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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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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增长和社会劳动小时之间的交互重构具有一种客观的、规律似的性质,它绝非仅仅是一种假象或神秘化。尽管它是社会的,但它却独立于人类的意志。如果我们可以提出一种马克思式的“价值规律”的话,那这一跑步机式动力正是其首要规定。如我们所见,它将一种持续的社会转化和重构的模式描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因此,价值规律是动态的,无法依据一种市场均衡理论而得到充分的理解。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价值的时间维度——也即一种区别于物质财富的特殊财富形式——就会清楚,价值形式从一开始就包含了上述的这种动力。

需要注意的是,由市场中介的流通方式不是这一动力的核心环节。在这一资本主义动力被充分建构起来之后,其核心环节在于跑步机效应,它仅仅根植于财富的价值形式的时间维度。如果说市场流通方式确实在这一动力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的话,它也仅是一个复杂发展过程的次级环节—譬如说,是生产力水平普遍化的方式。这一普遍化导致了价值量回到其初始水准,但是,这不是由市场导致的;它是由价值作为一种财富形式所具有的性质所导致的,在根本上独立于每次新的抽象时间框架被普遍化的方式。如我们所见,这一模式是马克思笔下与剩余价值范畴有关的那种增长形式的一个核心环节。仅仅对流通方式投以关注,将意味着放弃关注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资本主义发展轨迹中的商品形式所具有的重要意涵。

第八章 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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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我所讨论的,对马克思而言,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中的人们并不直接以价值的考量为基础而行动。相反,他们的行动为对价格的考量所塑造。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理解的那样,对资本主义潜在结构动力的完整分析,必须表明个人如何在这一外在形式的基础上建构了这一动力。不过,由于我的意图仅仅是——在一个非常抽象的逻辑层面——澄清这一结构动力的性质,我将不会思考结构与行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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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主义动力的抽象规定的这一考察指出,尽管市场流通方式或许对商品—作为一种整体性社会形式—的历史起源而言是必要的,但对这一形式而言,它未必是核心的。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协调和普遍化的方式—比如一种行政化的方式—也可以对这一矛盾性社会形式起到类似的作用。换句话说,价值规律一旦形成,同样可以以政治化的方式加以调节。由此,这种抽象逻辑分析的一个意涵是,废除市场协调方式,并不等同于克服价值。

先前,我们曾将资本范畴描述为一种动态社会形式。现在,我们将进一步考察这一动态性质的本质,并指明它如何最终根植于价值与物质财富、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互动,也即根植于商品形式的两种维度之间的互动。这一动力代表了资本主义内在历史逻辑的初步轮廓,它源自于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所具有的异化性质和时间性质。它抽象地预示着资本的一个核心特征,即,为了自身的存在,它必须不断地积累。生成(becoming)是它的存在(being)的条件。

第二节 抽象时间与历史时间

我已经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和价值维度之间的辩证互动如何产生了一种历史动力。商品形式的二重维度之间的互动同样可以依据一种时间性,依据一种抽象时间和资本主义特有的具体时间形式之间的对立来加以分析。为了澄清这一对立的重要性,我将同样在一个更为具体的社会层面讨论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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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据马克思而言,在另一层面上,市场竞争同时可以一般化、平均化利润率。见Capital, vol.3,trans.Davi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England, 1981), pp. 27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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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所见,商品形式两个维度间的互动中包含了对抽象时间常量的一种实质性修正。价值的这一抽象时间尺度保持恒定,但它具有一个变动着的亦是隐藏的社会内容:并非每个小时都是一个小时—换句话说,不是每个劳动小时都可以被计为规定了价值总量的社会劳动小时。由此,抽象时间常量既是一个常量,又是一个非常量。在抽象时间的层面上,社会劳动小时是一个常量,是生产出来的总价值的尺度;而在具体层面上,它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又因为价值的尺度始终是抽象的时间单位,因此,其具体的变化便无法表现在这一单位中。也就是说,劳动力的增长表现在产出的每一个体商品所分到的价值比例的下降中—而非表现在每小时生产出的总价值的下降中。尽管如此,生产力的历史水平确实对生产出的总价值有所影响,尽管只是以间接的方式:它规定了生产一件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时间标准反过来规定了一个社会劳动小时的构成。显然,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单位时间表现为越来越“密集”的货物生产。然而,这一“密度”并不表现在抽象时间领域,即价值领域中:抽象时间单位—小时以及产出的总价值依旧保持不变。

