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这一批判的本质是什么？在某一层面，他揭示了这些被认为是“永恒的”“天然的”结构化社会行动和价值的模式，是为社会与历史所建构的。马克思显然是将市民社会的规定—正如在启蒙思想、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自然法、功利主义中所表达的—联系上了社会关系的商品形式。他指出，西欧的社会生活分化为一个形式上的政治领域和一个市民社会领域（后者独立于政治控制而运作，同时也摆脱了很多传统的社会限制），这一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联系着这一社会关系形式一正如同自由和平等这些现代价值，以及社会是由自治个体为了自我利益所做出的行动而建构起来的这一观念。马克思赋予了现代个体—一个启蒙思想的未经检验的出发点—以及与市民社会相关的价值和行为模式以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础，以此，他试图驱除这样一种观念：这一观念将它们都视为“天然的”，一旦人们摆脱了非理性的迷信、习俗和权威的局限，得以理性地追逐自身的利益时，它们就会出现，并以某种方式符合人性。（当然，其中的“理性”被认为独立于社会和历史的特定环境。)此外，马克思还试图为“天然的”社会生活形式这一观念本身找到社会基础：资本主义在根本上不同于其他社会，因为它的独特社会关系并不是公开的，而是被“客观地”建构的，因此看上去完全没有社会特殊性。正是这一社会关系肌理的不同，才使得非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看上去就像是一种外在于人性的社会机制（也即“人造的”)与一种社会“天然”之间的区别。②马克思阐明了既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指出它们看上去几乎没有社会性，并点明了那些看上去为了自身利益而行动的明显的去历史化的个体，本身也是由社会与历史所构建的（正如利益这一范畴一样）。由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为“天然的社会”这一现代观念找到了社会基础，也因此削弱了这一观念。①

第七章 朝向一种资本理论

317

① Capital, vol. 1, p. 280.

②同上书，p. 175n35。

然而，马克思对根植于流通领域中的结构化的行为与价值模式的批判，不仅仅表明了它们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并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我注意到，他将流通归诸社会的“表层”。它与生产领域不同，后者据说代表了社会现实的“更深的”层面（因此，如我们所见，与流通领域相关的价值被否定了）。尽管马克思批判任何排除生产关系、以分配关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理论，但是，他不仅有兴趣指出，我们能够在形式平等、自由、缺少外在强制的流通领域“之下”，发现一个以直接统治、不平等和剥削为标志的生产领域；他的批判也不仅是把流通领域的机制、结构和价值纯粹作为假象而加以驱逐；相反，他所指出的是，生产流通仅仅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整体性的一个环节—因此，他反对任何将这一环节视作一个整体的企图。

然而，通过将这一领域视为整体性的一个环节，马克思同样为它赋予了真正的社会与历史重要性，而非仅仅将其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个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大革命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工人自觉意识的性质与发展这一问题同样如此。比如说，对马克思而言，劳资关系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同时存在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一关系的性质和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环节在于，在流通领域，它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形式上的平等关系。②因此，在马克思根据工人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讨论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价值时，他强调道，工人的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和范围，以及它们得到满足的方式都不是固定的。相反，它们因历史和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依赖于自由工人阶级的习惯和期待。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①我不拟讨论这些段落的丰富意涵，只想指出，他所提及的历史与道德要素的建构因素之一是，工人同时也是商品拥有者—也就是说，是“主体”。这不仅影响到他们所持的价值的性质（比如他们对于公平和正义的看法），也影响到他们在这一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能力和意愿。

318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这一论点可以作为起点，来批判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的观念：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形式的破坏，带来了一种由交往行动所建构的生活世界在历史上的出现，也就是说，这种社会行动的性质不是由社会所规定的。

② Capital, vol. 1, pp. 271-273.

有人或许会指出，比如说，一般而言，只有通过围绕着工作环境、时间和工资这些议题的集体行动，工人们才能真正控制出售他们自身的商品的条件。因此，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工人的集体行动和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之间是冲突的，但对工人来说，只有以集体的形式才能充分实现商品所有权，由此，工人们只能“集体性地”成为“资产阶级主体”。换句话说，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本质在于，集体行动并非与商品所有权相冲突，反而是其实现所必需的。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实现的历史过程，悖论性地导致了资本主义框架中的集体形式的发展，这些形式并不指向对这一社会的超越—相反，它们构成了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转向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②

