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因此，马克思的批判不是“肯定性”批判。它的最终出发点，不是一个被认为独立于资本主义的现存社会结构或团体。事实上，它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中任何一方的现存形式，不论人们怎么解释这一矛盾。我们看到，马克思的论述表明，普遍的历史解放并不基于现存生产形式完全实现的可能，而是基于对它的克服。这一批判并不植根于现状，而是植根于未来的可能——但它无法在现存的社会生活结构中得以实现。在这样一种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之中，解放的实现可能，并不由任何现存结构或社会团体——它们的充分发展被生产关系扼制了——所“保证”。同时，它也不是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可能性。相反，它所带来的是对现存秩序的特定的否定—这一新结构的创造已经作为历史可能性而出现，并以要求废除资本主义秩序的根本基础，作为它们的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存在的条件。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马克思那里，正是那些为新的社会组织奠定了可能性的东西（即对象化的历史时间），在其现存形式中，强化了资本主义的抽象统治体系。他的批判理论的核心目标之一，在于阐明这一悖论性的结构发展，并由此推动其可能的转型。马克思的“否定性”批判的起点，在于一种特定的可能性，它历史性地出现在现存秩序的矛盾性质之中，并且不应被等同于这一秩序的任一维度的现存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批判的出发点是时间性的，而非空间性的。

当然，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这种阐释给出了一种截然不同于传统阐释的对资本主义的特定否定的理解。在传统阐释中，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涉及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性的公开实现。而我的论述恰恰相反，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在社会生活构成中所具有的核心性是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它形成了其抽象统治方式的最终基础。这一路径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阐释，基于下述两者之间不断增长的张力：一边是以劳动为基本中介的社会生活形式；一边是另一种生活形式的历史可能性，其中劳动不再扮演社会中介的角色。我已经指出，他所勾勒的历史发展的逻辑指向了克服价值—由此，克服由劳动建构的客观化、量化的社会中介方式—的历史可能。这将进一步克服居于资本主义之心脏的社会统治形式，克服为资本主义的必然增长模式和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那种抽象的、客观的强制。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轨迹内含着一种可能的特定的历史否定，它将可能建构另一种非“客观的”社会中介形式，一种不同的增长形式，以及一种不再为价值的规则所塑造的高技术的生产方式。由此，人们可以不再为他们自身的社会一般生产能力所统治与吸纳，并将它们用于满足自身的利益。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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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这一特定否定的一个面向在于，社会生活不再由我们所考察的结构所准客观地中介，相反，它将以一种社会的、政治的方式公开地被中介。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政治公共空间将扮演一个比在资本主义中更为核心的角色；因为，它不仅不再受到为阶级社会所特有的财富与权力的巨大悬殊所造成的扭曲，而且也不再受到一系列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属于资本主义的特征（而非“经济”的特征)的根本性限制的影响。

比如说，马克思的论述的逻辑要点表明，一旦废除了生产的价值基础，物质财富就不再被作为价值的承担者而生产。在高技术生产能力的条件下，它自身就将成为财富的支配性社会形式。考虑到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性质和结果将会与资本主义时截然不同。生产力的提高将不会借由降低必要劳动时间来间接地增加社会财富，因此不会造成将失控的增长作为经济“健康”的条件的趋势—就像当价值是财富的支配性形式时所发生的那样。相反，它将直接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在这一条件下，物质财富的生产量和社会财富量之间将没有鸿沟。在一个系统性的层面上，这不仅会由于明显的富足（大量货物的生产)而克服贫困的根本基础（在社会“财富”的意义上），同时还会带来一种经济增长形式，它不必直接对立于人类的长期生态利益。

