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历史动力的社会维度，马克思对生产的分析无疑指出，这一维度无法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中加以把握。相反，发达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日益嵌入并转化着这些领域。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经济”与“国家”的相对重要性，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介的性质，以及这种中介与这一社会的方向性动力特质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劳动”、财富与社会建构

如果我们像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样，将价值解释为首先是一个关于市场调节的分配方式的范畴，便是将马克思的价值范畴及其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理解，等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而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的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恰恰在于构建价值的劳动这一问题；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是因为后者将资本主义劳动视为一种超历史的“劳动”。这一区别是根本性的，因为它奠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批判形式。我将阐明这种“劳动”在传统的批判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勾勒出这一角色所具有的理论内涵。届时，上述两者之间的区别所富有的意义将更为明显。

我已经指出，如果以“劳动”为批判理论的出发点，那么，批判的焦点就必然变成分配方式以及对劳动及其产品的占有。①一方面，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被认为是外在于劳动本身的（比如财产关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事实上被表现为其分配方式的特殊性。①然而，马克思的理论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关系的概念。此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马克思那里的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赋予超历史的“劳动”的性质，一种中介了人与自然之互动的活动。结果，传统的批判给予了劳动本身太多的在人类社会和历史上的重要性，它从自身的阐释方式出发，以一种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并遮蔽了劳动在资本主义中所扮演的特定社会角色。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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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一点，多布给出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比起对于李嘉图，下述这点对马克思而言甚至更为关键：他所关心的，是社会主要阶级收益的运动，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关键，也是他的分析所首要针对的。”(Dobb,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p. 23.)然而，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收益的问题—由一个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在社会各阶级中的分配—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进行考察的，也就是说，是在生产的价值形式及其内在动力之后得到考察的。后者代表了“运动规律”运作的逻辑层面。前者则是试图说明这些“规律”如何在社会行动者背后普及开来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意识到价值及其运作。

从一开始，传统的阐释就将“劳动”作为社会财富的超历史的源泉。这一前提构成了琼·罗宾逊（JoanRobinson)等人阐释的基础。她坚持道，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价值论将会在社会主义中实现自身。②而这同样是多布等人所持的立场的特点，他并未赋予价值范畴以超历史的正当性，而仅仅在市场的范围内对其加以阐释。这种立场是超历史的，它认为价值范畴是一种历史特定的财富分配形式，而非一种历史特定的财富形式。从另一方面看，它无疑在人类劳动与社会财富之间确立了一种超历史的关联；它意味着，尽管“价值形式”——在这一阐释中，它指市场调节的分配形式——将在社会主义中被克服，但生产过程中的直接人类劳动却必然会继续作为社会财富的源泉。不同于马克思在《大纲》中的路径，这一类分析方法不对直接人类劳动与社会财富之间的“必然”关系提出历史质疑，也无法范畴性地把握科学技术的财富创造潜能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便处于其视野之外。这种立场导致了相当程度的困惑，包括为什么劳动本身应被认为建构了价值，以及科学技术应当如何被理论化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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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人们很少这样认识到对分配方式的片面批判。可以参考这篇文章：RudolfHilferding，“ZurProblemstellung der theoretischen Ökonomie bei Karl Marx," Die Neue Zeit 23, no. 1 (1904-1905), pp.101-112。鲁道夫·希法亭试图说明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区别。其中，他批评了那些主要以分配问题为关注点的社会主义者，如李嘉图（p.103)。然而，抛开表象，希法亭的批评不是从生产的角度出发的批评。他确实强调了，与马克思不同，李嘉图没有探究资本主义财富形式（p.104），而是将生产关系确立为前定的、自然的、永恒的东西（p.109），并仅仅关注分配（p.103）。然而，只有在乍看之下，希法亭的立场才是如上所述的。更为细致的考察发现，希法亭的考察基本上也是一种分配方式的批判：他对财富形式的考察与对生产的考察无关，他仅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层面上处理后者（pp.104-105)。他对财富形式的阐述，仅仅依据在其被生产出来之后，被社会所给定的那种产品形式，将其作为自我调节的市场的产物（p.105ff)。因此，希法亭并未真的认识到价值是一种不同于物质财富的社会形式。相反，他将价值作为同一种财富形式的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以一种类似的方式，他将价值规律阐释为市场的运作，将生产关系仅仅理解为个人生产者之间由市场中介的、无意识地调节的社会关系（pp.105-110）。最后，希法亭随后将他的批评限定、窄化为李嘉图只对分配感兴趣。他所指的是，李嘉图只关注现存秩序中的产品分配，而非在各种生产领域中的人们被分配到对立的阶级中（p.110)。换句话说，希法亭对强调分配问题的社会主义者的批评，直接针对的是那些只关注现存生产方式下的货品分配的人。他的出发点，是质疑资产阶级分配结构，而非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他以一种对分配关系的质的批评，来批判一种对分配的量的批评，却将前者误解为对生产关系的批评。