当然，马克思对雇佣劳动者一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对工人的价值和意识形式的分析，都不限于对流通领域的思考。尽管雇佣劳动者是商品所有者，也即流通领域中的“主体”，但在马克思那里，他们同时也是“客体”，是使用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过程的要素。两个领域中的这对并存的规定定义了雇佣劳动。我注意到，在马克思这里，资本主义社会所建构的个人具有内在的双重性—既是主体，也是一个客观强制系统的客体。工人既是主体（商品拥有者）又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客体这一点，反映了这一双重性的现实延伸，反映了其“物质化”。如果要充分处理马克思对工人的自觉意识的发展的理解，我们必须从以下两个环节同时开始分析：他们的合作互动以及他们的历史转型。①在本书中我不会进行这种考察。我仅仅希望在此指出，马克思赋予流通领域的价值，尽管一旦被错误地整体化了，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对于社会与政治批判方式的性质与构建而言，以及对于对抗性的社会运动而言，它们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对马克思而言，它们确实具有一种解放性的因素，虽然它依旧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框架之内。

第七章 朝向一种资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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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275.

② 依据商品对这些集体形式做出的分析，联系着将资本作为价值范畴的充分表现这一阐释。这可以作为一个起点，来重新思考资本与后自由资本主义特有的大规模官僚制的社会组织与机制之间的关系。在另一个层面上，有效的商品所有权与资产阶级主体范畴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作为一个起点，来重新思考19与20世纪西欧和北美的选举权扩张的过程。

对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批判的这些方面的简要讨论，进一步强化并阐明了我之前的论述，即，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放性价值的分析，既未驱逐那些价值，亦未将它们标举为未在资本主义中实现，但会在社会主义中实现的理想。这两种阐释都无法正确反映马克思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一种对文化理念和意识形式的社会建构。尽管在整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实展现了流通领域如何掩盖了价值的本质和存在，但是，他在流通和生产、表面和深层结构之间所指出的对立，并不等同于“幻象”和“真相”的对立。与后一种对立相关的，是那种从“劳动”出发的批判；在那里，生产领域代表了一个在本体论上更为核心的、超历史的因素，它在资本主义中为流通所扭曲，但将在社会主义中公开呈现。然而，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都是为历史所规定的，都是为劳动的二重性所建构的。两者都不代表社会批判的出发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废除，表面和深层结构都将被废除。因此，它们之间的对立，既不是虚假的表象和“真相”之间的对立，反过来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和它们的部分的或扭曲的实现之间的对立。相反，这是这一社会的两个不同但相关的领域之间的对立，它们都关联着非常不同的理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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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在这个意义上，我对马克思的方法的阐释，与卢卡奇截然不同。在他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讨论中，他的观念起点是，只有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商品之后，他们才能自觉到自身在社会中的存在。（见"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odneyLivingstone[London,1971],p.168ff。)与之不同，马克思将工人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他将他们分析为既是商品，又是商品的拥有者（Capital,vol.1,p.271)。卢卡奇将自我意识和对抗性主体的可能性放在存在论层面上，也就是说，放在社会形式之外。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试图借由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社会维度之间的互动和发展，来把握工人意识的历史特殊性和发展。他的分析指出，意识形式依旧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之中，但也在修正与转化着后者，同时，这些意识形式的规定指向了对这一社会的超越。然而，卢卡奇在处理无产阶级意识时，在根本上放弃了对主体性的特定形式的范畴性分析。从“商品的自觉”这一观念入手，他试图展开一种主体与客体的抽象辩证法，从工人对自身作为客体的社会存在的自觉中，推导出他们作为历史主体的自觉。（见“Reification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p. 168ff。)这两种路径之间的差异，联系着上文所说的那种区分：一方面，是马克思依据一种社会关系结构（资本)，对黑格尔的主一客同一体概念做出的分析；另一方面，卢卡奇则将这个概念等同于无产阶级。马克思的理论为主客对立找到了社会基础，而卢卡奇精致的从“劳动”的角度出发的社会批判，依旧停留在主一客问题的框架之内。卢卡奇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客体性”的社会形式，它掩盖了核心的“真正的人类关系”，他将资本主义的废除理解为历史主体的实现。因此他声称，在认识到自己是商品之后，工人将意识到“每一件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他的意思是，他们可以认识到潜藏在商品形式之下的“真正的”人类关系（同上书，p.169)。如我所强调的，马克思同样坚持社会形态的核心是被掩盖起来的。然而，这一结构性核心是作为一种关系形式的商品本身，而非商品“之后”的一系列关系。

我将考察马克思的分析如何指出超越了资本主义的那种意识，是如何联系着生产过程中的直接人类劳动的客观性质的。不过，这种意识的性质和可能后果与卢卡奇那里的截然不同。对卢卡奇而言，无产阶级通过认识并废除其在资本主义中作为客体的社会规定，而将自己实现为历史的主体。对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是一种客体，是资本的附属物，它是并且依旧是资本的必要前提，即便它越来越悖于时代。马克思所寻找的，是无产阶级的自我废除的可能性；这个阶级不是也不会成为历史的主体。

