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尽管在这里我不拟阐明这一社会历史方法，但我将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表明，这一方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形成价值的劳动的必要性与非必要性之间不断加剧的矛盾；这一观念指出，正是建构了社会形态并为社会形态所必需的东西，即作为社会中介活动的劳动，由于其建构物所具有的潜力，而变得越来越不必要。这反过来表明，下述两者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鸿沟：一者是人们在一个由劳动所中介的社会中所依旧从事的那种劳动，二者是他们所可能从事的、不以资本主义的这一“必要性”为目的的那种劳动。

我们可以从这一矛盾的发展出发，来考察对待劳动的态度的变化，以及什么东西构成了有意义的活动。这将包含一种对主体性的新需求与新形式的历史出现的分析，这一分析依据工作（和其他社会再生产机制）结构的日益强烈的不合时宜性和它们在现代社会中依旧具有的核心性之间的不断增长的结构性张力而进行。这一分析可以依据这种张力，来考察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出现的“后唯物主义”价值及其随后的退潮：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危机和结构转型极大地重建了劳动（定义如上)和物质再生产之间“必要的”关联。这一方法同样有助于阐明现代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私生活领域的定义及其关系的变化，以及被像丹尼尔·贝尔和安德烈·高兹这样差异极大的理论家所注意到的最近的现象——即消费在自我认同中日渐增长的重要性。后一问题不应被仅仅理解为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于大众消费（这一立场常常将消费仅仅视为是广告所造就和操纵的）；这种研究也不应以一种文化主义的方式将消费物化为认同与抵抗的场所，就好比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的物化一样。相反，它同样应该依据工作作为一种认同来源的衰落，来分析消费的主体意义的增长，并将这一衰落联系上劳动结构的前所未有的悖时性质，以及为生产而生产对这一工作的性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的劳动的必要作用，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的特定结构，越来越背离时代，尽管它们不断被重构着。这一理念同样也可以作为一个基础，来分析道德和自我的概念的更为深层的历史变化。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427

这一方法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起点，来重新理解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可能的克服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无产阶级是由价值规定的生产关系中的一个核心要素，由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也将变得背离时代。因此，克服资本主义必须同时被理解为废除无产阶级劳动，以及废除无产阶级。然而，这使得工人阶级的社会与政治行动同资本主义的可能的废除之间的关系变得很成问题。它意味着，那些常常被作为工人阶级意识而提及的行动，依旧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限制之中—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工人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被腐化了，而是因为无产阶级劳动在根本上与资本并不矛盾。工人阶级组织的政治与社会行动，在资本主义中的工人们作为一个阶级建构自身、保卫自身的过程中，在雇佣工人一资本动力的展开过程中，尤其是在西欧，在资本主义秩序的民主化和社会人道主义化过程中，都有其历史重要性。不论与无产阶级相关的主体性的行动和形式宣称自己有多么激进，它们都不曾也不会指向对资本主义的克服。它们代表着为资本所建构的而非超越资本的行动与意识形式。即使雇佣劳动结构真的全球化了—它是资本在当下的全球化形式的结果，即使工人真的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也是如此。问题不仅在于资本一雇佣劳动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全球化了（尽管在一个更具体的分析层面上，资本的空间拓展确实具有重要的后果）。它也不仅是一个“改良主义”的问题。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以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存在为基础的政策导向了工会意识。相反，它在于资本最终是依赖于无产阶级劳动的—因此，克服资本不可能以工人阶级的自主为基础。有人认为，工人生产了剩余物，因此是它的“合法的”拥有者；但即使是这一“激进”理念，也指向了资产阶级的废除—而非资本的废除。后者将要求克服剩余物的价值形式，以及由资本规定的劳动过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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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这些思考可以作为一个起点，来考察废除无产阶级劳动，以及废除资本所需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比如说，它可以历史地说明不同形式的工人不满，以及他们对工作的缺乏认同。然而，当我们考虑到工人阶级组织和克服资本主义之间的可能关系时，这一阐释同时凸显了一个困境。它表明，在与工人阶级的自主相关的行动和政治组织（不论多么激进与具有战斗性）和超越资本主义的行动和政治组织之间，不存在线性的关系或直接的连续性。事实上这一方法指出，在仅仅将工人作为工人的行动和政治组织（因此对工作投以全部关注；在现存的政治经济框架中，工作被定义为个体再生产的必要手段)与超越这一独断性定义的行动和政治组织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张力。它表明，一种涉及工人的运动如果要超越资本主义，那么，它将既保卫工人的利益，又必须参与他们的转变—譬如说，去质疑既存的劳动结构，不再依据这一结构来理解人们，以及重新思考他们的利益所在。然而，我所能做的，也止于在这里提到这些课题与问题。

