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有许多现代性理论—比如那些“后工业社会”理论——就是以对生产发展的这种理解为基础。这种进化论式的理解，并不充分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历史发展的非线性特质。它假定，产出的财富形式是恒定的，只有生产方法—仅指技术层面——改变了。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里，只有当价值和物质财富并非两种不同的财富形式时，这种进化式的发展才是可能的。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结构性形式的二重性，这种发展仅仅表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辩证的历史动力中的一种趋势。马克思对作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范畴的价值的分析，不仅没有将生产的发展仅仅作为一种技术发展其中一种先前以人类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被一种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同时，他也没有忽视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相反，在区分了价值和物质财富、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以及抽象时间和具体时间)的基础上，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分析为一个矛盾的社会进程，它被商品形式的两种维度的辩证法所建构。

这两个维度间的关联在于，价值并非仅仅被历史时间的积累所取代，相反，作为社会形态的一个核心要素，它被不断地重构。这一过程保留了与之相关的价值和抽象统治形式，撇开使用价值维度的发展，它在结构上是内在于为马克思的基本范畴所把握的那些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形式的。在根据两个维度之间的关联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动力的最抽象因素时，我们发现了生产力的每一个新的层次是如何既重新确立了社会劳动小时，又反过来被抽象时间框架重新确立为一个新的基准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力的增加所带来的具体时间的变化为社会整体性所中介，这些变化被转化为新的抽象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并反过来重新规定了恒定的社会劳动小时。应当注意到，生产力的发展依旧不断重新确立着社会劳动小时，因此，这一发展是在重新确立而非取代与抽象时间单位相关的必然性形式。生产力的每一个新的水平，都在结构上被转化为社会劳动小时的具体前提而每单位时间中生产的价值量依旧恒定。在这个意义上，时间的运动不断地被转变为当下时间。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基本结构是：历史时间的积累，不论以何种方式，都不会削弱以价值为代表的必然性，也就是当下的必然性。相反，它所改变的是这一当下性的具体前提，由此再次建构了这一必然性。当下的必然性并非被“自动地”否定了，而是被悖论性地强化了；它在时间中被推动，而成为一种永久的当下性，一种似乎是永恒的必然性。

第八章 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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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绝非线性的、进化式的。它的发展—我将其建立在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这一非常抽象的逻辑层面上—既是动态的，又是静止的。它带来了生产力水平前所未有的提高，同时也使得价值的框架不断被重新建构。这一独特的辩证法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社会历史现实不断在两个非常不同的层面上被建构起来。一方面，如我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包含了社会生活的不断的转化—其社会阶级和其他团体的性质、结构和相互关系、生产的性质、交通、流通、生活模式、家庭形式，等等。另一方面，资本的展开包含了对自身的根本状况——社会生活的一个不变的特质—的不断重构，即社会中介最终是由劳动产生的。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这两个环节—世界的不断转化和价值规定框架的重构—之间是互为条件、内在关联的：两者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的异化社会关系，并且共同定义了这一社会。

在这一非常根本的层面上，马克思的资本的概念是试图用来（同时依据这两个时间性环节)把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用来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动态社会而加以分析的；它既处于持续的流变中，又保持着其潜在的同一性。在这个框架中，资本主义的一个明显的悖论是，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它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动力，但是，这种动力的特性是它不断将历史时间转入当下性的框架，并由此强化着这一当下性。

要根据价值的统治（也即资本的统治)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要根据两种似乎对立的抽象社会统治形式进行分析：一是作为当下性的抽象时间的统治，二是一个持续转化的必要过程。这两种抽象统治方式，以及它们的内在关联，都被马克思以“价值规律”而加以把握。我已经指出，这一“规律”是动态的，无法以一种市场规律来加以充分把握。在这里我要补充的是，它范畴性地把握住了生产力水平不断增长的驱动力，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生活的持续转化，也把握住了其基本社会形式的不断重构。它揭示了资本主义是一个以时间的二重性为标志的社会—一方面，是一个持续的、加速的历史之流；另一方面，是这一时间的运动被不断转化为一种恒常的当下性。这两个时间性维度虽然是为社会所建构的，但却超越了建构性行动者的控制，并对后者施以统治。马克思的价值规律远非一种关于静态均衡的规律，它是一种特定的历史“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转化与重构的辩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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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但是，依据社会现实的这两个环节对资本主义做出的分析表明，同时把握住这两者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在越来越快地被转化，这一社会之下的不变的结构—譬如说，对个人而言，劳动是一种间接的生活手段这一事实—将会被作为永恒的、社会“天然”的人类状况。结果是，与现代社会具有质的差别的那种未来的可能性，将会被遮蔽起来。

