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反过来强化了自身。

历史上有许多例子都表明，以这种可替换的不变钟点单位为基础的时间计量方式的发展，必须被社会地理解，而非仅仅理解为技术本身的效应。在机械时钟发明以前（以及在惠更斯于17世纪发明钟摆改良机械时钟以前），最为复杂、普遍的计时器是漏刻或曰水钟。各种水钟遍及希腊与罗马社会，并在欧洲和亚洲广为流传。①对我们的讨论而言有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水钟的运作基础是一种相对均一的过程—水的流淌—但它们是用来表明可变钟点的。②一般而言，这一结果源于钟上用作指示时间的部分的构造方式：尽管水的流速是恒定的，指示刻度却随季节而变动。在有些罕见的情况中，一种更精致的机械装置可以让水流本身随着季节而变化。在此基础上，人们构造出了以响铃来标记（可变)钟点的复杂水钟。（807年，拉希德哈里发送给查理大帝的礼物正是这种钟。）③这两种钟相较而言，在水钟上标记定量、均质的钟点是一件在技术上更为简单的事情。因此，标记可变钟点就显然不是出于技术限制。相反，其原因似乎是社会的与文化的：可变钟点显然是有意义的，而等量的钟点则不然。

中国的例子清晰地表明，抽象时间和机械时钟的出现是一个社会与文化问题，而非仅仅是技术能力的问题，抑或源于任何定量时间单位的存在。在很多方面，14世纪中国的技术发展水平都要高于中世纪的欧洲。事实上，如纸张和火药之类都是中国的发明，它们被西方所利用，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④然而，中国人并没有制造出任何既标记等分的钟点，又在组织社会生活时以此为主要方式的机械时钟或其他计时装置。这一点似乎非常令人困惑，因为在中国，自公元前1270年开始使用的旧有可变钟点体系，已经被一个定量钟点体系所取代：公元前2世纪之后，中国的计时体系是一种巴比伦式的体系，它将一天等分为十二个定量的“双小时”。①此外，中国具有度量这种定量钟点的技术能力。1088一1094年间，苏颂(一位外交官与行政官员)为皇帝协调并设计搭建了一座巨大的水运“仪象台”。②这座钟楼或许是2世纪至15世纪间中国最为精致复杂的计时装置。③这一装置主要用来展示、研究天体的运动，但也呈示了定量的时间和“刻”。④不过，这一装置及其等分钟点标记似乎都没有产生什么社会效果。这一类装置——包括更小的、经过修正的版本——没有被大范围生产或是被运用于管理日常生活。缺乏技术能力或是不知道定量时间，这两者都不能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发明机械时钟。更重要的似乎是，定量的“双小时”似乎在社会生活的组织上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五章 抽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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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 9.

② Bilfinger, Die mittelalterlichen Horen, p. 146;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p. 8, 9.

③ Bilfinger, Die mittelalterlichen Horen, pp. 146, 158-159;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fig. 2 (following p. 236).

④ Needham, 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p. 122.

根据戴维·兰德斯(DavidLandes)的研究，中国对以定量单位如小时或分钟所表达的时间没有什么社会需求。乡村与城市的生活由自然事件与事务的昼夜轮转所调节，人们并没有生产力—即单位时间的产出—的概念。此外，城市计时机制由政府所主导，并基于五个“夜钟”来进行运作，它们是可变的时间长度。⑥

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所用的定量的“双小时”具有什么意义呢？尽管对这一问题的完整讨论超过了本书的范围，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时间单位并非数字序列，它们具有名称。⑦这不仅意味着对每个小时的宣示都是清晰明确的（譬如通过鼓或锣），而且意味着这些时间单位虽然是均等的，但却不是抽象的—也即不是可公度的、可互换的。这一印象为下述事实所强化：十二个“双小时”与天文黄道十二宫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后者显然是无法互换的。①太阳的每日运动与每年运动之间被有意识地对应起来，各“月”与各“时”之间有着同样的名称。②综合在一起，这一符号体系标明了一个和谐的、均衡的宇宙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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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见 Needham et al., Heavenly Clockwork, pp. 199-203; Bilfinger, Die babylonische Doppelstunde, pp. 45-52。[我要感谢里克·别尔纳茨基(RickBiernacki)让我注意到中国的定量钟点的问题。]

②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p. 17-18; Needham et al., Heavenly Clockwork, pp. 1-59. 苏颂(1020—1101),官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并进位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宰相）。曾四次出使辽国。—译者注③ Needham et al., Heavenly Clockwork, pp. 60-169.

