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在讨论剩余价值的范畴时我曾提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战略要旨不仅在于揭示：与表面现象相反，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是由劳动阶级创造的，并被非劳动阶级所占有，以此来说明剥削的存在。相反，通过将剩余物把握为价值之一种，他的理论同时勾勒出一种更为复杂的动力，它最终根源于异化的社会形式。这意味着，资本家和工人两极之间的阶级对立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之所以有意义，不仅因为这种剥削位于其理论的核心，同时也因为阶级剥削关系是社会形态整体的动力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不论如何，这些关系本身都没有造就这一动力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是由我所分析的社会中介形式所建构，并嵌于其中的。

通过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入阶级斗争这一观念的方式，我们可以澄清上述这点。这一观念可以指向非常广泛的集体社会行动。譬如说，它可以指革命行动，或者至少是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行动，它们的目的是通过群众动员、罢工、政治运动等来实现政治、社会、经济目标。不过，除此以外还存在着一个“日常的”阶级斗争层面。正是这一层面在马克思分析剩余价值形式时，被首次引入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内在环节。

在讨论资本主义中工作日的长度时马克思注意到，这一长度是不确定的。它在身体和社会的界限所允许的范围内激烈地变动。①这直接关联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者和社会剩余物的占有者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性质—它们是同时由商品形式所建构和中介的。至少在原理上，工作日取决于形式平等的双方围绕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买卖而定的契约。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因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部分地是由这种交换所建构的，所以，这一冲突内在于这些关系：

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①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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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341.

换句话说，阶级斗争和一个由商品交换所结构的系统并非以对立的原则为基础；这种斗争并不表示一个理应和谐的系统中所发生的骚乱，相反，它内在于一个由商品—作为一种整体性的以及被整体化了的形式——所建构的社会。

阶级斗争以许多方式根植于这一准客观的社会中介形式。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的标志，在于一种内在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涉及工作日长度、劳动力价值和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比率。在任何时候，这一关系都不是“给定的”，而是谈判和斗争的对象。这表明在资本主义中，生产者和社会剩余物及其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在根本上并不基于直接的力量或是固定的传统模式。相反，它最终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建构的——在马克思看来，是为社会中介的商品形式所建构的。此外，正是这一关系的不确定性的方面，才使得需求和必需品在历史上表现出种种差异。最后，这一阶级关系之所以导致了持续的斗争，同样是因为其中社会冲突的形式—权利对抗权利—本身，是社会主体和社会客体的一个规定。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二律背反的形式，它同样决定了其中各方的自我概念。他们认为自己具有权利，这一自我概念建构了此间的斗争的性质。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根植于在由商品所结构的社会环境中理解、表达需求和社会必需品的那些特定形式—也就是说，根植于特定的社会自我理解和权利之概念，它们关联着由上述方式所建构的关系。这些自我概念并非自动产生，而是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此外，它们的内容也并非是偶然的，而是由商品所决定的社会中介方式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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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 344（斜体由引者所为）。

如前所述，在劳动力作为商品时，由商品形式所建构的关系无法被充分地理解成个体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集体行动，工人才能获得对其商品的一些有效控制—也即有效的商品所有权。由此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关于工作日的一章（这一章开头，马克思将阶级斗争的逻辑基础置于商品交换中介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这一条件之中)以讨论对工作日的合法限制的出现结尾，是十分有意义的。他认为这一限制标志着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获得了一些对其商品出售的控制。①这一章从对工人作为商品拥有者的形式规定出发，走向了这一规定的实现，也即走向了对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真实的、集体的商品拥有者的思考。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商品的范畴以资本的形式展开，它不仅指向原子化个体之间的准客观交往，也指向广泛的集体社会结构和机制。反之，集体形式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社会关系之间并不对立或冲突。换句话说，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并不局限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事实上，通过展现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实现导致了集体形式的发展，他的分析包含了向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过渡的开端。

在马克思看来，当工人有能力作为商品拥有者而集体行动时，生产形式在历史上已经达到了充分适于资本的阶段。工作日的限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其走向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即走向我们先前所考察的那种持续的动力，其中包含了生产力、剩余价值、物质财富和生产形式之间的特定关系。正是在这一动态框架中，阶级关系中固有的对立以持续的斗争的形式出现了，并反过来成为整体性发展中的环节。这些斗争不限于时间和工资的问题，围绕着广泛的议题展开，如自然、劳动过程的强度、机器的应用、劳动条件、社会福利和工人权利。它们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内在面向。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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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p. 342-344, 415-416.

