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译丛]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德勒兹和瓜塔里没有详述《千高原》中概括出来的极端的或无条件的概念形式具有的悖谬性。但不难在每个例子中发现悖谬的要素。比如，考虑一下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相对解域化具有的模棱两可性。当被解域的要素立刻屈从于封闭或阻碍其逃逸线的再辖域化形式时，它就是消极的。当逃逸线战胜了后继发生的再辖域化，它就是积极的，即使它仍然没能连接其他被解域了的要素或没能进入新的组装。因此，相对的解域化要么可以引起特定界域内的实际变化或改变，要么会失败，并立刻被再辖域化。因为绝对的解域化是所有相对解域化的潜在条件，由此可见，可以用德里达的表述来将它描述为既是变化之可能性的条件也是其不可能性的条件(参见第七章，第264—265页）。

96

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举另一个例子，考虑一下逃逸线的模棱两可性，个体或集体组装正是沿着它们解体或被改变。德勒兹和瓜塔里曾一度提到法西斯主义的“悖论”，这是从逃逸线的模棱两可性这个角度来理解的(MP281，230)。逃逸线或解域化既是造成最高级的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感即愉悦的原因，同时也是造成“一种奇怪的绝望感，就像死亡和自杀的臭味，一种人们从那里回来后体无完肤的战争状态”的原因(MP280，229)。与克分子线相对的分子线已经对主体的完整性构成了一种致命的威胁，该主体具有一系列特定的欲望、理想或者关于善的观念。主体正是沿着这条线经历“分子变化，欲望的重新分布，以至于当某事发生时，那个等待着的自我早已死去，或者那个将会等待该事的自我还未到来”(MP243，199)。在这种生成他者中表达出来的自由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继续存在的稳定主体格格不入。在《德勒兹与政治》中，我沿用威廉·塔利使用的“批判性自由”，称之为“批判性自由”，以区分这一进行变形的能力与积极的和消极的自由这些标准的自由主义概念(Patton 2000，83—87)。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第三种线——即逃逸线或绝对的解域化——中表达出来的自由是令人震惊的，就像德里达曾说未来“只能以一种绝对危险的形式被期待。它与被指定的常态彻底决裂，并且只能被显示为、表现为一种怪物”(Derrida 1967，14；1974，5)。①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生成不可感知之中表达的自由正是这样一种“绝对的危险”。一旦走上这条线，“人就在不动的旅行中变成不可感知的和不易察觉的。没有什么事情能再发生或者可能已经发生过了……现在人只是一条抽象线，就像一支穿越真空的箭。绝对的解域化”(MP 244，199—200)。

第二章 德勒兹、德里达和哲学的政治功能

97

98

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①比较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有关时间的第三种综合的评论：“至于未来在其中出现的第三种时间，这表明事件和行为具有一种秘密的连贯性，它排除了自我的连贯性；它们反过来对付已经变得和它们平等的自我，将它粉身碎骨，就好像它产生的多样性带来的震惊将新世界的拥有者带走并驱散了……”(DR121,89-90)

纯粹的事件和未来的事件

在《什么是哲学?》中，当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哲学概念的对象界定为纯粹事件时，他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词汇，可以用以表达特定概念的有条件形式和无条件形式之间的差别。他们说，哲学概念表达的是纯粹事件。虽然在日常事件或历史事件过程中，纯粹事件表达或具现于身体或事态之中，但纯粹事件本身独立于这些不纯粹的具现：“处于生成之中的事件，具有其特殊容贯性的事件，其概念为自我设定的事件，是逃避历史的。”(QP106，110)因此，比如，可以认为社会契约这一政治哲学概念表达的是这一纯粹事件，即将具有某些特征——有保障的个人自由、财产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的政治和法律体制合而为一。这一纯粹事件表达于关于社会契约性质的不同概念中，并且或多或少不完全地现实化于建立在法治上的社会中，但它仍不能被简化为这一系列的表达和现实化。这样理解的话，《千高原》中阐释的概念首先是对纯粹事件的表达：解域化、生成、非实体转化、捕获、变形等等。根据上面描述的无条件性具有的悖谬性，这些纯粹概念本身是不可实现的或“不可经历的”形式(QP148，156)。它们只能间接地现实化，通过在特定的历史现象中具现为这些事件的偶然的、有条件的形式:这一捕获形式，这一解域化过程，与生成一孩子或生成一非欧洲人相对的生成一动物等等相对。

