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位于我的理解之核心的是这样一个论点，即价值是财富的特定形式，它在历史上是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并且具有时间上的规定性。作为社会中介活动的劳动，建构了抽象社会统治形式的一个方面，也即那种由抽象时间形式所施加的客观的必然性。然而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似乎坚持道，即使在克服资本主义之后，财富的这一时间性规定也依旧会存留下来：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类别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①

抛开马克思在其身后出版的手稿中对“价值”一词的使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在(技术发达的、全球互联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依旧具有重要作用这一论断，不等于价值将依旧是财富的形式。在阐明这一区分之前，我可以先转向《大纲》中的一段，其中马克思同样提到了对劳动时间耗费的调节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问题：

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区别。同一劳动部门的各单个人劳动，以及不同种类的劳动，不仅在量上不同，而且在质上也不同。物只在量上不同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它们的质的同一性。因此，从量上计量劳动，其前提是它们的质的同类性、同一性。①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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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3, p. 851.

这里重要的是，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劳动时间的有计划的分配”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他将其论述为不同种类劳动的质的同一性。两者的区别在于，在马克思看来，以劳动时间的耗费为基础的财富形式，内在地关联着一种准客观的社会中介形式。在这样的状况中，时间不是一个描述性的尺度，而成为了一种准独立的客观规范。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这正是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以及资本主义特有的发展逻辑的物质生产形式的基础。这一辩证法，以及与之相关的抽象社会必要性形式，不是时间的节约的结果，而是财富的时间形式的结果。同样地，不是每次时间的节约都会带来一种自我中介的财富形式。马克思清晰地区分了两者。

因此，马克思所谓对劳动时间的考量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依旧是重要的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财富形式本身将是时间性的，而非物质的。恰恰相反，这是用另一个例子——这次是时间的节约——来证明他所讨论的议题：以一种异化形式在历史上建构起来并统治了人们的东西，有可能被人们所转化与控制以满足自身的利益，只要劳动建构的中介方式被废除。由此，这些段落没有推翻我的论断，即价值和物质财富的区分，以及克服资本主义将会废除前一种财富形式而代之以后一种这一观念位于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的核心。正如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上引段落稍前几页里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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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Grundrisse, p. 173.

在一定的时间内，从而在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内，究竟能生产多少使用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进行这种剩余劳动的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①

这一段落清晰地表明，马克思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富形式将是物质财富。尽管时间的节约依旧很重要，但这一时间应当只是描述性的。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如我所呈示的，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秩序和那种为财富的时间形式所支配的秩序之间有天壤之别。资本的轨迹将后资本主义社会建构为一种特定的可能性，在这一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增加直接带来生产力的相应增加—因此，对时间耗费的考量和财富生产之间的关系，将在根本上不同于价值作为社会财富形式时的那种情况。此外，由于生产过程不再具有劳动过程和增殖过程的二重性，它将不必以从工人那里抽取劳动时间为基础。其形式的结构性塑造，也不会依赖于直接人类劳动在生产中作为财富的核心来源(以价值形式)的必要角色而完成。因此，生产过程将在根本上被转变。如我所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的辩证法指向了克服先前的社会财富的必然假设的可能性——这样，人类就将从亚当的诅咒中解放出其自身。②

因此，马克思关于可能的后资本主义中的时间节约的看法，和他依据财富的时间形式对资本主义所做的分析并不等同，两者应当被区别开来。在他的分析中，资本主义发展的轨迹既意味着一个可能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将以物质财富为基础，也意味着其将以一种时间的节约为特点。简单地说，正如保罗·马蒂克(PaulMattick)所指出的，马克思在上引《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这段文字里提到价值时，“在上下文中，这个词只不过是种表达方式”①。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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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3, p. 820.

② 强调克服异化劳动是人类解放的条件，这在马尔库塞的思想中具有核心位置，他是最早认识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大纲》的价值的人之一。由于人们常常忽略马尔库塞的分析的历史维度，因此，他的立场常常被赋予一种超出实际的浪漫主义特质。见Herbert Marcuse，“The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From Luther to Popper, trans. Joris De Bres (London, 1972), pp.3-48; 及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1964)。

正如我们必须区分时间的节约和时间的统治，在马克思的成熟期理论中，我们也必须在思考劳动和社会必要性的关系时，区分超历史的社会必要性和历史特定的社会必要性。前一种必要性在马克思那里包括了一些具体劳动的形式，不论如何对它们进行规定，它们都必然要去中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此维持人类社会生活。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活动是人类在任何社会形式中生存的必要条件。②而他的后一类必要性，在我的阐释中，则指的是那种抽象的、非个人的强制，它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客观化的、异化的社会关系形式，这些形式最终是由作为社会中介活动的劳动所建构的。依据这第二种社会必要性形式，我们也可以来描述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轨迹，乃至对作为资本的巨大生产能力的历史建构的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乃至一个基于抽象的、准自然的社会统治形式的社会的历史发展，不仅取代了直接的、个人的社会统治形式，同时也部分地克服了自然对人类的统治。换句话说，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人类将自身从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的全盘依赖中解脱了出来，因为他们不自觉地、无意识地创造了一种准自然的统治结构，它由劳动、由一种“第二自然”所建构。它克服了第一自然，克服了自然环境的统治，而其代价，则是建构了这种第二自然的统治。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商品性劳动的二重性所带来的后果，是它定然具有两种必要性形式，一种是超历史的，一种是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在思考《资本论》第三卷中下述常常见引的段落时，我们必须将这一点牢牢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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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Mattick, Marx and Keynes: The Limits of the Mixed Economy (Boston, 1969), p. 31.

