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在本书的框架中，社会化过程的综合体绝非“劳动”的功能，而是社会关系形式（生产发生于其中)的功能。只有在资本主义中，劳动才对这一功能有影响—这是我们在考察商品形式时所揭示出来的历史特殊性所导致的。然而，索恩-雷特尔却认为商品形式是外在于商品性劳动的，并将这种生产在社会化过程中所不具有的角色赋予了它。这阻止了他充分地把握这些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化过程所创造出来的异化社会结构的性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性。

第四章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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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ohn-R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p. 85n20.

②同上书，pp.77-78。

③ 同上。

④同上书，pp.123,186。

⑤ 同上书，p. 123。

在第五章中，我将考察抽象劳动所施加的社会强制，抽象劳动是为资本范畴所把握的异化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基本规定。然而，正是这些结构被索恩-雷特尔正面地评价为是非资本主义的：“一个统一时间组织的功能必然性是现代连续劳动过程的特征，它包括了一个新的社会化综合体的要素。”①这种评价正符合那种将抽象化理解为完全外在于资本主义劳动的市场现象的路径，因此，它必然将资本主义劳动视为“劳动”。异化社会综合体的形式虽然确实为资本主义的劳动所影响，但它却被正面地评价为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形式，为劳动本身所影响。

这一立场同时妨碍了索恩-雷特尔对19与20世纪思想形式的处理，在那里，资本性生产的形式本身采取了一个拜物教的形式。他强调交换，由此放弃了考察商品形式对劳动所具有的任何意义，同时，他将他的社会认识论局限于对静止的、抽象的机械论思想形式的考察。这必然将许多现代思想形式排除出了他的批判社会认识论的视野。索恩-雷特尔未能考虑到资本主义劳动的中介作用，这表明，他对综合体形式的理解与我在这里阐述的对社会关系形式的理解不同。尽管在某些方面，我的阐释与索恩一雷特尔相呼应：他也试图将抽象思想、哲学、自然科学的历史起源与抽象社会形式相联系。然而，我的阐释是基于对那些形式的性质与结构的不同理解而展开的。

尽管如此，一种关于社会形式的理论对于批判理论而言具有核心重要性。在我看来，一种基于对社会关系的商品形式的分析的理论，将能在一个更高的逻辑抽象层面解释科学思想的变化条件：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科学思想从关注质（使用价值），关注与实质相关的“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问题，转向了关注量（价值），关注与更为工具化的“怎么做”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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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Sohn-R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p. 186.

第八节劳动与工具性活动

我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形式具有“文化的”内涵：它们为理解自然与社会世界提供了条件。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工具性质—它执着于自然如何运作的问题，而排斥意义的问题，以及它面向实质目的时的“价值中立”性质。尽管我在这里不拟继续讨论这种自然科学的社会基础，但通过考察劳动是否是一种工具性活动，以及考察这一活动与资本主义特有社会建构形式的关系，这一问题可以得到间接的阐明。

在《理性的销蚀》中，霍克海姆将劳动与工具理性联系了起来。在他看来，后者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占支配地位的简化的理性形式具有的特征。根据霍克海姆的理论，工具理性只关注达成既定目标的正确的或是最有效率的手段。这与韦伯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对立这一概念相关。目的本身并非由理性手段所确定。①理性只有在与工具相关联时才具有合法意义，或者，它自身就是一种工具，这一理念与自然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模式这一实证主义神话相关。②这一理念为实质目的和道德、政治、经济系统带来了彻底的相对主义。③霍克海姆将这种理性的工具化与日益复杂化的生产方法联系了起来：

生产方法的历史发展，导致了这个世界彻底转向一个手段的世界而非目的的世界。随着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日益复杂化、物化，对手段的认知也日益困难，因为它们具有了自治实体的外表。④

霍克海姆确实指出，这一日益工具化的过程并非生产本身的结果，而是其社会语境的产物。①然而，如我之前所述，尽管稍显含糊，但霍克海姆还是将劳动本身等同于工具性活动。尽管我同意，工具性活动与工具理性之间确有关联，我却对他将前者等同于劳动这一点有所异议。霍克海姆根据生产的日益复杂化来解释世界不断增长的工具性质，这并不令人信服。撇开它被赋予的各种意义不管，劳动永远是实现特定目的的一种使用技术手段，但是，这不能用来解释这个世界不断增长的工具性质—“价值中立”的手段对实质价值与目的的支配日益增长，这个世界转变为一个手段的世界。只有从表面上看，劳动才是工具性活动的典型代表。马尔库斯和卡斯托里亚迪都已令人信服地指出，社会劳动从不是简单的工具性活动。②在我看来，这一主张可以如此修正：社会劳动本身不是工具性活动，但资本主义的劳动是工具性活动。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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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1974), pp. 3-6.

