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依据这一路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它不是线性的，也不是进化式的。它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随机的，因为历史变化或许会以其他社会形式发生，而非一种超历史的进化或辩证发展。相反，它是一种历史特殊的辩证发展，起初源自于特定的、偶然的历史条件，但随后便具有了抽象普遍性和必然性。这一历史辩证法一方面带来了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持续的、加速的转化；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结构性特征的不断重构。对我们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要记住，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最终是以价值和物质财富的区别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是以资本主义的建构性社会中介的二重性为基础的。尽管市场或许是这一辩证法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中得以一般化的方式，但是，这一辩证法本身无法被充分地解释为资产阶级分配关系。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是劳动的二重性，而非市场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建构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核心。举例而言，他对生产轨迹的论述表明，资产阶级分配关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具有核心的重要性；然而，一旦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些关系在结构上就越来越不具有核心性了。事实上，我的考察表明，独断地关注资本主义的这些资产阶级面向，将会遮蔽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价值和物质财富之间的区别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所具有的关键意义。

第十章 结论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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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劳动价值论”，或许可以在理论上说明阶级剥削；一种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是为利润而生产，而非为使用而生产的理论，或许可以表明这一目标何以催生了技术革新在生产中的引入；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路径，或许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所具有的危机频发的特性。然而，所有这些理论目标的实现，都忽略了马克思在其论述一开始就引入的根本性区分。而如我所呈示的，马克思的理论同样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和轨迹，及其内在的客观化社会一般知识和活劳动之间的对立。这一批判同样针对着资本主义社会强制的准客观的、具有方向性动力的性质，以及源自于抽象维度和具体维度之对立的社会普遍性结构。在根本上，这一批判是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的批判性分析为基础的。它与被超历史地理解的、从“劳动”的角度出发的资本主义批判截然不同。

此外，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中对整体性概念的处理，也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以及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做法。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的理论将资本分析为一种社会整体性，一种异化形式，它最终是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形式所建构的。因此，它也意味着一种对社会整体性的批判。它并未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肯定整体性，不认为一旦克服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主义，整体性就能在社会主义中得到实现。不同于很多同样批判性地将整体性与统治相关联起来的当代立场，马克思的理论并未否认其社会存在；相反，这一理论将整体性分析为社会中介的统治形式的一个结果，并试图表明克服它的可能性。在这一路径的框架中，不论是肯定整体性还是否定其存在，都有助于维持资本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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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马克思的批判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极大。事实上，两者在很多方面都是对立的；后者所肯定的许多东西，都是前者所批判地把握的对象。由此，我们发现，马克思的理论并不认为由私有制和市场所结构的阶级关系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同样地，他的价值与剩余价值这些范畴的批判性要旨，也不单是要建立一种剥削理论。马克思的理论既不以肯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批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也不认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体，并将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实现自身。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既不是资产阶级和个体生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不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性矛盾—后者在很多时候都被认为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的，并指向了一个可能的社会主义未来。在一个更为一般的层面，马克思的理论并不认为劳动是社会生活的超历史的结构性原理。它并不依据一种由（具体)劳动所中介的主一客辩证法，来理解社会生活的建构。事实上，它没有给出超历史的关于劳动、阶级、历史或是社会生活性质本身的理论。

我对马克思的自反性批判诸范畴的考察，揭示了一种与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截然不同的、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克服的性质的概念。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中的劳动绝非马克思的批判的出发点，而是其对象。在他的成熟期理论中，对剥削和市场的批判，内嵌于一个远为根本性的批判框架中；在这一框架里，劳动在资本主义中的建构性核心性，被分析为抽象统治结构、个体劳动和个体生存的日益的碎片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盲目失控的发展逻辑和不断吸纳着人们的大规模组织的根本基础。这一批判性分析认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要素，而非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否定。通过指出克服价值的可能性，马克思的批判指向了对资本主义特有的抽象压迫结构的可能的克服，对无产阶级劳动的可能的废除，以及一种不同的生产组织的可能性；同时它指出，上述这些是内在关联的。

在本书开头我指出，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发展—比如国家干预主义的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最近的危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

第十章 结论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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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兴起及其后来的崩溃，新的社会、经济、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出现，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一都清楚地表明，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以解放为意图的批判社会理论是不充分的。它们证明了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正如我的再阐释，马克思的理论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起点，来根本性地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可能的历史转变。

