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这一阐释受到了格奥尔格·卢卡奇（特别是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法兰克福学派诸成员所发展的路径的影响，同时也试图对他们给出批评。他们的路径建基于对马克思之批判的复杂的理解，通过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理论性地回应了资本主义由一种自由主义的、市场中心的形式，向一种组织化的、官僚化的、国家中心的形式的历史转变。在这一分析传统中，马克思的理论不被认为是一种关于物质生产与阶级结构的理论，更不是经济理论。相反，它被理解为一种关于社会客体与主体之规定性的、物化的形式的历史建构的理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被作为一种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文明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结构的尝试。①此外，由于马克思的理论试图对其自身的语境（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历史地定位自身，并说明其自身立场的可能性，因此，它被认为以自我反思性的方式把握住了理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为理论批判奠定社会可能性的企图，被视为是任何为对抗性、变革性的社会行动奠定可能性的企图的必要方面。)

借由一种自我反思性的社会理论（及其解放性意图），他们发展出一种宽泛且统贯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批判的普遍方案，以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此我表示同情。然而，正如我将阐明的，他们的一些基本理论前提，在不同层面上阻碍了卢卡奇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充分地实现他们的理论目标。一方面，他们认识到，那种仅仅依据19世纪，即仅仅依据市场与私有财产来定义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具有诸多缺陷；另一方面，尽管如此，他们依旧陷于这类理论的某些前提，尤其是其超历史的劳动概念。他们的既定目标，即发展一种适用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概念，无法在此种对劳动的理解的基础上实现。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本质与重要性的分析，我希望借用这一阐释传统的理论锋芒。

第一章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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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一立场的阐释，见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1971); Max Horkheimer,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in Max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et al. (New York, 1972)[ 这个译本不全]; Herbert Marcuse,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Theory," in Stephen Bronner and Douglas Kellner, eds.,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New York and London, 1989) ; 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1973); Alfred Schmidt, "Zum Erkenntnisbegriff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in Walter Euchner and Alfred Schmidt, eds.,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heute: 100 Jahre Kapital (Frankfurt, 1968)。

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的确导出了一种对剥削与资产阶级分配方式（市场、私有财产)的批判，但根据我的论述，它并非是从劳动的角度出发进行的；相反，它基于一种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试图指出，资本主义劳动在中介社会关系时扮演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历史角色，同时，它也阐明了这一中介形式的后果。他对资本主义劳动的关注并不意味着物质生产过程必然比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更为重要。相反，他对劳动在资本主义中的特殊性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并非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它不可避免地联系着这一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并为后者所塑造—而这无法仅仅依据市场与私有财产来加以理解。对马克思理论的这一分析，为批判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形式与财富形式（即价值）提供了基础，而非简单地质疑其私人占有。它所勾勒的资本主义的特质，是一种抽象的统治形式，它与这一社会特有的劳动之本质相关。在这一统治形式中，失控的“发展”、这一社会的日益碎片化的工作乃至个人生存，都找到了其最终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一理论指出，劳动阶级是资本主义一而非其否定形式—的必然部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路径依据马克思成熟期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来重新阐释他的异化概念，并将这一经过重释的异化概念置于他对这一社会的批判的中心。

显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批判截然不同于那种“生产主义”的批判，后者是许多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的特点，它肯定无产阶级劳动、工业生产和无节制的工业“发展”。事实上，就上述的重释来看，生产主义的立场无法代表一种根本性的批判：它不仅无法指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的未来社会，同时，它还肯定了资本主义本身的许多核心方面。就此而言，在这项工作中所进行的对马克思成熟期批判理论的重建，为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生产主义范式提供了起点。我将指出，那些为马克思主义传统所普遍肯定的东西，正是马克思后期著作中的批判对象。借由这一区分，我不仅试图指出马克思的理论不是生产主义的，并由此质疑那种号称以马克思的文本为据的理论传统；同时，我试图展现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是如何对生产主义范式提出有力的批判，它不仅将其斥为谬误，更试图在社会和历史的语境中对其加以理解。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化的社会形式中为这一思想的可能性找到了理论基础。以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范畴性分析①为批判生产主义范式奠定了基础：这一立场确实在某个时刻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现实—但是以一种超历史的，因而是非批判的、肯定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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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我将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给出一个类似的阐释。在他的成熟期著作中，他的“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观念同样不是超历史的或肯定性的，而是批判性的，且特指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将历史逻辑的一种特定形式的基础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社会形式之中。他的立场既未肯定一种超历史的历史逻辑的存在，亦未否认任何历史逻辑的存在。相反，他将这种逻辑理解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这一逻辑将会并且已然投射到整个人类历史之上。

