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虽然这一阐释确实把握住了这一范畴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它依旧是片面的；它仅仅看到了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却没有充分思考剩余价值的意义。而我已经表明，马克思是根据价值形成过程来分析增殖过程—剩余价值形成过程的。他的分析不仅考虑到了剩余的来源，同时也考虑到了生产出的剩余财富的形式。如前所述，价值是一个动态整体性的范畴。这一动力包含了一种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它源自于商品形式的二重性，以及财富的价值形式的两种结构性规则—一是生产力水平趋向不断提高，二是在生产中必须保留直接人类劳动。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这一分析。如我们所见，依马克思所说，资本是“自我增殖的价值”②，其特点在于不断扩张的需求。只要价值是财富的形式，生产的目标就必然是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不仅是价值，而且是不断扩张的剩余价值。③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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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Paul M.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1969), pp. 56-61; 及 Maurice Dobb,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London, 1940), pp. 56, 58, 75。

②Marx, Capital, vol. 1,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1976), p. 255.

③同上书，pp.714-718,725ff。

这一扩张的显著特征是，它们根植于财富的价值形式本身。如马克思的分析所言，它们包含了但不限于资本积累的不稳定性与易危机性。而恰恰是资本积累的这些方面，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考察对象。譬如说，在《资本的局限》中，大卫·哈维花了很长的篇幅，讨论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内，为什么平衡的增长在资本主义中是不可能的。①由于生产与消费间必然的不平衡，也由于生产与流通之间潜在的矛盾，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②此外，据哈维所言，因为资本家必然试图去平均化利润率，所以，他们对社会劳动的分配和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就未必能够最大化社会产出的剩余价值的总量。他声称，这就是社会劳动的系统误置以及劳动组织过程中的偏见的物质基础，这一物质基础将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③哈维同时强调，资本本身造就了障碍，以阻止不断加速的技术和组织变化的趋势。④大致来说，他坚持认为，出于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关系中的自身利益，资本家会造成一种技术组合方式；它将威胁到进一步的积累，摧毁平衡增长的可能性，并危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再生产。

虽然资本积累的不稳定和危机频发的特质确实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方面，但是，为了试图展开资本的根本特征，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对剩余价值扩张过程的分析的另一方面。显然，他对资本主义独特的为积累而积累的过程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分配的批判，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对社会财富并未惠及全体这一事实的批判。同样，它也不是一种生产主义的批判—它并不意在指出，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剩余价值的产出总量并未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达到最大化。马克思的批判并不以对这种最大化的认同为出发点。相反，它的批判正是对内在于资本的这种增长之性质的批判，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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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Chicago, 1982), p. 171.

②同上书，pp.81-82,157。

③ 同上书，p. 68。

④ 同上书，pp.121-122。

⑤同上书，pp. 188-189。

⑥Capital, vol. 1, p. 742.

这一动力本身的轨迹的批判。

剩余价值的扩张所带来的增长的特殊性，是以价值作为一种时间性的财富和社会中介形式所具有的特质为基础的。我们已经看到，由于产出的总价值仅仅来源于抽象劳动时间的耗费，因此，生产力的增长产出更大量的物质财富，却只带来了每单位时间中价值的短期增长。不考虑此时的劳动强度，“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不论产品量和单个商品的价格如何变化，一定长度的工作日总表现为相同的价值产品”①。考虑到这一价值的时间维度，剩余价值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的系统性目标—只有在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发生变化时才有可能实现。如前所述，这可以通过延长工作日长度(“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实现。②但是，一旦工作日长度受到限制（如因为劳工的抗争或法律等原因），剩余劳动时间就只能通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而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据马克思所言，这一减少是由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虽然社会普遍生产力的提高并未带来一定时间内产出的总价值的提高，它却降低了工人的再生产所需的商品的价值。换句话说，它降低了必要劳动时间，因而增加了剩余劳动时间。③生产力与相对剩余价值的扩张的关系，以及与由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每单位时间所产出的价值的短期增长之间的关系，按马克思的说法，两者一起使得资本“具有一种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内在动力和持续趋势”④。

