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在某个层面上，我所谓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社会建构理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解决客体性与主体性之间对立的尝试。也就是说，它最终依旧停留在由经典现代哲学所构建的问题框架中。然而，如我所述，马克思的路径并非意在解决这一对立。相反，它转化了提问的方式，他对客体性与主体性的关系进行了社会分析，以此将经典问题本身的前提条件—一种外在的、法律般的客体性领域和个人的、自我规定的主体之间的对立—确立在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式中。①

这两种关于社会建构问题的理论之间进一步的区别，表现在它们对异化过程及其与主体性的关系的不同理解上。一般认为与“劳动”的社会建构论相关的那种理解，可以在希法亭对庞巴维克的回应中找到，我在之前已经引述过。希法亭将“劳动”确立为人类社会的调控原理，它在资本主义中被遮蔽了，并将在社会主义中作为人类社会的构成性原则而公开出现。因为“劳动”依旧是社会的恒久的基础，所以，它在资本主义中表现出来的形式，便与它的内容、与“劳动”本身相分离。

第五章 抽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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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路径不同于下述对主一客体二元论的批判：它们坚持认为，一种具有认知能力的、去语境化的、去肉身化的主体观念是无意义的，人们总是内嵌于一个前意识的背景之中。马克思的理论尽管同样对主一客体二元论有批判，但它并不简单地拒斥那些确立了一种去语境化的主体的立场；相反，它试图通过将表面的去语境化分析为资本主义特定语境的性质，来解释这种立场。

对由“劳动”引发的社会建构的这一理解，隐含了一种具体的历史主体的存在，与之相关，它将异化理解为与这一主体现存属性的疏离。也就是说，异化被处理为一个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了颠倒的简单过程。对知觉和意识而言同样如此。在描述商品形式的神秘化时，希法亭写道：“人的社会属性表现为物的客观属性，正如人类知觉（时间与空间）的主观形式表现为物的客观属性。”①

希法亭在“人的社会属性”和康德式的超验先验范畴（“人类知觉的主观形式”)之间所做的类比表明，在这两个例子中，他都以某种事先存在的而非社会建构的主体性结构为前提。于是，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似乎在于这一事实，即主体维度的属性表现为客体维度的属性。由此，希法亭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理解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交换”。②这一立场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观念内在地理解为一种假象，其中，主体的属性表现为他们所创造的客体的属性。这直接关联着希法亭的以下这一观念：商品形式仅仅是“劳动”的一个神秘化形式。当资本主义劳动被超历史地分析为“劳动”时，对它的特殊性的理解就只能是外在的，只能依据分配方式来理解；同时，异化则被理解为一种颠倒，一种对现存之物的神秘化。在这一框架中，克服异化被理解为一个去神秘化和重新占有的过程，是在社会本体论意义上被遮蔽在其神秘化表面形式背后的东西的重新出现。换句话说，克服异化必然带来历史主体的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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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ilferding, "Bö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in Paul M. Sweezy, ed.,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by Eugen Böhm-Bawerk and "Bö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by Rudolf Hilferding (New York, 1949), p. 195.

② Colletti, "Bernstein and the Marx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in From Rousseau to Lenin, trans. John Merrington and Judith White (London, 1972), p. 78.

在我所给出的阐释中，马克思的批判的范畴并不表达主体与客体间的“交换”，而是表达了这两个维度的建构。我在讨论抽象时间时指出，特定的主体性形式，连同它们所把握的客体性，是由特定的异化社会关系结构所建构的；它们并非事先存在的、普遍的形式，也并非因为它们是异化的，从而表现为物的客观属性。这进一步强化了我的论点，即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质的分析，他将异化理论发展为一种关于历史特殊的社会建构方式的理论。其中，特定的社会形式一其特征是一个抽象普遍的、法律般的维度和一个“物的”、特定的维度之间的对立一是由结构化的实践形式所建构的，同时，这些形式反过来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实践与思想。这些社会形式是矛盾的。正是这一特质为整体性赋予了动力，并带来了批判它、转变它的可能性。

社会客体性与主体性在一个异化过程中以社会的与历史的特定方式建构起来，这一理论中必然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各维度之特殊性的批判性分析。这一理论并不简单地谴责主体的既存属性与主体的疏离。相反，它分析了在异化形式中历史建构起来的人类力量。在这一视野中，克服异化包括了废除自我规定的、自我运动的主体（资本），废除由异化结构所建构并建构了异化结构的劳动形式；这将使得人类得以占有以异化形式建构出来的东西。克服历史主体将使人们第一次能够成为他们自身社会实践的主体。