马克思的理论以这一方式获得了思想形式的社会与历史可信度，因此，它也反思性地试图以此使自身的范畴得以成立。于是，理论被处理为其所立身的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我所提出的方法，是试图在马克思的生产批判的社会范畴的基础上，构造一种对生产范式的批判，并由此将理论批判与一种可能的社会批判连接起来。这一方法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批判理论提供了基础，它既非一种对现代性的抽象普世主义的、理性主义的肯定，亦非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反现代的批判。相反，它认为这些对立是历史地规定的，且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之中，由此，它试图超越这些立场。

第一章 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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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避免“范畴的”一词所可能带来的误解，我用“范畴性”一词来指代马克思借由其成熟期批判诸范畴来把握现代社会生活形式的尝试。

这里所述的对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再阐释，建基于对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范畴—如价值、抽象劳动、商品与资本—的重新思考之上。在马克思那里，这些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①。这些范畴（曾)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民族志工作所赖以进行的范畴，它们号称表达了社会客体性与主体性的基本形式，这些形式结构了这一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历史与文化诸生活维度，并且它们自身也由社会实践的特定形式所建构。

然而，马克思的批判的范畴常常被视为单纯的经济范畴。譬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被认为是试图解释“第一，相对价格与平衡利润率；第二，交换价值与利润的可能条件；最后，计划经济中对货品的合理配给”②。在处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认识论的维度时，这样一种狭隘的使用方式将会把这些范畴从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的语境中抽离出来，而仅仅依据那些直接提到它们的段落来理解它们。然而，为了充分把握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广泛性及其系统性的本质，我们应当将这些范畴视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的规定，来加以分析。只有当马克思的那些直接陈述，被置于他的诸范畴的展开之中来加以理解，其批判的内在逻辑才得以充分重构。因此，我将以相当的篇幅来重审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基本范畴的规定与内在含义。

在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批判时，我会力图重建其系统性质并发掘其内在逻辑。我既不会考察马克思的成熟期作品中可能存在的分歧与矛盾倾向，也不会追踪其思想的发展。在方法论上，我所关注的是以尽可能具有逻辑一致性和系统性力量的方式，来阐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范畴，并借由对这些范畴的说明，来建立关于资本主义之核心的理论——它揭示了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之为资本主义的定义。我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这一对马克思理论的再理解过程中理所应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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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arl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Martin Nicolaus (London, 1973), p. 106.

②Jon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1985), p. 127.

同时，这一方法能够提供一个出发点，以历史地定位马克思自己的工作。这一反思性的尝试能够从这一关于资本主义的深层本质与轨迹的理论（正如其基本范畴所表明的）出发，来检验这些工作中可能的内在紧张与“传统”要素。那些内在紧张中的一部分，可以由此被理解为一种张力，一边是马克思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的范畴性分析的逻辑，另一边是他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更为直接的批判，换句话说，便是两个层面的历史定位之间的张力。然而在我的研究中，我将默认马克思的自我理解已蕴含在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核心的理论逻辑之中。因为，我的目标是推动一种系统的资本主义批判社会理论的重建，出于这一目的，马克思的实际自我理解是否确与这一逻辑相一致，便成为次要的问题了。

这项研究是我所构想的对马克思的批判的再阐释的第一个阶段。它的首要意图，是进行基本的理论澄清，而非对这一批判的详尽阐述，更非一种当代资本主义的成熟理论。因此，在这项研究中我不会直接处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阶段。相反，我将尝试解释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关系的看法—如他在商品和资本的范畴中所表达的，并以此避免将它们局限在发达资本主义的任何主要阶段之中，这样或许能使它们得以阐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结构的深层本质。这将为分析20世纪现代社会提供基础：其中，资本主义与它早先的资产阶级形式渐行渐远。

