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哈贝马斯误解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劳动形式的历史特殊性，在思考这一理论的认识论维度时，上述误解具有深远的后果。哈贝马斯指责马克思没有充分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理论。哈贝马斯的证据之一是，马克思认为自己所解释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是一种自然规律，其运作独立于人类意志。①但是，在马克思那里，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他认为这里的人类社会依照准自然规律运作。相反，这反映出，在他的分析中，资本主义形态之所以受制于这种规律，是因为其根本社会关系是异化的：它们被客观化，具有了它们“自己的生命”，对个体施以一种准自然的强制。然而，哈贝马斯并不认为马克思的论断指向了资本主义历史特有的抽象统治—譬如，资本积累始终在全球范围内颠覆着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一过程确实独立于个人意志。相反，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论断表达了一种超历史的立场，根据这一立场，关于社会一般的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相似的。

然而，马克思的立场中所暗含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与哈贝马斯所强加给他的截然不同。它绝不认为自然科学是知识—包括关于社会的知识—的唯一模板，相反，它内含着一种关于所有知识形式——包括自然科学—的历史理论。马克思对由劳动中介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分析，并不意味着社会和自然一样②，而是意味着这种社会关系形式和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现代思想形式之间具有一种相似性。①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并非如哈贝马斯所说，仅仅是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中权力的合法性；相反，它是一种关于主体性的社会理论，在一个劳动中介了自身，并由此建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社会中，这种社会理论将意识的形式与社会关系的公开形式联系了起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未将意义体系，即一个“符号网络”，和社会劳动体系截然区分开来，这是因为他分析的是劳动在资本主义中的历史特殊的建构性角色—而不是任何关于劳动的本体论假设。马克思以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结构来解释这两个体系。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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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pp. 45-46.

② 同上书，p. 47。

显然在这里，哈贝马斯并没有一个类似的社会知识理论。（如前所述，他并未理解生产过程的社会建构。)尽管哈贝马斯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指出，劳动的范畴本身不足以充分把握社会综合体，但他似乎确实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关于自然的知识直接产生于由劳动中介的人与自然的互动。因此，他将自然科学作为一种以实用主义的方式获得的知识形式，因此并非是社会地、文化地构成的。我已经指出，现实的概念无法仅仅从具体劳动中推衍出来，因为劳动本身并不赋予意义，相反，其意义是由其社会世界的结构所赋予的。根据我目前的讨论，可以认为，一个将自然的概念归因于具体劳动的理论—譬如哈贝马斯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所接受的那种理论—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形式：它表达了一种劳动在其中发挥着社会中介功能的社会状况。③

我已经指出，哈贝马斯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强调了批判社会理论的认识论维度，以此批评现代社会统治的日益加强的技术统治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的技术统治趋势。同时，它也为这样一种批判提供了理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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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马克思确实依据社会关系形式，而非仅仅依据具体社会劳动与自然的互动，来阐释自然科学思想。一个明显的例子见Capital, vol.1, p. 512n27。其中，他说笛卡尔“用一双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眼睛”来观察。

②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p. 60.

③ 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思想形式的社会建构，而不仅仅是自然的概念是否以实用主义的方式从与自然的互动中获得。在这个意义上，我对那种不考虑思想形式的社会与文化规定的路径的批判，也可以用于哈贝马斯似乎最近开始持有的那种立场一也即根据与自然的实用主义互动的话语来理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将这些话语作为社会与文化规定物来分析。

它将可能超越1940年以后批判理论所特有的那种根本的悲观论。然而在我看来，哈贝马斯对劳动综合观的批判的本质，并未为其所批判的对象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其他可能。在《知识与人类旨趣》中给出的那种激进认识论观念并未带来一种关于知识和主体性的社会历史理论，一种关于意识的特定形式的理论。因而，在社会层面上，批判意识的本质依旧暖昧未明。

此外，哈贝马斯对劳动和互动的阐释具有一个根本性的歧义。我已经表明，哈贝马斯并未找到工具理性与工具行为之增长的社会原因，并未将其归因于一种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结构，而是归因于劳动本身。他认为，工具性已经越出了它的“正当”领域（譬如生产领域），正在入侵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然而，我们依旧不清楚，工具性在互动领域中的扩张—它或许根源于现代世界中生产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的提高—为什么是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换句话说，哈贝马斯并未澄清，社会的自我规定归根到底为何会产生于先进技术的发展中，尤其当我们考虑到，这一发展的一个结果很可能是这个社会将日渐趋向于被组织为一个自动体。简单地说，哈贝马斯早期著作中的歧义在于：实践理性是已然还是应该支配互动领域。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就不清楚，实践理性是如何屈服于“劳动的发展”的。然而，如果世界的工具化与这种生产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诉诸实践理性是否不过是一种劝辞。

