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在某些方面，哈贝马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我在本书中的阐释相一致。他所谓的“意识哲学”与我对“劳动”概念的分析相关；我们都批判以主一客体范式为基础的理论，并都将对社会关系的考察置于分析的核心。不过，哈贝马斯的批判导向了对交往本身的分析，而我则导向了对建构了现代社会的特定社会中介形式的思考。在后文中我将考察这一区别所具有的一些内涵。

哈贝马斯发展出交往理性与交往行为的概念，试图以此为朝向主体间性范式的理论转变提供基础。他认为，对世界的现代理解—与神秘化的思想形式不同，它反思性地意识到了自身，并导致分化了的客观的、社会的和主体的世界—既具有社会的基础，又具有普遍的意义。②哈贝马斯策略性地使用了让·皮亚杰(JeanPiaget)关于意识结构的个体发生学的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现代世界观来源于世界观的合理化的普遍历史过程，它以一个历史学习过程的形式发生。这一合理化过程不仅导致了认知一工具合理性的强化，同时，它也在根本上联系着交往合理性的发展。哈贝马斯以一种程序性的方式（而非根据内容)来把握后者，它将一种对世界的去中心化的理解与以非强制共识为基础的交往的可能性联系了起来。④

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哈贝马斯指出，达成理解是语言的最本质方面，尽管并非所有由语言中介的互动都以此为目标。此外他强调，只要它们所提出的有效性主张是可批评的，那么言语行为与互动就能够合理地协调起来—也即独立于外在力量，如奖惩和传统规范。最后，哈贝马斯还认为，为了达成理解，行动者必然要主张他们的言语行为的有效性。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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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p. 390

②同上书，pp.48,64,70。

③同上书，pp.67-69。

④ 同上书，pp. 70-74。

⑤ 同上书，pp.287-288;297-308。

换句话说，哈贝马斯将交往合理性根植于由语言中介的交往的本质中，因此，隐含地表明了它具有普遍的意义。它代表了更为复杂的理性形式，这一形式可以用来批判被哈贝马斯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单向度的合理化形式。事实上，批判的潜力被建立在交往行为的结构本身中，它不容许将意义的问题与有效性的问题区分开来。①

哈贝马斯抽象地确立了交往合理性的可能性，随后，他试图根据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来理解合理化的普遍历史过程，以此来描述其发展进化。为了以有别于主一客体范式的概念来处理这一问题，哈贝马斯挪用并修正了乔治·赫尔伯特·米德（GeorgeHerbertMead)的交往理论方法③，再结合以涂尔干关于道德的宗教起源的概念，以及他对社会整合形式从机械连带变成有机连带的解释。由此，哈贝马斯发展出一种关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理论，它是一个“神圣事物的语言化”过程。④他认为，这一过程的特征在于，交往行为中潜在的合理性被释放了出来；于是，这种行为取代了影响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与社会化过程的旧有的神圣规范核心。一种基于交往中所达成的共识的模式，取代了基于被规范性地赋予的共识的模式，这一取代过程导致了一个合理化的生活世界—也即导致了世界观的合理化，道德与法律规范的普遍化，个体化的加强，以及符号再生产的反思性的提高。⑤

换句话说，哈贝马斯对现代世界观发展的理解基于以下这样一个过程：其中，由语言中介的交往日益“实现自身”（就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并将自己展现为生活世界的结构。这一社会进化逻辑是判断现代的发展现状的标准。由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立足点是普遍的；尽管具有社会性质，但在本质上，它并不是文化地、社会地、历史地形成的，而是根源于在时间中展开的交往行为的本体论性质。语言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所占据的位置，直接类似于“劳动”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肯定性形式中所占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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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pp. 104-106; 295-305.

②同上书，pp.70,336。

③同上书，vol.2,pp.10-13,61-74。

④ 同上书，pp.46,110。

⑤同上书，pp.46,77,107,146。

⑥ 同上书，p.110。

在哈贝马斯那里，尽管这一路径导致了行为理论中的范式转换，但它仅仅把握住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维度：它可以解释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但却无法解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再生产。哈贝马斯指出，行为不仅由沟通过程所协调，同时，它还被无意图的、常常未被感知到的功能性关系所协调。①因此，他提出了一种社会进化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社会被分化为一个系统和一个生活世界。②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与系统的进化区分了开来，后者由社会的操控能力的提高来衡量。他认为，系统复杂性的提高最终依赖于生活世界的结构分化。他将后者归因于一种道德意识的进化发展，它是释放交往行为中潜在的合理性的必要条件。③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一发展最终瓦解了对社会互动的规范性操控。结果，互动开始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协调：第一是公开的交往；第二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所谓金钱与权力的操控媒介—一种准客观的社会中介，它掩盖了目的合理性的态度，并将交互过程从生活世界的规范性语境中抽离出来。这就导致了系统的整体（受金钱与权力的操控媒介影响)从社会的整体（受交往行为影响）中脱离出来。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这一脱离涉及国家与经济的分化，它是现代世界的特征。④