正如我在讨论抽象的普遍性和具体的特殊性之间的对立时所指出的，对于马克思而言，克服资本主义既不包括简单地废除其文化价值，也不包括实现这些在他看来具有解放性的资产阶级社会价值。相反，他的路径表明，克服资本主义必须以下述为历史所建构的价值为基础而得以发生：这些价值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特有的那类具有内在关联与矛盾的对立譬如抽象的平等和具体的不平等之间的对立。

第七章 朝向一种资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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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可以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根本的、划时代的批判的起点，并将在社会主义中得到实现。要对上述这种广为流传的观念做出批判性的分析，可以部分地依据这样一个理念，即联合起来的工人将自身建构为一个集体商品拥有者。如果集体的行动与结构被误解为是对立于资本主义的.那么，这一集体商品拥有者的社会行动与理想就会被误解为是指向了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否定，而非对其自由放任阶段的否定。

② 这些领域的关系在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都不一样。对它们的关系的分析可以提供一个方向，来考察资本主义的理想与价值的变动与转化，其焦点在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各种中介方式如市场调解或国家指令。

第四节 生产领域

至此，我可以开始初步观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中生产领域的处理。基于我在从“劳动”出发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劳动性质的批判之间所做的区分，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对生产的论断一即生产建构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隐藏的”社会领域，它处于流通领域的“表面”之下—并非是在说明物质生活手段的生产具有社会优先性。相反，它所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建构，它由劳动所中介，并为资本主义所特有。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资本——正如商品——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这一范畴既不指代财富，也不指代普遍的财富生产能力。我已经首先将社会关系的资本形式确立为一种异化的、抽象的、自我运动的他者，其特征在于一种持续的、没有外在目标的方向性运动。马克思对生产领域的分析，试图通过阐明资本形式以及考察那种独特的、具有内在矛盾性的、动态的异化社会形式，来为这一动力找到基础。由于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他的考察也必然是一种对剩余产品之创造的考察。①如我们所见，马克思将资本的动力分析为一种非线性的进程，它既是一种再生产，又是一种变形。通过自我的再生产，资本持续地转变着社会生活。

通过将这一动态过程定位在生产领域中，马克思指出，它既不源自流通领域，也不源自国家。换句话说，他的分析指出，将现代社会分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传统二分法是不够的：它无法把握社会形态的动态性质。马克思并未简单地将“市民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亦未赋予传统二分法里的这两个领域中的任何一个以优先性。相反，他所指出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先前被分别建构起来的国家领域和市民社会领域，将不断被嵌入到一个更高阶的动态结构中去，而这正是他试图通过对生产领域的分析而加以把握的对象。依据这一方法，社会形态的持续变化—包括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变化着的关系，每一个领域中的组织机构的性质和发展（比如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里同时兴起的广泛的等级化的官僚制）—只有依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动力才能得到理解，这一动力根植于“第三种”、更高阶的领域，即生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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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应当指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剩余价值不等同于利润，而是指向总的社会剩余（价值），它以利润、利息、地租、工资等形式分配。

现在，我将沿着价值的范畴，从流通领域出发，跨入“生产的隐秘之处”的门槛，并将展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价值缘何既不仅仅是流通的准则，也不仅仅是一个阶级剥削的范畴。相反，作为自我增殖的价值，它塑造了生产过程的形式，并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动力奠定了基础。价值这一范畴的可能的有效性及其分析效力，不仅仅局限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马克思以他对商品的定义为基础，开始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生产过程具有双重性：正如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商品生产过程则是“劳动过程”（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体。由此出发，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展现为一个劳动过程和“增殖过程”(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的统一体。①在这两个过程中，使用价值的维度始终是价值维度的必要的表面物质形式，由此，它也遮蔽了后者的历史特殊社会性质。

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性质和发展之前，马克思考察了劳动过程这一最为抽象的维度，它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社会形式之外。②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即具体劳动，用来生产使用价值的活动）和生产资料（劳动进行的对象以及劳动所用的资料或工具）。③在其最基本和最抽象的定义中，劳动过程是物质转换的普遍条件，是人类与自然的代谢交换，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普遍条件。④

《资本论》中的这一部分，常常被抽出马克思的论述语境之外，被理解为是表达了劳动过程的一种超历史的合法性基础。尤其是考虑到马克思那句知名的论断：“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①然而，人们常常忽略的是，马克思随后就颠倒了这一论述：他马上就指出，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结构方式中，恰恰是那些被首先假定为属于“人类”的特质—比如目的性—成为了资本的属性。

第七章 朝向一种资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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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p. 293, 304.

