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在充分评估其解释力之前，马克思的分析中还有一些面向需要得到进一步讨论。比如说，为了进一步探究资本主义深层增长模式是否能够被马克思分析中的辩证法—也即这一社会的建构性社会中介的两个维度的辩证法—所充分把握，我们就必须考察他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流通进行的分析，以及第三卷中对流通和生产的互相渗透的分析。此外，这一考察必须基于我所强调过的价值与物质财富之间的根本区分来进行。同时，这也要求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中危机的结构性基础的分析。

如果我们要探究马克思的范畴是否有效地把握了资本扩张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也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质性变化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变动性质这两个互相关联的过程一的话，这样一种分析就是有必要的。这一工作的重要起点，如我所做的，在于分析马克思的价值范畴，他将这一范畴作为大规模生产组织的结构性范畴，而其所处的条件，则是劳动在现实中从属于资本。这一分析如果得到进一步发展，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础，来更为细致地考察我多次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即如下两者之间的可能的关系：一者，如马克思所分析的，是由资本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维度的辩证法所结构的工业生产；二者，是工业资本主义中大规模的合理化、官僚化的社会生产与行政组织。这一考察将会迈出重要的一步，它导向两种结论：第一，它将决定，马克思的理论是否确实能够提供一个基础，来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与发展的质性变化；第二，它是否能够作为基础，来分析主体性——在思想形式和感觉形式中——的质性历史变化。由此，这一考察将能够作为一个起点，来分析上文所提及的资本主义的最近一次变迁，以及深化我们对过去几十年间的新社会运动的理解。我在这里所勾勒的社会中介理论，或许同样能够提供一个起点，来有效地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与种族的社会建构与历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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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进一步说明我的这一再阐释，就需要说明，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可能的克服而言，这一论述意味着（根据马克思的分析逻辑)无产阶级不是革命的主体。

对这一再阐释的上述延伸和说明是有必要的，如果我们要进一步考察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是否为一种当代社会的社会理论提供了充分的基础的话——也即进一步考察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它是由直接劳动时间的耗费所建构的财富与社会中介形式)的解释力，考察他的如下看法：价值越来越背离时代却依旧在结构上处于资本主义的核心，以及评估他依据其内在张力而对资本主义的方向性动力和机制所做的分析。

我已经指出，尽管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其看法是，抛开科学的发展及其技术应用，资本主义的社会财富依旧来自于劳动时间的耗费—乍看之下似乎非常难以置信，但对它的评价必须依照它试图解释的对象来进行。我试图表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是一种关于超历史的财富形式的建构与占有的理论，相反，它试图在社会层面上，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特质解释为其历史动力及其生产方式的性质。当然，这一再阐释并不是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证明”，不过，它确实表明，它的充分性的问题并不是像乍看之下所显示的那样简单的。

一般而言，如我所说的，马克思的理论的可信度依赖于它是否能够充分描述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以及它对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关系的范畴性分析能否充分揭示这些特征。这里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可以被理解成下述命题的可信性问题：也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仅在于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方式，还在于这一财富本身和它的生产方式的性质。我的考察已经证明了后面这个命题的深远意义。我已经表明，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价值这种财富形式并不外在于生产，或外在于其他的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相反，它内在于它们之中并塑造着它们。作为一种中介形式，它造就了一种持续的转化与重构的过程。由此，社会主义不应被理解为一种以同样的生产形式为基础，并具有(对同样的社会财富形式的)不同的占有与分配方式的社会。相反，这一社会在概念上的规定在于，它的社会财富具有物质财富的形式。因此，它被理解为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类型，摆脱了资本主义特有的那种社会建构的(以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二者为形式的)抽象强制。这反过来给出了一种在结构方式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高技术生产方式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劳动分工方式的可能性。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规定的这一重构是丰富的、具有理论力量的，并且切中了当代状况—它足以保证我所阐述的理论路径的进一步的严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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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应当指出的是，我在这里所呈现的阐释不仅质疑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同时也就一般的社会理论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我将马克思的理论表述为一种自反性的、历史特定的理论，这一路径自觉到了其诸范畴及其自身的理论形式的历史特殊性。除了具有历史特定性外，马克思的批判还是一种社会建构理论—一种特定的社会实践形式建构起了一种历史特殊的社会中介形式，这一形式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并建构了社会客体性与主体性。一方面，它是一种关于特定方向性动力的社会建构的理论，它对这一动力的解释依据着这样一个过程：其中，历史特定的社会实践和历史特殊的社会结构彼此互相建构。马克思的理论基于一种由劳动建构的中介形式，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动力结构与机制；以此，它既为这些结构赋予了准独立的社会真实性，又将它们分析为社会建构之物（建构了它们的社会实践，反过来也为这些结构所塑造）。由此，它质疑了下述立场的片面性：这些立场从上述结构的社会实在出发，而不将它们理解为社会建构物；同时，这些立场对社会建构过程的强调，也将中介结构分解为当下实践的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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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理论也是一种关于意识和主体性的社会理论，它的分析认为社会客体性与主体性是内在关联的。它的解释既依据特定的中介形式，也依据客观化的实践形式。然而，即使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理论，它也是历史特殊的：由于它对社会中介形式的特殊性的分析，马克思的理论指出，意识的内容以及意义的社会建构形式，都是为资本主义所历史特有的。它表明，意义未必在所有社会中都以同样的方式建构，因此，它质疑了超历史的以及超文化的关于意义，也因此是关于“文化”的建构理论。

赋予马克思的社会建构理论以力量的，正是其历史特定性。马克思并未将其作为一种一般的、非特定性的理论，并声称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相反，他认为这一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社会建构形式不可分离。这一论述方式本身提供了一种有力的亦是隐含的批判，来回应所有如下的理论路径:它们将马克思以一种严格的理论方法处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面向的东西加以普遍化了—包括关于这一社会的理论。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一次复杂的理论尝试，它试图从其可能的转变——这一转变借由一种社会自反性的、历史特定的社会建构理论而发生—的立场出发，来把握这一社会。我们已经看到，举例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范畴可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向性动力、经济“增长”的性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和轨迹找到社会基础。他的分析内在地要求其他的理论立场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特征提供社会说明。此外，它的这一做法还质疑了任何仅仅在技术层面上处理工业生产的路径，以及那些简单地预设了历史的存在，或是假定了一种超历史的发展的路径；这些对象在马克思理论的分析中，都被作为社会建构的、历史特殊的历史形式。更为一般地说，马克思的路径内在地批判了所有超历史的理论，以及那些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来把握上述两者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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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理论的充分性的问题，不仅是他对资本主义的范畴性分析是否有效的问题，它也就社会理论的性质提出了更为一般的问题。马克思的批判理论通过一种劳动建构理论——这一劳动是一种历史特殊的具有方向性动力的整体性中介——来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理论是对这一社会的精彩分析；与此同时，就一种具有充分性的社会理论所应有的性质而言，它也是一种有力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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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Works by Marx (in German)

Sources used which appear in Marx-Engels Werke (MEW), Berlin, 1956–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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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Die Deutsche Ideologie, vol. 3. Die Heilige Familie, vol. 2.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ol. 4.

Other sources used

"Fragment des Urtextes von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In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erlin, 1953.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erlin,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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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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