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第一节价值量

在考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结构性社会形式的分析时，我迄今所关注的是他的抽象劳动的范畴，以及他所谓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是由劳动所建构的这一论点的一些基本内涵。此外，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形式的时间维度及可量化性构成了它们的另一个特征。在他的著作的前半部分涉及价值量问题的讨论中，马克思就将商品形式的这些方面引入了讨论。①在讨论他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时，我将展现它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分析中所具有的核心意义。在这一基础上，我将更深入地思考价值与物质财富的区别，并着手考察资本主义与时间性的问题—它将为我奠定思想基础，以在本书最后一部分考察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的概念。在这一过程中，我也将进一步完善前文中所勾勒的社会历史知识论和主体性理论的诸方面。这些讨论将构建起一个平台，来批判性地考察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判。我将以这一考察来总结我对批判理论—它试图构建一种充分适用于20世纪的社会批判—之轨迹的讨论。到时候，我将可以开始重新建构马克思的资本的范畴。

第五章

① Marx, Capital, vol. 1,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1976), pp. 129ff.

乍看起来，价值量的问题似乎比价值和抽象人类劳动的范畴要远远来得简单与直接。举例而言，弗朗茨·彼得里（FranzPetry）、鲁宾和斯威齐将其处理为“量化的价值论”，以区别于“质性的价值论”。①他们所给出的这一区分，是为了强调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仅是一种狭隘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它更试图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然而，即使不去批判性地考察他们对这些社会关系的具体分析，上述理论也远不能令人满意。他们对价值的社会内容进行了质性分析，却将价值量仅仅作为一个量的概念。然而，将价值作为一个历史特殊社会形式来分析，将会改变思考价值量的框架。②马克思不单写过那句广为引述的话，即政治经济学“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他同时还问道，为什么“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③。后一个问题表明，仅仅对价值形式进行质性分析是不够的，这样会排除价值量的问题—而后者同样需要一种质性社会分析。

当然，上述对马克思的阐释与政治经济学不同，后者在一种狭隘的质性意义上—也即仅仅依据相对交换价值的问题—处理价值量的问题。但是，上述阐释确实将其仅仅处理成了价值的质性维度的量化，而非社会形态的一个更深入的质性规定。举例而言，斯威齐写道：“在纯粹交换率的规定之上……量化价值的问题……不过是对下述规律的考察：这一规律控制着生产力在由商品生产者组成的社会各生产领域间的分配。”④如果对斯威齐而言，质性价值理论的任务是要根据社会关系的性质和意识的形式来分析这些规律，那么量化价值理论则是在纯粹的量化框架内思考它们的性质。①类似地，鲁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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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Franz Petry, Der soziale Gehalt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 (Jena, 1916), pp. 3-5, 16; Isaak Illich 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trans. Milos Samardzija and Fredy Perlman (Detroit, 1972), pp. 67, 119, 173; Paul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1969), p. 25.

②这些立场强调对价值范畴进行质性分析，一般而言，它们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的如下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忽视了这一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Capital,yol.1.p.174n34)。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保留政治经济学对价值量的分析的同时，补充以对价值形式的质性分析。

③ Capital, vol. 1, p. 174.

④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p. 33-34.

大多数马克思的批评者的基本错误包括：1)他们完全没能把握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质性社会学面向；2)他们将量化的面向仅限于对交换率的考察……他们忽略了分配在各生产部门与事业部门间的社会劳动量的量化联系。价值量是社会劳动的量化分配的调节器。②

另一方面，彼得里将“量化价值的问题”视为由无产阶级生产的总价值以收益的形式在社会各阶级间的分配。③

这些对量化价值问题的阐释仅仅强调了对商品和劳动（或是收益）的社会分配的无意识管理。这些路径仅仅依据资本主义缺乏对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管理这一点，来阐释价值和价值量的范畴，由此仅仅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理解为消除私有财产后的公共计划。它们并没有提供一个充分的基础，来对资本性生产形式进行范畴性批判。然而，马克思对价值量的分析正是这一批判的必要元素：它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性的关系赋予了一种质性规定。在考察马克思的范畴的时间维度时，我将得以证明我早先的论断：价值规律绝非一种关于市场均衡机制的理论，它既包含着一种历史动力，又包含着一种独特的物质生产形式。

