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我在这里所述的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再阐释，意在回应他们在对现代社会各方面的批判中所提出的挑战。我将发展出一种更为宽泛与深入的资本主义理论，它能够将这些批判容纳在内。不同于将各个方面的进程—譬如“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间鸿沟的扩大，现代社会的不断工具理性化—视为一个宿命般的发展的必然的、不可逆转的结果，我的这一方法使我们得以将这些进程的社会基础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历史特定形式中，并将它们的发展轨迹视为非线性的，并因而是可以转变的。如前所述，这一对马克思的再阐释同时将造就一种主体性的历史社会理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有力的方法，去回应韦伯就现代性与理性化提出的问题。这些思想形式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持续的分化与理性化进程而言都是关键的。考虑到其重要性，我们的方法同样能依据马克思的范畴所表达的社会生活形式，来处理这一思想与这些进程本身。最后，我们同样应该看到，马克思关于历史的特定实践形式建构了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与历史动力的理论，可以被视为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最近所提出的那类理论的一个精致版本，也即一种关于社会结构与日常实践、思想形式之间的互相建构关系的理论。①这种理论能够克服当下广为传播的功能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所具有的内在矛盾，这两者都无法在社会生活的主体与客体方面之间建立本质性的联系。

第一章 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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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1977), pp. 1-30, 87-95.

而最重要的是，一种有关资本主义之结构与历史进程的社会建构性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关于它们的可能的克服的理论。这一克服可以被理解为上文所述的辩证性反转，即对抽象社会强制结构—它最终根源于异化劳动—的克服，使得主体有可能占有客体文化及其转型。在这一定义下，资本主义与其可能的历史否定之间的区别，便可以理所应当地被处理为一种社会形态与另一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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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第一节价值与劳动

我将着手描述的这一方法，代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批判理论类型，它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它质疑了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的性质的传统理解，也质疑了传统概念里的社会主义以及工人阶级的历史角色。这一方法并非仅仅为传统资本主义观—它首先强调市场与私有财产——补充了一个对生产形式的批判。①相反，基于对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再阐释，它将重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被作为一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它依赖于对这一社会中的劳动、中介形式，以及生产方式的批判。这一方法来自于上文所述的对《大纲》的理解，它引发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的基本前提的批判，同时表明有必要对马克思成熟期批判理论中那些核心范畴进行根本性的再阐释。

为了阐明这一范畴性再阐释的方方面面，在最开始，我将更为细致地分析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一些预设前提。（如前文所述，本书并不意在考察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它将部分地说明所有形式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共有的一些前提，虽然这些形式在其他方面会有很大的差异。)这一分析将会清楚地表明，本书中所采用的方法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根本上属于两种社会批判形式—后者是从劳动的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而前者则是对资本主义劳动所具有的历史特定性质的批判，而这一性质同时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考察过程中，我必然会涉及一些马克思的范畴，如价值，而它们的完整意义将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得以揭示。)

第二章

① 这两种批判路径之间的张力，渗透于欧内斯特·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Ernest Mandel,LateCapitalism, trans. Joris De Bres, [London and New York, 1978]) 中，它是处理现代资本主义历史轨迹的重要研究。尽管他对资本主义当代阶段—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标志的阶段—的考察是基于马克思在《大纲》中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的，但是，他并未连贯地表达出这一分析的意涵。相反，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各时期的处理，聚焦于竞争和“不平等发展”的问题，其处理方式内在地局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以及对苏联(它是社会主义的)的理解之中。

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即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由他成熟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基本范畴所把握。马克思以商品这一范畴开始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这一范畴不仅指产品，同时也指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根本的结构性社会形式，这一形式由一种历史特定的社会实践方式所建构。由此，马克思展开了一系列范畴，如货币与资本，同时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发展动力。他将商品这一范畴本身分析为所谓“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对立。①在后文中我将会更为详尽地考察这些范畴，但这里我们只需要想到，在《大纲》中，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一范畴既表现了社会关系的既定形式，又表现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独特财富形式。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它是首要的并且在逻辑上最为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规定。②我们同样看到，马克思的价值范畴，以及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概念，无法仅仅在分配方式中得到充分的理解，而必须同样将生产方式纳入其中来加以把握。