对资本主义基本形式中两个维度之间的辩证法的这一基本考察表明，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以抽象当下时间消耗为基础的生产和以历史时间的占有为基础的生产，为何不能被明确地区分为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后者逐渐取代了前者)。相反，它们是发达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两个环节，它们的互动建构了这一过程。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并非以线性的方式发展。但是，这一辩证运动确实带来了一种历史可能性：以历史时间为基础的生产，可以脱离以抽象当下时间为基础的生产而得以建构，同时，资本主义特有的过去与当下的异化关系也得以被克服。正是这种未来的可能的脱离，使我们得以对当下的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领域的两个环节加以区分。

第八章 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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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可以回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范畴。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范畴代表资本主义中的具体时间转化为抽象时间，由此，它表达了一种时间性的标准化强制。我对资本主义内在动力的初步考察已经表明，这一客观的、非个人的对个体的强制不是静止的，它自身在历史中不断重构。生产者不仅被迫去按照一个抽象的时间标准来生产，并且必须以一种合于历史的方式来生产：他们被迫去“紧跟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遭遇了抽象社会必然性的一种历史特定形式，其规定随历史而变也就是说，他们遭遇了一种由社会建构的历史必然性形式。当然，这一历史必然性的概念具有另一种意义—即历史必然以一种特定方式运动。对马克思的基本范畴的这一讨论表明，在他的分析中，历史必然性的这两个方面—个人面对的变动的强制，以及推动着整体性的内在逻辑—是同一种社会生活形式的彼此相关的表达。①

这一考察进一步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范畴同样具有另一个维度。考虑到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财富形式，那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应当在另一种意义上被理解为是社会必要的：它内在地指向了这样一种劳动时间，它为资本所必需，也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所必需—只要在社会的建构中，价值依旧是财富的形式，剩余价值依旧是生产的目标。依此，这一劳动时间就表达了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个体所具有的一种更高阶的必然性形式，它不应被混同于马克思在区分“必要的”和“剩余的”劳动时间时所指的那种必然性形式。如我们所见，后者是在区分工作日中有多少比例是工人为自身的再生产在劳动（“必要的”劳动时间），有多少比例是为资本的代表者所占用的(“剩余的”劳动)。②在这个意义上，“必要的”和“剩余的”劳动时间，及其所有变体，都属于“社会必要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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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当指出，这种历史必然性（马克思的范畴为其找到了社会基础)从属于社会形态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它并不直接指涉国家之内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发展。我们可以依据马克思所分析的历史的“元逻辑”来对它们进行可信的考察。然而，如果不考虑必要的中介和偶然因素的话，也会变成一种简化论。同样地，从更为偶然的层面上来批评马克思的分析，也会混淆分析的层面与社会现实的层面，而两者应当被区分开来。

② Capital, vol. 1, pp. 324-325.

时间”。

价值的范畴与物质财富的范畴相对立，由此它意味着，劳动时间是造就资本主义中的财富和社会关系的原料。它所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活形式，其中，人们被他们自己的劳动所统治，并被迫去维持这种统治。如我将进一步讨论的，这种社会生活之下的规则，催生着技术发展的不断加速，以及一种持续“发展”的必然模式；然而，它们同样延续了直接人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必要性，不论技术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达到了什么程度。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历史特殊规则的终极基础在于，劳动及其二重性——既作为生产行为，又作为一种历史特殊社会“实体”——建构了资本主义的同一性。

现在我们应当清楚，我所考察的这一复杂的动力，是马克思笔下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的关键核心。我的理解表明，首先，这一辩证法根植于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式的二重性—根植于劳动和社会性时间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维度。其次，在静态和动态这两个维度上，它都固化了时间必然性的抽象强制。我将这一辩证法的根本特征建立在这样一种抽象的逻辑层面，由此表明，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它既不源自于生产和分配的所谓根本矛盾，也不源自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即阶级冲突。相反，它源自于资本主义劳动所建构的独特的社会形式，这些形式结构了上述冲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和可能的否定的这种理解，极大地区别于那些从“劳动”的观念入手的路径，它们以传统的方式来定义资本主义的矛盾辩证。