在马克思那里，价值的尺度始终与物质财富的尺度极其不同。后一种财富形式源自于各种具体劳动对原材料的行动，它可以依据这些对象化的劳动来度量，也即依据产出的特定物品的量与质来度量。这一度量方式是产品的质性特殊性、生产产品的活动、产品所满足的需求以及习俗惯例等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物质财富的度量方式是特定的而非普遍的。由于它成为支配性的财富制度，它就必然由各种社会关系所中介。物质财富并不社会地中介自身；当它是支配性的社会财富形式时，它便为公开社会关系所“评估”与分配。这些关系包括传统社会纽带、权力关系、自觉的决策、对需求的考量等。物质财富作为社会财富形式的支配地位，与一种公开的社会中介方式相关联。

第五章 抽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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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 41.

② 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pp. 73-74.

③ Petry, Der soziale Gehalt, pp. 29, 50. 不过，马克思对总价值在各阶级中以收益形式进行分配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在价格和利润的逻辑层面，而非在价值的逻辑层面进行。

如我们所见，价值是一种独特的财富形式，因为它不由公开社会关系所中介，相反，它自身就是一种中介：它是商品的自我中介的维度。这一点表现在它的尺度中：它并不是所生产的物品量的直接结果。如前所述，这种物质的尺度包含着一种公开的社会中介方式。尽管价值和物质财富一样是对象化的劳动，但它是对象化的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建构了一种普遍的、“客观的”社会中介，它并不表达为对象化的价值—也即一种区别于对象化具体劳动形式（即特殊的产品）的形式。类似地，价值量，对对象化抽象劳动的量化尺度，同样区别于被生产和交换的各种产品的物理量（50码衣服、450吨钢铁、900桶石油等）。不过，这种尺度可以被转译为物理量。由之，商品的质与量的可公度性是一种对客观的社会关系中介的表达：它既建构了这一中介，又为这一中介所建构。于是，价值并不依据各种特殊的对象化劳动来度量，而是依据它们所共通的东西，排除了它们的特殊性的东西—也即劳动的耗费—来度量。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人类劳动的耗费并不依据其产品的数量与性质来度量，而是以时间为尺度：“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①

由此，当劳动本身成为中介产品的普遍的准客观的手段，它就构成了一种普遍的准客观的财富的尺度，这一尺度独立于产品的特殊性，因此也独立于公开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语境。在马克思那里，这一尺度就是社会必要人类劳动时间的耗费。我们可以到，这一时间是一种特定的、“抽象的”时间形式。由于资本主义劳动的中介性质，它的尺度同样具有一种社会中介性质。在资本主义中，财富形式(价值)和它的尺度(抽象时间)都被劳动建构为“客观的”社会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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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 129.

抽象人类劳动的范畴指的是一种社会过程，它是对各种具体劳动的特殊性质的抽象化，同时也是在将它们简化为其公分母：人类劳动。①类似地，价值量的范畴指的是对被交换的产品的物理数量的抽象，也指将它简化为一种非外显的公分母—产品生产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在第四章中，我提及了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分析所具有的一些社会认识论意涵，这一分析应被理解为是对日常实践的结构化形式的分析，这些实践中包含了一个持续的抽象化过程：将各种对象、活动与个人的具体特殊性抽象化，并将它们简化为一种普遍的、“本质的”公分母。我曾指出，抽象普遍主义与具体特殊主义之间的现代对立，可以依据上述分析而得以理解。商品形式所内含的这一社会抽象化过程同时导致了一种特定的量化过程。在考察作为尺度的时间的过程中，我将触及社会关系的商品形式的这一维度。

在这里，有必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中断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耗费是价值的尺度，这一断言并非对其立场的完整论证。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指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点内在于他的论证方式，内在于其诸范畴的充分展开方式，展开后的范畴意在回溯性地证成先前的内容，证成其逻辑的起点。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他对价值及其尺度的最初规定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发展轨迹；这一分析意在回溯性地支撑他在先前的论断，即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定的。因此，他的论述试图证明，价值量的时间规定，既是生产的范畴性规定，又是整体性动力的范畴性规定，而并非如乍看之下那样，仅仅是对交换的一种管理。

第五章 抽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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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p. 159-160.