第二章 德勒兹、德里达和哲学的政治功能

99

在早期的著作中，德勒兹指出了特别是哲学思想之客体的悖谬性。比如，在《差异与重复》中，他用康德提出的观点—即先验理念是理性的客体，它们就像没有答案的问题来描述作为先验理念或问题的哲学思想之客体。正如认为纯粹事件独立于它们的现实化一样，不能认为可以将先验问题简化为它们具现于其中的特定答案。最清楚地表明无法解决的问题的例子当然是悖论；并且，德勒兹曾一度称交际、革命能力的先验对象是“社会的悖论”(DR269，208)。

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中，通过讨论斯多葛派和他们发现的与事件的时间特性有关的悖论，介绍了纯粹事件这一概念。因此，在开篇那一段对刘易斯·卡罗尔的讨论中，德勒兹从普通时间的角度指出事件的悖谬性。当我们说爱丽丝长大(她长高了)时，这意味着她长得比以前高了。但是，同样，她长得比现在矮(假设她继续长大)。因此生成领域承认互相矛盾的谓词(变高，变矮)，这在线性时间中是无法想象的。虽然她并非同时更高或更矮，但是她却同时长高或变矮：“这就是生成的同时性，生成的特点就是逃避现在。”(LS9，1)纯粹事件和这样的生成同延。

100

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在德里达的著作中，纯粹事件这一概念并未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签名，事件，上下文》中，他确实通过参照“纯粹事件的纯粹可重复性”对每个签名的“神秘独创性”进行了解释(Derrida 1972，391；1988，20)。实际上，可以认为他所有的解构性的非概念性的概念(aconceptual concepts)都指的是纯粹事件，或指的是重复结构给出的意义这一纯粹事件发生的诸变化：书写、踪迹、延异、散播、比喻性等等。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他谈及民主这一概念时使用的词语与德勒兹和瓜塔里谈及纯粹事件时使用的词语类似，即将民主看作一个关于某种承诺的概念，它永远无法完全现实化在任何一个现实社会中，不管这个社会有多么民主(Derrida 1993，110—111;1994b，64—65)。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对革命这一概念和与之相关的血腥历史事件进行了区分一样(QP96—97，100-101)，德里达对民主这一观念与几乎不太能够体现这一观念的确定历史形式进行了区分(Derrida2002a，179)。德勒兹和瓜塔里没有提到民主这一纯粹事件，而是提到“生成民主”概念，它不能简化为某种现有的宪政国家形式(QP108；113)。在后来的著作中，德里达喜欢说起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未来的民主”，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未来的”(Derrida 2002a，182)。就像正义不是一种确定的理想一样，“未来的民主”指的不是任何未来的民主，而是以下二者的悖谬结合：一是一种承诺，它意味着延迟的存在，二是承诺的那一事件在独一无二的现在中的有效性，后者不能简化为任何现在(Derrida2002a，180)。这是根据延异或可重复性逻辑理解的民主概念，按照德里达的理解，任何事件的特点都是延异或可重复性。它支持民主这一纯粹事件，就像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可感觉到(sensible)的生成支持纯粹的或概念的生成一样。

第二章 德勒兹、德里达和哲学的政治功能

101

我在上面提出在解构的悖论分析中激发解构的是在每种情况中出现的与某种域外事物的关系。这一域外总是与某种对不可能性的体验联系在一起，意思是实至名归的创造是要产生某种不属于现有的那类可能性的东西。域外是个不可能的体验对象，真正的他者或纯粹的事件是不可能的，这二者在程度上和意义上都是一样的。德里达认为事件只发生在“不可能性的庇护之下。当某个事件、效能或者任何东西被认为是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掌握了、预料到、预想到并降低了事件的事件性(eventhood)”(Derrida 2002a，194)。从这个意义上说，事件并非来自未来的现在，而是来自某个绝对的未来，这未来必定是可怕的：“未来若不可怕，那它就不是未来了。”(Derrida 1992a, 400; 1995, 387)