在此基础上，我们得以进一步考察传统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前提条件，我们将分析若干知名的对马克思的价值范畴的阐释，包括“价值规律”和由价值构建的劳动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中，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强调，价值不应被理解为狭义的经济范畴，而应是“商品持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一个外在形式”。①在斯威齐这里，这一社会关系的基本性质是“彼此分开、独自工作的个体生产者事实上是在为彼此工作”②。换句话说，尽管社会依存关系确实存在，但它无法在社会机构中得到公开的表达，而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起作用。价值是这种非公开的依存关系的外在形式。它表达了劳动及其产品的一种间接的社会分配方式。由此，斯威齐仅仅在市场的范围内对价值范畴进行解释。结果，他如此描述马克思的价值规律：“马克思所谓的价值规律’总结了一个商品生产社会中的那些作用力，它们控制着a)商品交换率，b)每种商品的产量，c)劳动力在各种生产部门间的分配。”③根据这种阐释，价值规律“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一般均衡的理论”④。它的首要作用之一是“清楚地说明，在一个商品生产社会中，尽管没有集中化、协调性的决定机制，依旧会产生秩序而不仅是混乱”⑤。由此，在斯威齐那里，价值规律被用来解释自我调节市场的运作。这意味着，价值仅仅是一个分配范畴，表现了资本主义的无意识的、“自发的”、市场调节的分配方式。因此，斯威齐不出所料地将价值（资本主义的原则)与计划（社会主义的原则)抽象地对立了起来。要批判这种阐释，关键之处在于其如何影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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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Marx, Capital, vol. 1,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1976), p. 125ff.

②同上书，p.174n3。

对于马克思而言，克服资本主义毫无疑问包括了克服“自发的”分配方式。尽管如此，价值范畴却无法仅仅根据分配方式而得到充分的理解。马克思不仅分析了分配是如何产生的，而且分析了分配的对象。正如我们所见，他将价值作为一种历史特定的财富形式，在《大纲》中将其与“现实财富”相对立。然而，当价值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一个市场调节的分配范畴时，它便被作为一种历史特定的财富分配方式，而非一种特定的财富形式。我们将看到，依据马克思的说法，作为一种财富形式的价值的出现，历史地联系着一种特定的分配方式的兴起，但是，它并非由这种方式所限。一旦这一形式在社会上充分地建立起来，它将可以以各种方式被分配。事实上，我将指出，与保罗·斯威齐、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①等人的假设不同，在价值与计划之间甚至不存在什么逻辑上的对立。后者的存在未必代表着前者的缺席，价值同样可以用计划的方式来分配。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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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同上。

①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1969), p. 27.

③ 同上书，pp.52-53。

④ 同上书，p.53。

⑤同上。

⑥ 同上书，pp.53-54。

传统的阐释将价值作为一种财富分配的范畴，它忽略了马克思所说的价值与所谓“物质财富”或“现实财富”之间的对立，因此，它无法分析建构价值的劳动形式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如果价值是一种历史特殊的财富形式，那么，创造价值的劳动同样必然是由历史所规定的。（一种对特殊性的分析将可以认识价值形式如何构造了生产领域以及分配领域。)然而，如果价值仅仅是一个财富分配的范畴，那么，创造财富的劳动在本质上就与非资本主义形态中的劳动没有区别。两者间的差别将是外在的—仅仅涉及它们在社会中如何被协调。

因此，毫无疑问，传统的方法依据外在差别来说明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举例而言，维塔利·维戈茨基（VitaliVygodski)和斯威齐一样，将价值解释为一个市场分配的范畴，他这样描述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所有社会劳动都不具有直接的社会性质。”②在分析维戈茨基的“社会”所指为何之前，我们需要注意到，他的描述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劳动在本质上与所有社会的劳动一样；差异仅仅在于，它的社会性质不是直接地表现出来的。曼德尔表达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尽管他在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中是否具有核心性这一问题上与维戈茨基存在分歧③，但是，他同样将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描述为其非直接的社会性质：“个人劳动直接被认为是社会劳动，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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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New York and London, 1971), p. 98.