在呈示了这一双面路径后，哈贝马斯提到，大多数社会理论方法都是单面的，因为它们用来把握现代社会的概念，只能用于这两个维度中的一个。他隐隐地将自己的方法视为自马克思和帕森斯之后去同时把握现代社会生活这两个方面的第三次重大尝试。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将匿名的相互依赖关系的系统性维度与行动者的生活世界语境连接了起来，但是，由于它认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维度不过是阶级关系的拜物教形式，因而，它终究将前者简化为了后者。因此，马克思既没有看到系统性分化的积极面，又没有充分处理科层化问题。①出于这个原因，哈贝马斯转向了帕森斯，试图将系统理论范式和行为理论范式结合起来。他试图将帕森斯的尝试置于一个更具批判性的框架中，这一方法既能够重新理解行为理论，同时，不同于帕森斯的路径，它又能处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病理学”方面。②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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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pp. 113,150.

② 同上书，p. 153ff。

③ 同上书，p.173ff。

④ 同上书，pp.154,180ff。

以这一双面路径为基础，哈贝马斯勾勒了一种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他首先重新构造了韦伯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关于合理化的悖论的论题，否定了那些将现代性的病理归咎于世俗化或是社会结构分化的保守立场。③相反，哈贝马斯区分了两种现代化形式：一种是“常规的”形式，它是系统的规则“中介”生活世界的过程；其中，一个日渐合理化的生活世界脱离并依赖于日益复杂化、形式化的行为领域（如经济与国家）。另一种是“病理的”形式，他将其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后者的特点在于，认知一工具合理性借由货币化与科层化的手段，超越了经济与国家领域，而扩张至其他领域，并且，它以道德实践合理性和审美实践合理性为代价而实现了统治。这导致了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的混乱。④借由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这一论述，哈贝马斯重新构造了韦伯关于意义的失落和自由的失落的理念。这一论述成为他分析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基础。⑤

哈贝马斯认为，他对韦伯提出的发展逻辑的这一再阐释，为他对所谓的病理现象的描述提供了理由。更进一步说，交往合理性的概念也在理论上为抵抗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它是许多当代社会运动的特质)提供了社会基础。①不过他主张，我们必须同时理解现代世界的发展动力—也即解释为什么这种病理会出现。为了做到这一点，哈贝马斯利用了马克思关于积累过程的看法—它以自身为目的，脱离了使用价值这一目标。②哈贝马斯将资本积累的动力纳入了他的系统与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型中，由此，他得以处理那些被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所回避的议题，譬如国家于预主义、大众民主、福利国家，以及日常生活的碎片化的意识。可以说，他在结尾处又回到了起点：他为批判的社会理论所设定的议题，正是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计划中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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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pp. 202, 336ff

② 同上书，p.199ff。

③同上书，p. 330。

④ 同上书，p.303ff。

⑤同上书，p.318ff。

撇开哈贝马斯的论述的广度与深度，他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出的理论框架有某些方面存在问题。它试图通过将两种在本质上是单面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以理解社会现实的双面性。哈贝马斯批评帕森斯，认为后者呈示了一种未经批判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图景并为其赋予理论建构，这一理论模糊了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差异。然而，哈贝马斯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以系统理论的架构（“操控媒介”)来对“经济”和“国家”进行理论分析本身，恰恰限制了他的社会批判的范围。“金钱”和“权力”这些范畴，并未把握住经济与政治的特定结构，它们仅仅表明了它们以准客观的形式存在，并且不仅仅是生活世界的投射。这些范畴无法阐明生产的性质或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动力，也无法带来对现存行政形式的批判。因此，尽管哈贝马斯将资本积累和国家发展作为前提，批判了现存的经济组织与公共行政组织，但是，他所采用的系统理论框架并未允许他奠定这些前提与批判态度的基础。