哈贝马斯早期试图重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可能性，这一尝试可以依据第三章中所讨论的霍克海姆的悲观论转向来加以考察。在那里我写道，1937年，霍克海姆依旧认为劳动的综合体是解放性的。它所建构的整体性，带来了一种合理、公正的社会生活组织；然而，这一整体性是碎片化的，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阻碍而无法实现自身。在采纳了政治的首要性这一主张后①，霍克海姆变得对作为解放之源泉的“劳动”极度怀疑然而，他却没有重新思考他对这一范畴的超历史的理解。哈贝马斯保留了霍克海姆对“劳动”的传统理解，同时也接受了他后期对劳动作为一种工具性行动，作为技术统治的源泉所抱持的负面评价。为了避免霍克海姆的根本性悲观论，哈贝马斯的策略是通过增补一个互动的概念，以在理论上限制“劳动的”意义的范围。哈贝马斯指出，互动的社会领域可以作为批判的起点，以此，他在理论上将解放的可能性放置在了一个外在于劳动的社会关系领域中。他为这一领域赋予的特征是，它是一个“与工具行为的维度不相符的”社会维度，其中“活动着现象学的经验”。①在某种意义上，哈贝马斯颠倒了霍克海姆1937年所提出的劳动、社会关系与解放之间的关系。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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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贝马斯也采纳了这一议题，因而也接受了它对具有社会规定性的分配方式的片面强调：见"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 pp. 100-102。

因为哈贝马斯用工具行为来阐释马克思的劳动的社会综合体的概念，所以，他早期对马克思的批判便强烈地令人联想到霍克海姆在《理性的销蚀》中的论辩，其对象是在他看来支配着美国的（显然是非辩证的、非批判的)科学主义形式以及对自动进步的信仰。霍克海姆批评实用主义将实验物理变成所有科学知识的模板。②他同时批评实证主义将自然科学视为社会进步的自动保证，也批评技术统治论的这一假设：理论的社会批评是多余的，因为技术发展将自动解决所有人类问题。这些指控基本上和哈贝马斯早期对马克思的批判一样。④考虑到更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版本，这一批判或许有其道理，但是，只有当我们忽视价值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范畴所具有的意义和内涵，或将其简化地解释为一个市场范畴时，这一批判才可能被加到马克思头上。此外，尽管被哈贝马斯强加给马克思的那些关于自然科学、生产和劳动的观念，正是霍克海姆所批评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中的观念，但是，哈贝马斯自己在处理劳动领域，以及试图借由提出一个补充性的互动领域，来限制劳动的社会效力的范围时，却恰恰接受了这些观念。其结果，是一种对劳动领域的不具有历史规定性的阐释—它被作为一个工具行为的领域，一种关于社会关系形式和意识形式的缺乏特殊性的理论，以及一次向超历史的社会与历史发展理论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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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p. 42.

②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1974), p. 50.

③同上书，pp. 59,74ff.,151。

④ 一个类似的批评可见 Albrecht Wellmer, “The Latent Positivism of Marx's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trans. John Cumming (New York, 1971)。

第二节《交往行为理论》与马克思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1981)是他当时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他所有试图为一种新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奠定基础的努力。在尝试转变现代社会理论的根本前提的过程中，它对人类历史进行了重构。与他早期的工作相比，哈贝马斯在此著中的批判方式不再以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理念为根本基础，也不再以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为首要关注；它不再强调作为工具性行动的劳动；它给出了一种更具根本性的互动理论（一种关于交往行为与理性的理论）；同时，它以一种更为不同的方式，将一种历史特殊的分析和一种超历史的框架结合了起来。①尽管如此，《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主题、关注与导向依旧延续了哈贝马斯的前期工作。和这些早期作品一样，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理解依旧是其理论的构成性因素，而这种理解的传统性质则削弱了他的理论。这表明，对于任何当代批判理论而言，在根本上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批判都是非常重要的。②

我已经指出，哈贝马斯重构一种具有解放性意图的根本的社会批判的尝试，应当被置于批判理论的发展轨迹中加以理解。事实上，在他本人对此著中的这一方案的描述中，重构一种适用于当代后自由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是“第二次尝试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挪用韦伯”③。他试图在融入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的分析——它是一个社会合理化过程——的同时，避免早先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如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批判性地挪用韦伯的分析时所具有的理论局限。哈贝马斯指出，一种有能力超越这些局限的新的理论路径，无法仅仅由修正旧有路径而来；相反，它要求在根本上重新定位社会理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正是这一重新定位的尝试；在其基础上，他试图转变社会理论的范畴性框架：从依赖于主一客体范式（因而在其中，行为的观念在本质上是目的合理性行为），转向依赖于主体间性范式。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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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贝马斯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所发展，对此的相关精彩讨论，见ThomasMcCarthy,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 (Cambridge, Mass., 1978)。

②下文对《交往行动理论》的分析的一个版本，见M. Postone,“History and Critical Social Theory,”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 no. 2 (March 1990), pp. 170-176。

③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p. 302.