②同上书，pp. 59ff.,105。

③ 同上书，p.31。

④ 同上书，p.102。

世界变成了手段的世界而非目的的世界，这一过程已经扩展到了人的身上③，它与作为手段的商品性劳动所具有的特定性质有关。尽管社会劳动总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但仅仅如此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工具性的。如前所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内涵由公开社会关系所赋予，并被传统所塑造。因为生产商品的劳动并不是由这种关系所中介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去意义化的、“世俗化的”。这一发展或许为这个世界的日益工具化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它并不是劳动的工具性质—劳动作为一个纯粹的手段而存在的充分条件。只有在资本主义中，劳动才是这样一种手段，才具有这样的性质。

我们已经看到，商品性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是生产特定产品的手段；此外更本质地，作为抽象劳动，它是自我中介的—它是获取他人产品的一种社会手段。因此，对生产者来说，劳动便抽象于它的具体产品：对他们来说，劳动是一种纯粹的手段，一种获取产品的工具，劳动与用来获取产品的生产性活动的实质性质之间没有内在关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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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pp. 153-154

② Cornelius Castoriadis, Crossroads in the Labyrinth, trans. Kate Soper and Martin H. Ryle (Cambridge, Mass., 1984), pp. 244-249; Gyórgy Márkus, "Die Welt menschlicher Objekte," p. 24ff.

③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p. 151.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既非其生产的物质货品，亦非劳动行为对生产者的反作用，而是价值，更准确地说，是剩余价值。然而，价值是一个纯粹的数量目标，小麦的价值与武器的价值之间没有质的区别。价值是一个纯粹的量，因为作为一种财富形式，它是一种客观化的手段：它是抽象劳动的客观化—这种劳动是一种用来获取它所不生产的货物的客观手段。在为（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中，目的本身就由此成了一种手段。因而，资本主义劳动必然是以量为导向的，指向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量。这是马克思分析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在这一框架内，世界的工具化源自于社会中介的历史特殊形式对生产与社会关系的规定，而非物质生产的日益复杂化。为生产而生产意味着，生产不再是达到一个实质目的的手段，作为一种手段，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本身也是一种手段，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扩张链条的一环。资本主义的生产成了手段的手段。

霍克海姆注意到，社会生产的目的事实上是一种手段，它的出现引起了手段对目的的不断增长的支配。其根源并不在于具体劳动的性质，而在于资本主义劳动的性质；前者是一种创造特殊产品的特定物质手段，后者则是一种准客观的社会手段，它取代了公开的社会关系。事实上，霍克海姆将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质的后果，归于了劳动一般。

尽管工具化过程在逻辑上内含于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人类变成手段的这一转变还是极大地加剧了这一过程。我将阐明，这一转变的第一步，是劳动本身被商品化为劳动力（马克思称为“资本对劳动的形式上的吸收”），它并不必然改变物质生产形式。第二步是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按它自己的形象开始改造劳动过程（“资本对劳动的实际的吸收”）。①在实际吸收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它是一种手段——塑造了实现它的物质手段。物质生产的形式和它的目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偶然的了。相反，抽象劳动开始按它自己的形象量化、塑造具体劳动，抽象的价值统治开始物质化为劳动过程本身。在马克思看来，抛开表面不谈，实际吸收的特征在于，生产过程的真正原材料不是被转化为物质产品的实物材料，而是工人：他们的对象化劳动时间构成了整体性的生命。②在实际吸收中，这一增值过程的规定被物质化了：人真的变成了一种手段。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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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德烈·高兹和丹尼尔·贝尔等人指出，对抽象劳动的这一分析为工人的自我概念（他们是工人/ 消费者，而非工人/生产者)在20世纪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抽象的、初步的逻辑规定。见André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trans. Gillian Handyside and Chris Turner (London and New York, 1989), p. 44ff.;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in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1978), pp. 65-72。

② 社会与政治的形式主义，以及理论的形式主义的兴起，可以依据形式与内容的这一分离过程来加以考察，前者支配着后者。在另一个层面上，吉登斯指出，由于商品化的过程既摧毁了传统的价值与生活方式，又导致了形式与内容的这一分离，因此，它带来了广泛的无意义感。见AContemporary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p. 152-153。

③ Capital, vol. 1, p. 742;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pp. 1037-1038.

