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劳动在构成一种自我奠基性的社会中介的同时，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类型的社会整体—一种整体性。要阐明整体性这一范畴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普遍性形式，就需要思考与商品形式相关那种一般性。每一个生产者所生产的商品既是独特的使用价值，又具有社会中介的功能。商品的社会中介功能独立于其特定的物质形式，这对所有商品而言都是如此。在这意义上，一双鞋与一袋土豆是一样的。因此，每一件商品既是特殊的（作为使用价值)，又是普遍的(作为社会中介)。劳动及其产品是非中介的，它们的社会属性与社会意义由直接社会关系所赋予，因此，它们具有了两个维度：它们既具有质的特殊性，同时又具有一种内在的普遍维度。这一二重性与如下状况相呼应：劳动（或它的产品）由于其质的特殊性而被购买，却作为一种普遍手段而被出售。因而，商品性劳动既是特殊的（作为具体劳动，一种创造特殊使用价值的特定活动），又是社会普遍的（作为抽象劳动，一种获取他人货品的手段)。

对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的这一初步规定不应脱离其语境来理解，好像所有具体劳动形式都是普遍的劳动形式。这种说法不具有分析性，因为它可以用来指代一切社会中的劳动行为，甚至是那些商品生产仅仅具有边缘意义的社会。总之，所有的劳动形式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劳动。但是，这种含糊的阐释未能也不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因为对马克思来说，抽象劳动与价值正是为这一社会形态所特有的。赋予资本主义劳动以普遍性的不仅仅是以下这样的老生常谈，即它是各种特定工作形式的共同名称；而且，正是劳动的社会功能赋予了它以普遍性。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劳动从其产品的特殊性中抽象出来，由此，也从其自身的具体形式的特殊性中抽象出来。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抽象劳动的范畴表达了这一真实的社会抽象过程，它并非简单地基于一种概念的抽象过程。作为一种构成了社会中介的实践，劳动即是劳动一般。此外，在我们所处理的社会中，商品形式已经被普遍化了，因此，它具有社会规定性；所有生产者的劳动都成为获取他人产品的手段。因此，“劳动一般”以一种社会普遍的方式成为了一种中介行为。然而，劳动，作为抽象劳动，不仅因为它在所有生产者间建构了一种中介而是社会普遍的，同时这一中介的性质也是社会普遍的。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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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需要做进一步的阐述。所有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归总在一起，是各种具体劳动的集合；其中每一种都是整体的一个特殊部分。同样，它们的产品也以使用价值的形式，显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①。与此同时，它们所有的劳动都构成了社会中介；但是，因为每一个单独的劳动都和其他劳动一样，具有同一种社会中介功能，它们的抽象劳动归总在一起，没有构成庞大的各种抽象劳动的堆积，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中介—换句话说，即社会整体抽象劳动。它们的产品因此构成了一种社会整体中介—价值。这一中介之所以是普遍的，不仅因为它联结起了所有生产者，更因为它的性质是普遍的—抽象于所有的物质特殊性以及所有的公开社会特性。因此，这一中介在个人层面和社会整体层面上都具有同样的普遍性。从社会整体的视野来看，个人的具体劳动是特殊的，是一个异质性整体的一部分；然而，作为抽象劳动，它是一个均质的、普遍的社会中介的个体化环节，这一中介建构了一种社会整体性。②这一具体与抽象的二重性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特有的。

在证明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区别之后，现在我可以修正我在前文中关于劳动一般的论述了，我将指出，社会关系的商品形式建构了具体与抽象这一二重性，它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普遍性。我已经勾勒了抽象普遍维度的性质，它根源于劳动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的功能：一切形式的劳动与劳动产品都被等价起来了。然而，劳动的这一社会功能同时在特殊的劳动与劳动产品间建立了另一种普遍性形式它将它们都归类为劳动与劳动产品。因为任何一种特殊劳动都能起到抽象劳动的作用，任何劳动产品都可以作为商品，因此，那些在其他社会中未必会被归入同一类别的活动与产品，在资本主义中被归为同一类别，成为（具体)劳动的各种变体或是特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由抽象劳动所历史地建构的抽象普遍性同样将“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打造成了普遍范畴；但是，构成这一普遍性的，是一个异质的整体，由特殊性构成，而非一种均质的整体性。在思考资本主义社会中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普遍性形式与特殊性形式的辩证法时，我们必须牢记这两种形式的普遍性，即整体性与整体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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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Capital, vol. 1, p. 125.