哈贝马斯在这本书一开头就说道，他发展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意图有三个面向。①第一，他希望在理论上为一种社会批判重新建立可能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批判理论的起点必须是普遍主义的，必须以理性为基础—对他而言，这意味着它必须是非相对主义的。不过，他试图为这一起点找到社会的基础，而非超验的基础。出于这一目的，哈贝马斯构造了一种关于合理性的社会理论。借由交往合理性这一概念，他区分了不同的理性形式，这一概念不同于乃至对立于认知一工具合理性。他将两种理性形式的根源定立在社会行为的特定方式中。在此基础上，他依据两种分化的合理化过程（而非仅仅依据目的合理化的发展），构造了一种历史发展理论。哈贝马斯试图将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可能性基础建立在交往理性的发展中。事实上，他试图既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立场—他认为它们是非理性的—面前捍卫(交往)理性，同时又能够批判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认知一工具合理性形式的日益强化的统治。

哈贝马斯的第二个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一种双层理论来把握现代社会，这一理论的基础是行为和理性的分化的形式。这一理论试图结合下述两种路径，第一种路径将社会生活视为“生活世界”，这一理念来源于现象学和阐释学的传统；第二种路径将社会视为一个“系统”。他认为，现代社会应当同时依据这两个维度来理解，它们是不同的社会整体形式；同时，他将每个维度都联系上了一种特定的合理性形式（“交往的”和“认知一工具的”）。他既试图回应将人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观念，又试图回应现代社会的以下特点：新出现的社会整合形式（如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国家)的运作准独立于行动者的意图，同时，也常常准独立于他们的意识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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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p. xl.

哈贝马斯的第三个目的，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关于后自由主义现代社会的理论。这一理论肯定了现代性作为一个合理化与分化过程的历史发展，但同时也批判性地看待既存现代社会形式的负面的、“病理的”方面。他根据资本主义的选择性的合理化过程来阐释这一“病理学”，这一过程导致了在交往中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日益被准自主的、具有形式化组织的行动系统所支配与渗透。

这三个互相关联的关注主题指向了历史特殊性的三个不同层面，勾勒了一个以交往行为的概念为基础的理论轮廓。以此，哈贝马斯批评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主要理论倾向。他试图通过质疑后一传统的根本理论前提来兑现其意图。由此出发，可以说，他调用了20世纪哲学与社会理论的各主要趋势—言语行为理论与分析哲学、古典社会理论、阐释学、现象学、发展心理学、系统论以转变社会理论的基本范式，并构造一种充分适用于当代世界的批判理论。然而在这一调用过程中，他对马克思的理解使得他接受了一些在根本上和他的理论的批判意旨相冲突的前提。这反过来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一种具有社会基础的批判现代性理论，在克服了早先批判理论的局限的同时，是否需要哈贝马斯所给出的那种社会本体论和进化论框架？

为了阐述这一看法，我必须简要地勾勒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复杂的论述策略。他的批判现代性理论的概念起点，是一种对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及其在卢卡奇、霍克海姆和阿多诺那里受到的内在批判。哈贝马斯指出，韦伯将现代性分析为一个社会合理化过程，其中涉及16至18世纪间欧洲的目的合理性行为的制度化过程。①在韦伯看来，这一发展以一种文化合理化为前提，这一合理化涉及个体价值领域的分化—科学、艺术、法律和道德被表现为不同的领域，并开始遵循它们自身独立、自主的逻辑。②在韦伯的分析中，这些合理化过程的一个悖论性结果是，现代生活日益变成一个“铁笼”，其特征在于意义的失落—世界失去了任何理论与伦理的一致性—以及自由的失落，其原因在于认知—工具合理性在经济和国家中的制度化。③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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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将现代性分析为合理化的过程，哈贝马斯采纳了这一点，但坚持认为“铁笼”并非所有现代社会形式的必然特点。相反，被韦伯归咎于合理化本身的东西，应当被把握为资本主义中合理化的一种选择性样式，这种样式导致了目的合理性的统治。④哈贝马斯认为，韦伯自己的理论为这一路径提供了基础，因为在其立足点中，它隐含地预设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理性的观念，由此出发，它批评了目的合理性的日益加强的统治；然而，它从未公开澄清这一立足点。⑤