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趋势内在于相对剩余价值—这一充分适于资本的剩余形式—的扩张之中。它产生于剩余的价值形式和生产力之间的独特关系中。在马克思的论述框架里，这一关系反过来说明了他之所以依据抽象人类劳动时间的耗费来决定价值量的论述意图。现在，它已经清楚地成为了资本主义特殊动力的首要规定，也成为了马克思试图把握并阐明这一动力的出发点。尽管生产力的增长直接导致了物质财富以相应比例增长，但它仅仅以间接的方式带来了剩余价值的增长：在工作日有限的情况下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它并未立刻带来社会可占有财富的增长或是劳动时间的减少（如果物质财富是支配性的社会财富形式的话，就会发生这一情况）。此外，由于每单位时间产出的总价值并未随着社会普遍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因此，它代表了对剩余价值的扩张的限制：不论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什么程度，每单位时间产出的剩余价值量总是无法超越上述的这一价值量。事实上，它永远无法达到这一界限，因为在一个一般的社会层面上，资本不可能完全剥除必要劳动时间。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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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656.

② 同上书，p.340ff。

③同上书，pp.431-433。

④ 同上书，pp.436-437。

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一限制它内在于一种财富形式中，这种财富的量取决于抽象人类劳动时间的耗费—产生了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基于对价值的抽象时间尺度，以及对因之而起的生产力的增长和剩余价值的增长之间的间接关系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当生产力增长的速率恒定，每一特定量的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量的增长率，将随着剩余劳动时间的增长而下降。①换句话说，他指出，剩余价值量越是接近每单位时间产出的总价值的限制，就越难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进一步降低必要劳动时间，乃至增加剩余价值。然而，这意味着剩余劳动时间的一般水平（以及生产力水平)越高，就需要更高的生产力提高速度，才能使得每一特定量的资本得以带来相应的剩余价值量的提高。

生产力和剩余价值的这一关系，不仅在马克思讨论利润率降低的趋势这一问题时有意义，更为一般地，它对资本的扩张是否能够无限地继续下去这一问题也有其意义。它同样表明，剩余物的价值形式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持续增长，而且为资本所需的剩余价值的扩张带来了生产力增长速率不断加快的趋势。资本将会使得生产力的增长不断加速。应当注意到，在这一分析中，生产力之所以极大增长；正是因为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仅仅是以间接的方式增加了剩余价值。出于同样的原因，尽管生产力的增长带来了物质财富的相应增长，它却没有产生剩余价值的相应增长。这两种财富形式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这意味着，一方面，由资本积累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直接导致了产出的货物量和生产中消费的原料量的相应增长。但在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剩余物的社会形式是价值，而非物质财富，因此，抛开表面现象，剩余产品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资本主义产出的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的量，并不代表以价值为形式的社会财富的水平也相应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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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p. 657-658.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Martin Nicolaus (London, 1973), p. 340.

② 尽管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但人们常常忽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处理的那个“表面”现象，该现象反映并折射了资本主义中一个更为根本的趋势，即在生产过程中，机器逐渐取代了活劳动。和他在第三卷中分析的大多数范畴一样，马克思指出，这一表面现象尚末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注意，相反，它被其赋予了一种更为根本的历史趋势的意义。见Capital,vol.3,trans. Davi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England, 1981), pp. 317-375。

对马克思来说，这一增长模式具有双面性：它既包含了人类生产能力的持续扩张，又将其系于一种异化的动态社会结构。这一扩张具有一种加速的、无限的、失控的形式，超越了人们的控制范围。抛开资本积累的可能限度和障碍不论，这一特定动力其中物质财富的增加要多于剩余价值的增加—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对自然环境的不断加剧的破坏。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生产力、物质财富、剩余价值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果，后者的持续扩张越来越对自然和人类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

在现代农业中，像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①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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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658.