就一般社会层面而言，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的逻辑轨迹同时还指向了生产结构的可能转型。我们已经看到，对马克思而言，工业生产的性质—更确切地说，是不断增长的人类生产知识与经验的潜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及其极端详细的劳动分工的对抗性形式之间的鸿沟—根植于资本的两个维度的辩证法，因此最终根植于价值形式。就此而言，马克思的战略要旨在于表明，高生产力水平和碎片化的、空洞的工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特定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关系越来越少地基于技术的必要性，越来越多地基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必要性形式。资本既维持了这一关系的必要性，又导致了它潜在的非必要性。它重构了无产阶级，同时也使无产阶级作为物质财富的社会来源的意义越来越小。在上述分析中，废除价值将包含废除增殖的两项规则不断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性，以及在生产中消耗直接劳动时间的结构必要性。这既将使得社会劳动组织在量上发生巨大的变化—也即劳动时间的社会普遍的大规模减少—又将使得社会生产结构和个体劳动的性质发生根本上的质的转变。使用价值维度的潜能不再被价值维度所束缚与塑造，它将反过来被用于转变物质生产形式。结果是，大量的工作都将被废除一作为价值的源泉，它们变得日益空洞与碎片化。所有剩余的片面的任务，都可以进行社会轮换。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废除价值将会带来社会普遍的生产转变，这将在保持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废除无产阶级劳动：转变工业资本主义中大量工作的性质，并废除这样一个体系，其中，人们将他们大量的成年生命都放在了这些劳动中。它将带来一种直接以历史时间的占有为基础的生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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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工业生产的批判性分析，既指向了废除大量片面劳动的可能，又指向了重新定义、重新结构劳动的可能：劳动将变得更有趣，更具有内在意义。它提出，只要直接人类劳动依旧是持续的剩余产品的直接社会基础，那么就必然存在社会财富（不论是物质财富形式还是价值形式）和生产它的劳动之间的对立—只要前者是以后者的耗费为代价而形成的。在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中，这一对立变得最为鲜明。尽管如此，在马克思看来，这一体系的矛盾还是指向了转变生产的可能，这一可能将克服旧有的社会财富和劳动之间的对立。他的分析指向了可能的个人劳动方式的形成，这些方式不受详细劳动分工的限制，对个人而言更为完整与丰富。此外，它们还是多种多样的，人们不必再将他们绝大多数的成年生命投入同一种劳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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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对立，未必导致前者被纳入后者之中。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分析证明，这种吸纳恰恰存在于当下—它是资本的一个特征。克服这一冲突对立要求克服一种具体的劳动结构，其中，劳动个体的“贫困”是社会财富的前提。它要求一种新的劳动结构，其中，社会的财富并不与个体以劳动“创造财富”的可能性相悖。在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中，这一结构要成为可能，需要资本主义矛盾的增长所带来的历史可能性：从前以异化形式建构的生产能力，可以被重新占有，并反过来用于生产领域本身之中。

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劳动会变得更加有趣，更有意义，不过，这一可能性并不代表着一个劳动的乌托邦。它并不依赖于劳动在社会生活建构中的核心性；相反，它取决于对劳动在资本主义中所扮演的社会建构角色的历史否定。此外，马克思对劳动在结构资本主义工作和生产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的分析，可以被推广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结构了娱乐、闲暇和它们与工作的关系，乃至公共生活与工作的关系；另一方面，它结构了私人生活。这表明，克服这一历史特殊中介形式将不仅带来一种新的工作结构，同时也将在根本上给予一般社会生活以新的结构和意义不仅为了（边缘的)少数，更为了大多数。