韦伯在对世界宗教的处理中提出了文化合理化理论，通过对这一理论的重构，哈贝马斯揭示了上述隐含的批判立足点。他的重构有两个阶段，它预设了世界观的合理化的一个普遍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为一个历史特殊的转换提供了基础：西方的文化合理化转换为社会合理化。⑦哈贝马斯接受并修正了进化式的世界观发展理论。首先，他将世界观结构的历史发展的普遍内在逻辑，与世界观发展的经验动力区分了开来，后者依赖于外在因素。®(在哈贝马斯对批判社会理论的理解中，这一区分是具有根本性的。)其次，哈贝马斯提出，韦伯将现代化分析为理性化的做法太过狭隘：

⑤同上书，pp.2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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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p. 216.

②同上书，pp.166,175。

③ 同上书，p. 241。

④同上书，pp.181-183。

⑥同上书，pp.166,195。

⑦同上书，pp.174-177。

⑧ 同上书，pp.179-197。

他并未充分考虑价值领域的分化所具有的内涵，每一个领域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普遍有效性主张（真理、规范公正性、美)和合理性形式（认知一工具合理性、道德一实践合理性、审美合理性)。①

对韦伯理论的这一批判性挪用指向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合理性概念，它根源于合理化与分化的所谓内在逻辑。它使哈贝马斯得以区分资本主义在经验上已经实现了的东西，以及现代意识结构中所包含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源于祛魅的过程。②由此，哈贝马斯得以证明，认知一工具合理性以道德一实践合理性和审美一实践合理性为代价而凸显出来，这一过程表现的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部分性质，而非合理化本身的部分性质。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哈贝马斯的重构框架中，祛魅过程所带来的可能性被认为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开端。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代表了这样一个过程：由历史发展的普遍内在逻辑所带来的可能性发生了畸变。换句话说，哈贝马斯的批判的立足点他早先将其称为“互动领域”，现在则将其阐释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潜力外在于资本主义。与此类似，他似乎仅仅依据认知一工具理性(在哈贝马斯的早期工作中，它被视为劳动领域)来理解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被理解为单向度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没有能够意识到他自身的理论所具有的解释潜力。通过揭示这一失败的两个基本原因，哈贝马斯开始阐述其重构的前提条件。他指出，韦伯的行为理论太过狭隘：韦伯将其建立在一种目的行为和认知一工具合理性模式的基础上。然而，只有以另一种行为理论即交往行为理论为基础，对韦伯的分析所提出的世界观的合理化过程的理解，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此外，哈贝马斯断言，一种现代社会理论无法仅仅以行为理论为基础。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于，社会生活的重要维度（如经济与国家)以一种准客观的方式结合了起来；它们无法被行为理论所把握，而必须对其加以系统性的理解。因此，当代的批判理论既要求一种交往行为理论，又要求这一社会理论能够结合行为理论的分析和系统理论的分析。①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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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pp.179-197.

②同上书，p.198。

③ 同上书，p. 223。

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确曾试图将韦伯对合理化的分析纳入一种系统整合理论。然而，在哈贝马斯看来，他们的努力并不成功。位于这些尝试的核心的是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它以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为基础。他试图以这一概念来将韦伯对社会合理化的分析，与其行动理论的框架区分开来，并且将前者与资本的匿名实现过程联系起来。②通过这一概念，卢卡奇指出，经济合理化并非一个更一般进程中的一个例子，恰恰相反，商品生产与交换是社会合理化现象的基础。③因此，后者不应被视为一个线性的、不可逆的进程。

哈贝马斯并未直接质疑卢卡奇对合理化的马克思式的分析；相反，他批评了后者对问题的黑格尔式的“解决”：它教条式地将无产阶级神化为历史的主一客同一体。④在他们各自以物化概念为基础进一步推进批判理论的尝试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同样拒绝了这一黑格尔式的逻辑。然而，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提出了质疑。他们假定，世界的合理化已经形成了整体，并且否认卢卡奇对客观理性的诉求；结果是，他们不再认为物化根源于一个历史特殊的、可转变的形式（商品），而是将其超历史地根植于由劳动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中。哈贝马斯指出，随着这一转变，批判理论不再能够阐明其批判的标准。

哈贝马斯认为，所有这些努力的问题在于，它们依旧局限于主一客体范式（他将其称为“意识哲学的范式”）。他们的理论困境反映出任何以这一范式为基础的社会理论所具有的局限，并且表明了对一种根本的理论转变的要求：转向主体间交往的范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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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p. 270.

②同上书，p.354。

③ 同上书，p.359。

④ 同上书，p.364。

⑤ 同上书，p. 369。

⑥ 同上书，pp.377-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