④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p. 18, 29-30.

⑤ 同上书，p.25。

⑦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 27.

⑥同上书, p. 26, p. 396n24; Needham et. al., Heavenly Clockwork, pp. 199, 203-205。

然而，这一“宇宙论体系”似乎并没有被用来组织我们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实践的”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水运钟楼的主要用途并非作为时钟，而是作为天文装置。因此，正如兰德斯指出的，它们的精确性并不源于“时间与天象间的比照，而是作为对天象的模拟与天象间的比照”。③铭写于这一中国计时装置中的宇宙论体系，与“实践的”领域明显分裂，这一分裂在下述事实中也可以看到：尽管中国人以阳历为度量尺度，他们同时也使用阴历来协调社会生活。④同时，他们并不用其“巴比伦式”的十二星“宫”来定位天体，而是用一种二十八“月宿”体系来定位天体。总之，如前所述，中国显然并不将定量的“双小时”用于组织日常社会生活，苏颂的技术装置也没有带来什么变化。这意味着，中国所使用的定量的“巴比伦式”时间单位与机械时钟的那种定量时间单位并不相同。它们不是真正的抽象时间单位，不是作为自变量的时间，不独立于现象；相反，它们或许最好被理解为“上天的”具体时间单位。

由此，抽象时间的起源似乎与社会时间的组织有关。显然，抽象时间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定量时间单位，就像其起源不能被仅仅归咎于技术装置。正如中国的水运钟楼没有为社会生活的时间组织带来变化，由16世纪晚期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引入中国的机械时钟也同样没有带来变化。大量欧洲的时钟被进口到中国，为皇室成员和其他高级官员所用，其劣质复制品甚至已经在中国被生产出来。然而，它们显然首先被当作玩具来看待和使用，似乎没有获得实际的社会意义。①中国的生活与工作都不是以定量时间单位为基础来组织的，机械时钟的引入也没有改变这一点。②由此，机械时钟本身并不必然带来抽象时间。

第五章 抽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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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eedham et al., Heavenly Clockwork, p. 200.

② Bilfinger, Die babylonische Doppelstunde, pp. 38-43.

③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 30.

④ Bilfinger, Die babylonische Doppelstunde, pp. 33, 38

⑤同上书，p.46。

日本的例子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结论。在那里，机械时钟于16世纪从欧洲引入之后，旧有的可变的终点依旧被保留了下来。日本人甚至对机械时钟做了修正，他们在表盘上构造了可移动的数字，以此来显示传统的可变钟点。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间，日本采用了定量的时间，但这并非由于机械时钟的引入，而是日本在经济、社会、科学上适应资本主义世界之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是明治维新的标志。④

最后一个例子源于欧洲，它应该足以证明，我们应当根据其社会意义来理解抽象时间的定量钟点在历史上的出现。1276年，《天文学知识全书》上呈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世。书中描述了一种钟，它由附着于转轮的重物驱动，转轮被分为许多间隔，部分注入了水银，由此可以成为一种惯性制动闸。尽管这一装置允许这个钟显示不变钟点，它的表盘的构造却是用来标识可变钟点的。⑦同时，基于装置的性质，固定在钟上的铃可以按规律的时间撞钟，但该书的作者并不将这些视为有意义的时间单位。®

由此，要回答作为一种自变量的时间的起源和机械时钟的发展这两重问题，我们应考察一下如下的环境：其中，定量的不变钟点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有意义的形式。

在中世纪欧洲，有两种制度化的社会生活环境以其对时间及其尺度的高度关注为特征：修道院与都市中心。在西方的各修会中，祷告仪式是有时间规定的，在6世纪的本笃会规章中，它与可变钟点密切相关。①在11、12、13世纪，这一修道日的秩序愈发严谨，对时间纪律的强调也愈发严格。在建立于12世纪初的西多会中尤其如此。西多会从事相对大规模的农业、制造业和矿业工程，它在组织工作中对时间纪律的强调，正如它在组织祈祷、进餐和睡眠时对时间纪律的强调。②僧侣通过手动敲钟来标记不同的时间段。对时间的日益强调，似乎关联着12世纪与13世纪对水钟的增长的需求及其不断的改良。对水钟的需求，应当是用来更为准确地确定敲钟的正确的（可变)时间点。此外，原始形式的“计时器”装备了可能是受机械驱动的响铃，它被用于叫醒那些守夜的敲钟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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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p. 37-52; Carlo M. Cipolla, Clocks and Culture, 1300-1700 (London, 1967), p. 89.