首先，我将大致勾勒一下我的再阐释，它建立在对马克思的《大纲》的若干部分的分析之上。在此基础上，在第二章中，我会着手更为细致地考察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为了进一步澄清我的方法，以及指出它与当代批判理论的关系，我将在第三章考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Pollock）和马克斯·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他们试图发展出一种批判社会理论，以充分把握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转变。根据我对马克思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我将考察他们的尝试中的理论困境与弱点。在我看来，它们表明，一种保留了某些传统马克思主义基本前提的理论，是无法充分把握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

第一章 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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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些局限的分析意在批判性地回应批判理论的理论困境。哈贝马斯的工作自然也可以被视作此类的回应，但他同样保留了我所谓的对劳动的传统理解。由是，我对这种理解的批判所指向的重构批判社会理论的可能性，与哈贝马斯并不相同。这一理论试图摒除进化论的历史概念以及以下这样一种观念：人类社会生活建立于一项存在论原则—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如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劳动，或哈贝马斯最近著作中的交往行动）—之上。①

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我将着手重构马克思的批判，这将反过来澄清我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基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试图这样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点出其基本社会形式，并在此基础上，细致地发展出一整套彼此相关的范畴，来解释其深层运作。从那些在他看来切中社会形态的核心结构的范畴如商品、价值和抽象劳动—入手，马克思系统地将它们展开以容纳社会现实的更为具体、复杂的层面。在这里，我的目的是澄清马克思用来开启他的分析的那些基本范畴，也即他的分析的最为抽象与基本的层面。在我看来，许多阐释者操之过急地进入了分析直接具体的社会现实的阶段，结果，他们忽视了基本的结构性范畴本身的许多关键方面。

在第四章中我将考察抽象劳动的范畴，第五章则是抽象时间。在此基础上，我将在第六章中批判性地考察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判。在随后的第七、八、九章中，我将重构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以及他关于矛盾与历史动力的观念的首要规定。在这些章节里，我试图澄清马克思理论的最为基本的范畴，以便确立我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同时证成我的以下论点：《资本论》中的范畴展开的逻辑，与《大纲》所述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作为进一步发展我的重构的基础性工作，我也将时常从我的论述出发，推论出它们的内涵，以分析当代社会。这些推论是抽象的，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各方面的首要规定。它们建立在我对马克思批判理论之最基本层面的重构之上，同时并不代表一种直接地、无中介地、以最为抽象的范畴为基础对社会现实更为具体的层面进行分析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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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见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1984), 及 vol.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 T. McCarthy (Boston, 1987)。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希望在日后的研究中继续我的重构计划。在我看来，这一工作证明了我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再阐释，以及与之相关的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合理性。它表明了马克思理论的理论力量及其对重构一种现代社会的批判理论的可能意义。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当代社会的批判理论，这一方法必须发展得更为完善，以充分地处理对其诸范畴的有效性的质疑。

第二节《大纲》:重新思考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及其克服

我对马克思成熟期批判理论的再阐释，将从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入手，这是一份马克思写于1857—1858年的手稿。①对这一再阐释而言，《大纲》是极佳的起点：它比《资本论》容易进入，后者因其严格的逻辑结构方式，而被误解为是一种内在批判，即从其考察对象的内部而非外部出发进行的批判。因为《大纲》在结构上并非如此缜密，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的大致战略意图也更易为人所知，尤其在那些他陈述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首要矛盾的概念的段落中。在书中，他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核心，以及对其历史克服的性质的分析具有当代意义；它质疑了那些围绕着市场与阶级统治、阶级剥削的思考而展开的对他的理论的阐释。①

第一章 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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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部分中所给出的论述，最早出现在 Moishe Postone, “Necessity, Labor and Time,”Social Research45 (Winter 1978)。

我将试图展现，《大纲》中的这些段落如何表明了马克思的理论范畴具有历史特殊性，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指向了其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同时，他关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观念，无法被简单地理解为以市场和私有财产为一方，以工业生产为另一方的矛盾。换句话说，我对马克思在《大纲》中所处理的资本主义矛盾的讨论指出，有必要对其成熟期批判理论的本质做出一种意义深远的重审：尤其是，这将表明，他对资本主义劳动的分析是具有历史特殊性的，他的成熟期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而非从劳动的角度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我将得以处理这一问题，即为什么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基本范畴正是劳动的范畴。它绝非不言自明的，更无法仅仅通过指出劳动在一般人类社会生活中显而易见的重要性来加以证明。②

