就是说，他的理论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动力。我将说明，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动力根植于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辩证法，它无法被仅仅关注市场交换的理论所把握。

② Capital, vol. 1, p. 273.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关联形式，它缓慢、自发、偶然地出现在历史上。然而，一旦以这一新的关联形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得到充分发展（它发生在劳动力本身成为商品时）①，它就获得了一种必然的、系统性的性质；它逐渐瓦解、吸收、取代其他的社会形式，并扩张至全球。我所要分析的，正是这种关联形式的性质及其建构原理。在考察这一独特的关联形式以及劳动在它的建构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时，我将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最抽象的规定。一旦认识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有的财富形式、劳动形式、社会关系形式的最初规定，我就能够澄清他关于抽象社会统治的观念：我将分析这些形式如何以一种准客观的方式与个人相遇，如何导致了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以及一种内在的社会动力。②

在商品性社会中，个人的对象化劳动是人们获取他人所生产的产品的方式，人们为了获取其他产品而劳动。一个人的产品对他人而言就是一件货物，一个使用价值；对生产者来说，它是获取他人劳动产品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品才成为商品：它同时是他人的使用价值和生产者的交换方式。这标志着一个人的劳动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是一种为他人生产特殊货品的独特的劳动；而在另一方面，劳动独立于其特定内容，成为生产者获取他人产品的手段。换句话说，劳动成为商品性社会特有的获取物品的方式；生产者的劳动的独特性，相对于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所获得产品而言，是抽象的。一个人所花费的劳动的独特性质，与通过这一劳动所获得的产品的独特性质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关系。

这截然不同于下面这种社会形态：其中，商品生产与交换并未主宰一切，对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分配，还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如风俗习惯、传统纽带、公开的权力关系，或是有意识的决定。①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由公开的社会关系所分配。而在一个以商品形式的普遍性为特征的社会中，个人并不借由公开的社会关系的中介来获取他人生产的货品。相反，劳动本身—不论是直接地还是以产品形式出现—取代了这些关系，变成了获取他人产品的“客观的”手段。劳动本身构成了一种社会中介，取代了公开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一种新的关系形式登上了舞台：没有人消费自己所生产的东西，相反，每个人自己的劳动或劳动产品成为获取他人产品的必要形式。为了成为这样一种形式，劳动及其产品事实上取代了公开社会关系的这部分作用。因此，商品性劳动不再为公开的或“可见的”社会关系所中介，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它为其自身所建构的一系列结构所中介。在资本主义中，劳动及其产品中介了自身，它们社会地自我中介着。这一社会中介形式是独一无二的：在马克思理论的框架中，它有效地将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所有现存的社会生活形式区分开来，因此，相对于前者，后者可以被视为拥有了一种共通的性质—它们可以被认为是“非资本主义的”，不论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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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 274.

② 黛安娜·埃尔森同样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对象是劳动，同时，借由他的抽象劳动的范畴，马克思试图分析社会形态的基础，而在这一社会形态中，生产过程主宰了人，而非相反。然而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她并未质疑对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关系的传统理解。见DianeElson,“TheValueTheoryof Labour," in Elson, ed., Value: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bour in Capitalism (London, 1979), pp. 115-180。

在生产使用价值时，资本主义劳动可以被视为一种以特定方式对物质进行转化的有目的的活动—它被马克思称为“具体劳动”。劳动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所具有的功能被他称为“抽象劳动”。所有社会中都有那种被我们视为劳动的东西（尽管它们并非都以具体劳动这一范畴所指代的那种一般的“世俗”形式所出现），但抽象劳动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因此，它需要更为详尽的考察。我已经清楚地指出，抽象劳动的范畴既不指向一种独特的劳动类型，也不指向一般的具体劳动；相反，它除了作为一种生产活动所具有的“普通的”社会功能外，还表达了资本主义劳动特有的一种社会功能。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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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尔·波兰尼同样强调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独特性：在其他社会中，经济内嵌于社会关系，而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社会关系内嵌于经济体系。见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YorkandToronto,1944),p.57。然而，波兰尼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于市场。他认为，完全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标志是，它是建立在一个幻觉上的：人类劳动、土地和货币被当作商品对待，但它们并不是商品（p.72)。由此，他提出，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的存在，多少是一种社会“自然”现象。这种常见的理解与马克思的不同，对马克思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自然地”是商品；同时，商品的范畴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历史特殊形式，而非物品、人或是货币。事实上，这一社会关系形式首要地指代一种历史特定的社会劳动形式。波兰尼隐含的社会本体论，及其对市场的排他性关注，使焦点偏离了对“客观的”社会关系形式，以及对资本主义特有的内在历史动力的思考。

当然，一切社会形态中的劳动都具有社会性，但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指出的，仅仅考虑它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无法充分把握它的社会性质的。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行为之所以是社会的，是因为它们内嵌于公开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这一网络是这些社会的结构性原理，各种劳动都借由这些社会关系而获得其社会性。①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上，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个人的、社会公开的、具有特定性质的关系（这些性质根据社会群体、社会地位等的不同而不同）。由此，劳动行为被规定为社会公开的、具有特定性质的行为；社会关系，也即劳动所处的语境，赋予了各种劳动以意义。

在资本主义中，劳动自身构成了一种社会中介，取代了上述关系网络。这意味着，劳动的社会性质并非由公开的社会网络所赋予；相反，由于劳动中介自身，它便既建构了一种社会结构以取代公开的社会关系系统，又为自身赋予了社会性。这一自反性的能力既规定了劳动自我中介的社会性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又规定了这一社会中介所结构的社会关系所具有的独特性质。我将表明，资本主义劳动的自我奠基的能力赋予了劳动、劳动产品以及它所建构的社会关系以一种“客观的”性质。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资本主义劳动的社会性，都被劳动的社会功能所规定，这一功能取代了公开社会关系的作用。换句话说，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的劳动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使得在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得以为其自身的社会属性奠定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劳动变成了其自身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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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p. 17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