②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 44.

③ 同上书，p. 77。

④ 同上书, p. 409n13; Wilhelm Brandes, Alte japanische Uhren (Munich, 1984), pp. 4-5。

⑤ 卡斯蒂利亚王国，在今西班牙西北部和中部，1837年改名为西班牙王国。—译者注

⑥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 10.

⑦Bilfinger, Die mittlelalterlichen Horen, p. 159.

⑧ 同上书，p.160。

尽管修道院强调时间纪律并改良了与之相关的计时装置，但是，可变钟点系统向定量钟点系统的转变，以及机械时钟的发展，显然并不源于修道院，而是源于中世纪晚期的都市中心。④为什么是这样呢？在14世纪初，西欧的都市社区已经由于之前数世纪的经济扩张而成长、获益极多，它们开始使用一系列的敲钟装置来调节它们的活动。城市生活日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钟声，它们指示着各类市场的开关、工作日的起止，预告着各类集会，标明宵禁与禁止出售酒精的时段，警示火灾或危险，诸如此类。和修道院一样，城镇也开始需要更大范围的时间管理。

然而，定量钟点体系兴起于城镇而非修道院，这一点表明了一个重要的区别。在比尔芬格看来，这一区别源于对保留旧有时间计量体系所具有的不同兴趣。这里所涉及的，是对时间的规定和社会控制与社会统治之间的关系。比尔芬格指出，教会或许对度量时间有兴趣，但对改变旧有的可变钟点体系（即时序法典)没有兴趣，旧有体系与教会在欧洲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密切相关。①另一方面，城镇却无意保留这一体系，因此，它得以充分开发由机械时钟的发明所引入的新的钟点系统。②由此，根据比尔芬格的研究，定量钟点的发展源于教会的时间划分向世俗的时间划分的转变，并与都市资产阶级的兴盛相关。在我看来，这一论述尚不够具体。比尔芬格所关注的，是阻碍了教会采用定量钟点体系的那些因素，同时他认为，都市资产阶级没有这种限制。这意味着，定量小时体系源于一次社会限制缺位时的技术革新。然而，正如我所指出的，度量定量钟点的技术手段早在14世纪以前就存在。此外，仅仅是没有理由不采纳定量钟点，并不足以充分解释它们为什么被采纳。

第五章 抽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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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 61.

②同上书，pp.62,69。

③同上书，pp.63,67-69。

④ 同上书, pp. 71-76; Bilfinger, Die mittelalterlichen Horen, pp. 160-165; Le Goff, "Labor Time in the 'Crisis,"" pp. 44-52。

⑤ Bilfinger, Die mittelalterlichen Horen, pp. 163-165.

兰德斯曾指出，定量钟点体系根植于城镇居民的“人造”日的时间组织，它不同于农民的“自然”日的时间组织。④然而，都市环境与乡村环境、都市工作与乡村工作之间的区别，并不足以成为一个充分的解释：说到底，在定量钟点体系于西欧城市兴起之前，世界很多地方早就已经有了大城市。兰德斯自己提到，在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生活与工作模式是由同一自然时间的昼夜循环所调节的。⑤此外，在14世纪以前，中世纪欧洲城镇的都市工作日—它基本为时序法典所规划—同样被定义为从日出至日落之间的可变的“自然”时间。

在14世纪欧洲都市中心所发生的从可变时间单位向定量时间单位的转变，无法依据城镇生活本身的性质来充分地理解。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具体的理由，一个能解释这一转变的社会基础的理由。两种体系与时间之间的不同关系，并非源于时间纪律是否在结构日常生活与工作时起到关键作用；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纪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修道院生活的特征。相反，可变钟点体系与定量钟点体系之间的区别同时表达为两种不同的时间纪律。尽管中世纪修道院的生活形式严格地依照时间来管理，然而，这种管理是依照一系列时间点而展开的，这些时间点标定了进行不同活动的时间。这种时间纪律的形式并不要求、内含或依赖于定量时间单位；它与另一种时间纪律形式非常不同，在后者中，时间单位成为活动的尺度。我将表明，向定量时间单位的转型应当依据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形式来加以更进一步的具体化，这一新的社会关系形式无法依据“农民生活”和“都市生活”这样的社会学范畴来充分把握，同时，它与抽象时间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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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同上书，pp. 158-160。

②同上书，p. 163。

③ 同上书，p.158。

④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 72.