②应当指出，与萨特的阐释相对立，这一阐释并不本体论地确立“环节”和“整体性”的概念。一般而言，它并不主张整体应被把握为存在于其诸部分之中。见 Jean-Paul Sartre, Critique ofDialecticalReason (London,1976), p. 45。然而，与阿尔都塞不同，这一阐释也不本体论地拒绝这些概念。见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New York, 1970), pp. 202-204。相反，它认为环节与整体性的关系是历史地建构的，是社会形式的独特属性的结果：马克思以价值、抽象劳动、商品与资本的范畴对这些形式进行了分析。

社会并不简单地是个人的集合，它是由社会关系构成的。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具有核心重要性的是这样一种看法，即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关系，与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公开的社会关系形式—如亲缘关系、个人关系或直接统治关系—截然不同。后一类关系不仅是社会公开的，它们还具有质的特殊性；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底下，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抽象的、均质的关系。

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状况与此不同。公开的与直接的社会关系确实依旧存在，但资本主义社会在根本上是由一种新的、深层的社会关联形式所结构的，这种形式无法被充分地把握为公开的人与群体（包括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①马克思的理论当然包括了对阶级剥削与统治的分析，但它也超越了对资本主义中不平等的财富与权力分配的考察，并试图去把握其社会机理，其独特的财富形式，及其内在的统治形式的本质。

对马克思而言，这一社会结构之所以如此独特，正是因为它是由劳动、由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所建构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关系仅仅以劳动为中介而存在。由于劳动是一种必然将自身对象化为产品的活动，商品性劳动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的功能便不可避免地与这一对象化行为交织在一起：商品性劳动一面将自己作为具体劳动对象化为特定使用价值，一面将自身作为抽象劳动对象化为社会关系。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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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尽管阶级分析对马克思的批判计划来说依旧是基础的，然而，对作为社会形式的价值、剩余价值和资本的分析，却无法通过阶级范畴得到充分把握。局限于阶级考量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将会导致对马克思的批判的社会学还原。

在马克思那里，现代社会或曰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之一是：由于作为这一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社会关系是由劳动所建构的，这些社会关系便只能以对象化的形式存在。它们具有一种独特的客观性与形式性，它们不是公开的社会关系，它们的特点在于具体与抽象、特殊与均质普遍的一个整体化的二律背反式二重性。商品性劳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不以一种社会公开的方式将人们彼此联结；相反，劳动建构了一个客观化的社会关系领域，它具有一种表面的非社会的、客观的性质；同时，如我们所见，它不同于并对立于个人及其直接关系的社会总和。①因为资本主义形态特有的社会领域是客观化的，它便无法依据具体的社会关系而得到充分的把握。与对象化在商品中的两种劳动形式相呼应的，是两种社会财富形式：价值与物质财富。物质财富是产品及其量与质的一种功能。作为一种财富形式，它是各种类型的劳动的对象化表达，也是活跃的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表达。然而，究其本身而言，它既未建构人们之间的关系，亦未规定其自身的分配。因此，物质财富作为一种支配性的社会财富形式而存在，便意味着中介了它的那些公开的社会关系形式的存在。

