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商品表现为简单的货品或产品，这一点反过来影响了价值与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概念。这也就是说，商品似乎不是价值，不是一种社会中介，而是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价值不再明确表现为一种物质化为商品的特定的财富形式，一种客观化的社会中介。正如商品表现为由货币中介的货品，价值也表现为（超历史的)财富，在资本主义中由市场所分配。由此，问题就不再是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介的性质，而是去分析交换率的规定。这样，人们便开始争论交换率在根本上是由外在于商品的因素决定的，还是由内在于商品的因素决定的，譬如进入产品中的相对劳动量。然而不论结果如何，社会形式的特殊性—即价值是一种客观化的社会中介——已经被模糊了。

如果说价值被视为由市场中介的财富，同时，这一财富由劳动所建构，那么，在产品交换之中，建构价值的劳动就仅仅是一种创造财富的劳动。换句话说，如果，由于它们的外在形式，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形式的规定性质没有被把握住，那么，即使价值被视为商品的属性，这种商品也不是一种社会中介，而是一种产品。因而，价值似乎是由作为生产性活动的劳动所创造的（这种劳动生产出货物和物质财富），而非由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的劳动所创造的。撇开其具体特殊性，劳动显然创造价值，因此，它就显得好像仅仅依赖其作为一般生产性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就能做到这一点似的。于是，价值就似乎是由劳动本身的耗费所建构的。就劳动的历史特殊性而言，它是一种对由“劳动”的耗费所建构出来的东西的分配形式。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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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p. 188-243.

劳动的独特社会功能决定了对劳动的无差别耗费能够建构价值，然而，这一功能无法被直接地呈显出来。我已经指出，我们无法在它的必然的对象化形式“背后”找到它，相反，人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价值似乎是由劳动的单纯耗费所建构的，却不会涉及使劳动得以建构价值的那种功能。物质财富和价值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这一区别根植于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由社会关系所中介的劳动和资本主义中由劳动自身所中介的劳动这两者间的区别。换句话说，当商品呈现为具有交换价值的货物，并由此价值呈现为由市场中介的财富时，创造价值的劳动便不再呈现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而是呈现为一般的创造财富的劳动。因此，劳动似乎仅仅以其自身的耗费便创造了价值。抽象劳动因而在马克思的内在分析中仿佛呈现为一种所有社会中的所有人类劳动形式的“基础”：肌肉、神经等的耗费。

我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事实上是作为社会关系之中介的劳动所具有的历史特殊功能。然而，在马克思的论述框架中——它已然内在于诸范畴形式中，并从商品出发，考察其价值的源头—抽象劳动的范畴呈现为对劳动本身的表达，对一般的具体劳动的表达。在这一内在分析中，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定“本质”呈现为一种生理学的、本体论的本质，一种遍及所有社会的形式：“劳动”。在马克思那里，抽象劳动的范畴由此成为拜物教这一概念的首要规定：因为资本主义的深层关系由劳动所中介，因此它们是客观化的，并不呈现为历史特殊的与社会的，而是呈现为具有超历史效力、具有本体论根基的形式。资本主义劳动的中介性质以生理劳动的外表出现，而这正是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根本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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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劳动的中介功能的外在表现被拜物教化为劳动一般，从表面价值来看，它是各种被我称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从“劳动”的立场出发的社会批判的起点。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有可能被转化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借由其“生产范式”所肯定的东西；这一可能性根植于这样一种情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内核所具有的必然表现形式，可以被实体化为社会生活的本质。由此，马克思的理论指向了一种对生产范式的批判，借由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形式，它可以把握住这一范式的历史“理性内核”。

这一对抽象人类劳动范畴的分析详细地阐明了马克思的批判的内在性质。他对这一范畴的生理学定义，是从资本主义自身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形式表现了它们自身。这一批判并不站在其对象之外，相反，它依赖于各种范畴及其矛盾自身的充分展开。就马克思的批判的自我理解而言，把握了社会关系形式的那些范畴，同时也是社会客体性与主体性的范畴，它们本身就是这一社会现实的表现。它们不是描述性的，也即不是外在于它们的对象的，因此，它们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偶然的。正是由于这一内在性质，马克思的批判才会如此容易被误解，脱离了自身语境的引文与概念很容易被用来建构一种肯定性的“科学”。①对马克思的传统阐释与对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化的理解是彼此呼应、互相关联的。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批判中的物是社会的—是社会关系形式。在劳动的中介下，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维度只能以对象化的形式出现。马克思的分析揭示了物化形式的历史与社会内容，由此，它也可以用来批判各种将劳动及其对象的诸形式加以实体化的唯物主义。他的分析同时为唯心论与唯物论给出了一种批判：它将这两者的基础放在了历史特殊的、物化的、异化的社会形式中。