我已经指出,虽然不断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抽象时间框架却始终是个常数,这一点是一个明显的悖论。这一悖论无法在抽象的牛顿时间的框架中得到解决。相反,它指向了另一种时间类型作为更高阶的参照系。如我们所见,常量的时间变得“密集”的过程—即使用价值维度所导致的实质变化的过程无法在价值的抽象时间框架中表现出来。不过,它却可以表现在另一种时间层面,以一种具体时间的形式。

为了阐明这另一种时间类型的性质,我必须进一步考察资本主义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和价值维度之间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生产力的变化使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抽象时间为轴进行运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减少。但是,尽管社会劳动小时由此改变了,它却并不围绕这个轴运动—因为它就是坐标轴本身,是度量变化的框架。小时是一个恒定的抽象时间单位,它必须在抽象时间层面保持固定。因此,每个新的生产力水平都被“重新”规定为基准水平,产出同样的价值率。然而,即使它被重新定为同一条基准水平,新的生产力水平事实上已经被实现了。尽管这一实质性的发展无法改变抽象时间本身的抽象时间单位,它却确实改变了这一单位的“位置”。整个抽象时间之轴,整个参照系,都已经随着生产力的每次社会普遍性增长而改变了。社会劳动小时和生产力基准水平都“随时间而前行”。

第八章 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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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由抽象时间的实质性变化所导致的运动,无法在抽象时间层面得以表现。它需要另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可以被视为一种具体时间的模式。先前,我曾将具体时间定义为任意一种作为应变量的时间—一种事件或行动的功能。我们已经看到,商品性劳动的两个维度之间以这样的方式互动:生产力的社会普遍化增长使得抽象时间单位“随时间而前行”。据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基础在于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的社会性质。因此,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的这一时间运动,随它与价值框架之间的互动而变,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体时间。在考察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互动(它位于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的核心)时,我们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是一种(具体)时间的模式表达了(抽象)时间的运动。

资本主义劳动的两个维度的辩证法同样可以通过时间来加以理解,将其作为两种时间形式的辩证法。如我们所见,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辩证法带来了一种内在动力,其特征是一种独特的跑步机模式。由于生产力的每个新水平都被重新确立为新的基准水平,因此,这一动力便具有了不断持续的倾向,生产力水平的持续增长便成为了它的标志。从时间性上加以分析的话,这一资本的内在动力,以其跑步机模式,导致了时间的一种持续的方向性运动,一种“历史之流”。换句话说,我们所考察的具体时间的模式,可以被认为是历史时间,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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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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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所说的历史时间,显然不同于抽象时间,虽然两者都是随着商品发展成一种整体性形式,而被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我已经指出,抽象时间—一种抽象的独立的参照系,事件和行动在其中发生—的根源是,个人活动的结果经由一种整体性社会中介的转化,而成为这一活动的一种抽象的时间标准。尽管时间是价值的尺度,但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表达的整体性中介并不是一种时间的运动,而是一种实质时间在空间中向抽象时间的变形,也就是说,从特殊变成普遍再变回特殊。①这一空间中的中介建构了一种抽象的、同质化的时间框架,它保持不变,并被作为运动的尺度。由此,个体的行动发生在抽象时间之中,且以抽象时间为参照尺度,但无法改变这一时间。尽管生产力的变化历史性地改变着抽象时间单位,但这一历史运动并不反映在抽象时间之中。抽象时间并不表达时间的运动,却为运动建构了一个显然是绝对的参照系;其稳定持续的“流”事实上是静态的。因此,每个时间单位产出的价值量,作为这种时间的功能,便无视生产力的变化而保持恒定。整个参照系被重构了,但本身并不表现出这一重构:参照系的运动并不直接反映在价值层面中。

在这一阐释中,历史时间不是一个抽象的延续物(事情在其中发生,其流动显然独立于人类活动),相反,它是时间的运动,对立于时间中的运动。为历史时间所表达的社会整体性的动力,是一个为社会发展和转化所已然/正在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方向性的,其流动最终根源于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的二重性,并且受到社会实践的影响。