在马克思对价值和物质财富的对比分析中可见，他对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的批判显然不是一种生产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基于对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形式的分析，而非基于“劳动”；这意味着，对自然的不断增长的破坏，不应被简单地反过来视作人类对自然的不断增强的控制和支配的一个结果。①不论是对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批判，还是后一种对支配自然的批判，都没有区分价值和物质财富；两者都基于超历史的“劳动”概念。因此，两者都仅仅看到了马克思所试图把握的那种更为复杂的、双面性的发展的其中一面。这两种立场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另一项理论上的二律背反。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中对自然的不断增长的破坏，并非简单地因为自然成为了人类的对象；相反，它首选取决于自然所成为的对象的种类。在马克思看来，除了是物质财富的组成要素外，原料和产品还是资本主义中价值的承担者。资本将物质财富作为价值形成手段而进行生产。因此，它不仅将物质自然作为物质财富的原料加以消耗，也将其作为推动资本的自我扩张的手段而加以消耗也就是说，将其作为尽可能多地从劳动人口身上抽取、吸收剩余劳动时间的手段。即使不能带来剩余财富的社会形式（剩余价值）的相应增长，也必须消耗不断增长的原料量。由劳动所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单向的消耗过程，而非一种循环互动。它的形式是：具有质性独特性的原料，被加速转化成“物”，转化成在质性上彼此同一的、对象化时间的承担者。

由此，资本积累的问题，不仅在于它既不稳定又充满危机，更在于其潜在的增长形式是以一种失控的生产力为标志的，它既不受生产者的控制，也不直接服务于他们的利益。这种特定的增长类型内在于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它不能仅仅被解释为看错了问题或搞错了重点。虽然对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批判仅仅关注资本积累本身对经济增长可能造成的障碍，但显然，马克思既批判了资本主义“增长”的无限加速，也批判了其危机频发的特质。事实上，他证明了这两个特质应当以内在关联的方式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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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见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John Cumming (New York, 1972), pp. 3-42, 89ff。

我所勾勒的图景表明，在一个商品已经被整体化了的社会里，对于生态的考量，和作为财富和社会中介形式的价值所具有的规则之间，具有一种潜在的张力。这进一步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任何试图通过限制这一社会扩张方式来在根本上回应不断增长的环境破坏的企图，在长远看来都很有可能是无效的不仅因为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的利益，更因为剩余价值扩张的失败事实上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困境，并伴有极大的社会成本。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的必然积累和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创造之间是内在关联着的。此外—此处我仅是初步涉及这一主题—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被规定为个体再生产的必要手段，因此，雇佣劳动依旧依赖于资本的“增长”，尽管他们的劳动的后果，在生态上或者在其他方面，都在危害他们自身与他人。商品形式和生态的要求之间的紧张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愈发严重，尤其在经济危机和高失业率的时期，这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困境。这一困境，以及导致这一困境的张力，都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只要价值依旧是社会财富的规定形式，它们的最终解决就会不断拖延下去。

我在这里所做的简要勾勒，不应仅仅被理解为“经济增长”。它还意味着，马克思并未在“技术的”层面，也即在一个根本上非社会的层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分析其技术发展和经济扩张的模式。他并未外在地把握社会维度（比如仅仅按照所有权和控制）。相反，他认为这一过程和这些模式是社会内在的，是由商品和资本这些范畴所表达的社会中介形式所结构的。

准此，应当注意到，尽管资本之间的竞争可以用来解释增长的存在①，但是，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是价值的时间维度决定了这一增长的形式。生产力的提高和剩余价值的扩张之间的特定关系，塑造了资本主义潜在的增长轨迹。这一轨迹无法依据市场和私有财产而得到充分的解释，也就是说，就算它们不存在，只要社会财富依旧最终来源于直接劳动时间的耗费，那么经济增长也就必然会采取这样的形式：其特征在于，生产力的提高要快过由其产生的社会财富的增加。在这一条件下，不论成功与否，计划都意味着一种自觉的回应，回应由价值和资本所表达的异化的社会关系形式所施加的强制。但是，它并不会克服它们。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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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 Ernest Mandel, Late Capitalism, trans. Joris De Bres (London, 1975), p. 31。

依据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废除经济“增长”的盲目加速过程，废除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转化，乃至废除其危机频发的特质，都要求废除价值。克服这些异化形式，必然包含建立一个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社会，其中，生产力的提高将会带来社会财富的相应增加。这样一个社会所特有的增长形式，将远远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增长。马克思在物质财富和价值之间所做的区分，使得我们得以将下述两者之间的对立归诸一种历史特定的社会生活形式，并以此将其相对化：一方面，是失控的发展这一社会财富状况；另一方面，是简朴这一生态友好型生产和分配的组织状况。如果说马克思对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和社会中介的特定形式—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指向了一种可能性，即这一对立有可能被废除。