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与他的作为社会建构的异化理论具有核心关系。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意指社会建构的假象，而是试图为主体性的各种形式赋予社会解释。它是马克思的社会建构理论的必然部分，这一理论将思想形式、世界观、信仰与社会关系形式以及它们展现在直接经验中的方式联系了起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试图把握社会实践形式对历史特殊深层社会结构的建构，这一建构反过来由各种信仰与动机所引导，它们建立在由这些结构所产生的表面形式的基础上。然而，整体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循环或是共识，而是动态的与矛盾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关于主体性的历史转型的理论，这一理论将阐明需求与知觉的社会建构和历史发展——既包括那些试图永远维持这一系统的东西，又包括那些质疑这一系统的东西。

第五章 抽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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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于意识与社会存在之建构的理论与下述理论毫无关系：在那些理论阐释中，“劳动”或经济构成了社会的“基础”，而思想是“上层建筑”的元素。本书的理论是一种非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体性理论，在根本上，它基于对社会关系形式的分析，而非对包括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在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利益的考量。前一种分析提供了普遍的、随历史而变化的意识形式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我们可以考察后一种分析。这一路径假定，如果社会意义和社会结构是相关的，那么把握两者的范畴必然具有内在关系—换句话说，既然社会生活的物质维度和文化维度的理论二元论广泛存在，那么以已然包含了这一对立在内的概念为基础，是无法外在地克服这种二元论的。这一立场将这里所呈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理论，与那些试图将思想与“社会条件”相连的理论区分了开来。后者可以解释某种特定思想形式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后果，但无法社会地解释这一思想的特殊性，也无法将其与自身的语境内在地联系起来。马克思的理论试图做到这一点。一般而言，它既不以一种简化的唯物论方式将意义处理为对一种对物质基础的附属性的反映，也不以一种唯心论的方式将其处理为一种自因的、全然自主的领域。相反，它试图用这样一些范畴来把握社会生活:这些范畴将使它能够将意义的结构处理为社会关系结构的内在环节，这一结构既是被建构的，也具有建构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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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这一路径与马克斯·韦伯借由他那个众所周知的隐喻所表达的路径截然不同。韦伯说，思想创造了世界的图像，就像搬道工一样，它规定了行动在利益动力的推动下所前行的轨道（见“TheSocialPsychology of the World Religions," in H. H. Gerth and C. W.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New York.1958],p.280)。这个隐喻仅仅以一种外在的、偶然的方式，将社会的或是物质的维度与文化的维度联系了起来。它所表达的立场尽管确实认识到了物质生活的主体方面，但它的认识方式却和很多经济学理论一样—它将这一维度仅仅等同于利益的考量。结果，在他的分析中，一个本应是特定的、在社会与历史中建构起来的主体性形式（“利益”），被假定为一种给定之物，而其他的主体性形式则以一种理念论的方式来加以处理。它无力把握主体性形式与社会关系形式之间的内在关系，与这种无力相关的是，它的分析根据中介了社会生活的特定形式来把握物质生活。

第五章 抽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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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rans. Joseph Ward Swain [New York,1965])中，涂尔干同样提出了一种知识理论，它试图奠定思想范畴的社会基础。在他的分析的基础上，涂尔干得以表明，一种社会知识理论有能力处理、改变以传统方式所表达的认识论问题的框架。然而，（抛开其功能主义的方面不谈，)涂尔干的理论所关注的是社会中的社会组织，而非社会中介的形式—因此，他缺乏对社会生活诸范畴的理解，这些范畴同时也是主体性和客体性的范畴。在社会语境与思想之关系的问题上，涂尔干的分析是有歧义的。它既批判了对社会生活的自然科学式理解（这种理解忽视了社会意义），同时，它自身又是超历史的、客观论的。尽管涂尔干确实指出，科学本身建立在社会之内，但他并没有将科学以客观方式看待一切现实的这一倾向，视为一种特定的意义体系。相反，他将其作为社会的进化发展的表现。

依据这里所提出的马克思的路径，我们有可能把握涂尔干对社会生活的二元论阐释。在他那里，社会与个人、灵魂与身体、抽象一般和具体特殊之间的对立（在每一组对立中，只有前者那个抽象的东西被认为是社会的)，可以被视为商品形式的实体化与投射。见The Elementray Forms of theRiligous Life, pp. 21-33, 169-173, 259-260, 306-308, 467-494。