这一历史过程具有许多面向。我只会分析这一过程的一些根本的规定,但是,它们都包含了马克思所分析的这一动力的更为具体的面向,并为这些面向奠定了基础。首先,如上所述,整体性的动力导致了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据马克思而言,这一发展将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区分开来。①它包括了工作的性质、生产、技术以及相关的知识形式的积累的持续变化。更为一般地说,社会整体性的历史运动,导致了大部分人口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持续的、广泛的转型—工作与生活的社会模式、阶级结构与阶级分配、国家与政治的性质、家庭形式、学习与教育的性质、交通与交流的方式等。此外,资本主义内在动力核心中的辩证过程导致了主体性、交往和社会价值的历史特定形式的建构、传播和不断转变。(马克思对他的范畴的理解暗示了这一点,这些范畴被作为社会生存形式的规定,在两者的内在关联中同时把握了社会客体与主体。)由此,资本主义历史时间可以被视为一种具体时间的形式,这种形式被社会所建构,表达了工作和生产、更一般的社会生活,以及意识、价值、需求的形式的持续的质性转变。不同于抽象时间之“流”,这种时间运动不是稳定的,而是变化的,甚至是不断加速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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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Lukács, "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1971),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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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是,两种时间形式一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的社会建构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建立在价值、抽象时间上的社会,一旦得到充分发展,就具有了一种持续的历史动力的特征。(与之相关的,是历史意识的传播。)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分析依据商品形式的两个维度之间的辩证法—它可以被把握为抽象时间与历史时间的辩证法—社会性地阐明并奠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动态性质的基础。他依据一些特定的社会形式对这一社会进行分析,这些形式建构了一种持续的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形式是,这一社会形态中的人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意谓一种持续的、方向性的社会转型过程。然而,由于这些形式的异化性质,他们所建构的历史超越了他们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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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p. 486-489.

②同上书,pp.411-416,517-544,575-638。

③ 资本形式的发展可以作为一个起点,来对西方自17世纪起的时间概念的变化进行社会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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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历史时间不仅是事件在其中发生的时间之流,它被建构为一种具体时间的形式。它并未被由价值规定的时间形式表达为一种抽象的常量,一个“数学的”时间。我们已经看到,社会劳动小时在历史时间的维度之中运动,这一时间是具体的,其流动并不稳定;然而,抽象的时间单位并未表现出其历史变动一它维持着其作为当下时间的恒定形式。因此,历史之流存在于抽象时间框架之下,但并未在其中显现。抽象时间单位的历史“内容”依旧是隐藏的,正如商品的社会“内容”一样。

然而,和这种社会“内容”一样,抽象时间单位的历史维度也不意味着一个非资本主义的时刻;它并未以任何方式建构一个批判的出发点,可以指向对这一社会形态的超越。和卢卡奇相反—他将资本主义等同于静态的资产阶级关系,并将动态整体、将历史辩证法确立为资本主义批判的起点①这里所发展的立场表明,一种持续的、“自动的”历史之流的存在本身,内在地联系着抽象时间的社会统治。这两种时间形式,都是异化关系的表达。我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结构具有一种准自然的对立形式,一边是一种抽象普遍的维度,一边是“物的”自然维度。这一结构的时间环节同样具有一种貌似非社会、非历史的对立形式,一边是一种抽象的形式维度,一边是具体过程的维度。然而,这些对立并不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相反,正如积极理性的思想形式和浪漫主义的思想形式之间那种彼此关联的对立一样,它们依旧整体性地停留在资本主义关系的框架之内。

在进一步考察资本主义时间的两种形式之间的互动之前,我首先将继续分析它们的差异—尤其是历史时间和抽象时间框架之间的差异,它们来自于物质财富和价值之间的差异。如我们所见,抽象时间的框架内在地关联着价值的维度,随着生产力的增加,它依旧维持恒定。生产20码布,产出x量价值的社会劳动小时,在抽象时间上等同于生产40码布,产出x量价值的社会劳动小时:它们是同等的抽象时间单位,依据标准,都规定了恒定的价值量。无疑,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具体的差异,它源自于生产力的历史发展;不过,这种历史发展重新确立了一个社会劳动小时的构成标准,而且,它并不反映在劳动小时本身中。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是作为当下的时间的表达。对直接劳动时间的消耗而言,它既是尺度,也是强制性的规范,与生产力的历史水平无关。

