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先前我提到，马克思分析中的工业生产内在地是资本主义的。现在，我可以进一步延伸这一描述：工业生产是资本的物质化，由此，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在它们的动态互动过程中的物质化。显然，这一分析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的理解已经相去甚远。

作为资本的辩证法中的一个要素，使用价值维度—历史时间的积累、社会一般知识和能力的积累—既非完全等同于，亦非彻底脱离于抽象价值维度；相反，使用价值维度是在其与抽象价值维度的互动中被塑造的。这意味着，一方面，尽管整体性必然是异化的，但它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具有二重性的；整体不是一个无矛盾的统一体。另一方面，这表明使用价值维度的历史建构形式并不独立于资本，且不应被视为解放的所在。

我们已经看到，由资本的动力所带来的种属的知识和能力以一种异化形式发展，并对立于个体。因此，马克思所持有的看法并不是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认为科技工业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将会自动带来社会进步与人类解放。①哈贝马斯所回应的是生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后者的假设相反，在马克思的路径中，科技的发展并不代表一种将会延续至社会主义中的线性进步。即使不考虑社会形式和科学思想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也能看到，马克思并不将科技的发展作为单纯的技术发展，或是作为一种独立于乃至对立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发展。恰恰相反，根据他的分析，资本主义中所发展的社会一般知识和能力的形式是社会地形成的，并且作为资本的属性，被纳入了生产过程之中。它们强化了抽象时间的统治，因此，它们是作为辩证过程中的一个要素而发生作用；这一过程将直接人类劳动保留在生产之中，同时在内容上使其空洞化，在时间上使其加强化。换句话说，工业资本主义是以个人为代价，才将一般人类生产力从个人能力和经验的限度中“解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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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ü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 Jeremy Shapiro (Boston, 1971), pp. 50-51.

资本在造就社会一般人类生产力和活劳动之间的这一冲突的同时塑造了二者。社会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以异化形式建构，这意味着它在结构上将会对直接生产者造成损害。更进一步说，就如工人的具体劳动一样，它也是由上文所述的辩证过程所内在地塑造的。因此，尽管它不等同于价值维度，在这样的历史建构形式之下，它也无法成为人类解放的基础。

对于一种将后自由主义现代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来加以分析的批判理论而言，下述观念具有核心的重要性：历史建构的实质社会维度的要素——特定形式的社会一般科学、技术、组织知识和时间—是由价值的要素所塑造的。它为我在第四章中的讨论赋予了深度，在那里我提到，哈贝马斯为现代世界社会生活不断增长的工具性质—也即世界被转变为作为理性化手段的世界，而非作为目的的世界—提供了社会基础，

我先前曾指出，哈贝马斯所谓的持续的工具化过程，在根本上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劳动作为一种社会中介行为所具有的性质的，也即植根于既作为财富形式、又作为社会中介形式的价值的本质之中。一旦生产的目标是剩余价值，生产就不再是追求实质目的的手段，而是追求这样一种目的的手段：这一目的自身就是手段，因此仅有纯粹的数量意义。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为生产而生产，任何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都只是剩余价值的永恒扩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这一目标说明了生产本身的性质。如我们所见，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与价值相关的抽象时间性强制同时也规定了劳动过程的具体形式。自工场手工业始，价值就成为了大规模生产组织的一个结构性原则；生产的组织，以尽可能高效地使用人类劳动为据，出于更高的生产力这一目标，这一过程变得日益专门化、碎片化。换句话说，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开始为价值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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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无法充分分析这一过程，我依旧可以指出，基于目前所做的讨论，这一过程同样在结构上是以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一般科学、技术和组织知识与实践的模式，是在某种社会背景中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规定了这一背景的，是一种抽象的、同质的、数量性的社会维度。因此，这一社会背景将会走向生产力和效率的持续提高。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的诸多方面，都在价值规定框架所给出的目标之下被发展、使用，同时，它们也在结构上强化并重构着这一框架—也就是说，它们作为价值的属性而发挥作用。然而，这一作用并不外在于它们的性质：它们不仅重新规定了价值维度，同时也反过来被价值维度所规定。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劳动的两个维度的辩证互动在于：实质维度日益为价值维度的特质所内在地结构。