资本主义劳动的目的对生产者施加了一种必要性形式。劳动的目的——不论将其定义为产品还是劳动对生产者的作用——既非由社会传统所给定，又不是有意识地决定的。相反，它的目的脱离了人类的控制：人们无法为作为目的的价值（或剩余价值)做出决定，因为这一目的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必要性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他们只能决定，哪种产品最有可能带来最大的（剩余)价值；作为目的，对物质产品的选择既不取决于它们的实质性质，也不取决于它们所满足的需求。然而，各种实质目的之间确实存在着的“诸神之战”(用韦伯的话说），只有在表面上是纯粹相对主义的；这种相对主义妨碍了人们从实质的基础出发，去判断不同的生产目的之间的优劣。这种相对主义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性社会中，所有的产品都表征着同一种深层生产目的—价值。不过，这一事实目的本身并不是实质的，由此导致了纯粹相对主义的外表。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一个绝对之物，而悖论的是，它仅仅是一种手段一而这一手段除了自身，没有其他的目的。

资本主义劳动具有二重性，它既是具体劳动，又是由劳动中介的互动，由此，它具有一种社会建构性质。这使我们得出了下述看上去自相矛盾的结论:正是因为其社会中介性质，资本主义劳动才是工具性活动。因为资本主义劳动的中介性质无法直接表现出来，工具性便表现为此种劳动的一个客观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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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p. 1034ff.

② Capital, vol. 1, pp. 296-297, 303, 425, 548-549.

与此同时，自我中介的劳动所具有的工具性质，也正是被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的工具性质。资本主义劳动建构了这一社会特有的社会中介；因此，它是一种“实践的”活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更深的悖论：资本主义劳动是一种工具性互动，恰恰是因为其历史特定的“实践”性质。反之，“实践”的领域，即社会互动的领域，与劳动的领域相融合，并具有了一种工具性质。于是，在资本主义中，劳动与社会关系所具有的工具性质，便根植于这一社会形态中劳动的特定社会角色。工具性根植于资本主义中（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建构形式。

然而，这一分析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讨论的批判理论的必然的悲观论。因为，我们所考察的工具性质，是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的产物，而非劳动本身的产物，因此，它可以被分析为一种内在矛盾形式的属性。世界日益增长的工具性，不应被理解为一个与生产发展相连的线性的、无止境的过程。社会形式不仅为自身赋予了一种工具性质，同时，由于同一种二重性，它也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去对自身进行根本的批判，并为其自身的废除提供可能性。换句话说，劳动的二重性这一概念，为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的意义提供了出发点。

第九节抽象的与实质的整体性

我对价值的分析表明，这一范畴表达了劳动的自我支配，也即生产者的劳动所具有的历史特殊中介维度对劳动者自身的支配。除了之前对资本吸收劳动的简单讨论，到目前为止，我的分析都将由资本主义劳动所建构的异化的社会整体性处理为形式的整体性，而非实质的整体性——它是个人之间的外在化的社会纽带，源于劳动作为一种生产性活动以及一种社会中介活动的共时规定。如果就此结束这一考察，那么，我所分析的资本主义中的异化的社会关系—考虑到它的形式性质—与市场之间就好像没有根本的区别。我们迄今为止对异化的分析，就可以被这样一种理论所挪用或重新阐释：这一理论以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为焦点，而非以作为中介活动的劳动为焦点。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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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继续这一考察，并分析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范畴以及资本的范畴时我们会看到，在他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的异化的社会关系并不总是形式的与静止的。相反，它具有一种方向性的动力性质。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动力，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这一特征源于内在于财富的价值形式和社会中介的价值形式的抽象统治形式。如前所述，这一动力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为生产而生产这一过程的不断加速。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于，在一个深层系统性层面，生产的目的并不是消费。相反，在根本上，它是被一种抽象强制系统所驱动的，这一系统为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所建构，它将生产确立为自身的目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中，在根本上中介着生产的那种“文化”，与其他社会截然不同，因为它自身就是由劳动所建构的。①以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的劳动概念为基础的批判理论，和以市场或货币为焦点的批判理论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对资本的分析—它能够把握住现代社会生产的方向性动力与轨迹。

