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初步讨论，既围绕着财富形式—也即剩余的形式—也围绕着剩余本身。这证明了我的看法，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并不基于一种劳动财富论，而他的批判，也不应被理解为仅仅是一种对剥削的批判。换句话说，它对剩余物的来源的考察，不是在考察由“劳动”形成的剩余的物质财富。与此相关，马克思并不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视为一个由外在的资产阶级出于其自身利益而加以控制的劳动过程(在社会主义中，这一过程将会使全体都受益)。这种阐释忽略了财富的价值形式的意义，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也即其内在的资本主义的（由资本规定的)性质—的分析所具有的意义。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不仅在于阶级剥削，更在于一种特殊的动力，它根植于价值的持续扩张；同时，其特点还在于上文所述的各种增殖过程的规定。如我们所见，这些规定在工业劳动过程的具体形式中被物质化了。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独特性质的基础建立在财富的价值形式上，也即建立在剩余物的价值形式上。仅仅依据生产资料和产品为资产阶级而非工人所有这一点，是无法充分把握这些性质的。换句话说，马克思对生产领域中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的阐述，不能仅仅依据阶级剥削关系而加以理解。

在前文中，我考察了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劳动如何建构起一种“客观的”、获得了一种准独立的存在样态的社会中介形式。现在，随着这一中介的逻辑展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并探寻价值的性质：价值形成的过程将劳动转化为生产的对象，同时使其面对一项外在于其目的的目标。换句话说，我将要展现的是社会统治系统的更为深入的规定，这一系统被马克思描述为人们的劳动对人们的统治。与更为传统的解释不同，在这里，劳动不仅被作为统治的对象，同时也被作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构成源头。

从我目前所考察的这些首要规定出发，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并由此追溯了这一统治系统的发展。他依据这一系统的两个环节之间的关系来对其进行分析，一是其作为一个增殖过程的发展，二是其作为一个劳动过程的发展。在讨论前一个过程时，马克思区分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前者是工人创造再生产自身所需的价值量所需的时间量，后者是工人在“必要的”价值量之外所创造的价值，也即剩余价值。①剩余价值由工人阶级创造，被资产阶级占有，它是资本主义剩余产品的形式。它的核心性质是时间性：“必要的”和“剩余的”劳动时间加在一起形成了工作日。②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两种剩余价值形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对于前者，剩余劳动时间的量，即剩余价值，随工作日的延长而增加；后者指的是，在工作日一定的情况下，由于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而获得的剩余劳动时间的增长。③这一减少来源于一般劳动生产力（至少是那些生产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的生产力)的提高，这将会减少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④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的发展，作为一个自我增殖的资本所特有的方向性运动随之依赖于持续的生产力的变化。一种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出现了，生产力的提高和剩余物的价值形式的增长之间的既定关系，带来了一种无止境的扩张。

第七章 朝向一种资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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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历史动力，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个层面——劳动过程和增殖过程——都赋予了动力。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关的生产力的持续变化，伴随着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急剧变化。⑤“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随着增殖过程的基础从绝对剩余价值转向相对剩余价值，劳动过程便发生了转化。马克思将劳动过程的这一转变描述为从“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从属”①的阶段（此时，“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质并不因为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而不是为自己劳动就发生变化”②)转向“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③的阶段（此时，“劳动从属于资本……引起了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④)。在后一阶段，增殖过程的规定在劳动过程中被物质化了：直接人类劳动在物质上成为了生产的对象。换句话说，具体的无产阶级劳动在物质上具有了马克思在分析增殖过程之初就在逻辑上赋予它的那种特性。作为充分物质化了的增殖过程，这一生产形式，即工业生产，被马克思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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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 325.

