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由他的分析可知，马克思的解放观正是哈贝马斯所赋予他的那种解放观的对立面。稍微往前跳进一些，我想指出，马克思绝对未将社会主义设想为活劳动对死劳动的胜利；相反，在他的理解中，死劳动—异化劳动所建构的结构—不仅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场域，也是可能的解放的场域。只有当我们认识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指向了对无产阶级劳动（“活劳动”）的可能的废除，而非对它的确认时，才能理解上述这一点。换句话说，与哈贝马斯的说法相反，马克思与韦伯一样，同意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废除完全不足以消灭现代工业劳动。然而—这一区别非常关键—马克思的分析并不认为现存的这种劳动形式是必然的。

在第三部分我将证明，马克思的分析带来了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批判，它既非一种对“去分化”的浪漫主义构想，亦不接受“现代工业劳动的铁笼”是先进技术生产的必然形式。相反，它将提供一种对资本主义中的增长形式、先进技术生产，以及施加于政治决定的系统强制的批判这一批判同时亦能指向对这些形式的超越。这种批判不会简单地对系统的入侵给予负面评价，它将揭示并分析其特定性质下的社会形式及其“帝国主义”扩张。从这一批判的立场出发可以认为，哈贝马斯无法将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生产与增长形式区别于其他可能的“分化的”形式。由于其静止的“金钱”和“权力”的范畴，哈贝马斯的路径必然将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形式接受为历史最终形式，作为“分化”本身的结果。①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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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pp. 340-341.

随着我对马克思的分析不断展开，我已经表明它是如何带来一种对资本主义的非传统理解：它是矛盾的，而非单向度的。因此，它不再需要将资本主义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建立在资本主义之外，譬如建立在一个超历史的、进化的历史逻辑中—不论这一历史被阐释为“劳动”的自我实现过程，还是由语言中介的交往的自我实现过程。

这里的问题不仅是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阐释是否充分，而是（我所重构的)马克思的理论，是否能够为一种理论路径提供可能性，使它不仅可以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弱点，超越批判理论的悲观论，同时还能避免哈贝马斯在建立一种适用于当代社会的批判理论时所暴露出的问题。转向一种关于建构了资本主义的中介形式的历史特殊性的理论，如前所述，有能力提供这一基础，来重新阐释资本主义的矛盾性质，并且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经济形式及其普遍的相互依存形式—而系统理论的路径无法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即是在分析现代性本身的深层结构，它使得人们可以找回下述理念：生产和经济的转变是可能的，因此，社会主义将是一种在历史上不同的生活形式。

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历史特殊性观念，以及它所把握的社会生活形式，同时指向了历史本身（它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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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最终批评在于，马克思仅仅依据劳动来处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抽象化，因而过于狭隘，它没有将“社会关系一般的系统性物化”作为主题，后者将会带来一种更为普遍的理论，而这种理论能够对科层化和经济问题进行处理。然而，在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理解中存在一种张力，一方面，他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理解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实抽象化过程：另一方面，他又在本质上依据阶级关系来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此外，即便在这里，哈贝马斯的批判也再一次将资本主义劳动理解为“劳动”而非一种社会中介形式。按照后一种理解，资本主义劳动的现实抽象化事实上可以被理解为一般社会关系的物化的基础。最后，哈贝马斯将“权力”和“金钱”理解为操控媒介，仅仅表明了一个抽象化过程为现代社会所特有，而且一种当代批判理论必须同时将经济和国家纳入考量。然而，不同于马克思关于作为一种社会中介的劳动的理论，它们并未区分各种抽象化形式，也没有把握住资本主义特有的时间方向性过程。我将在本书第三部分阐述这些主题，并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未必是一种经济领域（“金钱”)的首要性超过政治领域（“权力”)的理论，相反，它是关于一种辩证的历史发展的理论，这种发展同时嵌入、塑造、转化着经济与政治及其相互关系。