第二节 抽象时间与社会必要性

因为抽象人类劳动构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中介，所以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劳动时间成为价值的尺度并非个体的或偶然的，而是社会的与必要的：

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①

马克思如此定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②单个商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花费在这一单个对象上的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生产它所需的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量：“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③

将商品的价值量规定为社会必要的或平均的劳动时间，表明其参考基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在这里我不拟讨论这一平均值的建构方式—即它“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它的“不同比例，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④。我仅仅提出一点，这一“社会过程”包含了一种对个体行为的社会普遍中介。这导致了由个体行为所建构的一种普遍的外在规范反过来施加于每一个个体身上。

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表达的这种必要性是这一自反性的普遍中介的一个结果。乍看起来，它似乎仅仅是对生产一件特定商品所需的平均时间的描述性陈述。但是，更为深入的思考将会揭示，这个范畴是对由商品性劳动所建构的社会统治形式的更深入的规定—它正是我所说的“历史规定的”社会必要性，它超越并对立于超历史的、“自然的”社会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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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 129.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p. 135。

生产一件特殊商品所花费的时间，以一种社会普遍的方式被中介，并被转化为一种规定了产品价值量的平均值。由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范畴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时间规范，它源于生产者的行为，同时也是他们所必须遵守的。人们不仅被迫生产与交换商品以求生存，同时，如果他想要获取他的劳动时间的“全部价值”，那么这一时间就必须等同于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表达的时间规范。作为一个整体性范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达了生产者所面对的一种准客观的社会必要性。资本主义异化的社会关系结构所具有的特征，正是这一抽象统治的时间维度。由作为一种客观普遍中介的劳动所建构的社会整体性具有一种时间性质，其中，时间变成了必要。

我曾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诸范畴处于非常高的逻辑抽象层面；此卷处理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的“本质”。他在这一卷中的范畴性分析所具有的一个策略意图，是依据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形式，来为个人（自由的、自我规定的）与社会（一个外在的客观必要性领域)之间的现代对立找到历史基础。这一对立内在于财富与社会关系的价值形式。尽管价值是由特殊商品的生产所建构的，一件特殊商品的价值量却反过来是一种结构化的普遍社会规范的产物。换句话说，单个商品的价值是普遍的社会中介中的一个个体化环节；它的量并不源于生产这一特殊商品实际所需的劳动时间，而是源于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范畴所表达的普遍社会中介。与物质财富的尺度—它源于特定物品的量和质—不同，价值的尺度表达了一种特定的关系—也即特殊之物与抽象一普遍之物的关系，其形式是一种环节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双方都是由劳动所建构的—这里的劳动既是一种生产性活动，又是一种社会中介活动。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准客观的、抽象的时间尺度的基础；同时，它也造就了这样一种对立：一面是广泛的特殊产品或劳动，一面是一种抽象的普遍维度，后者建构了特殊的劳动，并为这些特殊的劳动所建构。

第五章 抽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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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层面上，作为一种支配性的社会形式的商品，必然内含着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与对立。这种紧张与对立指向了一种趋势，即个人被统摄于社会之内。当劳动中介并建构社会关系时，它便成了统治着个体的整体性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尽管这些个体已经脱离了个人的统治：“用时间来衡量的劳动实际上并不表现为不同主体的劳动，相反地，不同的劳动者个人倒表现为这种劳动的简单器官。”①