②同上书，p. 283。

③同上书，pp.283-284,287,290。

④ 同上书，p.290。

准此，在他对货币的分析中，马克思考察了形式变换如何从一开始的催生物质变换的手段，成为了目的本身。现在，从他对劳动过程的基本的、高度抽象的定义出发，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手段和目的之间的颠倒：他展示了，正如资本的范畴所表现的，生产中的物质变换过程，是如何被形式变换的目的所形塑的。在思考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他首先简要地提及了其中包含的财产关系—资本家购买了劳动过程中的必要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因此，工人就在资本家的控制之下工作，而他的劳动以及产品，也就归于资本家所有。②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未仅仅依据所有权来处理资本主义生产，他也没有马上聚焦于剩余物的生产和占有。相反，他开始根据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生产的财富的形式，来考察其特殊性。换句话说，虽然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描述为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统一，但是，他首先要做的，是通过在逻辑层面考察其规定，来对其加以把握，将其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生产过程的统一。③他将财富的价值形式放在了其思考的核心位置。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价值生产过程的逻辑意涵。随后，他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他表明了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理论意涵是如何被物质化了的。马克思首先提到，在价值生产过程中，劳动过程的要素获得了一种不同的意义。首先，生产过程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相反，使用价值仅仅是因其作为价值的承担者才被生产出来。生产的目的不仅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更确切地说，是剩余价值。①然而，这改变了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意义。通过进一步展开他早先的范畴性规定，马克思指出，劳动的超历史的意义—作为一种具有质性特殊性的，以创造特定产品为目的地的目的性活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被修改了。依据价值形成的过程而言，劳动仅仅具有量上的意义—作为价值的来源—而不再考虑其质性的特殊性。②这反过来必然意味着，在这一过程中，原料和产品的质性的特殊性同样不再具有意义。事实上，马克思坚持道，抛去表面现象，在价值形成中，原料的真正作用仅仅是吸收一定量的劳动，产品的真正作用仅仅是作为被吸收的劳动的尺度。“产品量……现在只不过代表一定量的劳动……它们只是一小时、两小时、一天的社会劳动的化身。”③在他对商品流通的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扩展道，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在于，劳动所致的物质变换仅仅是一种手段，以创造由劳动（价值）所建构的社会形式。说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也就等于说生产的目的是社会中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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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 284.

② 同上书，pp.291-292。

③ 同上书，p.293。

马克思对表现为价值创造过程的生产过程的分析，为内在于资本主义中的、对待所生产之商品的特殊性的中立态度，提供了初步的逻辑规定。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对生产领域进行说明，他展示了价值形成过程如何转变了劳动过程中的要素，而后者正是前者的表现。对劳动而言，这尤其重要：马克思对价值和价值形成过程的论断意味着，劳动—它在劳动过程中被定义为一种调节、指导着人类与自然的互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与它的目的分离了。劳动力的耗费的目标不再内在地源自这一劳动的独特性质，相反，抛去表面现象，它的目标独立于所消耗的劳动的性质特征它是劳动时间本身的客观化。也就是说，劳动力的耗费不是朝向另一个目的的手段，相反，这一手段自身成为了“目的”。这一目标来自于由（抽象)劳动本身所建构的异化结构。作为一种目的，它非常独特，它不仅外在于（具体)劳动的特殊性，同时还独立于社会行动者的意志之外。

第七章 朝向一种资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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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293.

②同上书，pp. 295-296。

③ 同上书，pp.296-297。

然而，劳动不仅在价值形成过程中与它的目的分离开来，同时也被转化为生产的对象。在马克思那里，生产中的直接人类劳动成为了价值形成过程中的现实的、“隐秘的”“原料”。然而，由于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劳动过程，劳动或许依旧看上去是一种目的性活动，进行物质变换以满足人类需求。但是，它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真实意义，是它扮演着价值源泉的角色。如我们所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一意义不断表现在劳动过程的物质形式中。

由于劳动在资本主义中的这种二重性质，它在双重意义上成为“客观的”劳动：它的目的，由于是劳动本身所建构的，因而成了“客观的”，离开了特定劳动的质性特征以及行动者的意愿；与此相关，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由于与其目的相分离，也被缩减为这一过程的对象。

借由对价值形成过程的逻辑意涵的这一分析，马克思得以开始具体地处理增殖过程，即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当工人们的工作时间超过形成他们的劳动力所需的时间时，剩余价值就被创造出来了，也就是说，当劳动力的价值小于这一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增殖时，剩余价值就被创造出来了。①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的论述的这一阶段，价值形成的过程和剩余价值形成的过程之间的区别仅仅是量上的区别：“如果我们现在把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②

重要的是，马克思对增殖过程的分析首先是依据价值形成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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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p. 300-302.

② 同上书，p.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