②Joan Robinson, 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 (2d ed., London, Melbourne, and Toronto, 1967), p. 23. 这种对价值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所具有的历史性质的误解，使得我们不可能理解这一范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重要性。

在这一视野中，“劳动”不仅被认为是财富的超历史的源泉，更被认为是在根本上结构了社会生活。举例而言，两者的关系在鲁道夫·希法亭回应欧根·庞巴维克(EugenBöhm-Bawerk)对马克思的批判的文章中显而易见。希法亭写道:“马克思始终认为，劳动的重要性在于它建构了人类社会并……最终决定了社会的发展。由此，马克思以其价值原理把握住了这一要素，其质和量控制着社会生活。”①

“劳动”在这里成为了社会的本体论基础，它建构、决定并控制了社会生活。如果像传统的阐释所坚持的那样，在所有社会中，劳动都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以及所有社会生活的核心构成要素，那么，各种社会之间的区别，只能来源于这种支配性要素发挥作用的不同方式—是以一种隐藏的、“间接的”形式，还是以一种（较好的)公开的、“直接的”形式。正如希法亭所说：

经济分析的范围被限制在社会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在这里，货物变成了商品，也就是说，在这里，劳动和分配劳动的权力尚未被自觉地用来管理社会新陈代谢与社会支配的原理，这一原理无意识地、自动地成为事物的物质属性。①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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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udolf Hilferding, "Bö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in Paul M. Sweezy, ed.,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by Eugen Böhm-Bawerk, and "Bö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by Rudolf Hilferding (New York, 1949), p. 133.

这一段落清晰地说明了这种立场的核心意涵，这一立场将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性解释为其间接的社会性，并将价值视为一个分配的范畴。“劳动”被作为管理“社会新陈代谢”和社会权力之分配的超历史的原理。由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撇开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否存在不谈，在本质上被理解为这样的区别：劳动是否被认为建构并支配着社会—要么它自觉地如此运作，要么社会管理无意识地发生着。在社会主义中，社会的本体论原理公开地显现；而在资本主义中，它被隐藏了起来。

这种从“劳动”的角度出发的批判会导致一些关于形式与内容之关系的问题。说价值范畴表达了“劳动”在资本主义中以无意识的、自动的方式运作，就等于说一种超历史的本体论内容在不同的社会中采取了不同的历史形式。赫尔穆特·赖歇尔特(HelmutReichelt)提供了这种阐释的一个例子，他写道：

然而，当价值与价值量的内容被有意识地提升为经济学的原理，马克思的理论就会失去其考察对象，当上述内容被装入其他的形式，因而能与其历史外在形式区别开来时，这一对象就只能被表现、理解为一种历史的对象。②

和希法亭一样，赖歇尔特指出，资本主义中价值的内容将会在社会主义中被“有意识地提升为经济学的原理”。由此，“形式”（价值)彻底与“内容”（“劳动”)分离开来。随之，形式就不再是劳动的规定，而是其社会分配方式的规定。根据这种阐释，形式与内容之间就不存在内在的关联考虑到后者的超历史性质，这种关联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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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Rudolf Hilferding, "Bö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p. 133.

②Helmut Reichelt, Zur logischen Struktur, p. 145.

同时，这种对形式与内容之关系的阐释也表达了外在与本质的关系。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价值既表达了又遮蔽了一种社会本质—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外在的形式，它是“神秘的”。在以“劳动”概念为基础的阐释框架之内，批判的作用是在理论上祛除神秘性（或拜物教），也就是去揭示，抛开外表，劳动事实上是社会财富的超历史的源泉以及社会的管理原则。由此，社会主义是真正“去神秘化”了的资本主义。正如保罗·马蒂克（PaulMattick)所评论的，这种立场坚持“随着资本主义一起终结的，只是价值规律’这种社会生产机构的神秘化形式。在去神秘化之后，它又重新出现在自觉管理的经济之中”①。换句话说，当“劳动”被作为社会生活的超历史的本质，神秘化就必然被这样理解：神秘化的、将会被废除的暂时的历史形式（价值），是独立于被它所遮蔽的、超历史的本质（“劳动”)的。而去神秘化则被理解为本质公开地、直接地显现的过程。

然而，正如我试图表明的，我所勾勒的这种从“劳动”的角度出发的社会批判所具有的特点，在根本上不同于马克思成熟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将看到，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资本主义中，劳动才具有社会性的建构与决定的作用。这是由于其历史特殊性，而不仅是因为它是一种中介着人与自然的物质互动的活动。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希法亭之类的理论家所赋予“劳动”的，是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的一种超历史的实体化形式。事实上，马克思对劳动的特殊性的分析指出，那种貌似超历史的、社会生活的本体论基础，实际上具有其历史特定性，有鉴于此，这种分析就可以给出对这类传统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社会本体论的批判。