价值建构的劳动的必然性与非必然性之间具有一种不断增长的张力，只要这一理念依旧指向社会中介形式，那么，它的内涵就不限于对工作结构本身的考察。依据对资本主义矛盾的这一理解所能做的最后一例考察（我已有所涉及）是：普遍性的概念，以及对待普遍性的态度的变化。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结构形式的发展的分析，给出了不同的社会建构的普遍性形式；这一看法可以作为一个基础，来超越同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对立，去对新社会运动的一些特点进行社会历史考察。这些运动试图构造一种新的普遍性形式。这一方法同时可以作为一个起点，去重新思考近几十年的新社会运动和以认同为基础的政治，以及它们与资本主义及其可能的克服之间的关系。然而，所有这些例子都只是建议。在这一研究的初步逻辑层面上，我无法充分展现我的阐释所给出的这些可能的意涵。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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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马克思的批判中所包含的对资本主义的特定否定的讨论可以总结如下：在任何意义上，这一否定都不能被仅仅理解为资产阶级分配方式的转变。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同时包含了另一种生产方式，它没有在直接人类劳动的根本基础上被组织为一种元机器。因此，它将带来更为丰富、愉悦的个体劳动与活动新方式，以及工作与其他生活领域之间与先前不同的关系。这一转变的可能性最终根植于一种特定的历史否定的可能性之中—废除社会中介的客观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抽象强制，这种社会中介方式最终由劳动所建构，它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准自动的方向性动力及其生产形式。因此，对价值的历史特定否定（它被马克思设想为一种历史可能性)可以将人类从他们自身的劳动的异化统治中解放出来，将劳动从它的历史特殊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并加以转变，使它能够让个体变得更丰富，而非更贫瘠。将生产力从以直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财富形式所施加的压制中解放出来，意味着将人类生活从生产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的分析指出，只有当劳动不再由社会所建构时，绝大多数个体的劳动才会变得更愉悦、更自主—按照传统的阐释，这是一种讽刺。

由此，马克思对废除资本主义劳动形式与生产形式的理解所指的，不是任何狭隘意义上的生产，而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形式的结构性原理。与此相关，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不是对社会中介本身的批判，而是对由劳动建构的特殊中介形式的批判。价值是一种自我中介的财富形式，但物质财富并非如此。废除前者必然导致新的社会中介形式的建构，其中的很多形式或许将是具有政治性的（这绝不必然指向一种等级制的、国家中心的治理模式）。

存在于马克思关于克服资本主义的概念之核心的，是这样一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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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人们将重新占有社会一般知识与能力，它们先前被历史地建构为资本。我们已经看到，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知识和能力作为资本而统治着人们；由此，这种重新占有就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统治方式，这一方式最终基于劳动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这一历史特殊角色。由此，在他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设想的核心处，是这样一种历史可能性：人们将开始控制他们所创造的东西，而非被后者所控制。

社会时间划分的发展

在本书一开始我曾断言，马克思在《大纲》中发展出的关于价值的历史特殊性的观念，为阐释他的成熟期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钥匙。我已经表明，这一理念事实上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可能的特定否定的分析的关键所在。在这里，我将简要地回顾一下我在本章中所做的讨论，并再度确认马克思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基本延续性。我将依据《大纲》中所引入的时间范畴—也即我所谓的“社会时间划分”—来总结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轨迹的概念。在这一过程中，我将强调历史非必然性这一观念的核心重要性。如我们所见，价值建构的劳动—它是资本主义的必然前提和它特有的抽象社会必然性形式的组成部分—的历史非必然性的增长，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解中居于关键位置，这一矛盾被理解为实然与其自身的潜力之间的矛盾（而非两种实然之间的矛盾)。

在本书开始时所引的《大纲》中的一段文字中，马克思指出：

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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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生死攸关的问题。