第四章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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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就忽视了马克思的批判的内在性质。他认为，这一性质是形而上学的，包含了对劳动的本体论化。见 Cornelius Castoriadis,“From Marx to Aristotle,”Social Research45, no.4,(Winter 1978), esp. pp. 669-684。卡斯托里亚迪似乎将马克思的否定批判理解成了一种肯定的科学，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批评。卡斯托里亚迪并未考虑到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与其商品拜物教观念之间的关系，并错误地赋予了马克思一种难以置信的前后矛盾。他认为，在《资本论》的同一章节中，马克思持有一种在讨论拜物教时所批判性地分析了的准自然的、非历史的立场。

第七节社会关系、劳动与自然

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形式并不公开地显现出其社会性，并因而表现出完全不具有社会性的、“自然的”样子—此处所涉及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自然之观念。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不仅为理解社会世界提供了条件，同时，本书的分析认为，它也为理解自然世界提供了条件。在前文中我讨论了马克思关于主体的社会历史理论，为了推进这一讨论，它同时给出了一种方法，来处理自然的概念及其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只能在这里稍稍涉及一下），现在我将进一步考察资本主义关系的准客观性质，为此，我将简单地讨论一下劳动及其对象被赋予的意义问题。

作为讨论的前提，我将先以高度简单化的方式，对比一下传统社会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如前所述，在传统社会中，劳动行为及其产品由公开的社会关系所中介，并内嵌于上述关系。而在资本主义里，劳动及其产品中介自身。在一个劳动及其产品内嵌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中，它们的社会性质由这些关系所赋予—而各种劳动被赋予的社会性质似乎是内在于它们的。在这种状况下，生产性活动并不作为单纯的手段而存在，工具和产品也不表现为纯粹的对象。相反，在社会关系的作用下，它们充满了似乎是内在于它们的意义与内涵—不论是社会公开的还是准宗教的。①

这导致了一次重大的颠倒。被社会关系所无意识地规定的行为、工具或对象，由于它所具有的象征性，似乎具有了一种社会规定性。譬如说，在一个严格的传统社会框架里，对象或行动似乎表现出并规定了社会位置与性别定义。②传统社会中的劳动行为并不简单地表现为劳动，相反，每一种劳动形式都富于社会性，表现为社会存在的一种独特规定。这类劳动形式与资本主义劳动截然不同：它们无法被充分地理解为工具性活动。此外，这种劳动的社会性质也不应混同于我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劳动的特定社会性质。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并不建构社会，因为它不具有商品性劳动所特有的独特综合性质。尽管这种劳动是社会的，但它并不建构社会关系，而是被社会关系所建构。传统社会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当然被视为是“自然的”。但是，这一自然概念与商品形式主导的社会中的自然概念截然不同。传统社会中的自然被赋予了与传统社会特有的社会关系同样的性质：它在“本质上”是错杂的、个人化的、非理性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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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见马尔库斯对直接公开的规范、社会结构，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对象与工具之间关系的精彩讨 论。见 Gyórgy Márkus, "Die Welt menschlicher Objekte: Zum Problem der Konstitution im Marxismus, in Axel Honneth and Urs Jaeggi, eds., Arbeit, Handlung, Normativität (Frankfurt, 1980), esp. pp. 24-38。

②举例而言，马尔库斯提到了这样的社会，其中属于一个群体的对象甚至不会被其他群体所触碰譬如男人的武器不会被女人与儿童所触碰（同上书，p.31)。

如我们所见，资本主义的劳动并非以社会关系为中介，相反，它本身构成一种社会中介。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赋予劳动以意义与内涵，那么在资本主义中，劳动赋予了它自身以及社会关系以一种“客观的”性质。在其他社会中，公开的社会关系赋予劳动以各种独特意义；而当劳动开始中介自身，并由此否定那些意义时，上述客观性质就被历史地建构起来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当客观化社会活动自反性地对自身进行社会规定时，一种非社会公开的“意义”就历史地出现了，而这种意义就是客观性。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传统社会的社会关系所规定的劳动、工具与对象，反过来具有了一种社会规定性。在资本主义中，劳动及其产品创造了一个客观社会关系的领域：它们事实上是有社会规定性的，虽然看上去并非如此—它们看上去是纯粹“物质的”。