虽然只是在一个初步的逻辑层面上，我们也已经看到，社会劳动的这两个维度如何动态性地彼此改变与强化。然而，在对以历史时间的占有为基础的生产和以抽象当下时间的耗费为基础的生产这两者区别的讨论中我已经指出，这两个维度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的矛盾性质的基础恰恰在于这样一种条件：虽然这两个维度是互不相同的，但两者被结合成为一种单一的（历史特殊的)社会形式中的两个环节。结果导致了一种动态的互动，其中，这两个环节以如下的方式重新确立了彼此：它们之间的差异转变成一种不断增长的对立。如我在一个非常抽象的层面上所表明的，在一个普遍的框架中，这种不断增长的对立不会带来任何线性的进化的发展其中，当下性的基础被准自动地克服与取代。即使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能发现，它将带来一种不断增长的内在结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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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阐释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外在于生产过程，后者是为“劳动”所建构的。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被视为生产与分配的矛盾，也即被视为现存的诸社会“机制”和领域之间的矛盾。然而，在本书所论的框架中，矛盾存在于这些“机制”、领域和过程之内。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须在社会及技术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我所述，即使是这一过程的物质形式也可以—依据不断增长的内在结构张力，即“剪压力”—来进行社会性的分析，这种压力来自于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所具有的两种结构性规则：达到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生产剩余价值。

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结构形式的这两个维度之间的不一致，为社会形态赋予了一种内在的辩证动力，并表现为其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既形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进程与机制，也为其历史否定的内在可能性奠定了基础。

我对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的分析清晰地表明，马克思绝没有将劳动和生产作为资本主义历史批判的出发点，相反，他的批判性分析恰恰聚焦于劳动所起到的社会建构作用。因此，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的矛盾性质导致了实然与或然之间不断增长的张力这一看法，并未将工业生产和无产阶级确立为后资本主义未来的要素。在马克思的理解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不存在于某个现存的社会结构或集团和另一个现存的社会结构或集团之间。相反，它基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自身之中，基于生产领域的二重性之中—这一领域所立身的那个社会的基本关系，是为劳动所建构的。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存在于劳动与时间的两个维度之间。基于目前的讨论，我可以这样描述这一矛盾：一方面，是社会普遍的知识和技能，其积累源自于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形式；另一方面，是这一中介形式本身。虽然当下性的价值基础，也即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达的抽象必然性，无法被自动地克服，但是，它带来了不断增长的张力，以及内在于发展之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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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文中我将阐明这一矛盾，但在这里，我希望回到历史动力的问题上。我在这里所述的阐释扩展了这一动力的范围，超出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也将其限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范围之内。虽然抽象，但我对马克思的基本范畴的分析也已经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社会形式的二重性的看法指向了一种历史动力。他的论述为这种方向性辩证动力找到了社会基础—他将其历史地确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由此，这一论述强化了我关于马克思的范畴的历史特殊性，以及他的内在历史逻辑这一概念的看法。

同时，它也有助于区分马克思的分析中所纠缠着的那三种辩证方式。第一，也是最知名、最常为人提到的一种辩证法，可以被描述为一种通过对象化的方式进行的自反性建构。比如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刚开始讨论劳动过程时提到，通过在外在自然中行动，并对其做出改变，人们改变了他们自身的性质。①换句话说，在马克思那里，不论对人类还是对个人而言，自我建构的过程都包含了一个外在化的过程。技术和能力的建构是实践性的，通过它们的表现而进行。人们常常依据这一过程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概念。②但是，我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二重性的讨论已经证明，即使将劳动宽泛地理解为一切外在化的行动，这一通过劳动进行的自我建构的过程，都未必会导致一种历史发展。譬如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未必具有方向性的动力。不论在理论基础上，还是在历史表现上，具体劳动的对象化的自反效应，都未必是方向性的。位于我所讨论的辩证发展的核心位置的那种内在必然性和方向性逻辑，并不内在于一个知识主体和其外在化过程的互动之中—不论这些互动被理解为个体性的，还是被理解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换句话说，方向性逻辑并不内在于那些可以被视作具体劳动形式的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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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283.

② 这也可以用来阐释卢卡奇，见“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pp. 145-149, 170-171, 175-181,185-190。

马克思成熟期理论的第二种辩证互动，是一种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的特定形式之间的交互建构。我已经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开始发展一种深层结构和实践之间的复杂的辩证法，它既由前者的外在表现所中介，又由诸种社会形式的主体维度所中介。这样一种分析，使得我们能够在理论上克服对社会生活的客观论的和主观论的阐释，同时能够揭示两者各自的有效部分和歪曲部分。①然而，这种辩证法也未必是方向性的，它可以导致一种不具有内在历史动力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再生产。②

