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对资本主义的这些不同理解意味着对批判的规范性层面的不同理解。譬如说，我认为，一种建立在“劳动”上的批判会导致资本主义特有之物的超历史的投射，在另一个层面，这也意味着对这一批判的规范性的出发点，即理性、普遍性和正义这些概念的历史重审。在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批判的框架之内，这些概念（它们历史地表达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代表了现代社会的非资本主义的时刻；因为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它们尚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实现，但理应会在社会主义中实现。因此，社会主义被认为将带来现代社会之理想的普遍的社会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它也代表了现代社会本身的充分实现。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将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批评与早期资产阶级社会批评所持有的理性、普遍性与正义这些理想，并不代表着现代社会的非资本主义时刻；相反，它们应被理解为由资本主义劳动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建构。事实上，传统批判所特有的那种对立——也即抽象普遍性与具体特殊性的对立——并非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之间的对立；相反，这种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特征，它根植于其由劳动所中介的社会建构方式本身之中。

这些规范性概念与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建构形式有关，它们并未真正指向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超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意识形态伪装的假象，也不意味着这些理想与资本主义现实存在之间的距离不具有解放性的意义。然而，它确实意味着，这一距离，以及与它具有本质性联系的解放形式，依旧囿于资本主义之内。问题在于这种批判在哪个层面上与资本主义发生关系—不论资本主义是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形式，还是仅仅被理解为一种阶级统治形式，不论社会价值与概念是被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理论，还是被作为一种功能主义（或观念论）。说这些规范性概念代表了现代社会的非资本主义时刻，或者说它们仅仅是一种伪装，两者同样把资本主义理解为现代社会内部的一种阶级剥削与阶级统治的方式。

与传统批判不同，对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的社会批判，是一种关于建构了现代社会本身的社会实践所具有的特定结构形式的理论。通过将现代社会的理想与现实的基础建立在这些社会形式中，它试图理解现代社会的特殊性，并避免那种非历史的姿态—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将会在社会主义中实现—及其相反的版本，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都是伪装。这种社会建构理论是我将要描述的否定性批判的基础。我不会试图把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的可能性放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上，我会将它放在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中介形式所具有的矛盾性本质上。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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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批判的规范性层面内在地与其历史维度有关。现代社会的理想代表了这个社会的非资本主义时刻这一观念，呼应着如下的想法，即在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工业生产方式（作为现代社会的非资本主义时刻)与市场和私有财产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它将“劳动”作为批判的出发点，并缺乏对资本主义财富与劳动的历史特殊性的理解。由此，它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中被私有者阶级所占有的同一种财富形式，将在社会主义中被集体占有，并加以自觉的管理。与此类似，它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本质上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同，无产阶级及其劳动将在社会主义中“实现自身”。

生产方式在本质上独立于资本主义，这一想法意味着一种对技术进步—“劳动的进步”—的单向度的、线性的理解，它转而迅速地被等同于社会进步。这种理解与马克思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认为，由资本规定的工业生产方式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生产力，但其形式是异化的；因此，这种增加了的能力同样统治着劳动个体，并对自然具有破坏性。①

两种批判形式的区别也明显地表现在，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根本统治形式。从“劳动”角度出发的社会批判将这种统治形式首先理解为阶级统治，植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然而，对资本主义劳动的社会批判，则将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根本的统治形式描述为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结构性的统治形式，支撑着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这一路径将抽象统治形式的基础建立在价值和生产价值的劳动所具有的历史特殊社会形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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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 638.

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后一种理解，为一种对抽象统治人们的劳动对人们的统治—的深刻批判，以及为一种以内在方向性动力为特征的社会生活形式的社会建构理论提供了基础。然而，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这一批判被扁平化为一种对市场和私有财产的批判，它将资本主义特有的劳动形式与生产方式投射到社会主义之中。根据传统理论，“劳动”的发展在工业生产中达到历史终点；一旦工业生产方式从市场与私有财产的镣铐中解放出来，“劳动”将会作为一种准自然的社会建构原理而实现自身。

如上所述，传统马克思主义与早期资产阶级批判共享着一种关于历史进步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悖论性在于，它是朝向“天然的”人类的运动，是朝向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类(如理性、“劳动”)实现自身并战胜非天然之物的可能性的运动。在这一点上，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批判将会受到马克思的批评。马克思对广泛意义上的启蒙思想，尤其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评道：“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①固然，被视为天然制度的东西，对“经济学家们”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并不相同。然而，这种思想形式是一致的：他们都将社会建构与历史特殊之物自然化了，并将历史视为一种朝向他们所谓“天然人类”之实现的运动。