第六章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至此我已经讨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分析，价值和物质财富的区别，及其范畴性分析所内含的那种关于意识和主体性的社会历史理论，现在，我将以对批判理论发展轨迹的讨论作为总结：我将考察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判的某些方面。哈贝马斯试图重构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它将充分适用于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变化了的本质，由此，也将超越第三章所论及的批判理论的悲观论。①他对马克思的批判是这一尝试的内在组成部分。然而，正如我曾提到的，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判紧密联系着他在之前的著作中对劳动与互动所做的区分②，这一批判所预设的一些基本前提，正是贯穿于波洛克和霍克海姆的著作中的前提。哈贝马斯试图超越波洛克和霍克海姆的工作所存在的局限，他质疑了后者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赋予“劳动”的核心建构作用；然而，他并未批判“劳动”的观念本身。尽管在其早期对马克思的批判之后，哈贝马斯修正过他对社会理论的分析，但他对劳动的传统理解依旧渗透在他的作品中。在我看来，这妨碍了他构造一种充分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批判社会理论。下文并未对哈贝马斯的理论发展做完整讨论；相反，它试图扩展我早先的论述：任何试图回应当代资本主义变化了的本质的社会批判，如果它依旧限于传统的“劳动”概念，那么它就是有局限的——即使它和哈贝马斯一样，成功地避开了批判理论的根本的悲观论。

① 见 J.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 Jeremy Shapiro (Boston, 1971), pp. 60-63;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1979);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1984), vol.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1987)。

② 见 Habermas, "Labor and Interaction: Remarks on Hegel's Jena Phenomenology of Min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 John Viertel (Boston, 1973); 及“"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in 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 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1970)。

第一节哈贝马斯早期对马克思的批判

哈贝马斯早期工作的关注焦点之一，是在下述理论框架内考察批判意识的可能性：这一理论能够批判地把握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技术统治性，以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官僚统治性和压迫性。在《知识与人类旨趣》中，他依据一种激进的知识批判来处理这一问题。他坚持道，为了反对知识与科学——后者自身表达并促进了社会组织的技术统治强度—之间的实用主义等式，为了表明科学应当被理解为仅仅是知识形式的一种可能，这种批判是必要的。①哈贝马斯认为，这种激进的知识批判只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才是可能的。他指出，这一理念已经隐含在马克思关于社会的理论中了。②然而，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并未为这一批判奠定充分的基础，因为他在方法论上的自我理解模糊了严格的经验科学和批判之间的区别。出于这一原因，马克思没能发展出一种能够与实用主义的胜利相竞争的理论。③

以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为背景，哈贝马斯给出了他关于马克思的理论的论述。在哈贝马斯看来，在对康德的批判中，黑格尔打开了一种以自我反思为特点的激进的知识批判的可能性。④黑格尔批评康德的认识论陷入了一种循环：在开始获得知识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认知官能的知识；此外，他还揭示出了这一认识论的一些隐含的、未经反思的前提条件。①这些前提条件包括一种规范性的科学概念、一种固化的知识主体，以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间的区分。黑格尔认为，这一认识论并非—也不可能—如康德所声称的那样免于任何前提条件；事实上，它将自身建立在一种批判意识的基础上，这种意识源于一个自我构造的过程。因此，对知识的批判必须意识到其自身的自我构造过程，并认识到它自身被纳入了一种反思的经验中，这一经验是它自己的要素之一。这一反思过程发展成为一个特定的否定过程，其中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是同一的：理解世界的范畴和行为的规范是互相联系的。②黑格尔将认识论的前提置于自我批判之下，由此将其激进化了。尽管如此，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并没在这一方向上更进一步。他并未明确地将这一知识批判激进化，而是抽象地否定了它。以哲学同一性（世界与知识主体的同一)及其相关的绝对知识的理念为前提，黑格尔试图克服此种知识批判，而非转化它。③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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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pp. 3-5.

②同上书，p. vii。

③同上书，pp.24,61。

④ 同上书，pp.5,19。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并未分享同一性哲学的基本假设，因为他假定了自然的外在性。④因此，他便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激进的知识批判—但他没有做到。哈贝马斯指出，这一失败的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尤其是其中劳动这一角色的哲学基础。⑤哈贝马斯坚持道，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劳动既是一个认识论范畴，又是一个人类物质存在的范畴：它不仅是社会生活再生产的必要前提，同时，由于它将我们周围的自然建构为一种客观自然，它还创造了“经验对象的可能的客观性的超验条件”。因此，劳动既调节着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又建构了一个世界：它是一个综合体。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关于劳动综合的观念，必然导致一种对费希特的自我哲学的唯物主义转化。根据自我哲学，自我是由自我意识的行动所建构的：原初自我通过确立一种对立于自身的非自我而确立了自我。①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主体面对一个非自我，即它的环境，这个非自我通过劳动获得了身份。由此，主体通过与自然的互动获得了身份，这一自然是他和他之前几代人的劳动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将自身确立为一种社会主体。②基于这一人类通过劳动而自我发展的观念，马克思同时瓦解了哲学人类学和超验哲学。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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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p. 7.

