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个人代表着对这种对立的克服。这一观念不是指一个人与他人一起进行公共的、无私的劳动；相反，它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的、丰富的发展的可能性。实现这一可能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充分地、完全地由自己决定，并且与社会的普遍丰富性、多元性、权力、知识相契而为一个整体。由此，克服异化并不意味着重新获得某种先前存在过的本质，而意味着占有那些过去以异化方式建构的东西。

至此，我们的讨论表明，马克思将无产阶级劳动视为异化劳动的物质化表现。这一立场意味着，如果每个人的具体劳动依旧与资本主义时的一样，那么声称当私有财产被废除时，当人们对劳动怀有一种集体的、具有社会责任的态度时，劳动的解放就能实现了，这种话至多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与此相对，劳动的解放以一种新的社会劳动结构为前提。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只有当生产力的潜能以一种彻底变革劳动过程之组织机制的方式得到使用时，劳动才能成为社会个人的构成因素。人们必须摆脱直接劳动过程（之前他们作为其中一部分劳动着），并对它加以控制。“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①，不仅应当为社会整体所控制，也应当为其所有成员所控制。所有个人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一个必要的物质条件是，“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②。

马克思所谓“工人群众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③，将导致一种自我废除的过程，也即一种物质上的自我转变的过程。克服资本主义绝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实现，而是意味着无产阶级劳动的物质废除。劳动的解放要求的是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我们将在考察过程中看到，在马克思的分析里，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其中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生产，而个人劳动的目的是消费。而我的讨论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所设想的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是指，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而个人劳动则是为了充分满足其自我实现的目的。①

第一章 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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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rundrisse, p. 705.

②同上书，p. 325。

③ 同上书，p.708。

资本主义的矛盾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社会并不会作为一个线性的革命历史的发展结果而产生。上文所述的生产过程的彻底变革，不是科技的知识与应用高速增长之后的自动结果。相反，它是一种由社会内在矛盾的不断发展带来的可能性。

这种矛盾的本质是什么？对马克思而言，很清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解放性的社会劳动结构的可能性，但在资本主义中，它是无法普遍实现的。

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生死攸关的问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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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如我将要在第九章中讨论的，重要的是去区分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分析中的两种必然性与自由形式。如我们所见，他认为未来社会中的社会劳动将被结构为愉悦的、享乐的活动，并不意味着他认为这种劳动可以成为娱乐。马克思的非异化劳动的观念在于，它摆脱了直接关系和抽象社会统治，由此可以成为自我实现的活动，因而更具娱乐性。然而，这里的摆脱统治并不意味着摆脱所有的限制因为任何人类社会都需要某些形式的劳动以维持生存。但是，劳动从来不是一个绝对自由的领域这一点，也不意味着非异化的劳动在方式和程度上，都与为社会统治形式所限制的劳动具有同样的自由度。换句话说，马克思虽然否认了劳动领域中存在绝对的自由，但也没有回到亚当·斯密的劳动与自由和幸福之间未分化的对立中去。（见Grundrisse,pp.611-612。)

显然，片面的、碎片化的工作，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克服而被全部废除。此外可以理解的是，其中的一些工作永远不会被彻底废除（尽管所需的工作时间极大地缩短了，以及这种工作将在人口中轮替)。尽管如此，为了凸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分析，以及他与之相关的关于未来社会中劳动的观念所抱有的主要论旨，我在本书中将不会思考这些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个简单谈论，见 Gorz, Paths to Paradise, p. 47ff。)

② Grundrisse, p. 706.

下面我将更为细致地思考“必要”与“剩余”劳动时间的问题。在这里只要注意到，在马克思那里，尽管资本主义趋向于发展出强大的生产力，其潜力逐渐淘汰了以直接劳动耗费为基础的生产组织，但是，它不能允许这一潜力的完全实现。唯一能够造就资本的财富形式，是建立在直接劳动时间的耗费之上的。因此，价值尽管越来越无法充当所生产的物质财富的尺度，它也不会简单地被一种新的财富形式所取代。相反，在马克思那里，价值依旧是资本主义社会必要的结构性前提（虽然表面看上去不是这样，正如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的)。因此，尽管一种内在的发展动力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特征，但这一动力依旧要受到资本主义的限制，它无法自我克服。在一方面成为“剩余”的东西，在另一方面依旧是“必要”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确实为它的否定提供了可能性，但它不会自动地发展成其他东西。直接人类劳动时间的耗费依旧是资本主义所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尽管它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渐脱离历史的要求，这导致了一种内在的张力。正如我将阐明的，马克思依据这一张力，分析了工业生产的本质及其发展轨迹。