② Capital, vol. 1, p. 133.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①

这一段落提及了两种不同的自由—源自超历史的社会必要性的自由，以及源自历史特定社会必要性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王国”指的是前一种自由形式。不论自由源自哪种必要性形式，都必须始于生产领域之外。然而，据马克思所说，在这一领域之内也存在一种自由形式：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可以控制他们的劳动，而非被劳动所控制。据我目前的论述而言，显然，他所说的不是对任何狭隘意义上的生产的控制，而是转变社会生产结构，以及废除根植于商品性劳动的抽象统治形式—也即废除历史特定的社会必要性。我们已经看到，对马克思而言，克服社会关系的价值形式将意味着克服异化的社会必要性。人类将由此将自己从上文所述的准自然的社会强制中解放出来，这些强制包括了与资本积累有关的失控的生产力，以及日益碎片化的劳动—简单地说，就是社会与历史自发主义的各个方面。在马克思看来，废除异化劳动将会克服历史必然性，克服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建构的历史特殊的社会必然性。它将引向历史的自由。“历史的自由”可以用来描述马克思对这样一个社会的理解：其中，人们摆脱了异化社会统治，不论其形式是个人的还是抽象的，同时，联合起来的个体也将有可能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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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3, p. 820.

在马克思的概念里，历史的自由所涉及的，是从历史特定社会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并走向“真正的自由王国”的扩展。但是，它不会也不可能会在整体社会层面上带来一种脱离了某些必要性的自由：对马克思而言，社会不可能建立在绝对的自由之上。自然就是一个依旧会存在的限制。尽管个体的劳动不再是获得消费资料的必须手段，但是，对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某些社会生产形式依旧是一个必要的前提。这一超历史的、“自然的”社会必要性的形式和程度，在历史上可以有所修正；但这一必要性本身无法被废除。即便生产中的直接人类劳动不再是社会财富的首要源泉，即便社会不再由一种由劳动建构的准客观的社会中介形式所结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劳动也依旧需要进行。出于这一原因，正如我在本书先前所提到的，马克思坚持道，不论个人劳动变得多么具有消遣性质，在社会一般层面上，劳动永远不会成为纯粹的娱乐活动。

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废除异化劳动并不标志着废除一切社会劳动形式的必要性，尽管这一劳动的性质、所需的劳动时间（与生命时间）量以及社会劳动分配的各种可能方式，将极大地区别于一个由历史必然性所支配的社会中的劳动。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劳动的必要性—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条件—的延续，不应被等同于异化，不应被等同于我所分析的由劳动建构的社会统治的抽象形式。前一种必要性根植于人类生活本身，根植于这样一种处境：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但这种关系是中介性的，因为他们还通过劳动来控制着他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新陈代谢”。

上文所引的段落中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人与自然由劳动中介的互动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一点凸显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中一个常为人所忽略的维度。我们已经看到，据马克思而言，物质财富是由（具体）劳动和自然所建构的，而价值仅仅取决于（抽象）劳动。作为自我增殖的价值，资本消耗物质自然以生产物质财富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增加剩余价值的手段，作为从工作人口中抽取、吸收尽可能多的劳动时间的手段。从物质到对象化时间单位的这一转变，是一种单向的而非循环的生产性消耗过程。准此，由资本规定的生产，就如同一种“更高”层次的刀耕火种式农业；它靠消耗物质财富资源来前进。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①。资本导致并要求的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正是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更多物质财富的创造不是一个目标，而是降低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价值形式的一个后果是，资本具有了一种无限扩张的运动的特点；如我们所见，资本主义生产是为生产而生产。资本的这一加速的驱动力，来自于一种以直接劳动时间的消耗为基础的财富形式。我们已经看到，在马克思看来，就作为物质财富的源泉而言，这一基础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与狭隘，但它却依旧是价值的必然源泉。资本的无限索取和它的狭隘基础之间互相依赖，但它并不公开呈显出来。资本形式的梦想，是彻底的无限性，是一种自由的幻想，要完全从物质、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它榨取着这个星球和它的居民，以求得自身之自由；但对后者而言，“资本之梦”已经成了他们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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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只有废除价值，人类才可能从这一梦游状态中彻底清醒。这一废除，将会废除生产力—以上文所述的形式—不断增长的必要性，并使得劳动结构发生改变，人类对他们自身生活的控制程度更高，以及更为自觉地控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所谓有些劳动形式是一种超历史的社会必要性这一断言，是对绝对自由概念的批判；这一批判的基础，是认识到人类作为自然的一个中介部分的有限性。它表明，历史自由的状况将会带来一种受到自觉控制的与自然的交换关系，这种与自然的关系既不应被理解为浪漫化的“和谐”，后者表示的是人类对盲目的自然力的臣服，也不应被理解为人们盲目征服自然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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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638.

