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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②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引导了巨大的、社会一般的生产力。然而,这一历史建构过程—我将其描述为历史时间的积累—成为一个异化的过程。这些力量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中,成为资本的力量、“主人”的力量。
我在考察马克思对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处理时,讨论了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的这一异化过程,在下文中,我将进一步考察其结构性基础。在这里,重要的是在大工业中,具体劳动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将其视为以异化形式建构起来的“种属能力”,是给资本的“免费的礼物”—不仅大于直接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之和,而且不再首先由他们所建构。不同于工场手工业,社会整体的力量不再表现为异化形式的集体工人所具有的知识、技能和劳动,而是人类作为一个种属所积累的集体知识和力量。因此,正如上述引文所清晰表明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本的力量不再应当被认为是异化形式的集体工人的力量,它变得远大于后者。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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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p. 508-509, 544ff.
②同上书,pp.548-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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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展的另一方面是,个体工人以及集体工人(这一点很重要)的技能和力量都在衰落。随着物质财富的生产越来越取决于社会一般的技术、组织和科学知识,而非直接生产者的技能、知识和劳动,那么,工人们的联合劳动,也不再如同在工场手工业中那样,成为“超级工匠”的劳动。生产不再是一种以工人的劳动为根本基础的手工业形式。不过,由于社会一般生产力是随着资本的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是在一个以直接劳动时间的耗费为前提条件的体系框架中发展,所以,大工业中的对象化的生产力,在一个整体的社会层面上,并不趋向于取代生产中的直接人类劳动。相反,它们是用来从劳动中抽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的。这种劳动不再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中具有核心作用,因此日益失去了其作为手工业技术劳动或是作为这一劳动的一个专门化局部的特质。
因此,在异化的生产力和活劳动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冲突,其中,随着前者的发展,后者变得日渐空洞与碎片化:“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①由此,大工业生产的逻辑意味着工人技能的持续衰落。②我已经提到,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劳动在增殖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源泉的功能,在工业劳动过程中被物质化地表现了出来。在这里我要补充的是,正因如此,劳动变得日益空洞化,与单纯的体力消耗几无区别。
对象化的生产力和活劳动之间这一社会建构的、对抗性的关系塑造了工业生产过程的形式。在工场手工业中,价值和物质财富的区别对劳动过程的形式而言尚不具有意义。因此,这一形式可以仅仅依据提高生产力的驱动力来加以解释。但是,工业劳动过程的形式却不能仅仅在这些层面上得以说明。据马克思所说,它的对抗性和矛盾性质,来自于其深层社会中介的二重性所产生的两种趋势,即提高生产力的持续动力和消耗直接劳动时间的必要性之间不断增长的张力。这一张力导致生产体系在工人面前发展为一个客观的体系,它将工人们纳入其中,作为其组成部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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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 548.
② 同上书,pp.559-564。工人技术在工业资本主义中衰落的长期趋势在哈里·布雷弗曼的经典著作中得到了详细的考察,见 Harry Braverman,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ism: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and London, 1979)。有人批评布雷弗曼低估了工人的意识和斗争在修正和引导劳动过程本身的发展中的作用。然而,正如哈维所指出的,布雷弗曼的分析,如同马克思一样,关心的是资本积累的宏观的历史,以及劳动过程是否存在长期的单向性的变化(TheLimitstoCapital[Chicago,1982],pp. 106-119)。也就是说,问题不仅在于工人是历史的主体还是客体,甚至也不在于阶级斗争修正了劳动过程的发展。相反,在一个更为抽象的层面,它在于资本主义是否具有一种历史轨迹。如我所指出的,这一轨迹(马克思试图以其资本主义的建构性社会形式的概念来把握它)无法仅仅依据阶级斗争来解释。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这一轨迹是否指向了对资本主义的可能的克服,进一步说,这一可能性是否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自我时间抑或是无产阶级劳动的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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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②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工人成为过程的对象,而过程本身成为了“主体”。他将工厂视为一个机械化的自动机,它是一个主体,包含了各种有意识的器官(工人)和无意识的器官(生产资料),所有这些都从属于其核心的动力。③换句话说,马克思对工业工厂的描述,和他先前对资本的描述是一致的,由此他表明,前者应被视为后者的物质表现。因此,通过对大工业的分析,马克思试图在社会层面上理解这一体系,其特征在于两个方面:巨大的生产力和碎片化的、空洞的直接人类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不幸的是,工作和资本主义工业劳动分工的性质,都未必是任何财富生产方式的技术进步的产物。相反,它们表现了一个由增殖过程所塑造的劳动过程。
尽管我已经表明,马克思将工业生产的冲突性质联系上了增殖的双重规则,但是,要完整地解释这些双重规则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也就是说,就整体社会层面而言,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提高生产力的动力中,直接人类劳动依旧是生产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将超过本书的界限。这将要求解释,价值如何作为一种为社会所建构的抽象统治形式而发挥作用,尽管行动者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这一解释将反过来要求阐明马克思对结构与行动的辩证法的分析,因此要求进一步考察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层次和第三卷的分析层次之间的关系。①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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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p. 508, 517.