我对《资本论》的考察现在使我们得以去把握这些时间范畴。“必要”劳动时间和“过剩的”劳动时间的对立，在马克思那里并不等同于“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前一对立指向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而后一对立指向直接生产者阶级。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过剩的存在—也即超越了生产者的直接需求—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历史”形式都有的情况。在每一种历史形式中，我们都可以区分出为劳动人口的再生产所需的生产量和为非劳动阶级所侵占的余下的量，后者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所“必须”的。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中的剩余是价值，而非物质财富，它无法通过直接的统治来占有。相反，占有为财富形式本身所中介，它以这样的形式存在：工作日中工人为自己的再生产所做的劳动(“必要”劳动时间)和为资本所占有的劳动（“剩余”劳动时间)这两者的比例有一种隐性的划分。考虑到价值和物质财富的区别，只要物质财富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直接劳动时间的耗费，那么，“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就都被认为是社会必要的。

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生产慢慢开始以社会一般知识与生产能力为基础，而非以直接人类劳动为基础，情况就不再如此了。在这样的条件下，物质财富的生产与直接劳动时间的消耗之间将几乎没有关系，因此，社会必要劳动的总量，在其两种规定（个人再生产和社会一般）下，都可以被极大地减少。如马克思所说，这将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其特点不再是“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而是“把社会一般的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②

然而，我对资本主义深层社会形式的两个维度的辩证法的考察表明，依据马克思的分析，只要价值依旧是财富的源泉，社会必要劳动的普遍减少，就不会随着资本主义下所发展的生产能力的提高而发生。一面是总的劳动时间，它被资本规定为社会必要的；另一面，是当物质财富成为社会财富形式时，在社会一般生产能力的发展下所需的劳动量，两者之间的区别正是马克思在《大纲》中所说的“过剩的”劳动时间。这一范畴既可以作量的理解，也可以作质的理解，它既指劳动的长度，也指生产的结构，以及这种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存在。就社会生产一般而言，它是一个新的历史范畴，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轨迹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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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Grundrisse, p. 706.

②同上。

依据马克思的分析，直到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它的两种规定下)都定义并占满了劳动大众的时间，并允许少数人拥有非劳动时间。随着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生产的潜力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额外”时间这一新的历史范畴出现了（它为大多数人所有），并且带来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其两个面向上的剧烈减少，以及劳动结构与劳动和其他社会生活方面之关系的转变。但是，这一额外时间仅仅是作为潜在可能而出现：由于它是被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所结构的，它便以一种“过剩的”劳动时间的形式而出现。这个词反映了矛盾所在：在旧的生产关系的规定下，它依旧是劳动时间；而依据新生产力的潜能来判断，在旧有的规定下，它是过剩的。

应当说明的是，“过剩”不是一个从社会之外的立场做出的非历史的判断范畴。相反，它是一个内在的批判性范畴，根植于发达生产力的潜能与其现存社会形式之间不断增长的矛盾中。由此看来，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的必要劳动时间和非资本主义的必要劳动时间加以区别。正如我对马克思的分析所做的讨论指出的，这一区分不仅指向了社会必要劳动的量，也指向了社会必要性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不仅指向了总劳动时间的极大减少的可能，也指向了克服社会强制的抽象形式的可能，这些形式由社会中介的价值形式所建构。在上述讨论中，“过剩”应当被理解为是由历史产生的、“必要”的直接对立面，它是一个矛盾的范畴，表达了社会与其资本主义形式相脱离，因之割断它们先前的必然联系的日渐增长的历史可能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其展开过程中，引发了对旧形式的批评和对新形式的想象。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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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的分析表明，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必然性本身未必会带来自由。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性质在于，它可能并且确实引发了它的直接对立面—历史非必然性，并反过来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特定的历史否定。在马克思那里，只有人们占有了那些被历史地建构为资本的东西时，这一可能性才会实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展开的范畴给出了对资本主义的特定否定的理解，这与他在《大纲》中的论述相辅相成。在《大纲》中，他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一范畴来描述一个可能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①马克思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定义为：“为个人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因而也为社会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创造广阔余地。”②这是额外时间的积极形式，脱离了生产力的限制。但在发达资本主义之下，它依旧被限定为“过剩的”。过剩时间的范畴所表达的不过是消极性—一种先前的历史必然性所具有的历史非必然性——并因此依旧指向了主体：异化形式的社会一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范畴则翻转了这一消极性，并赋予它以新的指向：社会的个人。③它预设了对社会中介的价值形式的废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到那时，(非异化的)劳动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时间才能以积极的方式相辅相成，以建构社会的个人。由此，克服资本主义不仅将转变社会劳动的结构和性质，同时也将转变非劳动时间，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构和性质。然而，如果没有价值的废除，任何由于工作日的缩短而来的额外时间，都被马克思消极地规定为（异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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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Grundrisse, p. 708.