后一种颠倒值得进一步考察。我已经表明，资本主义劳动的独特中介作用必然表现为客观化的形式，并且不直接表现为劳动的一项特质。相反，因为资本主义的劳动为自身赋予了社会性，它便仅表现为劳动一般，褪去了传统社会中的各类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的光环。悖论的是，恰恰因为资本主义劳动的社会维度是自反性地建构的，并且，它不是由公开社会关系所赋予的特质，所以，这种劳动并不表现为它在这一社会形态中实际所是的那种中介活动。相反，它仅仅表现出它的一个维度，即具体劳动：一种以工具性的方式进行社会运用、社会管理的技术活动。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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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卢卡奇给出了这种对自然概念的分析：见“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Proletariat,”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 128。

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一“客观化”过程，同时也是商品这一社会客体的悖论性的“世俗化”过程。商品作为一个客体并非从社会关系中获得其社会性质，它内在地就是一个社会客体（意思是，它是一种物质化的社会中介），然而，它却表现为一个单纯的物。如上所述，尽管商品同时是使用价值与价值，后一个社会维度却以一般等价物的形式（货币)外在化了。商品“分身”为商品和货币，其结果是，货币表现为抽象维度的客观化，而商品则表现为一个单纯的物。换句话说，商品本身是一种物质化的社会中介这一事实意味着，已经不存在公开的社会关系可以为客体赋予一种“超物的”(社会的或是宗教的)意义了。作为一种中介，商品本身就是一种“超物之物”。因而，中介维度的外在化，导致商品表现为一种单纯的物质客体。①

劳动及其产品的这种“世俗化”，是下述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一种具有双重性质——具体物质性与抽象社会性——的社会中介瓦解并改造了传统社会关系。具体物质维度的增长与抽象物质维度的建构步调一致。因此，我们清楚地看到，随着与公开社会关系和统治形式相关联的各种规定与局限被克服，人类现在能够自由地处置他们的劳动。资本主义劳动并未真正从无意识的社会规定中解放出来，它自身成为了这一规定的中介。因此，人们面临着一种新的强制，其基础正是那克服了传统社会形式的压迫性关系的东西：由劳动所中介的异化的、抽象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所构成的约束框架是“客观的”，貌似非社会的，在其中，自我规定的个人追逐着他们的利益同时，这里的“个人”与“意义”似乎是被本体论地给定的，而非社会地建构的。也就是说，一种新的社会语境被建构起来，它看上去既不是社会的，也不具有语境。简单地说，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语境化形式是一种明显的去语境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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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一抽象分析层面，我不会涉及资本主义中使用价值所具有的意义问题。在我看来，对这一问题的任何考察都应考虑到，对象（和劳动)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同的。资本主义中的对象被赋予的含义，似乎不同于传统社会。它们的意义并不被认为是内在于它们的“本质的”属性；相反，它们是具有意义的“物的”事物—它们就像符号，其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人们可以尝试将对象的“内在的”属性与“偶然的”“超物的”属性之间的区别，以及趣味判断的社会重要性的历史发展，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社会形式的商品的发展联系起来。不过，本书将不会处理这一主题。

(在解放了的社会中，克服无意识的社会强制要求把世俗化的劳动从其社会中介的角色中“脱离”出来。由此，人们对劳动及其产品的处置便既免于传统社会的限制，又免于异化的客观社会强制。另一方面，劳动尽管是世俗的，却能再次被赋予内涵—它不再源于无意识的传统，而是源于其被认识到的社会重要性，以及它为个人提供的实质的满足与意义。)

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商品性劳动的二重性建构了一个以具体维度和抽象维度为特征的社会世界。具体维度表现为直接感官经验的错杂表面，抽象维度则是普遍的、均质的，抽象于一切特殊性。但是，这两个维度均被资本主义劳动的自我中介性赋予了一种客观性质。具体维度的客观性，意谓它是客体般的、“物质的”、“实物的”。抽象维度同样具有客观性：它是抽象必要性的一个均质普遍领域，这一必要性以一种法律般的、独立于意志的方式运作。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结构具有一种准自然的对立形式，一方是“实物的”自然，另一方是抽象的、普遍的、“客观的”自然规律。在这一对立中，社会与历史都消失了。这两个客观性世界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理解为本质与表象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立。（譬如说，它在历史上曾表现为浪漫主义思想方式与实证理性主义思想方式间的对立。)①