另一方面，价值是客观化的抽象劳动。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它是一种自我分配的财富形式：商品的分配又似乎受到内在于它本身的东西—价值—的影响。由是，价值是一个中介范畴：它既是一种历史特定的、自我分配的财富形式，又是一种客观化的、自我中介的社会关系形式。如我们所见，价值的量与物质财富的量截然不同。此外，如上所述，价值是一个社会整体性的范畴：商品的价值是客观化的普遍社会中介的一个个体化环节。由于它以客观化的形式存在，这一社会中介便具有一种客观性，它不是社会公开的，抽象于所有特殊性，同时，它也独立于直接的人际关系。作为社会中介的劳动带来了一种社会纽带，由于它们的性质，它们并不依赖于直接社会关系，相反，它们可以隔着空间与时间的距离而发挥作用。作为抽象劳动的客观化形式，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本质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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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Grundrisse, pp. 157-162.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商品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价值，因此，它是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的物质客观化—它既是具体劳动，又是一种社会中介活动。它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结构性原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这二者的客观化形式。商品既是产品，又是一种社会中介。它不是一种具有价值的使用价值，相反，作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物质客观化，它是一种作为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它具有交换价值。劳动形式及其产品中的实体维度与抽象维度的这种同步性，是资本主义的各种二律背反性对立的基础，同时，我将表明，它也是其辩证性及其根本的矛盾性的基础。商品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有质的特殊性又有量的普遍均质性。由于这种两面性，商品成为资本主义根本性质的最基本表达。作为一个对象，商品拥有一种物质形式；作为一种社会中介，它是一种社会形式。

在考量了马克思的批判范畴的最初规定后应当指出，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商品、价值、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并未在“微观”层面的考察和“宏观”层面的考察间做出截然的区分，相反，它在社会整体的层面上分析结构化的实践形式。对资本主义特有的根本社会中介形式的这一社会分析层面，引出了一种关于主体性形式的社会历史理论。这一理论是一种非功能主义理论，它并不试图仅仅将思想建立在社会地位或社会利益之上。相反，它对思想，或更广义地说，对主体性的分析所依据的，是社会中介的历史特定形式，也即它依据的是构成了社会世界的日常生活实践的特定结构形式。①在这一框架内，即使是像哲学这样看似远离直接社会生活的思想形式，也能被分析为一种社会地、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形式因为这一思想模式本身可以依据历史特定的社会形式来理解。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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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指出，马克思展开其批判理论诸范畴的方式，可以被视为一种元评论，其对象则是普遍的哲学思想的社会建构，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对黑格尔来说，绝对精神，即主一客范畴的整体性，为自身奠定基础。作为“主体”这一自我运动的“实体”，它既是一种自因（causa sui)，又是自身发展的终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证明，商品性社会的内在形式为下述这些观念建构了社会语境：它们包括本质与表现的差异、实体这一哲学概念、主客二元论、整体性的概念，以及在资本范畴的逻辑层面，包括了主一客同一体的辩证展开。②他对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它既是生产活动又是社会中介—的分析，使他得以将这一劳动理解为一种非形而上学的、历史特殊的“自因”。因为这种劳动中介自身，为自身（社会地)奠定基础，因此，它在哲学意义上便具有“实体”性。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明确地将抽象人类劳动的范畴与“实体”这一哲学术语相连，它表达了由劳动所建构的一种社会整体性。社会形式之所以是整体性的，是因为它不是各种特殊性的集合，相反，它是由一种以其自身为基础的普遍的、均质的“实体”所建构的。由于整体性为自己奠定基础，自我中介，并且是客观化的，它便以一种准独立的方式存在。我将表明，在资本范畴的逻辑层面上，这一整体性是具体的、自我运动的。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形式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也即绝对主体的那些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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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依据马克思的理论，社会实践的特定结构化形式建构了现代社会生活。在本书中，我将开始勾勒这一理论的主体性维度的各个方面，但是，我将不会讨论语言在主体性的社会建构中所扮演的可能角色—不论是以(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相对性假说的形式，还是话语理论。关于将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思想形式与语言形式联系起来的尝试，见 Edward Sapir, Language (New York, 1921)和Benjamin L. Whorf,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Cambridge, Mass., 1956)。语言并不简单地传达事先存在的思想，而是共同规定了主体性，这一理念只有在如下基础上才能和社会与历史分析联系起来：语言与社会的理论引入这一中介的方式，正是它们理解它们的对象的方式。我在这里的首要目的，是阐明一种社会理论路径，它关注社会中介形式，而非社会群体、物质利益及其他。这样一种路径将作为一个起点，来思考现代世界的社会与文化的关系，这一思考将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传统对立这一对立被描述为经济学或社会学的社会理论与观念论的话语和语言理论之间的对立。由此产生的社会理论，与更为传统的“唯物论”路径相比，将具有更为内在的能力，来处理语言学导向的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同时，它也内在地要求关于语言与主体性之关系的理论能意识到，并且能够内在地处理历史特殊性的问题和大规模持久性的社会转型的问题。