这两种辩证互动，都可以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各种社会之中。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两者都具有了方向性的动力，因为它们被嵌入、被缠绕于一种具有内在动力的客观化的社会关系框架，它由第三种辩证互动所建构，这种辩证互动根植于其潜在的社会形式的二重性之中。结果是，既建构了社会实践又为社会实践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具有了动力性。此外，由于资本主义特有的内在动态关系是为劳动所中介的，因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在资本主义中就真正获得了一种方向性的动力。然而，归根究底，这一历史动力的产生源自于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而非“劳动”。这一方向性动态结构同时使得社会的生产集团和剥削集团之间的冲突变得整体化、动力化。换句话说，它将这一冲突建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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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譬如说，马克思对价值和价格的分析就指明了下述这些方法的“理性内核”，它们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前提，或基于社会现象是个人行为积累的结果这一观念。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分析将这些方法置于历史之中，它表明了那些被它们放置在社会本体论层面的对象的历史特殊社会建构（如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

② 布尔迪厄对卡拜尔社会的考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根据结构与实践的互相建构的辩证法（结构、惯习与实践的辩证法)，来分析这种社会生活形式的再生产。见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Richard Nice (Cambridge, 1977)。

阶级冲突。

由此，我对价值的时间维度的意涵的考察表明，马克思的分析揭示了一种历史特殊的社会形式中所具有的辩证性发展逻辑的基础。因而，他的分析说明，确实存在一种历史逻辑的形式，一种历史必然性的形式，但它仅仅内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中，而非内属于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之中。这意味着，马克思的成熟期批判社会理论并未将历史具体化为一种推动着所有的人类社会的力量。它并未预设一种普遍存在的方向性的历史动力。相反，它试图解释那种现代社会特有的持续的方向性动力的存在，这一解释的依据，是那些被（一个异化过程中的）劳动所建构的历史特殊社会形式。①这一分析指出，只要一种理论为历史确立了一种内在的逻辑(不论是辩证的还是进化的），却没有将这一逻辑建立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建构过程的基础上（这种看法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它就是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性质表现成了人类历史。这种表现必然会遮蔽一种方向性动态历史所具有的真实社会基础。因此，历史过程就从社会分析的对象，转化成了其准形而上学的前提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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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品形式是资本主义复杂历史动力的最终基础，以上这一看法将质疑那些超历史的所有对立，它们要么把历史理解成一个单一的、同质的过程，要么把历史理解成一系列具有各自不同时间性的社会过程的交织。我试图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性质—在一个非常抽象的逻辑层面上一找到社会基础。我指出，尽管资本主义未必是一个统一的、共时的、同质的历史过程，但作为一个整体，它是具有历史动力的，并以此区别于其他的社会生活形式。各种社会层面和进程之间的关系，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将以不同的方式得以组织。它们被嵌入一个一般的、社会建构的、具有时间性方向的、辩证的框架中。

第九章生产的轨迹

马克思将商品分析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社会形式，通过对这一分析的内涵的考察，我已经触及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之本质的概念。我的论述揭示的，是马克思对商品性劳动的二重性和价值的时间维度的分析中所包含的内在历史动力的首要规定。由此，这一论述得以说明马克思的资本这一范畴，指向了由劳动建构的异化社会关系的矛盾性、动力性结构。这一路径进一步支持并澄清了我的看法，即马克思关于劳动在资本主义中的核心性的理论，是一种对特定社会中介方式的批判理论；在这一理论框架里，资本主义的劳动具有一种社会意义，如果仅仅将劳动理解成中介人与自然的一种生产活动，我们将无法充分把握这一意义。

现在，基于对其批判理论的基本范畴的上述考察，我将重新思考马克思对生产领域的分析，并将重点放在经济增长、阶级冲突和工业生产的社会建构这些议题上。以此，我将进一步说明我们目前所讨论的资本的意义，并重新理解资本主义及其可能的克服所具有的性质。

第一节剩余价值与“经济增长”

面对当下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的生态问题，我对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这一概念的初步探讨，可以阐明这一辩证法的一个面向，这个面向包含在马克思所谓特殊利益的剩余价值这一范畴之中。如我们所见，这一范畴本身指向了由剩余劳动时间所产出的价值，也即在工人们的自我再生产所需的必要价值（必要劳动时间)之外耗费的劳动时间。剩余价值的范畴常常被理解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剩余并非来自于一系列“生产要素”，而是仅仅来自于劳动。这种阐释认为，劳动独特的生产性角色，被资本主义中无产的生产者和非生产性的有产者之间的契约性质所遮蔽了。这些关系采取了一种交换的形式，其中，工人们按他们劳动力的价值获得报酬—它要少于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价值。然而，这一价值上的差别并不外显。换句话说，因为资本主义中的剥削以这样一种交换手段为掩护，所以它没有暴露在外—不像封建社会中对剩余的剥削。由此，剩余价值的范畴就是用来揭示资本主义的这一隐晦的剥削性质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