② 同上书,p. 548。
③同上书,pp. 54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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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我先前讨论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时,我事实上揭示了—尽管是在抽象逻辑层面上一这一解释的一个维度,也即马克思在分析增殖过程的二重规则的持续重构,以及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所具有的冲突形式时的根本结构基础。在这里,我将简要地回头思考一下这一辩证法,如上所述,它最终根植于价值量的时间维度之中。在考察商品形式两个维度间的互动时我们发现,生产力的提高并未提高一个社会劳动小时中生产的价值量,相反,它历史性地重新规定了这一小时。因此,与价值相关的必然性形式是被重构了,而非被取代了。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劳动与时间这两个维度的辩证法是这样的:价值被重构为一个永恒的当下,尽管它在时间之中随历史而动。如我所述,这一重构是生产关系的结构性再生产—也即在这一社会形态特有的巨大转型之中,依旧建构着资本主义的那一基本社会形式—中最为根本的规定。
考虑到生产过程本身,内在于价值的必要性形式的一个面向在于:生产中的抽象人类劳动时间的消耗。由此,社会劳动生产力对抽象时间框架的重构,就包括了在结构上重构耗费这一劳动时间的必要性。换句话说,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形式的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是:不论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水平,人类劳动的耗费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依旧是必要的。因此,尽管大工业的发展使得具体劳动的社会性质可以以一种独立于直接生产者的形式在历史上发展,但是,以对象化的历史时间为基础的生产,并未简单地取代以当下即直接劳动时间的耗费为基础的生产。相反,后者依旧被重构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根本的、必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的根本结构基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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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 531n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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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勾勒的这一辩证法所带来的价值的重构和社会生产力的再规定,是雇佣劳动和资本之关系—它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的再生产过程中最基本的规定。这一关系的再生产过程转化了其中的每一个部分。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这个再生产过程最终取决于价值的形式,一旦物质财富成为财富的决定性形式,它就不再如此了。如我们所见,这正是一种必然的跑步机式运动的一个方面,其中,生产力的提高既未带来相应的社会财富的提高,也未带来相应的劳动时间的减少,但却重构了新的生产力基准水平一它引发了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即使在这一相当抽象的逻辑层面,我们也能从这一辩证法的意涵中推导出工业劳动过程和无产阶级劳动所具有的一些特质。对生产价值的劳动(雇佣劳动)的必然性的动态重构,同时也意味着这一劳动的具体性质的转化。如果我们从整体社会层面出发进行抽象思考,那么,直接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其发生框架的特点在于,这一劳动在结构上被保留在生产之中—将会使得劳动变得更为统一与简单,并加剧它的消耗。它为人类劳动赋予了一种具体形式,这一形式开始表现其拜物教化的社会形式(抽象劳动)的首要规定—肌肉、神经等的消耗。换句话说,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劳动日益加剧的碎片化,内在地关联着一种辩证图景,其中,这一劳动依旧作为价值的源泉而保有其必要性,即使它作为社会生产力—它被异化为资本—的源泉的意义已经越来越小了。巨大的社会力量以异化于工人并控制工人的形式发展,与之相关,无产阶级劳动的长期趋势是走向片面与空洞;这些都是马克思的如下论断的根本基础,他说:“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①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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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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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这些发展并不仅仅来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根植于我所考察的社会关系的深层结构。我们现在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在马克思从商品范畴中发展出资本范畴的过程中,他为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体形式——他称之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或是“劳动真正从属于资本”——奠定了基础,他将这一形式分析为以深层社会形式为基础的二重运动的物质化(在整体社会层面)。这一生产过程既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它越来越以社会一般知识为基础,也是价值的生产过程—它以直接劳动时间的耗费为基础。因此,分析这一具体形式,就是考察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在深层层面上,它体现了实现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以及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中的矛盾性的结构规则。根据这样一种路径,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具体形式的历史变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由这两种日渐对立的规则所产生的持续增长的“剪压力”。这导致了一种生产方式,其特点在于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物质对立,在于人类劳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增长的碎片化与空洞化,以及工人被缩减为生产机制的零件。简单地说,在马克思看来,大工业不是一个以阶级统治为目的,并且日渐与这一统治形式发生矛盾的技术过程;相反,基于其历史建构,它是一种抽象社会统治形式的物质化表现——是人们被他们自己的劳动以客观化的形式所统治。大工业生产内在地是资本主义的——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中机器等成了活劳动的真正主人)”②。