由此，我所谓价值维度对使用价值维度的“占有”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其中，以价值维度为源泉的那种形式合理性，结构了使用价值维度。它导致了现代生活中的一种趋势，韦伯将其描述为一切生活领域的不断增长的（形式）合理化，而哈贝马斯则将其表述为世界不断增长的工具化。因为这一过程不断将劳动和社会生活的实质维度纳入其中—也即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的生产和社会政治生活机制的行政合理化。所以，哈贝马斯将其源泉置于劳动本身中。但是，这一实质发展的根本基础不在于劳动的具体维度，而在于其价值维度。尽管后者确实塑造了前者的形象，但我的分析已经证明，两者并非同一。资本两个维度的这种不同一性，是其深层辩证动力的根本矛盾的基础：它带来了这两个维度在未来彼此分离的可能性，因此也带来了转变资本主义下的社会一般知识和能力的发展模式的历史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知识和能力模式有可能变成为人们所用的手段，而非为社会建构的抽象统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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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化的历史过程被哈贝马斯作为后自由资本主义不断增长的非矛盾性、单向度性的标志。而这里的路径则试图将这一历史过程的基础，置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形式的矛盾特性之中。它表明，与合理化过程或工具化过程相关的意义（或“意义感”)的丧失，既非高技术生产本身的结果，亦非世俗化的结果。相反，它根植于社会生活与生产的方式之中，这些方式为这样一些社会关系所结构：它们将生产与人们的生活变成了一个没有实质目标的持续过程中的片段。这样一种路径在理论上包含了一种可能性，即一种以高技术生产为基础的世俗生活形式可以存在于工具理性的塑造之外—也就是说，与由资本所结构的生活形式相比，它将为人们提供更为实质的意义。

无产阶级

现在我可以回到工人阶级的历史角色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这些问题上了，马克思的成熟期批判理论内在地处理了这些问题。通过考察马克思对建构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介的结构性形式的分析我已经表明，阶级冲突本身并未导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相反，恰因它是为具有内在动力性的社会形式所结构的，所以它才成了这一发展中的一个驱动性因素。如上所述，马克思的分析否定了这样的观念，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和体现了社会主义的阶级之间的冲突，因此社会主义将带来无产阶级的自我觉醒。这样的理念与对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传统理解密不可分，它将这一矛盾视为工业生产和市场与私有财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两个主要阶级都依据这一假定的矛盾而加以认定。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由此被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构性矛盾的社会表现。这一整套概念依赖于一种“劳动”观念，它将劳动作为超历史的社会财富源泉以及社会生活的建构要素。

通过阐明马克思在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价值和物质财富之间所做的区分，以及证明这些区分在他的批判理论中的核心性，我已经充分批判了上述概念的潜在假设。基于这些区分，我发展出了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它居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有的增长模式和发展轨迹的分析的核心位置。在马克思看来，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工业生产绝非仅仅是生产力的物质化（它与资本具有结构性矛盾)，而是由资本所内在地塑造的。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的物质化形式。因此，它不能被理解为一种不变的、作为社会主义之基础的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成熟期批判中，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分配方式的转变一这一转变将充分适用于资本主义下发展的工业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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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无产阶级也显然不是一个可能的非资本主义未来的社会代表。马克思对资本这一范畴的逻辑展开，他对工业生产的分析，都彻底否定了将无产阶级视为革命主体的这一传统假定。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在于，在一个由价值所规定的框架中，社会生产能力和知识的巨大扩张被建构起来，并因此以资本这一异化形式而存在。当工业生产得到充分发展之后，这些社会整体的生产力将超过集体工人的联合技能、劳动和经验。它们是社会一般的，人类积累的知识和能力以这种异化形式建构了自身；将它们理解为对象化了的无产阶级力量是不充分的。用马克思的话说，“死劳动”不再仅仅是“活劳动”的对象化，它成了历史时间的对象化。

在马克思那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少地依赖于生产中的直接人类劳动的消耗。不过，这种劳动依旧扮演着必要的角色：只要（剩余)价值的生产必须依赖于它。而我们上文所考察的价值的结构性重构，同时也就是无产阶级劳动的必要性的重构。结果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对物质财富的生产而言，无产阶级劳动变得越来越多余，最终变得不合时宜；但是，作为价值的源泉而言，它却依旧是必要的。随着这一二重性愈演愈烈，资本越发展，建构资本的劳动也就越空洞化、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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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这一状况的历史“讽刺”在于，它正是由无产阶级劳动本身所建构的。准此而言，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思考“生产性劳动”这一政治经济学范畴时，并未将其作为建构了社会和财富一般的社会活动换句话说，他并未将其作为“劳动”。相反，他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性劳动定义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也就是说，它催生了资本的自我增殖。①因此，他就将政治经济学中一个超历史的、肯定性的范畴，转化为一个历史特定的、批判性的范畴，并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的核心。马克思没有美化生产性劳动，相反，他指出：“生产工人的概念绝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②换句话说，生产工人是其自身的统治的结构性源泉。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无产阶级由此而依旧对资本主义具有结构性的重要性，它是价值的源泉，但不是物质财富的源泉。这与对无产阶级的传统理解恰恰相反：工人阶级远未建构起那种与资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相矛盾的社会化生产力，并由此指向一个后资本主义未来的可能性。对马克思而言，工人阶级是这些关系本身的核心建构要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者都受制于资本，但前者更甚：资本或许能够脱离资本家而存在，但它不能脱离形成价值的劳动而存在。根据马克思的分析逻辑，工人阶级非但没有体现一个可能的未来社会，相反，它正是它所遭受的当下环境的必要基础，它与现存秩序相连：这也使它成为历史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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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644.