② 哲学在希腊的兴起，在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等人看来，关联着公元前6至前5世纪铸币制度的发展和商品形式的扩张。见 Alfred Sohn-R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Frankfurt, 1972);George Thomson, The First Philosophers (London, 1955); 以及 R. W. Müller, Geld und Geist (Frankfurt, 1977)。索恩-雷特尔著作的英文修订本，见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trans.Martin Sohn-Rethel(Atlantic Highlands,N.J.,1978)。但是，索恩-雷特尔并未区分如下两种情况：第一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阿提卡，商品生产已经广为流传，但绝非支配性的生产形式；第二是资本主义，其中商品形式统治一切。因此，他未能如卢卡奇所强调的那样，在希腊哲学与现代理性主义间做出社会区分。在卢卡奇看来，前者“对物化（这一普遍存在形式)的某些方面并不陌生[但从未经历过这些]；它一脚跨入了物化世界，而另一只脚依旧留在‘自然的’社会中”。后者的特征是“它日益坚定地认为，它已经发现了联结起一切人类所遇到的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原理”(Historyand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1971], pp. I11, 113)。然而，由于他关于“劳动”的假定，以及他对总体性的肯定，卢卡奇自己对资本主义时代的认识也并不足够具有历史性：他的分析未能指出，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的辩证展开这一理念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的表达；相反，他将其阐释为一种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思想形式的观念论版本。

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处理社会范畴；相反，他依据他所分析的社会形式的独特性质来处理哲学范畴。依此路径，社会范畴的性质以一种实体化的形式被表达为哲学范畴。譬如说，他对资本主义劳动二重性的分析，隐含地将自因性当成了一种历史特殊的社会形式，而非绝对精神的特性。这提示了一种对传统哲学思想—它要求将自因性原理作为其出发点—的历史阐释。马克思的范畴，和黑格尔的范畴一样，依据一种主一客同一体的展开来把握主体与客体的建构。不过，在马克思的路径中，这一同一体是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范畴性形式所规定的，这些形式根源于商品性劳动的二重性。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试图用他的整体性这一概念来把握的东西，并不是绝对的与永恒的，而是历史规定的。自因并不真实存在，它是社会的；同时，它也并非其自身发展的真正终点。这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终点：克服资本主义意味着废除—而非实现—“实体”，废除劳动在建构社会中介时的作用，以及废除整体性。

总结一下：在马克思的成熟期著作中，劳动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这一观念，并不简单地意指物质生产总是社会生活的前提这一事实。它同时意味着，如果将生产仅仅理解为物品的生产，那么生产并不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特殊规定性领域。一般地说，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不应仅仅依据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来理解。在劳动作用下的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当然是任何社会中的生存前提，但是，一个社会同时也被其社会关系的性质所规定。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特质正在于这一事实：它的根本社会关系是由劳动所建构的。资本主义劳动不仅将自身对象化为物质产品—切社会形态都是如此，同时，它也将自身对象化为客观化的社会关系。借由这一二重性，它将客观的、准自然的社会领域建构为一种整体，这一整体无法被简化为直接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我们也看到，它对立于作为一个抽象他者的个人与群体的集合。换句话说，商品性劳动的二重性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劳动领域中介着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在其他社会形态中以公开社会互动领域的方式而存在。由此，它建构了一个准客观的社会领域。它的二重性表明，资本主义劳动具有一种为其他形态中的劳动所没有的社会综合性质。①劳动本身并不建构社会；然而，资本主义劳动才真正建构了这一社会。

第四章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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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抽象劳动与异化