目前的分析表明，这些社会形式所具有的特征，与17世纪自然科学概念中的自然所具有的特征之间具有很多相似性。它们意味着，当商品这种社会实践的结构化形式得到普及之后，它便会塑造人们理解世界—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方式。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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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M. Postone, “Anti-Semit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A. Rabinbach and J. Zipes, eds., Germans andJews since the Holocaust (New York and London, 1986), pp. 302-314。其中，我依据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的、“自然的”社会生活领域与抽象的、普遍的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的准自然对立，分析了现代反犹主义。抽象维度与具体维度之间的对立使得资本主义可以仅仅依据其抽象维度而被感知、理解，其具体维度由此被理解为是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反犹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拜物教化的、片面的反资本主义形式，后者仅仅依据抽象维度来把握资本主义，并以生物学的方式将这一维度等同于犹太人，将资本主义的具体维度等同于“雅利安人”。

在商品世界中，对象与行动都不再具有神圣意义。它是一个由“实物的”对象组成的世俗世界，被货币这个闪闪发光的抽象物连接在一起，并围绕着货币旋转。用韦伯的话说，它是一个祛魅的世界。人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建构了并且为这一社会世界所建构的各种实践，同样可以造就一种无生命的、世俗化的、“实物的”自然概念，而且，这种概念的进一步特征，是与商品作为一种具体对象和一种抽象中介所具有的独特性质相关的。商品在日常生活层面的运转在作为“实物的”货品中建立起了一种社会共通性，同时，它也包含了一个持续的抽象活动。每一件商品都不仅具有其特殊的具体性（以具体的物质的量为尺度），而且，所有的商品都分有共同的价值，有一种非公开的抽象性和（我们会看到）一个临时规定的量。它们的价值量是由抽象尺度，而非具体物质的量决定的。作为一种社会形式，商品完全独立于它的物质内容。换句话说，这一形式不是具有质的特殊性的对象的形式，而是抽象的形式，可以以数学方式来把握。它具有“形式的”特征。商品既是特殊的、感官的对象（这是它对于购买者的价值)，又是一个抽象均质实体的价值与内容，这一实体可以被数学地分割与度量（譬如依据时间与货币）。

类似地，在经典现代自然科学中，在由各种性质的表象组成的具体世界的背后，也有一个由一种运动中的普遍实体构成的世界，它具有“形式的”特性，并可以被数学地把握。这两个层面都是“世俗化的”。现实的深层本质是一个“客观的”领域，因为它独立于主体性，同时，其所依据的运行规律，可以被理性所把握。正如商品的价值抽象于它作为使用价值的性质，在笛卡尔看来，真正的自然由其“第一性”，即运动中的物质所构成，要把握它，只有将它抽象于特殊性质（“第二性”)的表象层面。后一个层面是感官（“观者之眼”)运作的层面。客体性与主体性、精神与物质、形式与内容，其构成都具有实质上的区别与对立。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性现在成了一个问题现在它们必须被中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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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进一步描述并分析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商品和现代欧洲概念中的自然之间具有的相似性。（譬如它的非个人的、法律般的运作方式。)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假设，商品形式的异化结构，不仅与经典物理学的范式相关，也与17、18世纪出现的一种特定的理性的形式与概念相关。我们甚至可以将19世纪思想形式的变化，与充分发展的资本形式的动力性质联系起来。不过，我在这里无意进行这种考察。这一简要的描述仅仅是想指出，自然的概念和自然科学的范式具有社会和历史基础。尽管在讨论抽象时间的问题时，我将继续考察这些范畴的某些认识论内涵，但在本书中，我不会对自然的概念与其社会语境间的关系进行更为详尽的考察。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所勾勒的东西，绝非是在考察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在这种考察中，对社会的理解是直接的：它被理解成群体或阶级的利益、“偏好”等。尽管在考察科学的运用时，这种思考是很重要的，但它无法解释自然的概念或科学的范式本身。