②同上。这再度确认了无产阶级劳动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中的核心性，不应视为是他对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本体论首要性的肯定性评价，也不应视为是表明了工人是社会中最受压迫的群体。相反，它之所以位于他的分析的核心，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抽象的、动态的社会统治形式的根本建构要素—也就是其批判的焦点。马克思对商品性劳动及其与主体观念之关系的分析，同时给出了一种历史—结构性方法，来处理什么样的活动被社会认为是劳动，社会中的哪些人被认为是主体这样的问题。这一阐释将有助于讨论性别的社会历史建构，也将改变许多最近的讨论的方式一考虑到马克思的批判与妇女、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和其他团体的社会与历史地位这些议题之间的关系。这些讨论倾向于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并对之做出回应。(这一趋势表现在下述问题框架中，如家务工作是否和工厂的工作一样重要；阶级——对立于性别、种族或其他社会范畴一是否必然是与社会压迫最相关的范畴。)

简单地说，马克思对资本的轨迹的分析，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指向无产阶级作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我觉醒的可能。①恰恰相反，它指向了对无产阶级及其劳动的可能废除，并以此作为解放的条件。这一阐释必然要求在根本上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斗争与克服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本书中我只能稍微涉及一下这个主题。它表明，马克思的批判所指出的对资本主义的可能的历史克服，不应被理解为无产阶级对其建构物的重新占有，因此，也不应被仅仅理解为废除私有财产。相反，马克思的逻辑要旨清晰地表明，这一历史否定应当被理解为人们对社会一般能力的重新占有；这些能力在根本上并非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它们在历史上以异化的形式被建构为资本。②只有当这一异化过程的结构基础—价值，以及无产阶级劳动——被废除了，这种重新占有才得以可能。反过来说，这一可能性在历史上的出现，也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

矛盾与特定的否定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这一矛盾之中了。我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工业生产的论述的考察，清楚地否定了传统阐释中所说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概念。我证明了，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工业生产是资本的物质化形式，无产阶级并不代表超越资本主义统治的可能未来；相反，它是这一统治的必要前提。由此，这一考察反过来也证明了下述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一边是一种以“劳动”的观念为基础的批判，一边是一种将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作为批判焦点的批判。然而，资本内在地塑造了生产，并且将无产阶级包含在内，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是单向度的。相反，我已经表明，他将这一社会理解为一种具有根本矛盾性的社会，虽然他并不将这一矛盾视为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的矛盾。这意味着，废除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并非废除资本的充分条件。同时，这也使得一种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形式分析得以可能，这一分析以这一社会形态在根本上的矛盾特性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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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琼·科恩也反对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假定。然而，她将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等同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见 Jean Cohen,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Theory (Amherst, Mass., 1982), pp. 163-228。

②这一分析否定了加诸马克思身上的那种准浪漫化的观念，即克服资本主义意味着“活劳动”对“死劳动”的胜利。见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Lifeworld and System: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1987), p. 340。我将在下一个部分阐明，马克思的分析与之恰恰相反，具有质性区别的未来社会的可能性，植根于“死劳动”的潜能。

依据马克思的论述逻辑，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根植于其基本的结构性社会形式。在这里，我不拟讨论这一矛盾在主体和客体维度中的历史展开；相反，我仅仅试图在一个抽象逻辑层面上，澄清马克思对这一矛盾的一般性质的理解，以及对资本主义的特定历史否定所具有的一些关键面向，它们在我先前的论述中已经有所涉及。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的观念，必然是指这一社会的历史特殊性与超越这一社会之物两者之间的矛盾，它不能理解为资本和貌似独立于资本的社会生活维度之间的矛盾。我对资本主义中劳动与时间的两个维度的辩证法的考察表明，社会劳动的具体维度被建构为价值维度的一种属性。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具体维度和抽象维度都是资本的维度，在它们的现存形式中，两者都不代表着未来。