马克思的理解表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这一重要维度不应被直接等同于具体的敌对或冲突的社会关系，譬如阶级斗争关系。根本矛盾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之中，它赋予整体一种矛盾性的力量，并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提供了内在可能性。更进一步说，上述引文表明，马克思所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能用传统的方式加以解释；其中，“生产关系”仅仅被理解为分配方式，而“生产力”则被等同于工业生产方式，一个纯技术过程。在这种阐释中，从理性的“镣铐”中解放“生产力”的结果，或许是生产运动的加速，而其基础依旧是生产过程与劳动结构的具体形式。然而，上文所讨论的《大纲》中的章节表明，马克思将工业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特质，而非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关系而又被其所压抑的历史发展。他对资本主义矛盾的理解，似乎在根本上也并不是指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①，而是指一种生产领域之内的矛盾。这一生产领域包括了直接的生产过程，以及由资本主义劳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的结构。考虑到社会劳动结构，马克思所说的矛盾，应当被理解为这样一种不断发展的矛盾：矛盾一方是资本主义中人们从事的那种劳动；另一方是当价值被废除，当资本主义所发展出来的生产潜能被反过来用于将人们从（由他们自己的劳动所建构的）异化结构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之后，人们可能从事的那种劳动。

第一章 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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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之中，我将展现马克思如何将这种矛盾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根本社会结构形式（也即商品）之上，并将同时阐明，对于马克思而言，将生产力从生产关系的“镣铐”中“解放”出来，如何要求同时废除价值以及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这不仅将否定内在历史逻辑，也将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特有的工业生产方式。

这一对马克思的异化观念和资本主义矛盾观念的初步探索表明，他的分析试图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理解为一个既日渐丰富，也日渐贫困的双重进程。这意味着这一发展无法在单一层面上被充分理解，不论是作为知识与幸福的进步，还是作为统治与毁灭的“进步”。根据他的分析，尽管出现了让社会劳动方式造福于所有人的历史可能性，但社会劳动实际上正使大多数人变得贫困。因此，资本主义之下科学技术知识的高速增长，并不标志着朝向解放的线性进步。根据马克思对商品和资本的分析，这种增长了的知识本身是被社会所建构的，它导致了个人劳动的碎片化与空洞化，也导致了人类日益被其客观化的活动结果所控制。不过，它也增加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劳动可以使个人变得富有，以及人类可以对其命运有更大的把握。这种双面的发展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结构，并有可能得到克服。因此，在任何意义上，马克思的辩证分析都不能被等同于对线性的科学进步，或对社会进步，或对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的实证主义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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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吉登斯也指出，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的首要矛盾是结构性的，不单指向社会冲突。然而，他将这一矛盾置于私人占有和社会化生产之间，也即置于资产阶级分配关系和工业生产之间：见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79), pp. 135-141。我对《大纲》的阅读支持一种截然不同的阐释。

由此，马克思的分析所指出的克服资本主义的观念，既不是无批判地肯定作为人类进步条件的工业生产，也不是不切实际地拒绝技术进步本身。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所发展的生产体系的潜力能够用来变革这一体系自身，由此，马克思的分析克服了立场之别，并说明其中每一种立场都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历史发展的整体之中占据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坚信线性进步的立场，与不切实际地拒绝它的立场之间的对立，在马克思的方法中被理解为一种历史的二律背反，两者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②更为一般地说，面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建构，他的批判理论既不要求简单地保留，也不要求简单地废除。相反，他的理论指出了一种可能性：以异化形式被建构的东西，有可能被占有挪用，并因此被根本地变革。

社会运动、主体性与历史分析

重新阐释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及其根本矛盾的性质，再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阶级关系、社会运动和克服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我的分析方法否认工业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根本的紧张关系，并因此拒绝认为无产阶级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对立面。在马克思这里，资本的代言人与工人之间，围绕着工作时间或工资与利润关系而表现出的阶级斗争，在结构上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因此是这一体系之动力的重要构成要素。③然而，他对价值的分析必然意味着，资本的基础是并且依旧是无产阶级劳动。那么，这一劳动就不会是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潜在基础。《大纲》所述的资本主义矛盾不在于无产阶级劳动与资本主义之间，而在于无产阶级劳动（即现存的劳动结构）与可能的另一种生产方式之间。如果说社会主义被理解为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更为高效的、人道的、公平的管理工业生产方式的方法，那么本书中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便同时也意在批判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这一观念，其中，无产阶级则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动能，它既构建了历史，又在社会主义中实现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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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将更为细致地处理这一立场。其出处见 Jürgen Habermas,Knowledge andHuman Interests, trans. Jeremy Shapiro (Boston, 1971); Albrecht Wellmer,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trans.John Cumming (New York, 1974)。

②Capital, vol. 1, pp. 568-569, 798ff.