如我们所见，生产和劳动的这一可能的转变，依赖于马克思的分析所给出的区分：一边是使用价值维度的现存秩序，它由价值所塑造；另一边是其潜在能力。人们重新占有劳动的（以异化形式建构的)使用价值维度的可能性，有赖于对价值的废除，因此，这一重新占有内在地以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形式两个维度的分离为前提。这反过来意味着使用价值维度诸要素的可能的转变。换句话说，我所勾勒的路径认为，这些要素的现存形式在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因为它们是由价值所塑造的—并在理论上允许这样的可能性：在价值被废除之后，那些被历史地建构为资本的具体维度的东西（除了生产方式外，还包括譬如知识的科学与技术形式），可以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由此，马克思的分析指出，废除价值将会带来一个不同的高技术生产方式，区别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它不是以一种对抗性的方式内在地结构起来的。这一分析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形式下发展出来的科学与技术知识，有可能被更为普遍地重塑与重构。更为一般地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给出了这样一个立场，它既不认可现存形式的科学与技术知识具有解放性，又不内在地呼唤它们的抽象否定。相反，马克思对以异化形式在历史上建构起来的东西所具有的解放潜力进行了社会分析，马克思的批判试图批判性地把握以下这一点：现存之物如何指向了其自身的历史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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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这样总结马克思的分析中的一条线索：资本的动力使得生产力以一种具体形式发展，这一形式保持了一种统治手段。不过，它的增长潜能造就了一个基础，使得社会、社会中介方式以及社会生产组织终将发生转变；在这一转变中，生产的结构和目标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生产领域的这一自反性转变的可能性，为一种社会批判提供了基础，而这一批判将超越如下两种社会批判的二律背反：其一是批判异化劳动，批判人们疏远了他们的本性。这一本性拒绝工业技术本身，因为它秉持着一种不具有历史可能性的希望：回到前工业社会。其二是批判社会权力，批判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大量货物和服务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分配，这种批判把由资本决定的生产的线性延续作为必然而接受了下来。

在思考马克思的论述逻辑中所涉及的废除雇佣劳动的意义时，我将目光聚焦于这一废除的具体维度—也即对无产阶级劳动的可能的废除，以及与此相关的劳动过程本身的可能的转变—以此澄清我的阐释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有多么根本性的不同。而在这里，我应当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范畴性分析同样指向了对雇佣劳动的另一个方面的可能的废除，也即废除以劳动力与工资—用来获得消费资料——之间的交换为基础的分配体系。我们已经看到，无产阶级劳动作为物质财富的源泉日益失去意义，尽管它被系统性地重构为价值的源泉。如果不考虑剥削的问题，那么，这就意味着价值意义上的工资和物质财富意义上的工资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一旦具体劳动的社会一般生产力大于个体劳动之和，劳动时间的投入和物质产出之间的悬殊就会越来越大。从物质财富的角度出发来看，工资体系成为一种社会一般分配形式，并且似乎仅仅报偿劳动时间的消耗。它不再基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它的系统性存留，仅仅是价值维度的一个结果。劳动时间的投入和物质财富的生产之间不再具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在这些条件下废除价值，也将带来另一种社会分配方式的发展—其中，消费资料的获得将不再是劳动时间的耗费的“客观”结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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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一旦摆脱了价值的局限，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的积累就将实现其潜力，其中的一个核心面向在于，社会剩余物不再必然是被纳入生产过程中的那个阶级的直接人类劳动的产物，人们的劳动也不再是获得消费资料的准客观的手段。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概念—它是对人类史前史的克服—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特质。它表明，克服阶级社会的最基本的条件，并非废除一整套财产关系—也即废除私人占有者阶级；而是社会中介方式和与之相关的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将包含对阶级的废除，这个阶级在生产中的直接劳动是剩余物的源泉。如果没有这样的转变，阶级社会就将继续存在，不论剩余物的占有者们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是否被算作一个阶级。