有些斗争直接影响到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率，由此在我们所考察的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因为这些斗争是由一种整体化的形式所中介的，所以，它们的意义就不仅是地方性的了：由于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的方式，一个部门和地区所发生的斗争，将会影响到其他的部门和地区。随着雇佣劳动一资本关系的传播，工人阶级的组织、交通和交流的改进，资本流通的自由度和速度的增长，这些斗争产生了更为普遍的后果；中介的整体化的特质不断得到实现。一方面，这一整体化过程意味着工人一资本家关系的地方条件不再完全是孤立、固定的。因此，这一阶级关系的条件不论是地方的还是更为普遍的一不断地发生变化；斗争成为这一关系的长久特质。反过来，阶级斗争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左右着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也即左右着越来越全球化的资本的分配和流动，左右着资本形式的辩证运动。阶级斗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驱动因素。

虽然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的扩张和运动中确实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是，它既没有创造整体性，也没有决定其轨迹。我们已经看到，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正是因为社会中介的这一特定的、准客观的、时间性动力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才作为整体而存在，并具有一种内在的方向性动力（在我们的分析中，其首要规定是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特征无法被归诸生产者和占有者的斗争本身；相反，这些斗争之所以扮演现在的角色，正是因为这一社会的特殊中介形式。也就是说，阶级斗争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驱动力，只是因为它是由商品和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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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社会形式所建构并嵌入其中的。

上述路径说明，只有在历史特定中介形式下，阶级斗争才成为历史的推动力。它同时也试图说明阶级这一观念本身。显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阶级是一个关系性范畴阶级是在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中被确定的。社会生产集团和社会占有集团之间的冲突是由他们与生产资料的特定关系所结构的，这一点位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核心。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依据我所分析的社会中介的形式，来进一步说明阶级的观念。在马克思那里，工人和资本家的冲突的结构取决于以下这一点：持续的斗争是他们的关系的一个内在特征。然而，社会生产集团和社会占有集团的斗争本身并未将它们建构为阶级。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辩证结构具有核心重要性。它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关系整体化了，并赋予其以动力，由此将它建构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阶级斗争。反过来，这一斗争成为社会整体的动力轨迹的一个建构性环节。阶级被特定的社会中介形式建构为一个动态整体性中的对抗性环节，并在它们的斗争中变得动态化和整体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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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A.科恩同样指出，即使阶级斗争（以及与之相关的剥削、结盟与革命现象)在历史变化过程中如此重要，这些斗争本身也没有建构历史发展的轨迹。相反，它们必须依照这一轨迹来理解。见G.A. Cohen,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J. 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1986),pp. 19-22; 及“Marxism and Functional Explanation,”in ibid., pp. 233-234。然而，科恩对历史内在动力的理解是超历史的。因此，他无法依据社会实践的历史特殊结构形式，来为其找到历史特殊的也即社会层面的基础；相反，他将生产过程和技术发展（他将其理解为“技术的”现象)两者，都从社会关系中剥离开来，并将人类历史理解为前者的进化式发展。由此，他试图借由一种功能论的解释，来把握社会发展。见“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pp. 12-16,及“Marxism and FunctionalExplanation,"p. 221ff。

由于这一超历史的假设，科恩必须在这些社会生活领域间确立必要的区隔。但如我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特征及其内在动力的来源，正是它们之间的“现实的混合”。以技术的首要性这一观念为基础，科恩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目的论的、线性的生产增长过程，而这在历史上是非常可疑的。此外，它也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的那些唯物主义形式非常相似；马克思认为它们无法把握生活的主体维度，也无法理解实践的社会建构过程。换句话说，科恩的超历史方法局限于一种具体化的历史概念，这使他无法为自己的下述洞见找到社会基础：方向性的历史动力无法仅仅依据阶级斗争和其他的直接社会形式而得到解释。