② Vitali Solomonovich Vygodski, The Story of a Great Discovery (Berlin, 1973), p. 54.

③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p. 98.

在这意义上，在市场中绕上一大圈，只为了‘重新发现’这种劳动的社会性质，实在是荒诞不经。”①在曼德尔那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表明劳动的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中是以一种非直接的方式所构建的。②

认为资本主义劳动的社会性是非直接的，这一类阐释非常普遍。③然而，我们注意到，被他们表述为资本主义劳动的独特社会“性质”或“属性”的东西，事实上是其分配方式。这一因素依旧处于劳动之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描述——它既是私人的又是社会的——能够帮助我们澄清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的内在规定与外在规定之间的区别。④

上文所引的这些段落表明，当价值被阐释为一个市场范畴时，对资本主义劳动的私人与社会二重性的描述，便具有了这样的意思：劳动之所以是社会的，是因为人们“实际上”在为彼此劳动，大家都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有机体的成员；但是，在一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所构造的社会中，这种劳动看起来是私人的，因为人们直接为他们自己劳动，只是间接地为他人劳动。只要劳动还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中介，劳动的社会性质就无法显现出来。然而，在这类描述中，“社会”仅仅是那些“私人”之外的东西，是那些据说属于集体而非个人的东西。没有人质疑这里所谓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质是指什么，也没有人问过，这一类“社会”概念中所包含的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对立是指什么。

这种阐释指出，克服资本主义包含了以一种直接的、非中介的社会关系的形式来取代中介的形式。劳动由此得以直接实现其社会性质。这一类的批判分析站在劳动的“真实的”、直接社会化的、整体性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劳动的个人化的、非直接的社会性质。更一般地说，这是站在非中介的（“直接的”)社会关系的立场上，批判中介的社会关系。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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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p. 97。

②同上。

③ 见 Helmut Reichelt,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begriffs bei Karl Marx (Frankfurt, 1970), pp. 146- 147; Anwar Shaikh, "The Poverty of Algebra," in Ian Steedman, Paul Sweezy, et al., The Value Controversy (London, 1981), p. 271。

④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S. W. Ryazanskaya (Moscow, 1970), p. 34.

然而，与这些阐释不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的描述，不是从其社会层面出发来批判其私人层面。它所涉及的，不是劳动的真实的、超历史的“本质”和劳动在资本主义中的表现形式之间的差异；相反，它涉及的是资本主义劳动本身的两个关节：“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被事先假定为单独个体的劳动。它获取了与它直接对立的形式，抽象一般的形式，从而成为社会劳动。”①马克思在这里的描述，是他对商品性劳动所具有的“二重”性质的分析的一部分，也即这一劳动“是单独个体的劳动”，同时它“获取了抽象一般的形式”。（正如我们所见，马克思将后一种形式定义为直接的或无中介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双重性质的分析所内含的方法，不同于上文所述的建基于一种无差别的“社会”的观念之上的方法。他所关心的，是把握一种特定社会生活形式所具有的特殊性。他绝不认为社会与私人之间的对立，等同于潜在的非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对立。他把这种对立本身，及其两个层面，视为资本主义劳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性质。换句话说，私人劳动与直接的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是彼此互相补充、互相依赖的两个层面。这表明，恰是资本主义中的劳动才具有一个直接的社会层面，同时，“直接的社会劳动”也只存在于以“私人劳动”为标志的那种社会框架中。与上文所述的阐释不同，马克思明确断言，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直接的社会性质，是这一社会的核心。在他看来，这一劳动的直接社会性质，居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历史进程的中心位置；在这一进程中，社会普遍权力与财富将会发展，但将以个人为代价：

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因为这里所说的全部节约都来源于劳动的社会性质，所以，实际上正是劳动的这种直接社会性质造成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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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34.