②同上。

③贝克尔对可自由支配时间的讨论聚焦于一个可能的轮岗体系，见 James F. Becker, Marxian PoliticalEconomy, p. 263ff。

劳动时间的反题，也即我们所谓的“闲暇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①

由此，马克思所呈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轨迹，可以被视为社会时间划分的发展过程—从社会必要时间（个人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到社会必要时间和过剩时间，再到可能的社会必要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时间（这将克服旧的必要性形式）。这一轨迹表达了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一种异化的社会形式，以个体为代价，被建构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整体性，并导致了其自身的否定的可能性，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其中，单独的或集体的人可以占有种属一般的能力，这种能力曾以异化的形式被建构为主体的属性。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社会时间划分的发展，取决于资本主义深层结构形式两个维度的复杂辩证。我已经指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方向性动力的基础，放在这一社会的根本结构的二重性之上，由此，他摆脱了任何一种单一的超历史的人类历史观（它们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发展原理）；此外他还证明，这一方向性动力绝非自然而然的，而是必须以一种社会建构理论为基础。在这一阐释框架中，资本主义的出现，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随着商品形式的兴起与充分展开，其随机程度越来越小的发展—而非一种内在必然性原则的展开过程。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确实具有一种内在的（而非回溯性的）逻辑；作为其社会中介形式的结果，一种历史必然性的形式成为资本主义的标志。而其深层社会形式的辩证法在于，资本主义指向了超越自身的一个未来社会的可能性，后者基于一种不同的社会中介形式，这一形式既无法被准客观地建构起来，也不是传统所给定的。马克思的分析指出，如此建构起来的社会，将会使不论作为个体还是集体的人们，都在他们的生活中得到更大的自由，因此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自由状况。如果我们说，马克思的成熟期著作中存在着一种人类历史观的话，那么，它绝非依据一种单一的超历史原则；相反，它指向了一种运动，它一开始是偶然的，从不同的历史走向了历史——走向了一种必然的、日益全球化的、方向性的动力。这一动力由异化的社会形式所建构，其结构方式指向了历史自由的可能性，指向了摆脱了任何准客观的方向性发展逻辑的未来社会的可能性。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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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rundrisse, p. 708.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的辩证动力的特殊性给出了一种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它与任何线性历史发展观都不一样。对象化的当下时间和对象化的历史时间的辩证法可以被总结如下：在资本主义中，对象化的历史时间是以异化形式积累的，它强化着当下，并由此统治着生命。不过，它同时也削弱着当下的必然要素，由此使人们得以从当下中解放出来，因而带来了未来的可能性一推翻并超越旧有关系，以此占有历史。不同于为当下、为抽象劳动时间所结构的社会形式，新的社会形式将基于一个不再异化的历史的充分实现：对社会一般和对个人而言都是如此。①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的前进动力，来自于由劳动和时间的辩证法所结构的社会冲突；这一动力可以被表达为社会时间划分的发展，并且，它带来了转变时间的社会意义的可能性：“财富的尺度绝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②

必然王国

我已经表明，马克思的成熟期批判理论是以对劳动在资本主义中的历史特殊作用的分析为基础的，劳动建构了结构了这一社会的社会中介的独特的、准客观的模式。然而，《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些最常见引的段落，却对这一阐释的一些核心前提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克服资本主义将包含克服价值这种自我中介的财富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克服异化劳动这一点。在本章以及这阶段讨论的末尾，我将从我目前的论述出发来思考这些段落，以表明它们事实上与我的阐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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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历史的这种理解，类似于弗洛伊德的个人历史观念；后者认为过去并不以本来面目出现，而是具有一种隐藏的、内在化的形式，并且支配着当下。精神分析的任务，是以这样的方式去揭示历史：其中，历史的挪用成为可能。一个强制性重复的当下的必要因素由此得以克服，并使得个体能够走向未来。

② Grundrisse, p. 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