另一方面，一些对科恩的批评——如约恩·埃尔斯特的批评——试图恢复社会行动，但其代价，却是丧失动态历史结构的观念，并因此丧失方向性历史发展的观念。这些路径认为社会行动者要优先于并独立于他们的历史建构。在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分析框架中，社会关系被认为是外在于行动者的。(见 Jon Elster, "Further Thoughts on Marxism, Functionalism and Game Theory,”in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pp. 202-220。)对科恩立场的这种片面的回应，无法充分应付解释(资本主义)历史的方向性动力和轨迹的挑战。

由科恩和埃尔斯特代表的两种立场之间的对立，囊括了结构与行动、外在客观必要性和个体自由的经典的二律背反。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一起表现了—而非理解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质。两种路径都缺乏一种关于社会关系的历史特殊结构—也即结构化了的实践形式——的观念，这些形式是异化的（因此是准独立的），内在地依赖于一种特定的世界观，既建构了社会行动，也为社会行动所建构。换句话说，这两种立场都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特殊性，以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历史特殊性。

对科恩和埃尔斯特的立场的其他批评，见 Johannes Berger and Claus Offe,“Functionalism vs. Rational Choice?"以及 Anthony Giddens, "Commentary on the Debate," in Theory and Society 11 (1982)。

《资本论》第一卷所论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社会持续的、整体性动力的一个环节。它由社会整体性所结构，并建构了这一整体性。其中所谓阶级并不是实体，而是社会实践和意识的结构；它们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关，并以对抗性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它们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结构所建构，并推动着后者的发展，推动着其基本矛盾的展开。

马克思分析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意义，必须在这个层面上加以理解。他的论述并不意味着其他社会阶层或集团如围绕宗教、种族、民族、性别等议题组织起来的那些社会阶层或集团（它们偶尔才会在阶级的层面上被理解）在历史上和政治上不具有重要作用。不过，历史现实和历史分析这两个不同层面必须被区分开来。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阶级斗争扮演了核心角色的那个层面，指的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轨迹。

当然，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对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的理解是非常简要的。我只是试图以非常初步的方式，去澄清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关系的论述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并指出这一论述必须根据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介的分析来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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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马克思在描述法国小农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提出了阶级与整体化的关系：“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Karl Marx and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 Marx and Engels: 1851-1853 [New York, 1979], p. 187.)

在我的讨论下，马克思所谓农民只是部分地形成了阶级（不同于工人)这一点，不应仅仅在物理和/或空间层面来理解—即农民在他们自己的小块土地上分开工作，而工人则聚集在工厂中，这一条件催生了共同意识、思想交流、政治意识的形成，以及集体行动的开展等。尽管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确实包含了这一层面，但另一个更为抽象的逻辑层面也是关键的：阶级，确切地说，是由整体化的社会中介所建构的，并反过来在此基础上活动。这一整体化过程不能被充分地理解成外观上的接近：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化动力的组成部分。

我将不会在本书中处理这一问题的其他重要维度，比如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一个阶级是如何被社会地、政治地和文化地建构起来的，或者与之相关的，集体社会与政治行动的问题。不过，我所发展的方法对这些议题都具有一些影响，这是我可以触及的。

阶级的规定—显然我刚刚开始对其加以说明（比如，作为劳动力商品的持有者和增殖过程的对象的无产阶级)—不仅是“位置性”的规定，更是社会客观性和主观性两者的规定。这带来了对如下方法的批判：这一方法首先将阶级定义为“客观的”——依据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随后以“主观的”方式来讨论阶级如何建构自身的问题；通常，它会通过“利益”这一观念来外在地连接客观性和主观性。