我所勾勒的路径将资本主义批判的焦点从对市场和私有财产的排他性关注上移开了，因此，它有能力作为一种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的基础，这一理论将更为充分地适用于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并且可以为分析“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基础。举例而言，我已经表明，《资本论》中所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未必是工业生产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机制之间的矛盾，由此，它也并不指向前者的实现。马克思的理论绝非从工业生产和无产阶级出发，来批判市场和私有财产；相反，它提供了一个基础，来分析工业生产过程内在的资本主义性质。马克思的商品范畴和资本范畴，意在表达大工业生产的内在组织原则以及资本主义的准自主的动力。此外，它们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起点，以在直接生产领域之外分析后自由主义形式，如集体的社会组织形式。事实上我们看到，商品形式的充分发展实际上包含了这种集体社会形式的发展。应当记住，只有当劳动力被商品化之后，商品才会被整体化。然而，劳动力作为商品的逻辑规定，只有当工人们有效地控制了商品之后，才会在历史上实现。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他们只有作为集体商品拥有者，才能实现这一点。价值的整体化需要集体的组织形式。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不必然限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相反它表明，被范畴性地把握住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一旦充分发展，就将会超越其自由主义阶段。此外，尽管本书的焦点放在生产的结构过程中，但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的内涵要远超于直接生产领域。我已经表明，他借由商品对社会生活的结构进行的分析并不限于这一领域之内：他将商品分析为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最一般的社会中介。我同样也已经表明，马克思将价值理解为一种社会形式，它不是显性的，却决定了现代社会存在的深层结构，并在社会行动者的背后发挥着作用。在马克思那里，价值建构了意识与行动，并反过来为人们所建构，虽然人们并未意识到它的存在。由此，它的运作不必限于据说造就了它的直接生产领域。这意味着，我对由商品和资本所造就的大规模等级制组织形式—其中人们被吸纳为一个合理化的大型机器的零件—的分析，并不限于直接生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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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考表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基于对商品形式结构社会生活过程的系统性分析，提供了一种一般的批判性社会分析，来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与行政的大规模官僚制组织。①换句话说，韦伯分析中的现代世界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合理化过程，在上述的分析中找到了其社会基础，并把握住了它的内在矛盾。②

法兰克福学派将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分析为一种单向度的、全面治理下的社会整体。而上述的分析将不会分享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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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维同时指出，20世纪资本主义的重要变化未必外在于马克思的分析，而是可以依据这一分析来加以理解。见 The Limits to Capital (Chicago, 1982), pp. 136-155。哈维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的利润率平均化的观念—资本赖其而运动—为起点指出，在20世纪中，公司的组织形式的巨大变化联系着资本的汇聚与集中。这一汇聚与集中根源于价值规律（pp.137-141)。大规模官僚制资本主义公司的兴起，伴随着交通、交流和银行技术的极大改进它们都降低了竞争的门槛，促进了资本的运动（p.145)。哈维坚持道，经营上的调节与价值规律并不矛盾。借由钱德勒所谓的“管理革命”(Alfre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Cambridge,Mass.,1977])，哈维断言，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经济活动的量达到了这样的水准，它使得行政调节比市场调节更为高效与有利（p.146)。他指出，大公司有能力非常快速高效地将资本与人力在各条线上转换。此外，自20世纪20年代起，大公司（在美国通用汽车的带领下)开始了内部的去中心化，并赋予每一个分部以财政责任。哈维总结说，现代管理结构造就了一种形式，它能够以行政手段来使利润率平均化（pp.148-149)。

在某些层面上，行政的价值分配方式（通过平均化利润率)在多大程度上预设了竞争—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的存在，是我无法在这里处理的问题。哈维的方法是指出，尽管市场调节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关键，但竞争依旧是核心所在。变化了的是竞争发生的场所一比如说，它转向资本市场，在那里，竞争是为了货币资本。这一竞争是一种手段，以此，资本的规训可以施加在公司以及国家身上（pp.150-155)。哈维对价值规律在20世纪的活力的论述是非常高超而具有启发性的。然而，和我的方法不同，哈维并不关注价值作为一种具有时间规定性的财富形式的特殊性。在思考资本主义为积累而积累的过程时，他首先关注的竞争与私有财产，而非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价值与物质财富之间的区分。因此，哈维并未将生产的动力及其物质形式，奠基于我所勾勒的矛盾之中；同样，他对竞争的强调，也使得我们不知道他将如何分析“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

如我们所见，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从事了这项工作，见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trans.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1971)。然而，他的方法受损于他关于劳动、整体性和无产阶级的传统假定。

我对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所做的考察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性质的理解，截然不同于传统的理解，后者渗透在波洛克把握20世纪资本主义的质性变化的尝试中。在波洛克看来，一些重要的质性发展表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已经被克服，即使一种解放性的社会转变尚未实现。但是，正是这些发展，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的分析中，将被理解为是由资本所规定的，并且具有内在的矛盾性。