③ 同上书，p.344。

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在历史中建构与实现自我的要求、构想，不会线性地导出超越资本主义的需求、要求与构想。后者—其中可能包含了一种对自我实现行动的需求——不会仅限于消费领域，仅限于分配正义的问题，它将动摇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作之本质以及客观限制性结构。这表明，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可能的克服的批判理论，必须是一种关于这种需求与意识结构之社会建构的理论，这种理论将能把握主体性的历史质变，并能据此理解社会运动。这一路径将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自我废除的看法提供新的解释，同时能够有效地分析过去二十年间的新社会运动。

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诸范畴，当它们被阐释为能够同时决定社会“客体性”与“主体性”的结构化的实践形式（而非仅仅被阐释为社会“客体性”范畴，或是经济范畴)时，能够为这种关于主体性的历史理论提供基础。此外，如果能够说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式是矛盾的，那么，就有可能将批判的、反抗的意识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

马克思所说的矛盾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然而，这种阐释并不意味着反抗的意识必然会出现，更不是说解放会自动实现。在这里，我所涉及的不是关于必然性的理论层面，比如出现这种意识的必然性，相反，我所考虑的是可能性的层面，也就是说，我所考虑的是在根本上构造一种方法，来回应主体性的社会建构的问题，其中包括批判与反抗意识的可能性。矛盾这一观念，使得一种理论得以将这类意识的可能性建立在社会层面。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不被看作是一个一元整体，它的社会形式不被认为是“单向度”的，那么我们就能说，批判的、反抗的意识形式来自于由社会所建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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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这种关于主体性的社会建构的理论（包括批判其自身环境的主体性），对立于那种无疑是功能主义的观念，即只有肯定或支持现有秩序的意识是由社会构造的。同时，它也对立于功能主义所隐藏的那种观念，即批判的、反抗的或革命的意识的可能性，在本体论或至少是超验论的层面上，只能源自于据说是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要素。我所描述的方法并不否认那些遗留的、非资本主义的趋向的存在或重要性，它们会为统治秩序注入一些异质性，并促使对其保持批判性的距离。但是，我的方法在事实上提供了一个批判这些理论企图的基础；这些理论企图仅仅关注这些趋向，正是因为它们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一元的整体。这些分析抵抗与反对的方法将资本主义社会仅仅理解为物化的、变形的社会，并认为批判性的思想与实践是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然而，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矛盾性社会的分析方法则试图说明，批判性距离和异质性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部社会地产生的。它为主体性（包括主体性的反抗形式）的历史理论所提供的基础，在我看来远远强于以下这些理论努力：它们假定在现存的社会秩序和批判性的主体性形式与实践之间存在一个简单的对立。由此，借由我的方法，我们得以探索各种批判性概念与实践和它们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依据这些概念与实践的建构，另一方面依据它们可能的历史效果。由此，我们也可以思考这种反抗的主体性与实践，将会在可能的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简而言之，我的方法使我们得以分析变革现存秩序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是矛盾的，这一看法造就了一种具有自我反思性的社会批判，它将自己置入自身所处的语境中加以理解。这使得我们能够分析批判理论与否定资本之需求的出现之间的内在关系（不论经过了多少中介），同时能够分析大众层面的反抗意识形式。这种具有自我反思性的主体性社会理论，尖锐地对立于那些没有办法或是只能以一种客观主义的办法，来将根本性的反抗意识的可能性建立在现存秩序之中的批判。后者隐含地为批判性思想家赋予了一种优越性地位，使他们的知识不可思议地超越于社会形态之外。这些方法落回到了启蒙运动唯物主义的二律背反之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对此做出过批判：大众被分割为受社会所限定的大部分和出于某些理由而没有为社会所限定、具有批判性的小部分。①这小部分人无疑象征着一种在认识论上前后矛盾的社会批判方式，他们无法说明自身的存在，只能声称自己处于一个悲剧性的位置或是握有先锋性的教学法。

第一章 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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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现实意义

在此，我将简要地指出在《大纲》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进行的这一阐释所具有的一些更深层的含义。对资本主义中劳动的历史特殊形式的集中分析，为一种新的资本的概念与一种新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动力的理解奠定了基础，而这种概念和理解在根本上并不依赖于市场调节的分配方式。换句话说，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不再被限制在其19世纪的形式中。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基础，来分析某一段时间内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动力；在这段时间中，国家机构和其他大型科层组织成为重要的、有时是首要的社会管理与分配的机制。同时这种方法也可以作为一个出发点，来理解当下的全球社会与经济的转型，也即资本主义的转型。

此外，关注对生产的批判，使我们得以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恢复为一种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形式。我已经证明，对马克思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关系，不仅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历史前提，或者用计划取代市场。这一关系同样应当被理解为一种不断增长的可能性，即劳动在资本主义中起到的特定历史作用，可能将被另一种社会中介形式所取代。在马克思这里，这种可能性的基础，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价值与“现实财富”之间不断增长的张力之上。这种张力可能导致系统性地废除价值，并因此废除抽象统治，废除一种特定“增长”形式的抽象必要性，废除作为生产的一个内在要素的直接人类劳动。依据马克思在《大纲》中的阐述，某种生产形式构成了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在这种生产形式中，剩余产品不再主要由直接人类劳动所创造。依据这一方法，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不是资本家阶级是否存在，而是无产阶级是否依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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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5: Marx and Engels: 1845-1847 (New York, 1976), pp. 5-8.