如果在马克思的方法中，阶级的首要规定不是一种客观位置，而是客观性和主观性，那么，一个特定阶级的主观维度的规定这一问题，就必然区别于人们作为一个阶级的成员而活动于其中的环境这一问题。在这里我不拟讨论后一问题，不过，考虑到前者，阶级的主观维度—即使在其首要规定的层面上也无法仅仅依据集体利益的意识来理解，尤其是在它们的利益的特定概念，以及利益这一观念本身，没有被社会地、历史地加以把握时。我已经解释了，在马克思的范畴性方法中，意识为何不仅是对客观环境的反应；相反，是这些表达了资本主义特有的基本社会中介的范畴，将意识的形式描述成社会存在形式的内在要素。因此，对马克思而言，阶级的规定带来了主观性的特定社会历史形式一如社会观、自我观、价值体系、对行动的理解、社会问题的来源的概念以及缓解它们的可能方法。这些形式根植于社会中介的形式，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建构了特定的阶级。在这个意义上，阶级的范畴是某种方法中的一个环节，这种方法试图把握各种社会概念和需求，以及行动形式的历史和社会规定性。

由此，由社会形式和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的一个驱动要素所结构的社会阶级，也是一个意义和社会意识的结构性范畴。这不是说，所有“位置”相近的个体都具有同样的信仰，也不是说社会和政治行动“自动地”遵从阶级界限。然而它确实意味着，主体性和社会活动的形式的社会历史特殊性，可以依据阶级的观念而得到说明。只要按照范畴形式的方式来理解阶级，那么社会与政治需求的性质，或者围绕这些需求展开的斗争的既定形式，都可以依据阶级来加以社会地和历史地理解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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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法依据社会关系形式的更为首要的规定因素的阶级结构来理解主观性，它试图在社会和历史层面上把握主观性的形式。此外，关键在于，因为它以同样的范畴来分析资本主义的主观性形式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结构，所以，它同样可以批判性地思考思想的形式—依据它们的自我理解和它们对社会的理解的充分性。①这种批判的出发点依旧是内在于其对象之中的。(尽管如我们所见，这种内在批判无法被充分地把握为这样一种批判：它将一个社会的理念与其现实之间对立起来。)关于一个阶级的更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关于集体行动，关于自我意识，这些问题应当被放在上述对阶级的范畴性规定——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社会和历史规定—的分析的背景下。不过，我只拟指出这些复杂性本身，而不会在本书中对它们做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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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将1849年法国议会民主派的对抗称为小资产阶级的，正是这样的例子。显然—马克思在这一点上非常明确—他并未将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背景与政治意识直接联系起来。相反，他的描述是意在阐明意识本身的性质。在马克思那里，议会党所阐述的社会政治批评和积极的民主观，忽略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结构性存在，它所表达的解放观念，内在地意味着一个自由与平等的商品生产者与持有者的世界（尽管以一种合作形式组织起来）——也就是说，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见The Eighteenth Brumaire, p. 130ff。)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理念可以依据其阶级来描述。

同样，马克思把涉及二月革命和1848年6月的工人称为是无产阶级的尽管大多数涉及的工人是工匠（artisans)，这不是对行动者的社会背景的简单的经验描述；换句话说，它不是在试图证明阶级立场和政治行动之间的直接联系。相反，阶级语汇的使用，是为了对行动的形式和要求的种类进行社会的、历史的描述—譬如说，马克思将“社会共和国”称为“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同上书.p.109)。借由“无产阶级”这一术语马克思指出，这些要求和行动形式在历史上代表着一些新的东西，它们不再代表传统的工匠：相反，对于社会所具有的新形式而言，这些要求显得更为充分。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这些要求与工人的现实状况之间存在着张力。反过来，马克思潜在地认为，革命运动被镇压之后的同一些工人的要求和行动形式所具有的历史性质是工匠的，他将其描述为在现存的工人状况下寻求拯救——对立于在潜在资源的基础上，将旧世界革命化的尝试（同上书，p.110)。换句话说，马克思不是将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学的描述，他将其作为一种社会范畴，同时也是一种主体性的历史与社会特定形式的范畴，这一范畴试图说明意识与行动的不断变动的形式所具有的意义。