⑤ 同上书，p.25。

⑥Le Goff, "Labor Time in the 'Crisis,""p. 44.

雅克·勒高夫(JacquesLe Goff)将这一转型描述为教会时间向商业时间的转型①，或是中世纪时间向现代时间的转型②。在考察这一转型时，他关注到了各种类型的响铃在中世纪欧洲城镇的激增，尤其是工作铃，它在14世纪的制衣城镇迅速出现并传播。③基于勒高夫的讨论，我将简要地指出工作铃如何在定量时间单位体系，以及与此相关的机械时钟的出现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工作铃本身是对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的表达，这一形式尤其出现在中世纪的制衣业中。不同于大多数的中世纪“产业”，制衣业的产品并不首先供给本地市场，相反，它和金属业一样，是第一批涉入大规模出口生产的行业。④大多数其他行业的工匠都在出售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但在纺织业中，贩衣商人和工人之间具有严格的区别。前者将羊毛分配给工人，并从工人手中收集成衣以出售；后者则大多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仅仅拥有自己的生产力。这一工作一般在织工、制毡工、染工、剪毛工师傅们的小作坊中进行，他们自有或租借如织布机之类的设备，从贩衣商人那里获得原材料以及工资，并监督雇用的工人。换句话说，中世纪制衣业的组织原则是资本一雇佣劳动关系的一种早期形式。它是一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相对大规模的、私人控制的、为了交换（也即为了利润)而进行的生产形式，它以中世纪部分社会领域的货币化为前提，并促进了这一货币化过程。生产力的重要性内含于这一生产形式。商人的目标，即利润，部分地依赖于生产出来的衣服的价值和他们所支付的工资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依赖于他们所雇用的劳动的生产力。因此，生产力—兰德斯认为它在中国是一个未知范畴（与“繁忙度”不同)①—在中世纪的西欧纺织业中业已（至少是隐含地)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范畴。

第五章 抽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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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e Goff, "Merchant's Time," pp. 29-42.

② Le Goff, "Labor Time in the 'Crisis,"" pp. 43-52.

③同上书，pp. 47-58。戴维·兰德斯同样关注工作铃的重要意义，见 David Landes,Revolution in Time,pp. 72-76。

④ Henri Pirenne, Belgian Democracy, trans. J. V. Saunders (Manchester, 1915), p. 92.

⑤同上书，pp.92,96,97。

当然，劳动生产力取决于它在何种程度上以一种秩序化的方式被规训与协调。根据勒高夫的研究，这一点日益成为纺织工人与雇主间的争议焦点，其原因是13世纪晚期的经济危机，这一危机严重影响了制衣业。②由于工人的工资是日付的，冲突的焦点就变成了工作日的长度与界定。③在14世纪初，似乎是工人最先开始要求延长工作日以提高他们的工资—由于危机的原因，他们工资的实际价值已经降低了。然而，商人们很快抓住了工作日长度这一问题，并试图通过对其加以更严格的管理而从中渔利。④在勒高夫看来，正是在这一阶段，工作铃这一公开标定工作日和就餐时间起止的事物，在欧洲的纺织制造城镇中广为传播。⑤它们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协调大规模工人的工作时间。在当时的佛兰德，制衣城镇就像是大型工厂。这些城镇的街道在早晨挤满了成千上万赶去作坊上班的工人，在那里，市政工作铃的敲击界定了他们工作的起止。

同样重要的是，工作铃标定了工作日的时间段—先前它是由日出与日落所“自然地”规定的。工人对延长工作日的要求（也即要超出白昼时间)已然意味着与“自然”时间之关系的弱化以及一种不同的时间尺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标准的、等分的时间已经直接出现了；中间还存在一段过渡期，其中，人们很难分辨工作日的钟点依旧是随季节而变化的旧的可变钟点，还是已经被标准化为夏季时长与冬季时长了。①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一旦一种秩序化的、标准化的工作日被历史地建构起来，当它不再直接与昼夜交替直接关联时，朝向等量时间单位的运动便出现了。界定工作日的时间不再随着昼夜长度的季节变化而变化，14世纪工人斗争以工作日的长度为关键问题这一事实的意义正在于此。②工作日长度，在它被日出与日落所“自然地”规定时，尚不成为问题；但现在它变成了问题，它开始由斗争的结果而非传统习惯所规定，这意味着时间的社会性质发生了转型。围绕工作日长度的斗争不仅如吉登斯所说，是“资本主义经济中阶级斗争的最直接的表现”③，它同时也表达并促使了作为人类活动的抽象尺度的时间的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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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 25.