普遍性的模式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结构性关系的二重性的批判性分析，给出了一条转变现存社会形式的可能路径，同时，这一路径也涉及资本主义的特定普遍性形式和它的可能的历史否定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对马克思而言，社会与政治一般性的现代模式，以及普遍性思想的模式，都不是超历史的进化抑或目的论过程的历史结果。相反，它们是历史地出现的，塑造了它们的那一背景，是由资本主义的深层结构性社会形式所建构的。它们与这些形式的关系是内在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以特定的社会生活形式为社会与历史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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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兹在《通往天堂之路》中对收入保障的可能性的讨论，在方法上类似于这里对废除价值的阐释。他指出，一旦可以在降低劳动成本的同时实现产出的增加，那么，只有当它使得支付手段的创造和分配都依据其自身的量，而非依据劳动价值的耗费来进行时（如果物质财富是支配性的社会财富形式的话就是如此），这一增加才能被社会分配。他进一步坚持道，收入保障在生活中的关键作用在于，将社会生产力作为一个整体（而非个体劳动的总合)所创造的财富，分配给每一个人。见Pathsto Paradis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Work, trans. Malcolm Imrie (Boston, 1985), p. 42。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将商品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实践和思想的根本结构性原理，他对商品的分析为对现代普遍性与平等的性质进行社会历史批判提供了起点。随着资本——作为整体性社会形式的商品—在历史上的出现，出现了一种社会中介方式，它是抽象的、同质的、普遍的：这一中介的每一例（即每一件作为价值的商品)都不具有质的特定性，而是整体性的一个要素。与此同时，作为使用价值，每一件商品在质上都是特别的。作为一种实践形式，社会中介的商品形式带来了一种具有潜在普遍性的社会平等形式，它在客体之间、在劳动者之间、在商品拥有者之间以及潜在地在人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共通性。但是，这一普遍性的形式是抽象于独特的个体与群体的质性特殊性的；商品形式带来了一种对立：一边是一种抽象的、同质的普遍性形式，一边是一种拒绝普遍性的具体的特殊性形式。①

这样一种分析避免了以准形而上的方式，将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性形式当作普遍性本身；相反，它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历史特殊的普遍性形式，这一形式具有普遍性这一超历史形式的外形。这一方法并非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的现实与它的理想对立起来，而是为这些理想本身提供了一种历史分析。这一分析将现代的、抽象的普遍性形式，与商品形式的价值维度联系了起来；它并不必然意味着驱逐这一普遍性形式，却带来了对其歧义性的一种社会分析一如上所述，这一普遍性形式具有积极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但是，因为它对立于所有的特殊性，它也同时成为了抽象统治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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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对立的一个例子，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典区分：一边是作为公民的个体，与其他的公民等同，无法区分出来；另一边是具体的人，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我们同样可以说，这一对立的一个更为曲折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区分的建构与感知方式。

在对普遍性形式的社会与历史分析中，马克思的分析并不认为所有建构于资本主义中的普遍性模式都必然与价值有关。基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分，他的理论同时也提出了一种类似的普遍性形式的历史建构；这一普遍性形式不是抽象的、同质的，也并不必然对立于特殊性。在对具体劳动范畴的思考中我已经指出，结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一般社会中介是如何带来了这另一种一般性形式。那些在其他社会里可能不会被视为同类的行动和产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组织、分类到了一起—比如各种（具体)劳动或是特殊的使用价值。然而，这种一般性不是一种整体性，但却是由特殊物所组成的完整集合。这种一般性，在马克思所理解的种属一般知识与能力模式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到，这一发展在资本的发展过程中被历史地建构起来。这一具有社会实质性的一般性维度，出现在一个由价值所规定的框架中，因此，它是以下述的方式结构的：它成为了由资本所建构的抽象的、合理化的、技术一行政世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这一实质性一般性维度并不等同于资本，并因此不等同于抽象同质的普遍性—尽管作为资本的具体维度，它是由价值所塑造的。因此，在某种层面上，资本主义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的潜力与由价值所建构的世界的现实这两者之间日益增长的张力，可以被视为导致了两种一般性形式之间的潜在分离。在这一极其初步的层面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内在地给出了两种一般性的历史建构。其一是一种抽象的、同质的一般性，根植于价值维度，内在地关联着一种关于人类的概念：它是一般的、抽象的、同质的，因此必然对立于作为其反题的具体的特殊性。其二是另一种一般性，它不是同质的。尽管，据马克思所说，后者是以异化形式建构的，但他的分析指出，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可以脱离价值结构而存在，并因此未必对立于特殊性——这一形式可能关联着一种新的关于人类的概念的发展：它是一般的，但也是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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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由价值规定的普遍性的上述分析，类似于马克思对由资本规定的生产的处理。对马克思而言，克服资本主义既不意味着废除所有形式的高技术生产，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中所发展的工业生产形式的实现。同样，上述的分析既不意味着彻底消灭普遍性，也不意味着下面的理解就是充分的：作为由商品所结构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一环而发展起来的抽象的、同质的普遍性形式，将扩展至所有的人类。相反，他的分析指向了建构另一种支配性普遍性形式的可能性。