此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的分析，还将提供一种处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与内容之关系的方法，它与那种从“劳动”的角度出发的批判方式截然对立。我们看到，“劳动”的观念内含着一种神秘化的概念，据此，在社会“内容”与其神秘化的形式之间，不存在任何内在关联。然而，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神秘化的形式（他称之为“拜物”)当然与其“内容”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它们被视为那种既被它们所表达又被它们所遮蔽的“本质”所具有的必然的外在形式。①举例而言，在马克思看来，由商品所规定的社会关系必然以拜物教形式被表现出来：社会关系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②。换句话说，由商品与价值这些范畴所表达的准客观的、非个人的社会形式，不是简单地掩盖了“真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相反，这些范畴所表达的抽象结构正是“真实的”社会关系。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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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aul Mattick, Marx and Keynes: The Limits of the Mixed Economy (Boston, 1969), p. 32.

由此，形式与内容的联系在马克思的批判中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外在形式的历史特殊性内含着它所表达的东西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因为一种超历史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的外在形式，是不可能具有历史特定性的。而位于这一路径的核心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的分析：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社会的“内容”（或“本质”)不是“劳动”，而是劳动的一种历史特殊形式。

马克思指责政治经济学没有能力处理资本主义中社会形式与内容所具有的内在的、必然的关系这一问题：“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③他对历史既定内容以及资本主义劳动所具有的特殊性的分析，提供了他解答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如我们在之后将会讨论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劳动的特质，在于它必须以价值的形式存在（并以其他形式出现）。资本主义的劳动必然要以一种既表达了它又遮蔽了它的形式表现出来。然而，以一种无差别的、超历史的“劳动”观念为基础的阐释，则意味着这种“内容”与价值形式之间的关系是偶然的；因此，这种阐释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无法处理社会内容与形式、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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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见马克思对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讨论，Capital, vol.1, pp. 138-163。

② 同上书，p.166。

③ 同上书，p.174。

在马克思的批判中，社会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必然关系表明，如果对克服资本主义——将其真正地去神秘化——的理解，不包含“内容”（它必然以神秘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变革，那么，这种理解便是与马克思的分析背道而驰的。这意味着，对价值以及与之相关的抽象社会关系的克服，无法脱离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克服。马克思的分析所抓住的“本质”不属于人类社会，而属于资本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克服，它将被废除，而非实现。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当资本主义劳动被本质化为“劳动”，那么，克服资本主义就会被理解为将价值的“内容”从其神秘化的形式中解放出来，由此使得“内容”被“有意识地提升为经济学的原理”。这不过是计划（社会主义的原理）与市场（资本主义的原理）之间的抽象对立的一个精致版本的表达而已，我在上文中已经批判过了。它既无法解释何为计划的对象，也无法解释计划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自觉的，在多大程度上是能够脱离结构性统治的约束的。这种对分配方式的片面批判与劳动的超历史的社会本体论是互相关联的。

马克思在对历史特殊性的分析的基础上，构造了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由此，他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社会批判的性质，从一种“肯定的”批判转向了一种“否定的”批判。如果一种资本主义批判保留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即超历史的、无差别的“劳动”观念，并用它来证明剥削的结构性存在，那么，根据这一形式，它就是一种“肯定的”批判。这种对现存社会状况(剥削)与结构(市场与私有财产)的批判，是基于现存状况（工业生产形式中的“劳动”）而进行的。它试图解释的是，撇开其外表，劳动“事实上”是社会的而非私人的，利润“事实上”仅仅是劳动的结果。它囿于某种对社会神秘化的理解，其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基础（“劳动”)与遮蔽了它的社会外在形式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一种肯定的批判，是以实然之物来批判另一实然之物，并将最终导向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另一种变体。我们将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是如何为一种“否定的”批判提供了基础，这种批判以或然之物来批判实然之物，并导向了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且只有在这个非社会还原论的意义上），这两种社会批判形式之间的差异，正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批判与一种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的批判之间的差异。就批判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而言，从“劳动”的角度出发进行的批判，内含着一种对社会主义的想象，它将走向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实现。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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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从劳动角度出发的社会批判