② Le Goff, "Labor Time in the 'Crisis,'"pp. 45-46.

③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p. 73-74.

④ Le Goff, "Labor Time in the 'Crisis,'" p. 45.

⑤同上。

⑥ Eleanora Carus-Wilson, "The Woolen Industry," in M. Postan and E. E. Rich,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Cambridge, 1952), vol. 2, p. 386.

作为人类活动的尺度的时间，不同于被事件所度量的时间。它内在地是一种均一的时间。如我们所见，工作铃系统源于为了交换而进行的大规模生产的语境中，并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它所表达的是，工资水平和由时间所度量的劳动产出之间的实际社会关系历史地出现了；同时，反过来说，它也隐含了生产力的概念：单位时间内的劳动产出。换句话说，在西欧都市的制衣社群中，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形式，随之出现了一种时间形式，它是人类活动的尺度，并最终成为人类活动的强迫性规范。这样一种时间可以被分割为定量单位；在由浮现中的商品形式所建构的社会结构中，这种单位同时具有社会的意义。

我所指出的是，这种新的实践形式的出现与社会关系的商品形式的发展有关。它不仅根植于商品生产领域，更根植于商品流通领域。随着地中海地区和汉萨同盟统治区内的商业网络的形成，人们越来越重视时间的度量作用。这之所以会发生，既是因为资本主义劳动长度这一关键问题，也是因为商业流程的长度、商业交易期间发生的价格波动等因素，日益成为需要测度的关键对象。①

第五章 抽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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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ylvia Thrupp, "Medieval Industry 1000-1500, " in Carlo M. Cipolla.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Glasgow, 1972). vol. 1, p. 255.

② Le Goff, "Labor Time in the 'Crisis,'"p. 47.

③ 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and Basingstoke, 1981). p. 120.

正是在这一社会语境中，机械时钟在西欧得以发展。工作铃系统引入后不久，就出现了悬挂在钟楼上为市政府所有的自鸣钟，它很快于14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间在欧洲的主要都市化区域广为传播。②机械时钟当然助长了定量钟点体系的传播；在14世纪末，六十分钟小时制已经在西欧主要都市化地区牢牢地确立了起来，它取代了自然日，而成为根本性的劳动时间单位。③然而，上述分析也指出，这一时间系统的起源，以及抽象数学时间概念的最终出现，必须依据这一时间的“实践的”构造来理解，也即依据一种新出现的社会关系形式来理解，这一形式使得定量时间单位以及抽象时间在社会层面上变得“真实”并有意义。④正如A.C.克龙比(A.C.Crombie)指出的：“1370年，当亨利·德·维克（Henri de Vick)在巴黎皇宫中架起等分为24小时的机械钟时，实际生活的时间就开始走向了抽象数学时间单位。在某种程度上，它属于科学的世界。”⑤

尽管中世纪晚期抽象时间已经在社会上出现，它的普遍化却经过了很长时间。不仅乡村生活依旧为季节轮转的节奏所主宰，甚至在城镇里，抽象时间也仅仅直接影响商人和相对少数的雇佣劳动者的生活。此外，抽象时间在几个世纪中还是地方时间，大片区域共享同一时间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在机械时钟的传播之后，即使对零点，也即一日之始，也还是存在很大分歧，直至它最终被标准化为午夜时；也就是说，它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时间点，独立于日出与日落的可感知的变化。正是这一抽象的零点的标准化，完成了比尔芬格所谓“资产阶级日”的创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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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Le Goff, "Merchant's Time,"p. 35; Kazimierz Piesowicz, "Lebensrhythmus und Zeitrechnung in der vorindustriellen und in der 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31. no. 8 (1980), p. 477.

②Le Goff, "Labor Time in the 'Crisis.""p. 49.

③ 同上。

④ 譬如兰德斯就似乎将时间单位的变化归因于机械钟表本身，见 Revolution in Time, pp.75-78。

⑤ A. C. Crombie, "Quantification in Medieval Physics," in Sylvia Thrupp, ed., Change in Medieval Society (New York, 1964), p. 201.汤普森也注意到，对工作时间的计量要早于钟表的普及，见“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p. 61。

⑥ Le Goff, "Labor Time in the 'Crisis,'" p.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