关于马克思在其历史著作中对阶级的处理，一些晚近的讨论见Craig Calhoun,“The Radicalism of Tradi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no. 5 (March 1983),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Radic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12 (1983); Mark Traugott, Armies of the Poor (Princeton, 1985)。

我在这里所勾勒的方法指向一种对集体的社会与政治行动的理解。这一理解的出发点既不是一种集体主体的观念，也不是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去语境化的个人以其利益为基础而活动。它与那种以阶级为中心的阐释不同，后者试图直接勾连社会阶级背景与政治行动。有一些阐释赋予一个社会集团以准客观性，这一性质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主义中异化形式的社会中介所特有的。不过，这一路径同时也区别于下述的路径：它们批评这种阶级实体化的形式，尽管它们基本上接受了它们所试图解决的问题所具有的同样的框架。（不论它们在建立“政治方针”时，是否赋予政治因素或组织因素以比社会背景更高的地位，都是如此。)它截然不同于那种试图把握政治与社会概念，以及行动形式所具有的历史和社会性质的尝试。

我在这里所提出的阐释，极大地修正了传统上赋予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关系的核心重要性。我表明了，在马克思的成熟期分析中，阶级斗争之所以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推动因素，仅仅是因为建构了这一社会的社会关系所具有的内在动力特质。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冲突本身并未产生这一持续的动力。此外，如我所示，马克思论述的逻辑要点并不支持如下的想法，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和代表社会主义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因此，这种斗争指向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从工人的视野出发，阶级斗争意味着延续、维持、改进他们作为工人阶级成员的地位和境况。他们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化和人道化过程中成为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并在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过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我们所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轨迹的分析，并未指向未来对无产阶级及其劳动的可能的肯定。相反，它指向了对这一劳动的可能的废除。换句话说，马克思的论述内在地推翻了这一观念，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等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朝向社会主义的可能的转变，来源于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胜利（在它将自我确立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基础上），以及社会主义包含着无产阶级的实现。①因此，尽管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抗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它也并不等同于我所阐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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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我的讨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版本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形式：它眼中的未来社会是一个所有人都成为工人阶级的社会—它必然意味着制度化了的资本的普遍化（譬如以国家形式）。

第三节 生产与增殖

本书中对马克思批判的根本范畴的重新思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商品形式两个维度之间的动态互动的再阐释，同时也带来了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的新看法。基于上述讨论，我将出于两个目标来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处理：第一，是要澄清目前尚未触及的、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的重要维度；第二，是要支撑我的以下这一论断，即马克思的论述要旨清晰地表明，克服资本主义不会带来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马克思的论述逻辑，并不支持无产阶级是革命主体这一观念。

我已经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处理，不仅依据物质生产，也依据这一社会特有的潜在社会中介形式。为此，他的分析将生产过程既作为劳动过程（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也作为增殖过程（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如前所述，当马克思第一次引入生产过程的这两个维度时，他展现了当我们从增殖过程的角度出发去思考时，劳动过程的各种要素的意义将如何发生转化。从劳动过程出发，劳动似乎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通过劳动工具转化原料以实现既定目的。但是，从增殖过程出发，劳动便具有价值源泉的意义，不论其目的、质性特征、其使用的原料的特征，及其创造的产品是什么。劳动脱离它的具体目的而变成一种手段，其目标来自于由（抽象)劳动本身所建构的异化的结构。从这些方面出发，劳动事实上是生产的对象。

马克思在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两个维度的首要规定之后，又对其进行了拓展。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首先论述了增殖过程，将其处理为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后者是更适于资本范畴的剩余价值形式）。随后，他开始一般地考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先分析了协作，后特别分析了它的两种主要历史形式—一是以劳动的具体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二是以工业化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大工业。①在他关于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的讨论中，马克思追溯了劳动过程诸要素的意义的转化—从增殖过程出发来看，它们发生在一个形式层面一是如何在劳动过程的具体形式本身中被“实现”或物质化的。他表明，在一开始，劳动过程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的，只是因为它是为了实现增殖的目标。增殖过程始终外在于劳动过程本身。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过程开始内在地被增殖过程所决定。②以工业化机器为基础的生产是一种充分适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劳动过程形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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