正如我们所见，以自我调节市场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关系的这种看法，建立在一种对马克思的价值范畴的理解之上，这种理解依旧停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部。结果，这种批判社会理论的形式本身——从“劳动”的角度出发的社会批判—依旧囿于上述框架之内。当然，它在某些方面与政治经济学确有区别：比如，它并不认为资产阶级分配方式是最终方式，并对其提出了历史质疑。然而，分配领域依旧是其批判性思考的中心。当马克思把劳动形式（以及生产形式)作为批判对象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而言，一种未经检验的“劳动”，则成为了财富的超历史的源泉，以及社会建构的基础。其结果并非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一种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也即一种仅仅针对分配方式的批判。根据它对劳动的看法，这种批判可以冠以“李嘉图式马克思主义”之名。①传统马克思主义以对分配方式的批判取代了马克思对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批判，以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理论取代了他的无产阶级的自我废除理论。两种批判形式之间的区别是深远的：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的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对象，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则成为了自由的社会基础。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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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175n35。

这种“颠倒”无法以一种注经式的方法得到充分的解释—譬如说，声称马克思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这种“颠倒”要求一种社会的、历史的解释，并将在两个层面上展开。首先，它应该试图为传统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可能性找到理论基础。比如，跟从马克思的脚步，它可以尝试将这种理论的可能性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现方式上。在下文中我将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前进，我将展现，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在马克思看来，是以怎样的方式表现为超历史的“劳动”。更进一步的工作—我在本书中只会简单涉及—将展现分配关系何以成为社会批判的唯一焦点。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将展开《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之间的关系中所包含的意义。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对价值与资本这些范畴的分析处理了资本主义的深层社会关系，其根本的生产关系；在第三卷中，他对生产价格和利润这些范畴的分析处理了分配关系。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是相关的，但并不等同。马克思指出，分配关系是直接的日常经验的范畴，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通过一种使得分配关系得以被视为生产关系的方式，它同时表现与遮蔽了生产关系。当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的概念被仅仅依据分配方式而加以解释时—正如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外在形式便被视为全部。这类系统性的误解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外在表现的特定形式，它正是马克思试图用“拜物”的概念加以把握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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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对所谓“左翼李嘉图主义”更为丰富的批判，见 Hans GeorgBackhaus,“Materialien zur Rekonstruktion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 "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Frankfurt), no. 1 (1974), no. 3 (1975), and no. 11 (1978)。

其次，在将这种“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建立在社会关系本身的外在形式上（而非将其归咎于思想的混乱)之后，我们可以开始尝试阐明这一思想形式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①这种尝试极有可能包含着一种分析，其对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人阶级运动，他们在他们的斗争中构造、挪用社会理论来建构自身、获得认识，并引出社会与政治变化。显然，上文所述的这种姿态试图主张劳动的尊严，并致力于实现这样一个社会，其中劳动的核心重要性在物质和道德上都得到了确认。它将生产过程中的直接人类劳动确立为财富的超历史的源泉，并由此不将价值的克服理解为对生产中的直接人类劳动的克服，而理解为直接人类劳动的非神秘化的社会确立。结果一方面批判了不公平的财富与权力分配，另一方面则缺乏对直接人类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所具有的独特意义的社会认识——而非批判这种劳动，分析废除这一劳动的历史可能性。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形成与巩固过程中，他们的自我废除问题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劳动的问题，很难成为核心问题。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的观念，建立在对“劳动”作为社会财富源泉的确认之上，这充分适用于这一历史语境的紧迫性，并联系着对自由市场与私有产权的批判。这一观念被作为社会主义的规定而投射到未来之中；不过，它意味着资本的发展了的存在，而非其废除。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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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这里提出的方式也要求用马克思的分析去考察马克思主义，但它仅仅是在最表面的层面与卡尔·科尔施的以下这一观念类似：他要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运用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 (Karl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trans. Fred Halliday [New York and London, 1970], p56)。科尔施并未利用到《资本论》的认识论维度，在这一维度中，思想的形式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形式相联系的。同时，他首先关心的，也不是社会批判的实质性质问题—即对生产和分配的批判，而非仅仅对分配的批判。科尔施的方法停留在更为外在的层面：他试图在革命时期和更整体、更激进的社会批判之间，以及在非革命时期和碎片化的、更学术、更消极的社会批判之间建立相互的联系（同上书，pp.56-67）。