②同上书，p. 339。

③同上书，pp.431-432。

④ 同上。

⑤同上。

⑥同上书，p.645。

马克思对“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分析，是试图分析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价值和资本）所塑造的发达资本主义中的生产过程；他认为这一生产过程内在地就是资本主义的。这证明，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并不是指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即资产阶级分配关系)之间的矛盾，而是指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自身内部的矛盾。显然，这削弱了传统概念中工人阶级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型中被赋予的角色。

随后，马克思分析了工业生产的具体形式，并根据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社会形式，分析了工业社会的动力逻辑。这同时也表明，他的基本范畴的充分意涵只有在他对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分析过程中才得到展现。我已经指出，马克思将相对剩余价值的范畴联系上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以及一种持续的历史动力；在马克思的理解中，相对剩余价值是一种充分合于资本的剩余价值形式。只有当这一范畴在他的论述中得到展开时，社会中介的商品形式才会得到充分的展现。它开始具有总体性，变成一种由它所建构的社会总体性的一个环节。如我们所见，这一中介现在成为一种总体性的一个环节。较之于将劳动力理解为商品，相对剩余价值这一范畴的引入更进一步地使作为马克思的分析的出发点的这些范畴“实现了它自身”，并反过来阐明了他的逻辑起点。对于这些范畴的时间维度而言尤其如此：只有在马克思的论述的这一阶段，这些范畴的逻辑展开才得以表现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动力，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种“真实的”历史逻辑。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相对剩余价值的发展赋予了资本主义一种动力，由此，尽管它是由社会实践所建构的，也依然具有了一种历史逻辑的形式。它是方向性的，以一种有规律的方式展开，超越了建构它的行动者的控制，并对他们施以一种抽象的压迫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动力的性质，可以依据商品和资本的二重形式而得到解释。这反过来意味着，只要这些形式掌握着这种发展逻辑，它们就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中才能获得充分的社会合法性。

第七章 朝向一种资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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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645.

②同上书，p.291。

③同上书，p.645。

④ 同上书，p.291。

⑤同上书，p.645。

由此，马克思的论述方式中包含了关于逻辑与历史之关系的一种复杂的看法。《资本论》始于一种逻辑性的推演，其起点—商品—预设了资本的范畴：马克思从商品开始，辩证性地推演到了资本，以此阐明了资本的核心特征。这一核心特征是：随着相对剩余价值这一范畴的出现，其论述的逻辑性展开同时成为了历史性的展开。马克思的论述意味着，逻辑和历史的这一融合—也即辩证性的历史逻辑的存在—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尽管如此，我们同样看到，马克思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其范畴的逻辑性展开（从商品到货币到资本)置于相对剩余价值的出现之前的：它同样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性的展开。由此，马克思内在地指明，资本主义特有的历史特定的历史逻辑，可以反过来用来理解所有的历史。不过，他的论述也表明，这种所谓的历史性展开，事实上是一种反向的投射，其基础是对资本的社会形式所具有的动力性质的逻辑重构，这一动力性质只有在其得到充分发展后才能够获得。

逻辑与历史不应混为一谈，即使它们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便会互相融合，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个部分中得到了清晰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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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在这一部分，即“原始积累”中，马克思分析了现实历史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①尽管这些发展可以被事后赋予某种秩序条理，但是，它们的出现绝非依据马克思在第一卷的第一部分所述的那种内在的辩证逻辑（从商品形式推演到资本范畴）。由此，马克思的论述表明，这种辩证逻辑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社会史前史的真实过程—事实上，这种历史逻辑在资本形式得到充分发展之前并不存在。然而，它也指出，一旦资本形式得到充分发展，这种逻辑就会存在；而且，它也可以反过来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的史前史。以此，马克思的论述方式内在地提供了一种对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的批判，后者将人类历史理解为一个辩证展开的过程，而马克思则在一种历史特定的历史逻辑中揭示了它的“理性内核”。在这种批判框架中，一种普遍的人类历史确实（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在历史上实现了，而非以超历史的方式存在。因此，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无法以一种一元的方式加以描述—不论是依据一种内在的逻辑，还是依据内在逻辑的缺席。

第七章 朝向一种资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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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vol. 1, pp. 873-940.