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常常被批评为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理论，这一理论基于危险的乌托邦式的假设：人们可以按照他们的选择来塑造世界。本书依据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质疑了上述批评所做出的一个假定——即人们是否塑造他们周围的世界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选择。马克思的分析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非常有力而又复杂的尝试，它表明，随着商品发展为一种整体性社会形式，人们已然“造就”了他们周围的世界。这反过来意味着，先前人们也是在建构他们的世界。不过，人们将世界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方式，和人们先前建构世界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据马克思看来，现代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是由劳动建构的，这一社会建构过程在于：人们被他们所造就的东西控制了。马克思将资本分析为历史建构的、种属一般的知识和技能的异化形式，因此，他将其以无限失控为目标的、愈演愈烈的破坏运动理解为一种脱离了人类控制的客观化人类能力的运动。根据我在本书中所做的讨论，马克思关于克服资本主义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开始控制这种他们自身所建构的、准客观的发展，控制持续的、加速的社会转变过程。在这一框架中，问题不再是人们是否应当试图塑造他们的世界—他们早已在这么做了。相反，问题在于他们塑造世界的方式，也因此，在于这一世界的性质和它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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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性思考

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细致地考察其基本范畴，来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成熟期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这一再阐释的重点关注之一，在于展现马克思的理论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之间的重要差异。事实上我已经表明，马克思的理论能够对这些阐释进行一种强有力的批判，这一批判以它用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同一些范畴，来分析这些阐释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我对马克思的分析的再阐释，既指向了一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呈现了另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它还改变了马克思的理论和其他类型的社会理论之间的话语方式。

这里所发展的对马克思理论的再阐释的关键，在于区分传统理解中的从“劳动”的角度出发的资本主义批判和以对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的批判分析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批判。我的考察表明，前一种概念位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马克思的分析不应这样来理解。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对劳动作为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中介活动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的分析，处于他对这一社会特有的社会关系和主体性形式的考察的核心。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劳动作为抽象劳动以及具体劳动的二重作用，是一种中介了人们彼此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活动，它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根本结构性形式—商品。他将商品处理为一种既为社会所建构，又建构了社会的社会实践形式一既是“主体的”，又是“客体的”。马克思关于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核心性的理论，是关于这一社会的社会中介形式的特殊性质—它为劳动所建构，并具有一种准客观的性质—的理论，而非关于由劳动中介的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所具有的必然的社会首要性的理论。对社会中介而非对“劳动”（或阶级)的关注表明，马克思的知识社会理论将劳动与意识关联了起来，它应当这样来理解：它将社会中介形式（由结构性的实践形式所建构）和主体性形式把握为具有内在关联的对象。这样一种理论与反映论的知识论，或者与将思想视为“超自然物”的观念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它同时也推翻了将“唯物主义”的主体理论仅仅等同于一种利益理论的普遍看法。

第十章

我的考察表明，基于社会中介的商品形式所具有的二重性这一概念，马克思重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他的范畴性分析依据若干种突出的特质来描述现代社会生活，将这些特质彼此关联并奠定其社会基础。这些特质包括了社会统治的准客观的、“必然的”性质—也即一种非个人的、抽象的、无处不在的权力形式，它并不位于现实的个人或具体的机构中—包括了现代社会的持续的方向性动力，也包括了由劳动所中介的依存形式和个体物质再生产形式。与此同时，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试图将现代社会生活中一些明显的反常现象解释为其结构性社会形式的内在面向：伴随着物质丰富而依旧存在的贫困，节约劳动和节约时间的技术对社会劳动组织和社会时间产生的明显的矛盾效果，以及尽管人们控制他们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潜在能力不断增长，社会生活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抽象的和非个人化的力量。

由此，马克思对商品这一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价值和物质财富的矛盾统一体的分析，是他理解资本主义及其废除的后果的核心。它为上文所述的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提供了核心基础，由此带来了一种对经济增长形式，对生产的性质和轨迹，对分配与行政，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作的性质的批判性社会历史分析。马克思的基本范畴不仅奠定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根本特征的社会分析，同时也将它们内在地联系上了一条日益扩大的鸿沟，这一鸿沟将个体的劳动与生存的无力与碎片化，同社会整体的有力与丰富割离开来。我对马克思关于生产领域的分析的考察证明，他对社会整体与个体这一对立的批判，不是简单地从个人与社会的直接统一体这一浪漫化的概念出发来批判社会“分化”的历史过程本身。相反，他的批判基于对资本主义中这一对立的特殊性的分析。他将其分析为异化形式的一个结果，借由这一形式，社会一般人类能力和知识在资本主义中历史地建构起来了。同时，他依据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来解释这一异化形式。基于他对资本的分析，马克思有力地批判了客观化的一般社会维度和个体两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建构的这一对立的特殊性质。由此，他推翻了这样的观念：由于这一对立被物质化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形式，因此，它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任何高技术生产方式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因而，他的分析给出了一种在根本上不同的“分化”方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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