我对马克思的资本范畴的考察将会清楚地表明，随着社会整体性吸收了劳动的一个实质的社会维度，它便获得了其动力性质。迄今，我已经分析了资本主义劳动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的特殊的、抽象的社会维度。这一维度不应被混同于劳动作为一种生产性活动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在马克思看来，后者包括了生产过程的社会组织、劳动人口的平均技能、发展水平，以及科学的应用等。①这一维度作为生产性活动的具体劳动的社会性质—至今在我的思考范围之外；我所分析的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的劳动，其作用是独立于其所进行的特定的具体劳动的。但是，资本主义劳动的这两个社会维度不是没有关系的。为了分析它们如何彼此规定，我将首先考察价值的量化的、时间的维度；这将使我得以在对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的阐述中—表明，以资本的形式，具体劳动的社会维度被吸收进了由抽象劳动所建构的异化的社会维度。借由占有生产性活动的社会性质，整体性（目前我只将它处理为抽象的整体性）由此获得了一种实质性。我将在本书第三部分给出这一分析，以此为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范畴提供基础。在目前的考察中我将展现，由资本的范畴所表达的社会整体性同样具有一种“二重性”—抽象的与实质的，它根源于商品形式的两个维度中。区别在于，在资本中，劳动的两个社会维度都是异化的，并一起作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出现在个人面前。正是由于这种二重性，整体性才不是静止的，而是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矛盾性质，并导致了一种具有历史方向性的内在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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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有人批评马克思拒绝在他的理论中纳入对资本主义使用价值的历史与文化特殊性的分析—或更一般地说，对中介生产的文化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批评所关注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逻辑层面，与马克思试图阐明其成熟期批判的层面并不相同。此外，这种批评忽视了如下事实，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与驱动力量是一种历史特殊的社会中介形式，这一形式导致为了生产而生产，而非为了消费而生产。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分析事实上涉及使用价值的范畴，尽管它没有仅仅被等同于消费。尽管如此，它确实指出，消费驱动生产的理论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的动力机制。（我在本书中给出的阐释质疑了最近社会理论中将消费认定为文化与主体领域的趋势—这一趋势意味着，生产将被认为本质上是技术的、“客观的”。更为根本的是，我的阐释还质疑了任何将“文化”作为超历史普遍范畴的观念。在这一观念中，不论何时何地，文化的建构方式都是相同的。)然而，这种批评确实表明，要在一个更为具体的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考察，对使用价值的更多思考一譬如根据消费来思考一是很重要的。不过关键在于对各种分析层面进行区分，并找出它们的中介。上述对马克思的批评，见Marshall Sahlins, Culture and PracticalReason (Chicago, 1976), pp. 135, 148ff.; William Leiss,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Toronto and Buffalo,1976), pp. xvi-xx。

这一分析认为，异化的社会形式既是形式的又是实质的，同时它也是矛盾的。这种分析不同于索恩-雷特尔的那类理论，后者试图将资本主义的矛盾定位在它的抽象形式维度和实质维度—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工业生产过程之间，并假定后者不是由资本规定的。与此同时，我的路径指出，任何将整体性视为一个“单向度的”（(不具有内在矛盾的)统治结构的根本性的悲观论整体性概念，都无法充分把握马克思的分析。异化社会整体性根植于商品性劳动的二重性，与阿多诺的看法相反，这种同一体并未将不具有社会同一性的东西吸收到自身之中，以此将整体打造为一个无矛盾体，并走向统治的普遍化。①将整体性确立为一种具有内在矛盾性的东西是为了表明，这个同一体依旧保留了同一性与非同一性之间的本质矛盾，它并没有变成一个单一的同一体，将非同一者完全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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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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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