对马克思而言，废除资本是劳动的尊严的必要前提，只有在此之后，另一种社会劳动结构，另一种工作与娱乐的关系，以及其他个人劳动形式，才能成为社会一般的结构、关系与形式。传统的立场为劳动所赋予的尊严是碎片化的、异化的。很有可能，这种居于古典工人运动核心的尊严，已然对工人的自尊产生很大的重要性，而且已经成为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化与人性化的一个有力因素。然而，这一立场的讽刺性在于，它内在地确立了这种劳动以及与之具有内在关联的增长形式的永恒性，认为它们对人类的存在而言是必要的。马克思将对“仅仅是工人”的历史克服视为人类的完整实现的前提，而传统立场的内涵却是完整的人类将实现在“仅仅是工人”之中。

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阐释也必须被历史地理解。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与财富形式所具有的特殊性的基础上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应当被放在第一章所勾勒的历史发展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它也揭示了传统阐释的不充分性。正如我试图说明的，我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非仅仅是追溯性的：它试图发展一种方法来使自己合法化，这种方法将能避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短处与陷阱，同时将对范畴的传统阐释建立在其自身的范畴性分析的基础上。它将由此开始社会地建立自己的可能性。

第五节 劳动和整体性：黑格尔与马克思

现在我必须再一次往后跳一些，以便充实这一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的简要考察。最近已经有大量的批判性讨论围绕着无产阶级而展开，其中，无产阶级被作为历史主体，以及马克思主义中的整体性。讨论的问题在于:肯定性地确立这一概念，将其作为社会批判的出发点，在政治上会带来什么后果。①这些概念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具有什么意义与重要性，这一问题内在地联系着他的成熟期批判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详尽讨论将远超于这项研究的范围之外。但是，在先前讨论的基础上，简要地勾勒一下这一关系是必要的。我将大致描述马克思在其对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的分析中所暗含的关于主体的观念及其整体性的概念，并将他的概念与基于“劳动”的传统批判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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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Grundrisse, p. 708.

黑格尔试图克服古典理论的主客体二分法，在他的理论中，所有的现实，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是主体的还是客体的，都由实践所建构—更准确地说，是由客体化的精神（Geist)的实践，由世界历史的主体所建构。借由一个客观化或自我客体化的进程，精神建构了客观现实，与此同时也反过来建构了自身。因为客体性与主体性都是精神在其辩证展开中所建构的，因此，它们具有相同的实质，而非彼此差异：它们是属于一个同质性的普遍整体——一种整体性——的不同片段。

对黑格尔来说，精神既是主体的亦是客体的—是主一客体的同一，“实体”同时就是“主体”：“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②

这一自我运动的实体/主体(精神)在其辩证展开中建构客体性与主体性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建立在整体性的内在矛盾之中。就黑格尔而言，这一自我客体化的历史过程是一个自我异化的过程，最终将导致精神重新占有其展开过程中所异化了的对象。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具有一个重点：精神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以及整体化了的主体而实现自身。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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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这一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讨论，见 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Berkeleyand Los Angeles, 1984)。

② G. W. F. Hegel, Preface to the Phenomenology, in Walter Kaufmann, ed., Hegel: Texts and Commentary (Garden City, N.Y., 1966), p. 28（斜体由引者所为)。

在其杰出的文章《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试图以一种“唯物主义”的方式挪用黑格尔的理论，将其有效性限制于社会现实之中。以此，他将实践范畴置于一种辩证社会理论的核心。对于其一般的理论企图，即构造一种能够充分适用于20世纪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而言，卢卡奇对黑格尔的挪用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语境中，卢卡奇采纳了韦伯依据一个理性化的历史过程而对现代社会进行的描述，并试图将这一分析嵌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框架中。他将理性化过程置入马克思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原理的商品形式的分析中。通过这一方法，卢卡奇试图展现，理性化过程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它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发展；韦伯所谓的现代生活的“铁笼”并非一切形式的“后传统”社会的伴生物，而只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因此，它可以被变革。由此，卢卡奇回应韦伯说，财产关系并非现代社会最根本的结构性特征，它被包纳于一个更为宽泛的资本主义概念的框架之中。

卢卡奇论述的某些方面非常丰富且有价值。他将资本主义社会描述为所有生活领域的理性化，并将这些进程的基础奠定在社会关系的商品形式中。由此，他内在地指出了一种更为深刻而广泛的资本主义概念，它不只是一种基于私有财产的剥削体系。此外，通过其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挪用，卢卡奇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马克思的范畴代表了一种克服古典的主一客二元论的有力尝试。这些范畴指涉着结构化的实践形式，它们同时是客体形式与主体形式。这一路径带来了一种分析方式，其中，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结构既建构了实践，又为实践所建构。同时，正如我在本书随后部分所将阐明的，它指向了一种关于思想形式及其在资本主义中的转型的理论，这一理论避免了由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模型以及许多文化主义模型的观念论所导致的唯物主义的简化论。