显然，哈贝马斯试图表明，与一切对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批判相反，任何复杂的社会都需要某种形式的“经济”和“国家”。然而，由于接受了操控媒介这一观念，他将这些现代社会生活领域的形式表现为必然。他对国家和经济的批判被局限在以下这样一些情况中：其中，国家和经济的组织原则逾越了它们的界限。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被安全地“中介”，而另一些方面只能被“殖民”，这两者之间似乎有一个准本体论的界限；然而，这一看法非常成问题。只有那些担负经济与政治职能的行动领域才有可能被转换为操控媒介①换句话说，系统可以成功地殖民物质再生产领域，却不能殖民符号再生产领域这一理念意味着，人们可以将物质再生产视为是未经符号中介的领域。物质生活和意义之间的这种分离，延续了哈贝马斯在其早期著作中对劳动和互动所做的准本体论的区分，这反映出，哈贝马斯依旧隐含地执守着“劳动”的概念。和霍克海姆一样，他显然认为主一客体关系是根植于“劳动”本身的性质（或是物质再生产领域)中，而非经符号中介的。这与我在这里所论述的立场针锋相对：我将工具性根植于社会中介的一种特定形式的性质中，而非根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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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p. 333.

②同上书，p. 328。

③ 同上书，p.343ff。

④ 同上书，p. 299。

哈贝马斯决定以系统理论的路径来把握现代经济与政治过程，同时，他也试图根据一个由交往行为建构的合理化的生活世界来理解现代的道德形式、法律形式、文化形式和社会化形式。他的这两种尝试是互补的。显然，他仅仅根据公开的（“传统的”和“宗教的”)社会文化形式来构想世界观的文化与社会建构以及生活的形式。因此—我们姑且不论哈贝马斯在逻辑层面上将现代世界观与由语言中介的交往所具有的形式性质联系起来，是否必然意味着前者事实上就是如此结构的一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的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在分析现代生活时显得极其含糊。它假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互动并非由公开的传统形式所中介，所以，它必然由语言交往本身所中介（不论它如何被资本主义所扭曲）。哈贝马斯停留在由商品中介的交往的抽象形式的表面价值上，因此，这一方法无法带来一种关于世俗意识形态的理论，也无法对过去几个世纪内发生在现代社会中的意识、规范与价值的重大变化做出分析—这些变化无法仅仅依据“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对立来把握。此外，因为哈贝马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本体论原则来解释现代社会的系统维度和生活世界维度，我们便很难看出，他的理论如何解释经济、政治、文化、科学以及日常社会生活结构中彼此关联的历史发展。①换句话说，因为他的理论结合了两种单面的路径，它便很难将据说由这些路径所把握的两个维度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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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p. 318.

归根到底，这些问题根植于哈贝马斯所使用的系统理论方法，他在系统和生活之间所做的准本体论的区分，他在发展逻辑和历史动力间坚持做出的区别，以及与之相关的他的进化理论。在这里我无法直接处理这些复杂的议题，尤其是他以一种类似于皮亚杰的个体发生学模式的方法，来理解人类的系统发展。不过，我希望关注哈贝马斯的理论深层的一个根本假定：为了建立他对后自由主义社会的社会批判，他在历史逻辑和经验动力之间做出了区分。这一区分隐含着一个假定，即这种批判并非基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性质和动力。在讨论批判理论时，哈贝马斯指出了主一客体范式在根本上具有的局限。然而，他显然从这一传统中继承了这样一个主题：资本主义是“单向度的”、一元的、负面的整体，它无法内在地为一种社会批判提供可能性。这似乎显得有些自相矛盾，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他的理论目标之一就是超越批判理论的根本性悲观论。然而越来越清楚的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将资本主义涵括进了一个更大的现代社会的概念之中，而没有重新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作为对现代性的批判而加以思考。在这样一种路径中，他通过在理论上构筑一个社会的领域（也即由交往行为所建构的领域)来克服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这一领域与资本主义并存，但似乎并非它的内在部分，同时，这一领域在理论上建立了一种社会批判的可能性。这种路径中的交往行为正类似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劳动；结果是，这一批判仅仅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病理的东西，因此，它必须以一种准本体论的方式，将自身根植于这一社会生活形式的社会与历史特殊性之外。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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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个类似的批判， 见 Nancy Fraser, "What's Critical About Critical Theory?: The Case of Habermas and Gender," New German Critique 35 (Spring-Summer 1985), pp. 97-131。

哈贝马斯隐含地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单向度的，同时，他挪用了帕森斯的操控媒介的概念，这两者都与他对马克思的理解有关。我已经表明，基于一种传统的将资本主义劳动理解为“劳动”的概念，批判理论将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分析为一个不具有内在结构性矛盾的社会。我现在需要说明的是，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对马克思的批判，乃至他—为了将现代社会定义为这样一个社会，其中，社会生活的重要维度被准客观地整合起来，由此超越了行动理论的范围转向系统理论的做法，都源于他对马克思的传统理解。