在第三部分，我将勾勒马克思如何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归因于其基本社会形式的二重性。它对一种历史逻辑进行了历史特殊的社会解释。这种解释拒绝任何关于人类历史的内在逻辑的观念—这只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状况再一次投射到历史一般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特殊性，勾勒出马克思与他早先对历史唯物主义乃至历史哲学观念的超历史的理解之间的最终决裂。讽刺的是，哈贝马斯试图根据一种进化式历史逻辑重新构造历史唯物主义—他可以设想它，但无法真正确立它——的尝试，与马克思的成熟期理论相比，更接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哈贝马斯恰恰试图将历史唯物主义从这一“重负”下解脱出来。①

同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分析所内含的历史发展理论可以避免与超历史的、进化式的发展理论相关的一些问题。内在历史逻辑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而非所有人类历史的特征，这一观念对立于所有关于历史发展的统一模式的概念。但这一观念并不意味着一种抽象的相对主义形式。尽管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或许是一个偶然，但商品形式的巩固却是一个全球过程，它以一个世界市场为中介，这一市场日益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融为一体。这一过程必然带来世界历史的建构。因此，根据这一路径，确实存在一个具有内在发展逻辑的普遍过程，它可以为一种普遍的批判提供基础；然而，它是历史规定的，而非超历史的。

我所勾勒的路径，作为一种历史特殊的社会中介理论，同时带来了一种关于意识与主体性的特定形式的理论。它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来构造一种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处理社会生活各领域中彼此关联的历史发展。由于这一路径可以依据具体的、矛盾的社会形式，而非依据人类的认知与道德进程来处理价值与世界观的建构，因此，它可以被作为一个起点，去尝试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二重性。举例而言，人们可以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二重性，来分析女巫审判或绝对奴役的传播这些现代早期阶段的历史发展，或者分析种族灭绝式反犹主义在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的兴起，而非将它们视为所谓的历史或文化的“倒退”——这一看法无法得到历史的说明。①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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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Habermas,"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Steven Seidman, ed., Jürgen Habermas on Society and Politics (Boston, 1989), pp. 114-141;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p. 383。

对于一种自我反思性的社会认识论而言，马克思成熟期批判诸范畴的历史特殊性具有更为一般的意义。我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中，人与自然的互动及其本质社会关系都是由劳动所中介的，因此，对这一社会生活方式的认识论就可以依据异化社会劳动的范畴来构造。然而，人与自然的互动形式和人与人的互动形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差别极大。换句话说，不同的社会形态是由不同的社会建构方式所建构的。这反过来意味着，意识的形式和意识的建构方式都具有历史和社会的差异。因而，每一种社会形态都要求着它自己的认识论。更一般地说，即便社会理论是以某些非常一般的、无规定性的原则（譬如，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的社会劳动）为基础的，它的范畴也必须适用于其对象的特殊性。具有超历史效力的特定社会理论并不存在。

在马克思提供的这一历史特殊分析框架中，哈贝马斯关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观念的非具体性质同样可以得到分析。我已经表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们看上去完全不是社会的。由商品性劳动所建构的关系结构破坏了更早的公开社会关系系统，却并未以一种类似的系统取而代之。相反，新出现的社会世界被马克思描述为一个在客观的依赖环境中的独立个人的社会。一方面是抽象的、准客观的必要性结构，另一方面是在直接层面上比传统社会要广泛得多的资本主义社会互动，这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中介形式的要素。在某种意义上，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对立——正如之前劳动与互动的对立——表达了这两个元素的一种具体化形式，其中，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被分解为“物质的”和“符号的”领域。异化社会关系的价值维度的特征，被赋予了系统维度。这一概念上的对象化过程，显然使得交往领域成为一个无规定性的领域，它不再被视为是由一种社会中介形式所结构的（因为这一形式不再是公开的社会形式）；相反，它被视为一种自我结构的、“社会自然”形式。于是，在这一分析框架内，生活世界和系统的非具体性表明，其理论出发点依旧保留着“劳动”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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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我曾根据这些方式，将现代反犹主义处理为一种新的形式，而非一种返祖现象：见M.Postone, "Anti-Semit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A. Rabinbach and J. Zipes, eds., Germans and Jews Since the Holocaust (New York, 1986)。