②同上书，pp. 13-19。

③同上书，pp.9,20,23,24。

④同上书，pp.24,33,34。

⑤同上书，p. 42。

⑥ 同上书，p.28。

然而，哈贝马斯指出，这种唯物主义综合体概念并未为一种激进化的知识批判提供充分基础。④如果综合是在劳动中发生的，那么，它的基底(各种结果在其之上表现出来)就不是一种符号网络，而是社会劳动体系。在哈贝马斯看来，劳动是一种工具性行为。因此，社会劳动综合体的概念就可能导向一种工具主义的知识理论：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可能性条件根源于劳动。然而，现象学经验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反思存在于另一个维度，即符号互动的维度中。哈贝马斯认为，尽管马克思确实将这一社会维度—生产关系的维度—纳入了他的物质考察；但是，在范畴性层面上，在马克思的哲学框架中，人类的自我生产行为被简化成了劳动。⑦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根据生产模式来理解反思过程，因此将这一过程简化至工具行为的层面。由此，他取消了作为一种历史动力的反思—因为在这样一种唯物主义理论中，主体在面对非自我时，不仅面对着自我的产物，同时也面对着一部分自然偶然性。结果，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占有的行为不等于将之前被外在化了的部分主体反思性地重新整合起来。社会劳动综合体的观念导致一种激进的知识批判的可能性被削弱了，同时，自然科学的逻辑并未与这种批判区分开来。①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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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p. 38.

② 同上书，p.39。

③ 同上书，pp.28-29。

④ 同上书，p. 42。

⑤同上书，p.31。

⑥同上书，pp.35-36,42。

⑦同上书，pp.42,53。

⑧同上书，p. 44。

哈贝马斯坚持道，这种唯物主义的综合体概念所指向的一种社会理论，是一种可以在技术上被利用的知识，因此，它可以用来支持社会工程和技术统治的控制。②哈贝马斯从《大纲》中引了一长段内容③，这段内容说的是在劳动过程转变为一个科学过程的基础上，人类从异化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哈贝马斯认为，它所表达的立场具有两个预设：第一，人类的历史由社会劳动综合体所独自建构；第二，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被自动地转换为自我意识和社会主体。结果是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互相包含，这正是青年马克思所预想的。④换句话说，哈贝马斯的论点是，马克思关于劳动的社会综合体的理论并未为关于当代世界的批判理论提供一个充分的基础，这个世界的特征在于技术统治、社会工程以及科层化—事实上，马克思的理论的本质在于，它可以并且已经被用来促进这种发展。

为了走出这一僵局，哈贝马斯重新构造了人类历史，这一建构从双重视野出发来设想它的自我建构：劳动的视野和互动的视野。⑤马克思试图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也即仅仅依据劳动领域)来同时把握这两者。这一尝试的问题在于，那个拒绝新的反思过程的体制框架并不直接源于劳动过程，相反，它代表了一种社会力量关系，一种阶级统治关系。对哈贝马斯而言，在马克思的社会劳动综合体理论中，互动领域陷进了劳动领域中，因此削弱了批判意识的可能性，以及由之而来的解放的可能性。因此，哈贝马斯提出，要以关于双重社会综合形式的理论为基础来进行历史重构：一是劳动综合（也即借由工具性活动），其中，现实被从技术的角度加以阐释；二是斗争综合（体制化的互动形式），其中，它被从实践的角度加以阐释。①他坚持道，仅仅通过劳动综合，将会导致社会组织的自动化，而互动综合可以走向一个解放的社会——其中，组织社会的基础，是由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的自由讨论所做出的决定。②由此，互动的领域为批判和解放的可能性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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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p. 44.

②同上书，p. 47。

③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Martin Nicolaus (London, 1973), pp. 704-705; quoted in the present volume in Chapter One, "Rethinking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p. 25.

④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pp. 48-50.

⑤同上书，pp.53,60,62。

⑥ 同上书，pp.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