我们已经看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本质社会关系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在于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它可以由一个单一的结构性形式—商品—出发而推演出来。这一论点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个重要维度，本书试图从这一基本形式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特征进行理论重构。从劳动的范畴和劳动作为一种社会中介这一首要规定出发，马克思展开了货币与资本的范畴，以此进一步给出资本主义整体的其他规定。他在这一过程中表明，资本主义特有的以劳动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形式，并非仅仅建构了一个社会网络来定位、联结个人；相反，这一中介一我们先前将它分析为一种获得他人产品的手段—自身获得了生命，它独立于它所中介的个人。它发展成一种超越并对立于个人的客观体系，并日益规定着人类活动的目的与方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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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我将进一步阐明，对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具有的二重性的分析表明，在由哈贝马斯的《知识与人类旨趣》(trans. Jeremy Shapiro[Boston, 1971])一书引发的辩论中的两种立场—劳动这一社会范畴是否具有足够的综合程度，来满足马克思对它的所有要求，或者说，概念上，劳动的领域是否需要辅之以一个互动的领域—都以一种不加区分的超历史方式，将劳动处理为“劳动”，而非如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分析的那样，依据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的、历史独特的综合性结构来处理劳动。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分析并未在概念上以一种物化的方式，将这一社会“体系”的存在作为本体论前提。相反，我已经表明，它将现代生活根本结构的这一体系状的性质，建立在社会实践的特定形式的基础上。在根本上定义了资本主义的那些社会关系具有“客观”性，并构成了一个“体系”，这是因为它们是由劳动这一历史特殊社会中介活动所建构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由一种抽象的、同质的、客观化的实践形式所建构的。反过来说，社会互动所依据的条件，正是这些根本结构的表现形式，是这些社会关系展现、塑造直接经验的方式。换句话说，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体系与行动之间的互相建构，这一分析并未将体系与行动间的对立确立为超历史的存在，而是将这一对立及其双方的基础定立在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定形式之中。

由抽象劳动所建构的这一体系象征着一种新的社会统治形式。它带来了一种社会强制形式，其非个人的、抽象的、客观的性质在历史上都是新的。这一抽象社会强制的首要规定在于，个人为了生存而被迫去生产与交换商品。与奴隶或农奴的劳动不同，这一强制并不受直接社会统治的影响；相反，它是“抽象的”“客观的”社会结构的产物，并代表着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统治形式。在根本上，这一统治形式并不以任何个人、阶级或机构为基础；它的最终来源，是特定社会实践形式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结构性社会形式。①社会作为一个准独立的、抽象的、普遍的他者而对立于个人，并对他们施以非个人的强制。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将这一社会建构为一个异化结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范畴，价值的范畴也是异化的社会结构的首要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异化结构是同一的。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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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本书中，我不会讨论如下两者的关系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建构，它是具有一种内在历史动力的社会整体性；二是这一社会特有的各种社会生活领域日益增长的区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处理,见 Georg Lukács, “The Changing Fun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History and ClassConsciousness, esp. p. 229ff

众所周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马克思主张劳动将自身对象化为产品这一过程未必是异化过程，并批评黑格尔没有在异化与对象化之间做出区分。③不过，我们如何理解异化与对象化的关系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劳动。如果我们从一种超历史的“劳动”观念入手，那么对象化与异化的关系就必然被建立在外在于对象化活动的因素上——譬如财产关系，也即直接生产者是否能够处置他们自己的劳动及其产品，或者资产阶级是否占有了它们。这样一种关于异化劳动的观念并未充分地把握住我所分析的那种社会建构的抽象必然性。然而，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异化根源于商品性劳动的二重性，由此，它内在于这一劳动本身的特性中。它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的作用被外在化为一个独立的、抽象的社会领域，对建构了它的人们施以非个人的强制形式。资本主义劳动导致了一种支配这一劳动的社会结构。这一自我产生的自反性统治形式就是异化。

对于异化的上述分析内含着另一种理解对象化与异化之差异的方式。在马克思的成熟期著作中，这一差异并非源于对具体劳动及其产品的处置方式；相反，他的分析表明，对象化事实上就是异化—只要劳动对象化为社会关系。不过，这种同一性是历史特定的：它是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质的产物。因此，它具有被克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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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的理论依据商品与资本的社会形式对统治形式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路径，来处理被福柯视为现代西方社会之特征的非个人的、内在的、普遍的权力形式。见Discipline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1977)。

②在伯特尔·奥尔曼对异化观念这一马克思的批判的核心结构原则所做的精细而详尽的研究中，他也将价值范畴阐释为一种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把握为异化关系的范畴。见Alienation(2d ed.,Cambridge, 1976), pp. 157, 176。

③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Marx and Engels: 1843-1844 (New York, 1975), pp. 329-335, 338-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