本书所阐释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结构形式的矛盾性质、关于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的概念，在一个非常抽象的逻辑层面指向了对其晚近的发展的分析，这些发展似乎标志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一路径在一个较之分配方式更为核心的层面上，恢复了一种辩证历史发展的观念。由此，与波洛克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取代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相比，这一路径不那么线性。因此，它可以作为一个起点，去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变革究竟为何；这一变革的特点在于国家中心的形式在西方的衰弱，以及国家控制的形式在东方的崩溃—也即它部分地颠倒了以强化国家控制为标志的、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向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的转变。由此看来，波洛克对这一转变的分析显得过于线性了，现在看来，它是一种更为辩证的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我所呈示的路径对于这一发展而言更为充分，并且可以用来建立一个基础，以理解国家干预主义的资本主义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相似的历史轨迹，将它们作为全球资本发展的同一阶段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变体。

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性质意味着重新理解对资本主义的克服。如这里所阐释的，马克思的理论所给出的路径，既不承认现存的社会生产与治理形式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亦不要求废除它们；相反，它超越了这两种立场的对立。譬如说，我们看到，马克思并不在技术层面上处理生产过程，而是对其进行社会分析，依据两种在资本主义中被纠缠在一起，却依旧可以区分开来的社会维度。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分析认为社会统治是内在于生产过程以及这一社会的其他“机制”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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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不对过去抱有怀旧之情，而是在概念上区分了在资本主义的直接的实践的层面上不可区分的对象—一个是具有高技术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劳动分工的社会，因为资本而具有的必然性，另一个是废除了资本之后的社会所将具有的必然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它的出发点不是前资本主义的过去，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来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只要马克思的批判依旧试图为抽象的、准客观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这一社会的生产、工作和增长的规则的性质找到社会基础并对它们保持批判，它就能够为分析当代的发展提供基础。相比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而言，它将更为充分地说明许多当下的焦虑、不满和愿望的来源。

这一路径，及其对资本主义矛盾性质的理解，使我们得以区分三种资本主义中主要的社会建构的批判和对立形式。第一种根植于人们认为的传统形式中，直接对立于资本主义对这些形式的破坏。第二种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为基础，这一形式可以用来描述一大批不同类型的运动，从自由公民权利运动到工人阶级运动（在工人阶级被建构起来之后）。我所呈示的阐释，勾勒了第三种主要的批判与可能的对立形式—它基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可能性和它的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距离。这一路径将成为一个有效的基础，来分析最近几十年的新社会运动。①

如上所释，马克思的批判同时可以用来回应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状况的问题，这里我仅稍作讨论。首先，它提供了一个基础，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的社会局限，这一分析超越了传统上对形式政治平等与具体的社会不平等之间的距离的批判。传统的立场指出，最大幅度地缩小根植于资产阶级分配关系的财富与权力的巨大悬殊，是真正实现民主政治体系的必要社会条件。从我在这里的讨论出发来看，这种考量仅仅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的社会局限的一个方面。而同样必须理解的是抽象统治形式对民主的自我规定所施加的限制，这一抽象统治形式根源于建构了资本主义的准客观的、整体性的、资本主义中介的历史动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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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然而，即使在一个逻辑抽象的初步层面，价值、需求和关注的历史发展，虽然似乎指向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却不应被认为是线性的。向后自由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的过渡，似乎重建了现存工作形式和个体在生产之间的貌似必然的联系，并且将对工作活动的性质的日益增长的关注，转向了通过消费来获得满足这一方向。见 T. J. Jackson Lears,“From Salvation to Self-Realization,”in Richard W. Foxand T. J. Jackson Lears, eds., 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 (New York, 1983)。

我们已经看到，对马克思而言，这一社会统治形式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增长的性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形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然而，这些过程似乎全然不是社会的过程，因此对它们的转变的讨论，也似乎显得极其乌托邦化。但是，马克思的分析坚持认为这些限制是社会的：它们既不是技术性的，也不是现代性的必然面向。此外，根源于商品和资本的压迫形式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根据我对马克思的分析的重构，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个面向不仅是可欲的，而且，如果人类要将自身从动态的社会统治形式——其后果正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中解放出来的话，它就是必要的。