第八章 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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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ukács, "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pp. 14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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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历史时间导致了一种独特的持续的社会转型过程,它与持续的生产力历史水平的变化有关:它是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在由商品规定的社会整体性的条件下不断发展的结果。重要的是,马克思以如下的方式,依据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也即具体劳动的社会特质)来分析生产力:

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①

这意味着,劳动生产力并不必然取决于工人的直接劳动;它同时也是科学、技术、组织知识和经验的结果,马克思将它们作为社会普遍的人类发展的产物。②我们应当看到,在他的论述中,资本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历史中展开:生产力水平越来越不取决于工人的直接劳动。这一过程导致了社会普遍的知识和经验形式以一种异化的方式发展,它们不取决于也不能被缩减为直接生产者的技能和知识。我们所考察的时间的辩证运动,代表了马克思对资本的历史所展开的分析中的首要规定。

当我们度量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时,不同于价值维度,它是以产品、以产出的物质财富的量为尺度的。它不取决于直接劳动,也不以抽象劳动时间的消耗为尺度。物质财富的尺度同样具有一个时间的面向,但和与价值维度相关的必要时间形式无关,这种时间性是生产的实质结果—生产一种特定产品所需的现实的时间量。这种时间,是对象化过程本身的结果,而非用来衡量消耗的标准。生产的具体时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反映了时间的历史运动。这一运动产生于一个社会建构过程,这一过程关联着技术的、组织的、科学的知识和经验以一种异化形式进行的持续的积累。①从目前的讨论中可以得出,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之中,这种积累的特定产物—即作为时间的运动之基础的社会的、思想的、文化的发展的产物一—事实上是可以被度量的,不论是以单位时间内生产的物品数量的变化,还是以生产一种产品所需的时间量的变化。但是,这种历史发展本身,却是无法度量的:它们无法被量化为抽象时间(即价值层面)的相应的量变,尽管价值的社会形式的要求塑造了具体的生产形式—知识、经验和劳动的积累在其中被对象化了。由此,历史的运动可以作为一个应变量间接地表现在时间中;但是,作为时间的运动,它无法被静态的、抽象的时间所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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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 130.

②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in Capital, vol. 1, pp. 1024,1054.

③ 见 Capital, vol. 1, pp. 443-458, 482, 509,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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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动力的轨迹的理解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我们这一初步的考察阶段中变得鲜明起来。他的那些根本范畴指出,随着由社会关系的商品形式所驱动的动力的展开,出现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差异,一方面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它未必取决于工人的直接劳动),另一方面是表现这一发展的价值框架(它必然取决于这种劳动)。历史时间的积累和对象化的直接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异,随着科学知识在生产中的不断物质化而愈加显著。和马克思在价值和物质财富之间所做的区分一样,由科学和先进技术导致的生产力的极大增长,无法也不可能完全归功于抽象劳动时间的耗费,不论是体力还是智力乃至那些试验和开发,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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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p. 482,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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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所需的时间。

这一发展可以依据历史时间的范畴来加以理解。如我们所见,在思考生产的轨迹时,随着先进的科学技术下的生产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表现了社会普遍的经验和劳动的积累,以及在这一固有历史的基础上,普遍知识的时断时续的增长。①如马克思的范畴所把握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于,随着其历史时间的积累,物质财富的生产条件和价值的生产条件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从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即物质财富的创造)出发来考虑,生产越来越与为直接生产者乃至阶级所具有的技术与知识的物质对象化过程无关,相反,它越来越成为一个将人类所积累的集体知识一作为一个普遍范畴,它本身是随着历史时间的积累而建构的—对象化的过程。由此,在使用价值维度上,当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生产将越来越成为一个历史时间的对象化过程,而非直接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过程。尽管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必然是后一个对象化过程的表现。

第三节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

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历史动力不是线性的,而是矛盾性的。它指向了对自身的超越,但它不会自动克服自己。我已经在一个抽象的、初步的层面分析了以直接劳动的对象化为基础的生产和以历史时间为基础的生产之间的特定差异。如果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二重性的话,生产的发展就可以被理解成仅仅是一种技术发展,它导致一种生产方式不断被另一种生产方式所取代。这一线性过程按照如下的历史模式展开: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以直接生产者的知识、技能和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形式,带来了另一种以人类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形式。随着历史时间的积累,直接人类劳动在生产中的耗费渐渐失去了它的社会必要性。以当下的抽象劳动时间的耗费为基础的生产,由此产生出其自身的否定—历史时间的对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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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 508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