尽管没有任何现存的社会形式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的特定否定，但是，马克思的论述依旧指出了这一否定的可能性。他所展现的发展轨迹中，包含了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形式的两个维度之间的一种不断增长的张力：一边是社会一般知识和能力，其异化形式的积累源自于由劳动建构的社会中介形式；另一边是这一中介形式本身。我们已经看到，作为社会中介的历史特殊形式，同时也作为财富的形式，价值是资本乃至整体性的最终基础。在它与商品形式的使用价值维度之间的辩证互动之中，它被不断地重构；然而，生产领域的发展同时指向了对价值的可能的历史克服。随着价值依旧必然地依赖于直接人类劳动时间的消耗，对因它而来的生产力的巨大提高而言，价值就会成为一个越来越狭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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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讨论所谓对生产力的“束缚”的话，那么，这一观念首先所指的，并非阻碍了工业生产的充分发展的市场与私有财产。事实上，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这一观念，主要地并不是指更大量的产品的生产可能。（因为，如上所述，生产力的失控正是资本扩张所特有的要素。)相反，在马克思的概念里，深层的束缚是指，在一个为价值所结构的体系中，人类的一般能力必须被用来尽可能多地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劳动时间—虽然它们日益有可能被用于直接增加社会财富，以及转变细致的劳动分工。这一系统性的强制导致了特定的“增长”与生产方式。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施加的束缚，应当被认为是内在于这些方式本身之中的，而非阻碍它们发展的外在因素。

随着历史时间的积累，这些束缚将愈发严厉。马克思的论述表明，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将会出现一道越来越大的鸿沟，一边是被建构为资本的社会一般生产能力，另一边是整体性的价值基础。不过，这一鸿沟并不代表一个新的形式将会线性地取代现存的形式。资本主义结构性社会形式的两个维度间互相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在于，这一社会不会也不可能以一种准自动的方式进化为一个具有根本性差异的社会形式。同样地，后者也不会从任何现存体系的崩溃中自动诞生。相反，我所描述的日渐增长的鸿沟具有两个对立的环节。一方面，由于它是为价值所结构的，它将日益表现为客观化整体性和个体之间不断深化的对立：前者变得越来越富有与强大，而更多的个体劳动和行动则变得越来越空洞与无力。在马克思看来，随着作为资本而存在的生产力的增长，人们不是被它所解放，而是被它所掳获。另一方面，同样的发展也标志着物质财富的生产条件和价值的生产条件之间的日益分离。同时，尽管这一发展使得作为物质财富的源泉的无产阶级劳动变得越来越多余，乃至从物质财富生产的立场上看来，无产阶级劳动开始脱离时代的要求；不过，它也使得价值本身开始脱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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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要求。

由此，显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论述包含废除价值和无产阶级劳动的可能性。（后者就使用价值维度的潜能而言正变得日益多余，尽管它依旧是价值的构成要素。)我的分析已经指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两个维度都是资本的维度，但对马克思而言，是价值建构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并必然地与其相系。当然，使用价值维度是以价值所塑造的形式而构成的，但是，与价值不同，它并不必然与资本相系。马克思的论述逻辑指出，废除价值将会使得那些被建构为社会劳动的异化的使用价值维度的东西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换句话说，马克思的论述逻辑的要旨表明，历史时间的积累以一种异化的形式进行，这一形式重构了当下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它也表明，这种积累同时也削弱了它自身参与重构的当下的必然性，并因此带来了社会生活组织的一种根本转变的历史可能性。

这涉及了马克思的分析中所做出的一个区分：一边是使用价值维度的外在形式，它由价值所结构，是社会生活日渐增长的工具性的一个基本面向；一边是由此构成的潜在可能。它表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观念，最终是指如下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所积累的种属一般能力的潜能；另一方面，是它们的现存的、异化的形式，它由劳动和时间的两个维度的辩证法所建构。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可能克服的概念中，现状和它的特定潜能之间的关系居于核心位置。资本的社会劳动的两个维度之间日益增长的对立，是同一社会形式的两个环节间的对立，因此，它导致了现状和它的特定形式间日益增长的张力，或曰经济与社会的剪压力。这一张力既强化了资本，又使得资本主义结构性关系的两个组成维度之间有可能彼此分离。它指向了社会与其资本主义形式之间互相分离的可能。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正是实然和或然的这一结构性鸿沟，使得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型得以可能，并由此为批判本身的可能性提供了内在的基础。社会必然性在历史上被区分开来：一边是实然，是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一边是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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