102

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在德里达和德勒兹与瓜塔里的哲学实践中贯穿着共同的政治方向，此刻，这显现在下面这一点中，即他们关于未来和纯粹事件各自使用的词汇中有一部分是相同的。如我们上面看到的，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解域伦理与以永远开放的未来为导向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绝对解域化这一概念在《千高原》概括出的组装本体论中发挥的作用表明了这一点：即使绝对解域化本身是一种不可能的或“不可经历的”状态，但它就像是自由或运动在现实中的储备，每当进行相对解域化时，它就会被启动。绝对解域化是这样一种潜在原则，它确保未来不同于过去，或者必须将未来理解为被不同或荒谬这永恒的可能性占据。用政治术语来说，绝对解域化表现为革命或那些生成一革命的次要形式，不能将它们与真实革命的过去、现在或未来混为一谈，它们呼唤的是新的地球和新的民众(QP 97，101)。①

第二章德勒兹、德里达和哲学的政治功能

103

在《什么是哲学?》中，这一以未来为导向被移植到哲学本身之上。德勒兹和瓜塔里将从现有事态获取事件的概念创造过程称为对这些事件进行“反实现”：“当事件被随意地插入事态之中时，事件被现实化或被实现了；但是当把事件从事态中抽象出来以便将其概念分离出来时，它就被反实现了。”(QP150，159)在反实现事件时，我们获得我们周围发生之事的意义并将之表达出来。因此，哲学地思考现在就是反实现纯粹事件，这些纯粹事件推动着日常的事件和过程。反过来，用这样的哲学概念来描述当前的事件就是将它们返回去与纯粹事件联系起来，这些事件只是表现为对它们的某种限定，因此将纯粹事件与其已经现实化的特定形式分离开来，并表明其他确定的现实化是可能的。但是作为创造不合时宜的概念的哲学并不只是从事物那里获取任何一个事件，而是获取“新”事件，这意味着事件永远都是新的，就像正义、无条件的宽恕、绝对的好客或未来的民主一样。①哲学的乌托邦功能就在这里，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其重新定义为哲学与现在交锋的方式。即便他们承认也许乌托邦并非能最好地表达他们意思的那个词，但他们坚称乌托邦与此时一此地的词源关系，这是个独一无二的时刻，绝对解域化在这里遭遇了身体或事态现在的相对环境(QP96，100)。对德里达而言，这也是那个同样独一无二的、悖谬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隐含于“未来”之中的那一承诺事件发生于现在（Derrida2002a，180)。②因此，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哲学创造的客体—概念—描述为“未来事件的轮廓、结构或构象”(QP36，32-33)，这就不足为怪了。

104

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① 康斯坦丁·邦兹提道，“也可以在雅克·德里达和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著作中找到”让德勒兹得以谈论一个未存在过的太古过去和一个永远不会存在的未来的时间性结构。(Boundas 2007, 492)

他们认为哲学是解域的力量，意即哲学创造的概念与既定的或不言自明的理解或描述形式决裂。对德里达而言，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概念形式之间无法减缩的差异，加上对无条件性不可避免的参照，足以让我们想起背离现有思想或实践形式是可能的，也是重要的。他的解构分析试图发现现有的伦理政治概念内部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两极，而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哲学建构主义试图创造不合时宜的概念，这些概念服务于下面这一最重要的目的，即带来改变现有思想和实践形式的可能性。他们创造的概念，比如生成、捕获、逃逸线和解域化，都不是意在代替现有的正义、权利、民主或自由等概念。然而，就它们有助于产生另一种正义、新权利或新的民主和自由形式而言，它们足以完成哲学的政治任务。

第二章 德勒兹、德里达和哲学的政治功能

105

①参见德勒兹关于尼采在何种意义上呼吁创造新价值的评论，在他的评论中，新事物“具有开始和重新开始的力量，保持常新……”(DR 177，136)。

② 参见 Patton and Protevi 2003 中 Lorraine，30—45，还有Lawlor，76一77中关于德勒兹和瓜塔里以及事件之时间的评论。西蒙·克里奇利说，就《马克思的幽灵》中此时一此地这一概念的作用而言：“《马克思的幽灵》要想完全说得通，这取决于下面这一难懂的思想，即此地和保持此时作为一种不可能的正义体验不存在。如果结果表明这思想完全无法理解，那么你就不可能随着德里达走得更远。”(Critchley1999，153-154)