哈贝马斯透过单向度性这一命题来阐释马克思的理论。他将马克思对资本、对“活劳动”(无产阶级)和“死劳动”（资本)之辩证法的分析，呈现为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与系统的合理化之间的辩证法。根据他的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生活世界的破坏性影响。由此，“资本主义对传统生活形式的瓦解误导了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只有在这一合理化消失处，才有”社会主义。①

有必要指出，在这样的理解中，马克思的分析并未把握资本主义的二重性：它建构着超越其自身的新形式。相反，这种理解仅仅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负面的力量，摧毁、瓦解着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所带来的产物。由此，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来源于生活世界反叛系统对它的摧毁。然而，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并不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一种新的历史形式—而是同一种历史形式的不同的、不那么扭曲的版本。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哈贝马斯对他所认为的马克思的具体分析进行了批判，但是，他自己的路径却接受了被他赋予马克思的那种社会批判所具有的一般主题。因此，在讨论韦伯所分析的新教伦理时，哈贝马斯将其描述为对在伦理上合理化了的世界观的部分表达，一种对现代经济一行政合理性的适应—因此是一种倒退，低于在交往中发展出来的友爱伦理所已经达到的层次。①换句话说，哈贝马斯将资本主义处理为一种对它与生俱来的那种普遍主义潜力的特殊主义的扭曲。这一看法显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将社会主义视为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普遍主义理想的实现—资本家的特殊利益阻碍了这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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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p. 343.

这一传统主题同样出现在哈贝马斯对过去几十年间的“新社会运动”的简要描述中。他要么将这些运动视为本质上的保护性运动，维护生活世界不受系统的入侵；要么将它们作为民权运动，试图将资产阶级的普遍主义原则予以社会普遍化。然而，他并不认为这些运动表达了新的需求和新的可能性—也即指向由资本主义生活形式本身所产生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社会形态。

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认为，哈贝马斯的路径保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关键特征。但与此同时，它批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具体分析是准浪漫主义的。我已经指出，哈贝马斯之所以借用帕森斯的系统理论方法的部分要素，是与他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评估有关的。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不足以分析现代社会，无法处理“系统”和“生活世界”这两个分析层面。哈贝马斯提到，尽管马克思的理论显然具有二重性，但他并未给出对资本主义的系统层面的充分分析，因为他在本质上将这一层面视为一个幻觉，视为被匿名化、拜物化了的阶级关系的幻影形式。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没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系统性关联的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方面；相反，他所构想的未来社会，是以活劳动对死劳动的胜利、生活世界对系统的胜利为基础的—在这个社会中，资本的客观外衣已经被消去。然而，哈贝马斯认为，这一构想并未把握系统层面的完整性与重要性。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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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pp. 223-228.

②同上书，vol.2, p. 343ff。

③ 同上书，pp.338-339。

此外，它是不切实际的：韦伯正确地指出，废除私人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现代工业劳动的消灭。①

哈贝马斯的批判前提是，马克思在本质上根据阶级关系来分析资本主义，而这种做法削弱了他对现代社会两个层面的把握。换句话说，尽管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具体批评不同于他的早期作品，但是，他之所以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是准浪漫主义的，是因为他的阐释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马克思是站在“劳动”的立场上进行批判的。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一种批判指向了一个对现代社会分化了的生活领域的“去分化”过程—在他看来，这一过程是一种倒退，并不可取。出于这一原因，哈贝马斯转向了系统理论，以此理解现代社会的准客观维度，并试图将这一理论置于一种批判路径之中。

而我已经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分析绝非如哈贝马斯所说。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和资本这些范畴性社会形式并非简单地遮蔽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相反，它们正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社会关系，是由劳动在这个社会中所建构的中介形式。这一区别的全部意义只有在第三部分我对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进行分析时才会完全显现。但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绝没有将哈贝马斯所谓的“系统维度”视为一个幻觉，一个“劳动”的投影，相反，马克思将它视为由异化劳动所建构的准客观结构。马克思所批判的是这一结构的形式及其所施加的抽象统治形式。他的批判的立足点并不外在于这一结构；他既不要求彻底废除它，也不在接受它的现存形式的同时，仅仅要求将它限制在其“正当的”领域内。相反，他的批判的立足点是一种由这一结构自身所产生的内在可能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立足点被马克思奠定在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中。因为哈贝马斯假定马克思的批判是从“劳动”的立场出发的—也即从“消失中的生活世界”的立场出发的，因此，他错误地认为，马克思无法区分传统生活形式的消亡和生活世界的结构分化。①然而，马克思的批判并非基于实然，而是基于或然。如我所表明的，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时间维度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基础，以构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形式、增长形式和行政形式的内在社会塑造理论。这样一种路径使得我们能够区分这些形式在资本主义中的存在，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另一个更具解放性的形式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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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pp. 339-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