这两种形式的社会批判，在规范层面与历史层面上也彼此不同。如我们所见，前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化用了古典劳动价值论，对其进行改良，并由此证明了剩余价值（以及利润）仅仅来源于劳动。这种论述的基础，是一种在历史上无差别的“劳动”的观念。他的批判被作为一种对分配方式和分配关系的批判，其对象是无意识的、“无政府”的分配模式，以及资产阶级对剩余物的私人占有。社会统治被首先理解为阶级统治。因此，克服价值也被理解为废除一种中介性的、无意识的分配形式，并由此带来一种得到自觉地、理性地管理的社会生活方式。克服剩余价值被理解为废除私有财产，并进而废除非生产性阶级对普遍社会剩余物—它仅仅来源于劳动—的占有，生产性的工人阶级由此得以重新占有他们的集体劳动的成果。①这样，在社会主义中，劳动将公开成为社会生活的管理原则。基于一般原理，这将会为实现一个理性而公正的社会打下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批判的性质在本质上等同于早期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和更早的社会形式的批判。它是一种从那些“真正”从事生产的群体的立场出发，对非生产性社会群体的规范性批判；它将“生产性”作为社会财富的指标。此外，由于它的前提是社会被劳动建构成一个整体，因此，它将劳动(以及工人阶级)与社会的普遍利益等同起来，并认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特殊的，与这些普遍利益相对立。结果是，在以阶级社会为特点的社会秩序中，非生产性群体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或者说是统治性的角色，而对这一社会的理论攻击，在性质上则是以普遍为名，对特殊进行批判。①最后，在这一视野下，因为劳动建构了人类与自然间的关系，它便成为评判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出发点:与劳动相和谐并反映了劳动的根本重要性的关系，被认为在社会上是“自然的”。因此，从“劳动”的角度出发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从准自然的角度出发，从一种社会本体论出发的批判。它是一种以社会的“真正”本质为名义对人造之物的批判。由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范畴，为一种以公正、理性、普遍和自然为名进行的社会批判提供了一个规范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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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见 Dobb,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pp. 76-78。

“劳动”的角度同时意味着一种历史批判。这种批判不仅谴责现存的关系，同时还试图表明，这些关系正日复一日地变得与时代脱节，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好的社会的实现真正变得可能起来。当“劳动”被作为批判的出发点，生产发展的历史水平便被用来决定那些现存的关系，也即现存的分配方式，是否依旧充分适用。工业生产不是历史批判的对象，而是被确立为“进步”的社会维度，它越来越受到私有财产和市场的“束缚”，并将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②资本主义的矛盾被视为“劳动”与分配方式之间的矛盾，并由价值与剩余价值的范畴加以把握。在这一框架之中，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导致了市场与私有财产日益背离历史要求，它们越来越不能充分地适用于工业生产状况，这使得废除它们成为可能。由此，社会主义将建立一种充分适用于工业生产的分配方式—在没有私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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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点标示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圣西门的社会批判之间的内在关系。两者都是黑格尔思想的组成部分。而马克思成熟期的资本主义分析，则带来了一种内在的批判，超越了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学理论和德国哲学的三位一体，将它们作为依旧停留在资本主义文明的限制之内的思想形式，而这里所讨论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它们的“批判的”综合。

② 见 Karl Kautsky, Karl Marx 's oekonomische Lehren (Stuttgart, 1906), pp. 262-263。

有财产的情况下进行公共计划。

如果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分配方式的变革，以使其充分适用于工业生产方式，那么，这一历史充分性显然被认为是普遍的人类自由的条件。由此，后者便以工业生产方式为基础，它已经从“价值”（即市场)和私有财产的镣铐中解放出来。在这一视野中，解放的基础是“劳动”—在实现了解放的社会形态中，“劳动”已经实现了它的直接社会性质，公开成为社会的核心要素。当然，与这种理解不可分离的是以下这种看法：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作为社会的生产性成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中将自己实现为普遍阶级。

因此，以“劳动”为基础的规范性批判与历史批判在性质上是肯定的。其出发点是一个已然存在的劳动结构，以及表现这一结构的阶级。当这一现存劳动结构不再由资本主义关系所控制，不再用于满足特殊利益，而服从于普遍利益的自觉控制时，解放就得以实现。因此，资产阶级将会在社会主义中被废除，但无产阶级不会。剩余物的私人占有以及市场分配方式将会被历史地否定，但生产结构不会。①

然而，就对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的批判而言，从现存社会形态的一个维度出发来批判它的另一个现存维度—也即从工业生产出发来批判分配方式—具有严重的缺陷与后果。从“劳动”的角度出发进行的传统的肯定性批判，非但没有指向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超越，反而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财富与劳动形式实现、投射到了所有历史与所有社会中。这种投射阻碍了对社会特殊性的思考（在这一社会中，劳动扮演了一个独特的、建构性的角色），同时也模糊了对这一社会的可能的超越的性质。两种社会批判方式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将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内部一种阶级剥削与阶级统治的形式而加以批判性分析，而后者是对现代社会形式本身的批判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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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见 Dobb,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pp. 75-79。在下文中，我将回到将生产力作为出发点这一观念，但是，为了勾勒一种否定性批判，我将把未来可能的生产，而非目前的生产，作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