资本主义社会被建构为一个整体，它不仅与个体相对立，同时还趋向于统摄个体：个体成了整体的“简单器官”。在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分析中，整体对个人的统摄这一初步规定预示了他后来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性考察：这一过程是上述统摄的物质化形式。不同于传统阐释从整体性的立场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中个体生存的原子化性质，马克思的分析认为，在抽象客观结构下对个体的统摄，是由资本的范畴所把握的社会形式所具有的特性。他将这一统摄视作对原子化个体的二律背反的补充，他指出，这两个环节及其对立都是资本主义形态所特有的。这种分析揭示了任何片面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危险性：它们将资本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分配方式，而将社会主义社会假设为一个由劳动所公开建构的整体性，个体被统摄其中。

对于价值的时间维度的这一讨论是非常初步的；在我对马克思的资本范畴的思考中，我将使它更为完整。尽管如此，在这里，我已经能够更为充分地考虑价值与物质财富的区分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的重要性。之后我将回到对资本主义和时间性的分析，我将考察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表达的那一类时间，以及这一范畴对一种社会建构理论而言所具有的更普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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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S. W. Ryazanskaya (Moscow, 1970), p. 30.

第三节价值与物质财富

在区分价值与物质财富时，我将前者分析为这样一种财富形式：它同时也是一种客观化的社会关系，也即它社会地中介自身。另一方面，物质财富作为支配性的财富形式而存在，意味着公开社会关系的存在，它中介着物质财富。我们已经看到，这两种社会财富形式具有不同的尺度：价值量源于抽象劳动时间的耗费，而物质财富的尺度则依据被创造出的产品的量与质来度量。对价值和劳动生产力的关系，以及最为根本地，对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性质而言，这一区分都具有重大意义。

如前所述，个别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这一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平均生产力的提高将会提高每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的平均数量，降低生产单个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由此降低每个商品的价值。一般来说，“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①。

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单个商品价值的降低，因为它花费了更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表明，一段特定时间（譬如一个小时)中产出的总价值是恒定的。平均生产力和单个商品的价值量之间的反比关系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产出的总价值量仅仅取决于抽象人类劳动时间量的花费。平均生产力的变化并不改变相同时间段中所创造的总价值。因此，如果平均生产力翻番，特定时间段中生产出了两倍的商品，那么每一件商品都具有先前一半的价值，因为这一时间段的总价值是不变的。总价值的唯一规定，是抽象劳动时间的花费，后者由定量时间单位所度量。因此，总价值独立于生产力的变化：“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①

第五章 抽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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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131.

我们将看到，生产力与抽象时间的关系比这一初步规定所表明的要复杂得多。不过，清楚的是，马克思的价值范畴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中为市场所中介的物质财富。不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价值和物质财富都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财富形式，它们甚至是对立的：“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依此类推。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②

对价值范畴的这一考察表明，资本主义中的支配性社会财富形式是非物质的，尽管它必须表现在商品这一物质化的“承担者”③中。它并不取决于使用价值的维度——也即物品的物质量与质—而直接源自于劳动时间的耗费。由此马克思表明，《资本论》开头的那句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④—仅仅具有表面效力。在资本主义中，社会财富的尺度是抽象时间尺度而非具体物质的量。这一区别是下述这种可能性的首要规定：在资本主义中，不仅对于穷人，而且对于社会整体而言，贫困（就价值而言)可以与充裕（就物质财富而言)同时存在。在资本主义中，物质财富在根本上仅仅是表面的财富。

物质财富和价值的区别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而言十分关键。在马克思看来，它根植于这一社会形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质。⑤物质财富由具体劳动创造，但劳动并非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①相反，这种财富形式源自于人们在自然力的帮助下对物质进行的转换。②由此，物质财富源于人与自然的互动，由有用劳动所中介。③我们看到，它的尺度取决于对象化的具体劳动的量和质，而非直接人类劳动时间的耗费。因此，物质财富的创造并不必然与这种劳动时间的耗费相关。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加，不论劳动时间量的花费是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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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 137.

②同上书，pp.136-137。

③ 同上书，p.126。

④ 同上书，p. 125。

⑤ 同上书，p.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