我们已经开始揭开一个引人注目的对立。如果把价值作为一个市场范畴，那么，劳动在所有社会中都是直接社会化的，除了在资本主义中；而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只有在资本主义中，劳动才同时具有了一个直接的社会维度。传统路径中由对资本主义的克服所实现的东西，在马克思那里则恰是将会被废除的东西。

本书的一个核心关注点，将是借由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所具有的直接社会层面的理解，去阐明上述基本分歧。在分析之前，我在这里先做一总结：在马克思的成熟期批判理论的框架中，资本主义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因为它扮演一种社会中介的角色。这种社会性质具有历史独特性，它将资本主义的劳动与其他社会中的劳动区分了开来，并规定了资本主义形态中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劳动的直接社会性质绝不意味着社会中介的消失（也即直接社会关系的存在），相反，它建构了一种为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特定社会中介形式。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应被理解为从集体的观点—所有人都是它的组成部分一出发，去批判以原子化的方式在这一社会中存在的个人。相反，它是从孤立的个人和社会集体之间的对立出发，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批判同时针对这两个层面。它宣称，这两个层面在结构上是互相关联的，同时，它们形成了一个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对立。马克思对这一对立的批判分析，是从克服这一对立的历史可能性出发的，这一立场体现在马克思关于社会个体的看法中。与此相同，我们现在知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不是站在直接社会劳动的立场上批判劳动的私人性；相反，它所批判的私人劳动与直接社会劳动是互补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基本对立的两个方面。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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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 Capital, vol. 3, trans. Davi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England, 1981), p. 182(斜体由引者所为)。

这种对马克思的阐释表明，不论我们将社会关系，即社会依存形式，理解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不够充分。马克思所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介的本质，而非仅仅指向社会是被中介的这一状况。社会依存关系始终是被中介的（非中介的社会依存关系在字面上是矛盾的）。构成一个社会的特征的，是这一中介、这一社会关系的特定性质。马克思的批判，是站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另一种社会政治中介的立场上，来批判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如此，它是一种关于社会中介形式的批判理论，而非从无中介的立场出发批判中介。理解这一点，使我们避免了后一种立场所设的陷阱：一个可能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克服了中介本身，将可以带来一个在本质上非政治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论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还是一个空想共产主义式的社会。①此外，如果将马克思的批判视为对一种特定中介形式的批判，而非对中介本身的批判，那么它便可以用于思考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能的社会与政治中介形式。事实上，这一理论为这种思考建立了社会的与历史的基础，使其可以用于评估可能的后资本主义形式的历史可行性与社会后果。

我已经描述了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的批判性考察的核心对象，是劳动的历史特殊形式。而在另一种理论中，劳动形式依旧是一个未经检验的出发点，被用来批判性地分析分配形式。这些分歧联系着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版本：其一以《大纲》为代表，其中，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财富与劳动形式，随着对这一社会形态的废除而一并废除了。其二则包含在这样一种阐释中，其中，价值被作为一个市场范畴，据此，同样的财富与劳动形式，在资本主义中被间接地分配，而在社会主义中则被直接地协调。两者的分歧之大，使得我必须进一步考察关于分配方式的批判理论所具有的前提。为此，我将对马克思的批判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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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关于这一点的更为细致的讨论，见 Jean Cohen,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Theory(Amherst,Mass.,1982)。尽管琼·科恩将传统视野中对中介的克服等同于马克思的批判，她的战略意图却在于批判中介本身可以超然地存在这一观念，这一点与我的阐释很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