如果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仅仅处理了对资产阶级分配方式的克服，那么它将无法充分把握资本主义的上述维度，更糟糕的是，它将遮蔽这一事实：克服阶级社会必然要求克服生产方式的基础。因此，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变体成为了一种将某些社会形式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这些社会形式就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自由资产阶级的分配方式被废除了，但为资本所规定的生产方式却没有，同时，前者的废除在意识形态上遮蔽了后者的存在。①

由此，马克思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必须被区别于国家主导的资本积累方式。上文所述的阐释，及其对建构着资本的特定劳动形式的强调，符合了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兴起的历史分析，这种分析以世界经济核心地区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与“边缘”国家不断增长的作用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可以说，对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而言，国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造成总资本的创造。在这一情形下，暂停商品、货币与资本的自由流通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相反，它是在世界市场的环境下，“资本革命”得以在边缘地区实现的方式之一（如果不是唯一一种的话）；在这一世界市场中，资产阶级革命和国家总资本的巩固之间最初的历史联系不再存在。然而，结果并不是，也不会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所规定的社会并不仅仅是市场与私有财产的一个工具；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它无法被缩减为资产阶级的统治。

第一章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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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本书中，我不会进一步探究对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和形式而言，我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参量概念的重新思考所具有的意涵。不过我应当指出，一旦资本主义特有的并位于其核心的社会统治与剥削形式不再被置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中，而是被置于由商品和资本的范畴所表达的异化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一旦异化过程被理解为一种社会与历史建构形式，而非对前定的人类本质的疏异，那么问题的方式就发生了变化。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路径，见 Stanley Moore, Marx on the Choicebetween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80)。斯坦利·穆尔将剥削等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一个只有交换而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即他所规定的“社会主义”)，要优于一个两者皆无的社会（“共产主义”)，见pp.viii-ix,34-35,82。穆尔的意图在于反对这样一种看法，即按上述的定义，社会主义只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不完整形式，是“共产主义”的前奏。其中，他试图削弱“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压迫这一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穆尔的路径的战略意图，与这里对马克思的截然不同的阐释之间存在类似之处，两者都不认为这些社会应被认为是后资本主义社会。

显然，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角度，而非从否定资本主义的角度来思考现代社会的中央集权组织，重新提出了后资本主义民主的问题。这一分析，将一种在历史上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抽象的强制与约束形式的基础，建立在价值与资本的社会形式之上。由这些范畴所表达的社会关系不能完全等同于市场与私有财产，这意味着，即使资产阶级分配关系消失了，那些强制也将继续存在。如果是这样，那么后资本主义民主的问题，就无法仅仅在中央集权与非中央集权的政治概念的对立中被充分地表达。相反，我们必须思考一个更具批判性的层面：价值与资本的形式对政治决定所强加的束缚的本质。也就是说，我在这项研究中所发展的方法指出，后资本主义民主意味着比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的民主政治形式更多的东西。它同时要求废除抽象的社会强制，这些强制源于为马克思的范畴所把握的那些社会形式。

作为一种对现代社会做出批判性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理论的这一重构在今天显得尤为富有成效。它既意在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又试图为一种批判社会理论提供基础，这种理论能够回应以下这些伟大的社会思想家的悲观主义的分析：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Simmel）、涂尔干（ÉmileDurkheim)和马克斯·韦伯（MaxWeber），他们每个人都证实并分析了一些现代社会发展中的负面要素。(举例而言，齐美尔考察了丰富的“客体文化”和相对狭隘的个人的“主体文化”之间不断增长的鸿沟，涂尔干考察了伴随着有机结合取代机械结合而来的增长的混乱，韦伯分析了社会生活所有领域中的理性化。)他们写作的时间，正是资本主义从一个更为自由的形式转向一个更为组织化的形式的时期。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坚持道，如果将批判资本主义理解为批判私有财产与市场，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将无法充分把握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他们也认识到，如果仅仅转变分配方式，转变阶级权力的关系，那么，现代工业社会生活最核心的重要方面还远未被触及。对这些思想家而言，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想象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是社会形态的一种非本质的转变，如果不是凸显了它的否定方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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