第二节 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动力

本书所发展的理论框架，同时也转化了马克思成熟期理论中所处理的阶级与阶级冲突的问题。我的讨论清楚地表明，正如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范畴所表达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动态社会关系的概念，指的是社会中介的客观化形式，而不应仅仅被理解成阶级剥削关系。不过在马克思那里，阶级关系确实在这一社会的历史展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书将不会对这一角色做出完整的分析，亦不会充分处理马克思对阶级关系的理解所包含的各种维度及其复杂性，不过，目前为止的讨论为阶级问题提供了这样一条路径：阶级的范畴描述了一种现代的社会关系，它由劳动以准客观的方式所中介；据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的阶级冲突是由商品和资本的社会形式所结构的，并嵌入这些形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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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在《资本论》第一卷讨论分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马克思第一次引入了阶级斗争，以表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一关系的理论意义绝非自明。它常常被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团体的结构，或者用来描述人们分化成两个社会集团—小的资产阶级和大的无产阶级—的历史趋势。这两种理解都遭到了很多批评。前者被批评为毫无根据地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团体的结构；事实上，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他自己的历史和政治学作品中展现了一个更为丰富、驳杂的社会团体的图景。第二种阐释—即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阶级的处理是一种对未来趋势的描述—同样随着晚近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遭到怀疑，尤其是随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劳动阶级规模的相对缩小，以及新的工薪中产阶级的增长。

一大批关于这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理论回应，试图为马克思关于阶级的分析进行辩护，或是试图重新确立阶级在分析资本主义时的核心意义。其中一种指出，《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只是一种更为完整的描述的第一阶段。举例而言，詹姆斯·贝克尔(JamesBecker)指出，第一卷的两极关系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初步的约数，马克思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的考察给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团体结构及其发展的图景。①贝克尔的论述，始于马克思对李嘉图的以下这一批评：“他[李嘉图]忘记指出，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②这表明，马克思并非人们常认为的那样坚持阶级分化的立场。基于马克思的分析，贝克尔进一步勾勒了一种“流通一行政式积累”的形式，它在历史上紧接着工业积累之后。在贝克尔看来，正是流通一行政式积累，在社会上造就了新的中产阶级，并维持着他们的职业与收入的主要来源。①通过考察(流通和生产中的)资本的基本形式和社会阶级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所发生的质变，贝克尔试图指出，马克思的分析并未被新中产阶级的增长而推翻，相反，他的分析对这一发展相当具有解释力。②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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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mes F. Becker,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An Outline (Cambridge, 1977), pp. 203-205.

②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2, trans. Renate Simpson (Moscow, 1968), p. 573.

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确实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与以往所知的基础，来分析资本主义中阶级与其他社会团体的发展与转化。但是我将指出，虽然第一卷中所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初步的约数，但这一关系的完整意义不应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当然，马克思自己关心的是欧洲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生的社会结构的转化旧的社会阶层和集团如贵族、农民、传统工匠的解体或转化，以及新的阶层如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新工薪中产阶级的浮现。但是，他在《资本论》中的基本意图，并不在于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学结构提供一个完整的图景，不论是静态的还是发展的；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述的阶级关系的意义，同样必须依据其论述的核心论点来加以理解。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一般被认为是马克思的分析的核心，这一剥削关系定义了资本主义社会，并借由阶级冲突的形式而成为历史变化的驱动力。③然而在本书中我已经指出，马克思是在一个更深刻的逻辑层面来理解资本主义的根本关系的，他关心的是这一社会的建构性社会中介。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他的分析中，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介的独特性质之间具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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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Becker,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pp. 209, 231-335.

② 以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方式，马丁·尼古劳斯同样指出，新的中间阶层的增长已经包含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了。见 Martin Nicolaus, “Proletariat and Middle Class in Marx,"Studies on the Left 7 (1967)。

③ 见 Erik O. Wright, Classes (London, 1985), pp. 6-9, 31-35, 5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