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给出了社会建构的两种普遍性形式，对这两种形式的初步讨论深化了我对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被赋予的角色的讨论；同时，如果要从我们所勾勒的普遍性形式出发来思考各种社会运动，那么，它也具有更为一般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无产阶级常常被视为一个普遍的阶级，并在此基础上被与资产阶级相对照；后者的利益被视为特殊主义的利益，因为他们并不符合(乃至对立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正是因为其普遍性质，无产阶级才被认为代表了一个可能的未来社会。然而，我对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给出的普遍性模式的社会基础的讨论表明，资本主义和它的可能的历史否定之间的关系，不应依据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这种对立来理解，因为这种对立本身便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所特有的。相反，资本主义与它的可能的历史否定之间的关系，应当被视为不同的支配性普遍性形式之间的关系。由无产阶级代表的普遍性和对资本主义的可能克服之间的关系，不应仅仅从量上来思考，也不应仅仅依据普遍性实现的程度来思考。相反，它应当依据质来思考，依据被阶级所代表了的那种普遍性来思考。

我们刚刚看到，随着他对资本的二重性的分析，马克思内在地为两种非常不同的一般性模式的历史建构找到了社会基础—一种基于客观的社会中介形式，它由价值范畴所把握；另一种则是使用价值维度的一个面向。在马克思那里，后者是抽象中介形式所历史地造就的，但又脱离了这一形式。似乎很清楚的是，在这个框架中，由无产阶级所代表的普遍性，最终是价值的普遍性，不论它的形式是包容性的还是集体性的。无产阶级绝不代表着对价值的否定，它在本质上建构了这一抽象的、同质的财富形式，建构了这种社会中介，其一般性对立于质性特殊性。此外，在讨论马克思将工人既作为生产的主体又作为生产的客体时我曾指出，他们之所以被规定为主体，是因为他们是（集体的）商品拥有者。这些基本规定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性原理被推广到更为广大的人群之中—也即这些原理的实现这一发展，不应被理解为是指向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这一发展来自工人阶级运动，也来自部分妇女运动、少数族裔运动为了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尽管这些运动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化，但对马克思而言，在它们的帮助下所建构的普遍性形式依旧依赖于中介的价值形式，并终究是对立于个人与群体的特殊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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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是由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对立所代表的那种矛盾，如果说克服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实现与这一社会相关的那种抽象普遍性形式，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超越现存秩序的（历史建构的)主体性形式的性质和来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分析给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其特定历史否定的性质—的一些维度。在勾勒这些维度时，我已经触及了一系列张力，我对它们的描述，依据着由资本的发展带来的可能性和它的实际形式之间日益增长的鸿沟。这一鸿沟导致了一种剪压力，后者结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制，并塑造了它的发展过程。我对这一剪压力的讨论，首先将重点放在了生产结构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作的性质之上，同时以稍短的篇幅，关注了普遍性模式的社会建构。但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深层社会形式的二重性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这些张力，不应仅仅在“客观的”—如经济的与社会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同时也应在“主观的”层面上—依据思想与感觉的变动的形式—来理解。沿着这些线索，对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完整的考察，必然要求一种更为具体的分析层面。然而不论如何，它对矛盾的强调不管怎么规定—都不应被理解成假定了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动的断裂，或者是假定了超越现存社会形态的对立性的、批判性的意识形式必然会出现。然而，我在这里所述的阐释指出，马克思的分析给出了一条主体性形式和需求结构的质性历史转变的途径；对这些转变的解释，不仅依据其中所涉及的行动者的社会背景，而且也依据位于资本主义核心的那些社会形式的发展所建构的可能性。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分析给出了一种主体性社会理论，这种理论同时也是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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