在《大纲》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矛盾的分析，迥异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后者将目光集中在分配方式上，并将这一矛盾理解为分配领域与生产领域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明确地批判了这些理论方法，它们依据分配方式来理解历史转型，毫不考虑转变生产方式的可能性。马克思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论述作为这一方法的例子，穆勒写道：“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具有自然真理的性质……财富的分配却不是这样。这种分配仅仅取决于人类制度。”③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区分是毫无道理的：“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与财富分配’的规律是不同形式下的同一些规律，而且两者都在变化，都经历同一历史过程，一般说来，只不过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各个要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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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也注意到了《大纲》所具有的可能的当代意义，最近，安德烈·高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见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1964); André Gorz,Paths to Paradis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Work, trans. Malcolm Imrie (Boston, 1985)。关于《大纲》及其与《资本论》的关系的更为丰富与细致的分析，见 Roman Rosdolsky, The Making of Marx's“Capital,”trans. Pete Burgess (London, 1977)。

② 类似的论述，也可以施诸那些将语言置于社会生活分析之核心的理论。

③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2d ed., London, 1849), vol. 1, pp. 239-240 (quoted in Marx, Grundrisse, p. 832).

然而，马克思关于分配方式的观念并不仅仅指向货品与劳动的社会分配方式（如通过市场）；他进一步描述了“工人丧失所有权……资本占有他人劳动”②，也即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因为“这种分配方式就是生产关系本身，不过是从分配角度来看罢了”③。这些段落表明，马克思的分配方式的观念包含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它们也意味着，他的“生产关系”的观念不能仅仅依据分配方式来理解，还必须从生产角度来看换句话说，它们意味着，对生产关系不应以传统上人们理解它的方式来理解。如果马克思将财产关系视为分配关系④，那么，他的生产关系的概念就无法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它根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并表现为不平等的权力与财富的社会分配—中得到充分把握。相反，这一概念必须同时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理解。

然而，假若生产过程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关系是互相联系的，那么，生产方式就不能等同于生产力，后者最终会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相反，生产方式本身应被视为与资本主义具有本质性的关联。换句话说，这些段落指出，马克思的矛盾不应被理解为工业生产与市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之间的矛盾；因此，他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解必须在根本上被重新思考。显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之克服的观念不仅包含了现存分配方式的转变，同时包含了生产方式的转变。正因如此，他赞赏地指出了夏尔·傅立叶（CharlesFourier)的思想的重要性：“劳动不可能像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不过，他能宣布最终目的不是把分配，而是把生产方式本身提高到更高的形式，这依然是他的一大功绩。”①

第一章 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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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rundrisse, p. 832.

②同上。

③ 同上。

④出于简化的目的，我将把“生产关系的分配子类”称为“分配关系”。

⑤如我将进一步讨论的，对于理解《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范畴如价值、剩余价值、增殖过程和积累，以及第三卷中的范畴如价格、利润和收益而言，生产关系本身和分配关系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前面这些范畴可以说表达了资本主义的深层社会关系，其根本的“生产关系”；后一些范畴，在马克思看来，则是分配的范畴。

假定“最终目的”是对生产方式本身的“提高”或超越，那么这一方式必然体现了资本主义关系。事实上，马克思对这些关系的批判随后指出了生产的历史转变的可能性：

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洞察力就可以理解：例如，如果把从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当作出发点，那么，机器只有在同活劳动的对立中，作为活劳动的异已的财产和敌对的力量，才能产生出来；换句话说，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但是同样也不难理解：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也不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要素。但在第一种场合，机器的分配，也就是它们不属于工人这一情况，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在第二种场合，改变了的分配将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②

为了更为清楚地理解马克思的分析的本质，并抓住他所谓的生产方式的转变的意义，我们必须考察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之“基础”的概念。也即我们必须分析其“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这一观念，并思考一种“改变了的生产基础”是指什么。

资本主义的基本核心

我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的考察始于《大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题为“资产阶级生产(以价值为尺度)的基础与它的发展之间的对立”。①在这部分的开头，马克思写道：“活劳动同对象化劳动的交换，即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②这个题目与这句话表明，对于马克思而言，价值的范畴一方面表达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关系，这些关系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模式的特定性质；另一方面也说明，资本主义中的生产是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价值建构了“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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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rundrisse, p. 712.

②同上书，pp.832-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