第八章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

通过对资本范畴的展现，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动力以及工业生产形式，都联系上了由劳动所建构的抽象统治结构，它既是一种生产活动，又是一种社会中介活动。现在我会进一步说明这一关系，我将更为细致地考察，在马克思的批判中，资本主义的根本社会形式是如何塑造了这一历史动力以及生产形式。不过，我将不会直接谈论马克思对生产领域的分析，相反，我会先“回过头去”考察这一领域最为显著的结构特性，并进一步思考马克思分析中的基本范畴的意涵。这将会澄清资本形式的某些重要特质，而如果我直接考察生产领域的话，这些特质或许不会如此明显。尤其是，这将使我得以说明时间维度对马克思的分析所具有的核心重要性。这一路径将会阐明资本的动力的特殊性，并为澄清马克思对生产过程的社会建构的理解打下地基。当我在这一根本性层面上分析完资本主义动力的规定特质之后，在第九章，我将回头来，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考察马克思对生产领域的处理所具有的一些核心的面向。

这一章中的讨论，首先将思考马克思的基本范畴在分析资本和生产过程的动力中所具有的意义，由此，我们的讨论便得以清晰地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即社会批判和实际对抗的可能性—定位到由马克思的范畴所把握的双重性的社会形式中，而非这些社会形式与“劳动”之间。

这一路径将会说明，我对马克思的基本范畴的阐释，是如何为重新理解资本主义性质，尤其是为重新理解其矛盾性动力奠定了基础（同时，它也并不把对市场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思考放在首位。)这一路径为我们提供了基础，来分析资本和工业生产的内在关系，以及考察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发展与其他大规模官僚组织和机构的发展和性质之间的可能的关系。（以这种阐释为基础的考察，将明确奠定这些组织和机构的社会历史基础，由此提供一个区分以下两种机制的基础：一是与资本形式有关的经济和行政机制，二是那些即使废除了资本也依旧需要保留的机制。)

第一节 内在动力

至今，我都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焦点，放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社会形式的二重性这一概念上，并试图澄清这些形式的价值维度（抽象劳动、价值、抽象时间）和使用价值维度（具体劳动、物质财富、具体时间)的性质，以及对两者做出区分。在这里，我将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这两个维度之间的不同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静止的对立，相反，资本主义劳动中的这两个环节—生产活动和社会中介活动—是互相规定的，这种关系带来了一种内在的辩证动力。应当注意到，后文中对价值和生产力的动力关系的考察，是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只有当相对剩余价值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形式之后，这一关系才作为一种核心的样态而实现其自身。

我将根据物质财富和价值的差异来考察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差异所具有的意义，以此试图表明：尽管生产力的增长（马克思视之为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的属性)确实带来了产品数量的增长，并因此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是，它并未改变一定时间单位中产生的价值总量。由此，价值量似乎仅仅来自于抽象劳动时间的耗费，而完全独立于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然而，在这一对立背后，存在着商品性劳动的两个维度之间的一种动态互动。当我们仔细考察下面这个例子时，它就变得明显起来：

第八章 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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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使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介绍了这个例子，以此阐明他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的看法。他的例子表明，一旦商品成为产品的普遍形式，个人的行为就建构了一个异化的整体，它束缚并包含了个人。正如他在第一卷中对价值的更为一般的阐述，这个例子指向了社会整体性的层面。

对我们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价值量的这个首要规定同时包含着一种动力。如果我们假设，在蒸汽织布机使用之前，手工织布工人平均每小时可以产出20码布，带来x的价值。当蒸汽织布机使用之后，生产力翻番，大多数的织布工作仍旧以手工完成。那么，价值的标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依旧由手工织布规定，维持在20码布每小时。因此，蒸汽织布机每小时所生产的40码布就有了2x的价值。但是，一旦这一新的织布方式普及开来，它就会带来一个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生产40码布的标准劳动时间缩减为一小时。由于价值量的产出来自于（社会平均）时间的耗费，而非货物产出的数量，因此，蒸汽织布机每小时所产出的40码布的价值便从2x降回了x。那些依旧使用旧有方式的落伍的织布工人，每小时依旧产出20码布，但他们每小时的劳动只得到1/2x的价值——社会标准劳动小时的价值的一半。