此外，与许多传统阐释不同，这种对民主的自我规定的社会条件的理解，不必具有统计学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对马克思而言，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等同于市场和私有财产；因此，国家取代市场和私有财产并不标志着对价值和资本的克服。事实上，“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波洛克曾使用过它，但并未为它找到基础—可以被用来正当地描述这样一个社会：其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依旧存在，而资产阶级分配关系则被一种国家官僚制的行政方式所取代，后者依旧服从资本的压迫和限制。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理论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差异同时体现在它们对待社会中介这一问题的不同态度上。我已经表明，马克思的批判是对由劳动建构的一种特定社会中介形式的批判，而非对社会中介本身的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倾向于将中介等同于市场，并指向了行政对市场的取代。然而，马克思的批判则可以容纳政治中介方式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可能出现—也就是说，容纳一种社会主义中的政治公共领域的概念，它位于形式上的国家机构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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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的意图并不是要阐明一种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发展，及其可能的废除的完整理论，或者是阐述一种分析“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方法。本书是一项初步研究，是在根本的逻辑层面上进行的理论澄清和重新定向。我的意图首先在于尽可能地为马克思理论的范畴基础提供合理、有力的再阐释，将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并指出它有可能为一种关于当代世界的充分的批判性分析提供基础。我已经阐明了这种分析的基础所在一也即一些基本的范畴和取向，借由它们，它将试图去把握资本主义并理解其历史轨迹。

这一对马克思成熟期批判理论的基本范畴的再阐释说明，他的理论可以作为基础，来提供一种关于当代世界的有力的批判社会理论。然而，我并没有声称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理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或分析现代社会时的充分性。不过，我的阐释从根本上转变了提出这一问题—即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的充分性问题—的方式。一般而言，这一问题是在传统阐释的框架内加以讨论的，他的范畴被认为是一种从“劳动”的角度出发的社会批判中的超历史的范畴，是一种批判性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而非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因此，举例来说，大多数关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的争论，都将其视为一种基于超历史的“劳动”概念的价格理论或剥削理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混淆了马克思的理论中的根本性区分，比如价值与物质财富、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区分。①然而，一种超历史的“劳动物质财富论”的有效性问题，截然不同于一种历史特殊的“劳动价值论”的充分性问题。历史特殊的、动态的并具有时间约束的那些范畴是否有效的问题，也完全不同于那些似乎具有超历史的有效性的范畴的问题。此外，我的考察还揭示了，正是那些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被混淆的根本性区分，构成了马克思理解他眼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特征的基础。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理论对象，它的批判焦点，不同于那些不在价值和物质财富之间进行区分的理论。出于上述理由，要正确评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充分性，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无法依据这样的论述来进行：这一论述的范畴基本上可以被转换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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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近对这些讨论的简要综述，见 Michael W. Macy, “Value Theory and the Golden Eggs': Appropriating theMagic of Accumulation,”Sociological Theory 6, no. 2 (Fall 1988)。梅西试图依据异化的概念来重构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但却接受了对这一批判之范畴的超历史的阐释。

马克思的理论的充分性问题，必须建立在其诸范畴及其对象的性质所具有的所谓历史特殊性上。我们已经看到，依据他的范畴性分析，马克思试图借由一种深层的社会中介形式来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形式由劳动建构，具有一种二重性，并造就了一种复杂的方向性辩证法。在此基础上，他试图分析被他清楚地认定为这一社会生活形式的根本特征的对象，并为其找到社会基础：他将表明，它们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这些特征包括了资本主义社会必要性的准客观的、动态的性质，工业生产和工作的性质与轨迹，经济增长的特殊模式，以及资本主义特有的剥削的独特形式（和变动中的主体性形式）。

正是鉴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特征，马克思的历史特殊范畴性分析的解释力，才必须被当作问题。我已经考察了他对价值作为一种财富形式以及一种社会中介形式的分析；同时，我也试图阐明，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抛开表象来看，是价值——直接劳动时间耗费的结果—而非物质财富，才是资本主义的支配性的社会财富形式。我已经表明，他的理论指出，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在结构上被重构了，乃至它使得自己变得背离时代——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是由资本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维度的辩证法，以及两者之间的剪压力所塑造的。由此，本研究试图澄清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性质和基本轮廓，以及它与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基本特质之间的关系。然而，它仅仅在一个初步的逻辑层面完成了这项工作。这样一种理论必须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才能充分把握其有效性的问题。

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必须加以考察的重要理论问题。在阐述位于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的核心的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时我提到，这一辩证法仅仅把握住了辩证法的深层结构逻辑。一个更为完整的说明，应当进一步考察人们如何建构了价值以及它如何运作，尽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马克思的分析指出，尽管社会行动者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结构性形式，但在这些形式和社会行动之间，依旧具有一种系统性的关系。两者的中介在于，深层社会形式（如剩余价值)必然以显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既表达又遮蔽了深层形式，并成为行动的基础。如上所述，要更为完整地讨论这一问题，必须重新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分析和第三卷中的分析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需要讨论，我们是否能够表明，在直接公开形式的基础上行动的人们重构了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深层社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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