在这一考察过程中我已经表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的论述意图,不仅在于解释市场均衡的条件,而在于依据一种历史“规律”、一种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来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辩证法既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增长”逻辑,也带来了一种特定的物质生产形式。准此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范畴性分析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尝试:他想为资本主义进步的二重性质找到社会的和历史的基础。之前,他曾这样描述这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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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 799(斜体由引者所为)。
②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p.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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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已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成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①
第四节 实质整体性
资本
马克思将工业生产分析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中介形式的二重性的物质化过程。在对这一分析的考察中,我已经同时澄清了他的资本这一概念。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的资本这一范畴无法仅仅在“物质”的层面上,也即在为资本家所控制的“生产要素”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同样地,从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关系的角度,也无法充分把握这一范畴。这种关系由生产资料私有制所结构,并由市场所调节。相反,资本的范畴指向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一种动态的、整体性的、矛盾性的社会形式。这一形式由劳动及其二重性所建构,它既是中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又是中介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活动。
在概念上,马克思首先从价值维度出发,将这一整体性形式规定为一种自我增殖的价值,随后将其展开为一个方向性的动态结构,一种历史发展的特定方式的社会基础。不过,他的资本概念无法仅仅通过价值维度而加以充分把握,因为,如我们所见,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被历史地建构为资本的一种属性。在协作和工场手工业中,资本对具体劳动的生产能力的占有,尚且可以被视为源于所有权和控制,也即被视为源于私有财产,因为这些生产能力依旧是为生产中的直接人类劳动所建构的,因此可以被认为与资本仅有外在的关联。但是,马克思的分析表明,一旦大工业发展起来之后,尽管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这一异化过程中似乎处于核心位置,但现在它在结构上已经不再居于核心。在后一种条件下,资本所占有的具体劳动的社会生产能力不再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能力,不再是那种一开始属于工人,后来又从他们那里被夺走的能力。相反,它们成了社会一般生产力,它们的异化性质内在于它们的建构过程之中—事实上,它们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出现,正是因为它们是以一种区别于并对立于直接生产者的形式被建构起来的。应当清楚的是,这一形式正是马克思试图以资本的范畴去把握的东西。资本不是那种“事实上”属于工人的、神秘化的生产力的形式,相反,它是“种属能力”它们不再仅仅属于工人,以异化的形式被历史地建构为社会一般生产力—的实际存在形式。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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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 Speech at the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Paper, April 14, 1856, in Robert C. Tucker,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 (2d ed., New York, 1978), pp. 57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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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具体劳动的社会维度——这一送给资本的“免费的礼物”—无法依据直接生产者的能力而得到充分的理解,同时,这一异化过程也无法依据私有财产而得到充分的理解,那么,这一异化的建构过程就必须被放在一个更为深入的结构性层面之中。这一具有结构性基础的异化过程的首要规定,已经为上文所述的劳动和时间的辩证法所给出。如我们所见,这一辩证法推动了社会一般生产力的发展;不过,这些生产力只不过是看上去可以为生产者所用,以满足他们的自身利益。正如我们在分析跑步机式辩证法时提到的,这些生产力既没有提高每单位时间生产的社会财富的支配性形式,又没有积极地转变劳动结构。