尽管生产力的增长将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但一旦新的生产力普遍化之后，每个时间单位所产出的价值量还是与增长之前的情况下一样。在讨论价值和物质财富的区别时我曾指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劳动小时中所产生的价值总量是恒定的：“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①不过，这个例子清楚地证明，随着生产力的变化，确实有些东西发生了变化：不仅生产力的增加产出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同时，它也导致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考虑到价值的抽象的时间尺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重新确立改变了每个时间单位所产出的个体商品的价值，而非总价值。随着生产力提高，总价值始终不变，仅仅是在更多的产品中被分配开去。但是，这意味着，在一个以财富的抽象时间形式为特征的系统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重新确立了标准的社会劳动小时。在这个例子中，社会劳动小时在生产20码布时，是为手工织布者所规定的；而在生产40码布时，则是为蒸汽织布机所重新规定的。尽管社会一般生产力的改变不会改变每个抽象时间单位所生产的价值总量，但它却会改变这一时间单位的定义。只有达到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一般标准的劳动时间，才能算是一个社会劳动小时。换句话说，社会劳动小时是由生产力水平所建构的。（应当注意的是，这一规定方式无法表现为抽象时间。被改变的并非x的价值中所含的时间量，而是确立这一时间量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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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Marx, Capital, vol. 1,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1976), p. 129.

生产力—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并不改变每个抽象时间单位产出的总价值，但是，它确实规定了时间单位本身。由此，我们便面对着这样一个明显的悖论：价值量仅仅来源于劳动的耗费，其尺度（抽象时间）是一个自变量，但是，常量的时间单位本身却显然是一个应变量，它随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重新确立。由此，抽象时间不仅被社会性地建构为一个时间的质性特定形式，同时也具有了量上的规定：是生产力的普遍水准，也即使用价值的维度，规定了一个社会劳动小时。但是，尽管社会劳动小时不断变化，它却始终是一个常量的抽象时间单位。

第八章 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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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137.

之后我将会考察这一悖论的时间维度，但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的例子表明了商品形式的两个维度之间是互动的。一方面，生产力的增长重新定立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改变了社会劳动小时的规定。也就是说，规定了价值的抽象时间的常量本身是由使用价值的维度、生产力水平所规定的。另一方面，尽管社会劳动小时是由具体劳动的一般生产力所规定的，这个小时中产出的总价值依旧保持不变，不论生产力水平如何。这意味着，每当社会达到一个新的生产力水平，它不仅会重新定义社会劳动小时，同时，反过来，它本身也被作为“基数水平”的这一小时所重新定义。新的生产力在每个抽象时间单位所产出的价值量，等同于旧的一般生产力水平所产出的价值量。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水平，即使用价值维度，同样是被价值维度（作为新的基数水平)所规定的。

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两个维度间的这种交互规定过程，发生在当社会成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这一点处于一种辩证动力的中心，这一动力内在于由商品性劳动所建构的社会整体性之中。这一动力的独特性—这很关键—在于其跑步机效应（treadmilleffect)。生产力的增加带来了每个时间单位所生产的价值量的增加直到这一生产力普遍化为止。此时，这段时间中产出的价值量，由于其抽象及普遍的时间维度，又回到其先前的水准。这导致了一个新的社会劳动小时和一个新的生产力基准水平。在这里出现的，是一种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社会一般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量改变了，但这些改变又重建了起点，即重建了社会劳动小时和生产力的基准水平。

这种跑步机效应意味着，即使是在价值量问题的抽象逻辑层面上—也即在引入剩余价值范畴和雇佣劳动一资本关系之前，一个社会也是具有方向性动力的，就像生产力水平的无限增长的驱力所表示的。如我们所见，生产力的增长导致了每单位时间产出的价值量的短期增长，引发了新生产方法的普遍采用。①但是，一旦这些方法普遍化之后，每单位时间产出的价值便回到其原来的水准。事实上，那些尚未采用新方法的生产者现在将被迫去这么做。引入更新的增加生产力的方法，将进一步带来价值的短期增长。由此，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的一个后果是，随着时间的常量被生产力的增长所改变，它反过来将引发更高的生产力。其结果是一种方向性的动力，其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生产力和财富的抽象时间尺度这两个层面将不断互相重构。由于在分析的这一阶段，我们还无法解释资本的持续积累的必然性，因此，这里所述的动力，也并不代表那种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历史逻辑。但是，它确实代表了这一逻辑的基本特性，并勾勒了在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中，增长所必须采取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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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