然而，尽管有着种种优点，卢卡奇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的尝试具有深刻的矛盾。尽管他的方法指向是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但它依旧囿于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他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挪用，导致他将社会分析为一个整体，由劳动所建构，正如传统的理解。在卢卡奇那里，这一整体性被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碎片性与特殊性所遮蔽，并将在社会主义中得到公开实现。由此，整体性提供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的出发点。与此相关，卢卡奇以“唯物化”的黑格尔式术语来定义无产阶级，将其作为历史进程的主一客体的同一，作为历史的主体，它通过其劳动建构了社会世界及其自身。在推翻资本主义秩序后，这一历史主体将实现自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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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无产阶级象征了可能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理念，只有当我们首先依据生产资料私有制来定义资本主义，将“劳动”作为批判的出发点时，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尽管卢卡奇的分析指出，如果想得到一个充分的现代性的批判理论的话，资本主义就不能按照传统的方式加以定义，但是，他的内在洞见却因为他依旧以这些传统的方式作为批判的出发点而被削弱。

对卢卡奇的方法进行更为完整的讨论，将会以更丰富的细节来说明他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挪用，是如何损害了其借由商品形式来分析理性化的历史进程的努力。然而，与其直接进行这样一种讨论，我希望仅仅展现卢卡奇与马克思在方法上的重要分歧。卢卡奇的理解，尤其是他将无产阶级界定为主客同一体这一点，常常被认为与马克思的态度相一致。②不过，他对主客同一体的理解与马克思的理论方法之间的距离，依旧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与马克思的距离一样遥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依据的前提条件与卢卡奇的理解截然不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事实上是尝试以社会的和历史的方式去解释黑格尔试图用精神这一概念来把握的东西。然而，他的方法在根本上与卢卡奇不同，后者以肯定性的态度看待整体性，将其作为批判的出发点，并将黑格尔的主客同一体等同于无产阶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历史批判，与卢卡奇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挪用之间的差异，直接联系着我们所考察的两种社会批判形式之间的差异。对整体性与无产阶级的概念而言，以及更为一般地，对理解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及其历史否定而言，它产生了深刻的后果。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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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eorg Lukács, "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1971), pp. 102-121, 135, 145, 151-153, 162, 175, 197-200. 关于这篇 文章的很好的讨论，见 Andrew Arato and Paul Breines, The Young Lukács and the Origins of Western Marxism (New York, 1979), pp. 111-160。

② 见 Paul Piccone,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 1978), p. xvii。

马克思在其成熟期理论中的黑格尔批判的性质，与其早期著作有所不同。①他不再以费尔巴哈式的方法来颠倒主体与客体，如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中所做的那样；也不再以超历史的方式处理劳动，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黑格尔将劳动形而上学化为了劳动的理念。在《资本论》（1867)中，马克思并非仅仅以一种“唯物主义”的方式翻转了黑格尔的概念。相反，他尝试去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独特性质。马克思分析了这些理念化的黑格尔式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合法性，而之前他则指责它们是颠倒的神秘化形式。所以，在《神圣家族》(1845)中马克思批评了“实体”的哲学概念，尤其是黑格尔将“实体”作为“主体”这一理解方式。②然而，在《资本论》开头，他自己也使用了“实体”的范畴。他指出，价值拥有一种“实体”，并将其定义为抽象人类劳动。③由此，马克思不再认为“实体”仅仅是理论上的具体化，现在，他把它视为一种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的属性，表达了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现实。在《资本论》中，他从使用价值、价值及其“实体”等诸范畴，逻辑地推演到了商品与货币形式，以此来考察这种社会现实的性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开始分析表现在他的资本范畴中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他首先以价值来确定资本—他将其描述为自我增殖的价值这样的范畴。当他的论述进行到这里时，他清晰地将所描述的资本概念联系上了黑格尔的精神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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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正如本书的论述将表明的，我的阐释拒绝阿尔都塞的理解方式—他将马克思早期的工作当作“哲学的”工作，将后期的工作当作“科学的”工作，并在两者之间确立了一种断裂。同时，我也拒绝那种对结构主义新客观主义的人道主义式回应，它没有认识到马克思批判分析的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在早期作品中，马克思的范畴还是超历史的；虽然他早期关注的对象在后期作品中依旧是焦点所在，譬如对异化的分析，但它们变得历史化了，因此被转化了。社会形式的历史特殊性在马克思的成熟期作品中所具有的核心性，加上他将这一特殊性加以超历史化的批判理论，两者共同表明，早期作品中的范畴不能被直接等同于或直接用来阐释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范畴。

② Marx, The Holy Family, in Lloyd D. Easton and Kurt H. Guddat, eds.,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Garden City, N.Y., 1967), pp. 369-373.

③ Capital, vol. 1, p.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