相反,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在结构上重构了价值的规定,所以,这些生产力有助于加强对生产者所施加的抽象压迫;它们提高了这一压迫的程度和强度,同时使得劳动变得更为碎片化。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作为劳动的抽象维度的属性而发挥作用,并且成为了统治生产者的手段。这一过程在结构上正以我所述的商品形式的二重性本身为基础。在这一辩证法中,生产力每到一新水平,都会被重新规定为抽象时间参照系的基准水平,并成为社会普遍的强迫性规范。这一辩证法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其中,作为一种生产活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在结构上成为整体性的一种属性——尽管它是由社会实践所建构的,但它对立于并统治着个体。在这个意义上,劳动的具体维度被其抽象维度所“占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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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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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抽象维度对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的结构性占有,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根本性侵占。它在逻辑上要先于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有关的那种具体的社会侵占,而非后者的必然结果。在马克思的论述方式—也即从商品的范畴出发推演至资本的范畴——中所内含的论断是,由劳动而来的中介形式,引起了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的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同时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建构了这些生产力。(这一异化的建构过程显然无法依据市场和私有财产而得到充分把握。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马克思的价值和资本的范畴包含了现代生活的一个更为深入的结构性层面,它远超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性质的阐释。)
第一,马克思的资本范畴指向了为资本主义劳动的中介作用所建构的异化整体性。第二,作为“自我增殖的价值”,抽象整体性“占有”了生产活动的社会性质,将其作为自身的属性。在上述发现中我已经表明,在马克思那里,和商品一样,资本也具有一种二重性—一个抽象维度(自我增殖的价值),以及一个具体的或是实质的社会维度(劳动作为生产活动的社会性质)。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这两个维度的异化形式,作为一个异化的、整体性的他者出现在个体面前: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社会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生产资料,同活劳动力相对立而独立化的这种劳动力的产品和活动条件,通过这种对立在资本上被人格化了。不仅工人的已经转化为独立权力的产品(这种产品已成为它们的生产者的统治者和购买者),而且这种劳动的社会力量及有关的形式,也作为生产者的产品的属性而与生产者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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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由劳动建构的抽象社会纽带以及历史建构的人类生产力这二者的抽象形式,资本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此外,它的每个维度都是普遍的。在先前对价值的考察中,我将其分析为一种抽象的、普遍的、同质的社会中介;现在我们清楚了,这一中介带来了社会一般的生产力的发展并规定了社会一般的知识模式。(在这里,如我们所见,抽象形式的普遍性和具体形式的普遍性是不一样的。)在另一个层面上,资本同样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客观化的二重性,一种整体性—其中历史时间以一种压迫活人的异化形式被积累起来。资本是现代社会史的结构,是一种建构性的社会形式,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建构起来:“一切死亡先辈的传统,好像噩梦一般,笼罩着活人的头脑。”②
现在,我将继续讨论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这一观念。如果说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范畴,而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则包含了生产力,那么,资本就可以被理解为由劳动中介的生产关系的一种异化结构,它推动了社会一般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将其纳为自身的一种属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我分析中的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的根本规定一是资本的两个维度的辩证法,而非资本和外在于资本的生产力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居于资本的核心,这种资本则是一种动态的、矛盾的社会整体性。马克思的资本范畴所指的,绝非仅仅是由一个私人占有者阶级所掌握的生产资料,而是一种异化的、二重性的、由劳动中介的关系结构。基于这一结构,现代社会的独特肌理,其抽象统治形式,其历史动力,及其特有的生产形式和工作形式,都可以予以系统性的理解。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作为商品形式的展开,是现代生活的核心的、整体性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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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3, pp. 953-954(斜体由引者所为)。
②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p. 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