马克思的批判给出了非功能主义的社会历史知识论。它主张，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感知、理解世界的方式是被他们的社会关系所塑造的，这些关系即日常社会实践的体制化形式。它与那种“反映论”的知识论毫无关系。它强调作为一个认识论范畴的社会关系的形式，由此，它也区别于弗朗茨·博克瑙(FranzBorkenau)和格罗斯曼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解释。在博克瑙看来，现代科学这一“数学一机械论思想”的兴起显然与工场手工业系统的出现—小手工业系统的毁灭，劳动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有关。②博克瑙并不试图根据效用来解释他所提出的现代科学与制造业的关系；相反他指出，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科学在生产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直至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出现。博克瑙在生产与科学之间所假定的关系是间接的：他认为17世纪初工场手工业中所形成的劳动过程为自然哲学家提供了现实模板。这一劳动过程的特征，是一种极其具体的劳动分工，劳动被分化为相对不需要什么技能的活动。这种劳动为均质的劳动一般提供了深层基础。这又反过来造成了一种社会劳动的概念的发展，以及劳动时间单位的量化比较。在博克瑙看来，机械论思想源于机械的生产组织的经验。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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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前所述，在这里值得提出的是，马克思最初在与使用价值的对立中“推衍”出价值的方式，与笛卡尔在与第二性的对立中推衍出第一性的方式非常相似。

② 之后的总结，见 Franz Borkenau, “Zur Soziologie des mechanistischen Weltbildes,”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 (1932), pp. 311-335。

博克瑙试图从具体劳动的组织中直接抽绎出抽象劳动范畴。撇开这一点不谈，他还是没有讲清楚，为什么人们会开始依据工场手工业的生产组织方式来理解世界。在描述17世纪的社会冲突时，博克瑙确实指出了这一新的世界观有助于那些与新出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相关并为之斗争的社会群体。然而，它的意识形态功能无法用来解释这一思想形式的基础。对具体劳动结构的思考，辅以对社会冲突的思考，并不足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认识论的基础。

格罗斯曼批评了博克瑙的阐释，但他的批评局限于经验层面。①格罗斯曼认为，被博克瑙归诸工场手工业时期的那种生产组织，事实上是随着工业生产而出现的；一般地说，工场手工业并不导致劳动的分工与均质化，相反，它将熟练的手工业者聚集到同一工厂中，而不对他们的劳动方式做出明显的改变。此外他主张，机械论思想的出现不是在17世纪，早在达·芬奇那里就已经有了。格罗斯曼由此为这一思想的起源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它源于熟练的手工业者在发明与生产新的机械装置时的实践活动。

格罗斯曼的假说与博克瑙的假说类似，都试图从一种作为生产活动的劳动中直接抽绎出一种思想形式。然而，正如索恩-雷特尔在《精神与身体劳动》中指出的，格罗斯曼的阐释是不充分的。因为，在他的文章中，被认为引发了机械论思想的那些装置，正是依据这一思想的逻辑来理解与解释的。①而在索恩-雷特尔看来，特定思想形式的起源应当在一个更深入的层面进行发掘。和本书所勾勒的阐释一样，他也试图依据社会综合体形式的建构来分析思想的基础结构—譬如康德非历史地给出的那些超验的先验范畴。然而，索恩-雷特尔对社会建构的理解与本书所述的不同：他的分析并未将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视为社会的建构，相反，他假定了两种社会综合体形式—一种源于交换手段，一种源于劳动手段。他认为，价值形式所导致的那种抽象化和社会综合体形式不是一种劳动抽象，而是一种交换抽象。②在索恩-雷特尔看来，资本主义中确实具有一种劳动抽象，但它发生在生产过程中，而非交换过程中。但是，索恩-雷特尔并未将劳动抽象的概念与异化社会结构的创造联系起来。相反，他对社会综合方式一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决定了它是非资本主义的给出了正面的评价，并将它对立于由交换所决定的社会化方式，而他对后者的评价是负面的。④索恩-雷特尔认为，后一种社会综合方式独自建构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这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矛盾的传统阐释，它使得索恩-雷特尔认为，当一个社会直接从生产过程中，而非从由交换所中介的占有中获得其综合形式时，它就有可能是无阶级的社会。⑤这也削弱了他对马克思的范畴的精妙的认识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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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Henryk Grossmann, "Die gesellschaftlichen Grundlagen der mechanistischen Philosophie und die Manufaktur, "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4 (1935), pp. 16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