我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读将劳动建构的观念重新解释为一种历史特定的观念，由此，它改变了哈贝马斯所回应的那些理论问题的提问方式。这一对马克思的矛盾观念的再阐释，避开了“劳动”的概念，并且重新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单向度性”这一议题。把资本主义劳动阐释为一种社会建构，将使我们能够以一种不同于哈贝马斯的方式，超越批判理论的根本的悲观论：它将带来一种关于生产的社会建构与特殊性的理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主体性形式的理论；在它看来，批判的、对立的意识是由辩证的社会形式自身所建构的社会特定可能性。这种批判理论将以上述方式社会地、历史地确立自身，以此摒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最后的残留。在这一路径中，解放的可能性既不在于“劳动”的进步，又不在于由语言中介的交往的进化式发展；相反，解放的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社会形式在其历史发展中的矛盾性质。而在这里，我将转而开始思考马克思的资本的概念，并考察其内在辩证法的首要规定。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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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朝向对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资本

朝向一种资本理论

在此，我可以继续重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考察了从“劳动”出发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中的劳动的批判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并将焦点放在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几章中所发展的诸范畴中，尤其是他关于资本主义中劳动的二重性的概念、他在价值与物质财富之间所做的区分以及他对价值的时间维度的强调。

以这种对商品形式的分析为基础，现在，我将勾勒一种进入马克思的资本这一范畴的路径。在马克思那里，资本是一种自我运动的社会中介，它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内在动力，并塑造了生产过程的形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辩证性地展开了这一范畴，由此他指出，资本的基本规定包含在商品这一社会形式中。通过点明商品与资本形式的内在关系，马克思试图同时阐明资本的基本性质，并说明他的出发点—即他将商品的二重性分析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结构。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其结构关系的独特性质，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于它具有一种能够体现其基本特质的根本核心。在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他试图说明这一核心的存在，并论证它支撑着资本主义的内在历史动力。依此而言，为了历史地否定这一社会，这一核心必须被克服。

在本章中，我将展现马克思如何阐述资本的范畴以及生产领域。对这一阐述进行详尽的考察将会超过本书的范围，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尝试澄清马克思在处理资本时所展开的那些社会形式的一些重要方面—我将思考它们与他的批判理论的基础范畴所具有的特定含义之间的关系。这一工作方法将会表明我对这些范畴的分析，是如何重新解释了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并因此为马克思复杂的资本范畴及其对克服资本主义的理解提供了新的阐释。（这一讨论将会涉及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方面，但仅仅是点到为止。)

第七章

大体而言，我在这里所给出的对马克思的资本范畴的阐释将进一步说明，马克思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并不是仅仅依据自由资本主义的鲜明特征，即资产阶级分配关系而进行的。相反，它不仅把握了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工业生产过程，同时也把握了更为一般的、包含在广泛的社会单位中的个人，这两者都内在于资本主义中。它也由此带来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历史逻辑的批判。因此，它内在地将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这种“后自由”特征的历史否定，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分配关系的历史否定。

第一节 货币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以商品的首要规定为基础分析了货币与资本。他首先考察了交换过程，指出商品流通在形式上和本质上都与直接的产品交换不同。商品流通克服了直接的产品交换所具有的时间、地域与个体上的障碍。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准自然的社会关系网络发展起来；尽管它是由人类所建构的，但它却超越了人们的控制。①一方面，社会中介的这一商品形式历史地推动了独立的私人生产者的出现；另一方面，它将社会生产过程以及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建构为一个独立于生产者自身的异化的系统，一个完全客观的依赖体系。①更为一般地说，它导致了一个主体世界与一个客体世界的出现。这一社会文化发展伴随着货币形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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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Marx, Capital, vol. 1,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1976), pp. 207-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